--- schema_version: "library-reader-v1" source_type: "original_book" title: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author: null edition: null publisher: null year: null isbn: "2405518376" library_document_id: "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 source_sha256: "85c4ed0d8c6a71150fc1a30f38b1de33bd7163db8c5e1eb13e890b0528bef882" pdf_physical_page_count: 592 pdf_physical_page_index_base: 0 range_start: 450 range_count: 10 html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start=450&limit=10" markdown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md?start=450&limit=10" previous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md?start=440&limit=10" next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md?start=460&limit=10" --- #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 页码规则：PDF_PHYSICAL_PAGE_INDEX 是从 0 开始的权威文件物理页索引；PRINTED_PAGE 是页面中识别出的印刷页码，可能为空，二者不得混用。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450 | PRINTED_PAGE=429 （二）立场2——社会建构主义：我们一直在目睹社会反叛和社会革命，哪里的社交媒体不那么重要？社交媒体在叛乱中是不相关因素吗? 斯拉沃热·齐泽克(2012)在他的书《危险的梦想之年》中描述了2011年爆发的革命和社会运动。齐泽克更侧重于描述当代运动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他将占领运动视为“工薪中产阶级”的反叛(同上，12)，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是对把民主降低为代表权表示不满(同上87)。阿兰·巴迪欧(AlainBadiou，2012)认为，占领运动和当代其他运动(如埃及和西班牙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属于共享运动(thecom-mons)。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2012)认为，占领是对“财富巨大集中”的反应，这也产生了“政治权力集中”(同上，28-29)。大卫·哈维(2012）认为“占领”是一场想要收回城市公共空间的城市运动。 在齐泽克(Žižek,2012)、巴迪欧(Badio,2012)、乔姆斯基(Chomsky， 第十二章数字劳动和为数字工作而战：占领运动是一种新工人阶级的运动吗？社交媒体是工人阶级的社交媒体吗 429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451 | PRINTED_PAGE=430 2012)和哈维(2012)看来，占领和其他的当代反叛都是街头抗议运动。因此，他们并没有讨论或提及“社交媒体”如“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或占领运动所创造并使用过的多种平台和工具(例如：全球广场(The Global Square)、Occupii and Riseup 等)。齐泽克(Žižek，2012)根本没有提及媒体，而巴迪欧(Badiou,2012,23)对此只说过一句话，他说，暴乱和革命总是利用媒体和通信设备：“而且鼓声、火光、煽动性宣传单、跑遍大街小巷、轮流轰炸的文字、铃声长鸣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用这些方式以达到让人们瞬间聚集在某个地方的目的，就像今天的电子羊一般温顺听话。”乔姆斯基(2012，46)认为，动员公众的唯一途径是“走出去，到人们所在的地方去—教堂、俱乐部和工会”。他并不认为，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会将白天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互联网上，而不去讨论是否积极或消极的网络社交对行动主义有影响。大卫·哈维(2012，162)认为，“阿拉伯之春”革命和占领运动表明，“真正重要的是街头和广场上的尸体，而不是‘推特’(twitter)或‘脸书’(facebook)上的喋喋不休，那真的很重要。” 乔迪·迪安(2012)更加关注社交媒体的作用。她认为，在交往资本主义中，社交媒体本应该取代政治活动并创造点击式政治活动的虚幻世界，而事实上，它们是后政治的一种形式，这种后政治以“无传染性的传播”为基础(同上，127)。相反，占领运动将是“在街头上采取行动并支持某种行动”(同上，216)，进而造成一些不便。因此，它将逆转社交媒体的后政治意识形态，并用真正的政治来替代它。占领本应“用支持占领运动的要求和旷日持久的实践来取代移动式的点击主义’”(同上，233)。乔迪·迪安认为，当代叛乱属于社会反叛，而非特定方向的社交媒体叛乱：她认为社交媒体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她视社交媒体的使用为政治活动，但实际上它只是无害的伪政治。如今，占领运动解构了这种意识形态并以真正的街头政治取而代之。 M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430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452 | PRINTED_PAGE=431 (三)立场3—二元主义：社交媒体一直是占领运动的重要工具，这一运动有着技术和社会原因 记者保罗·梅森(PaulMason)谈道，新的叛乱包括占领运动“导致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近乎崩溃，而这伴随着技术创新提高、个人自由欲望高涨以及人类关于自由含义的意识发生变化”(Mason，2012，3)。占领伦敦与英国反消减抗议有关，他们反对大学费用的增加，反对教育维护津贴的削减以及其他如住房补贴、残疾津贴和儿童保育津贴的削减。据梅森所说，这场运动涉及学生、处于贫困和不稳定状况下的青年以及工会。“临时合作”将会从“脸书’(facebook)团体和维基百科……扩展到主要城市的公共广场”(同上，144)。 山姆·哈尔沃森(Sam Halvorsen，2012，431）提到，占领“以适当的位置为基础”，并运用“网络技术”以促进“分散通信”。 如前所述，哈特和奈格里(2012，“开放”）认为，当代起义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金融资本主义负债累累的杰作、信息技术媒介化的产物、安全机制证券化的产物以及政府腐败的体现(同上，第一章)。他们认为社交媒体是“占领运动”和其他当代叛乱活动出现的四个独立原因之一，同时，他们还认为不仅网络媒体和面对面交流在占领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且后者更为重要：“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互联网和其他类型的通信工具确有帮助，但没有什么能够代取代人们聚集在一起的状况并进行实际的交流，这是总体政治智慧和行动的基础。在所有的占领运动中……参与者都体会了通过团结在一起的方式而产生新的政治影响的力量”(同上)。积极分子通过“真正的交流”会成为“非中介”，这种交流所需要的“营地”被理解为占领运动中的总体自我学习经验，而这些经验通过“讨论、争执、达成共识”最终创造出新的真理(同上，chapter2)。 哈特和内格里(2012，chapter3)认为，必须抵制对社交网络的管制和私有化以及对用户的刑事定罪。他们认为，“解放后的网络实际上是西班牙营地的主要组织工具，就像他们早些时候在地中海南部海岸的国家、以及在英国骚乱和占领运动的后期一样…因此，公众权力的组成部分与采用新媒体(蜂窝技术、‘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和更一般的互联网)的组成权力的主题紧密联系在一起，都是民主和多元治理的实验工具。” 第十二章数字劳动和为数字工作而战：占领运动是一种新工人阶级的运动吗？社交媒体是工人阶级的社交媒体吗 431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453 | PRINTED_PAGE=432 由于能够传播的网络化特征，哈特和奈格里似乎认为移动电话网络和在线社交媒体自身固有民主性和公众性。但他们忘了一点，移动电话网络、“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网并不是共同控制、运营和管理的，而是属于1%的公司的私有财产，其主要目的在于积累货币资本。如果这些网络技术是私有的，而不是共同的财产，就很难说是“解放的网络”。这种情况也将积极分子至于危险的境地：有各种各样的传闻说，在由西方公司制造和销售的监视技术的帮助下，巴林王国、埃及、伊朗、利比亚或者叙利亚积极分子的手机和网络通信受到监控(Fuchs，2012c)。因此，国家当局审讯、拷打、虐待和杀害积极分子。资本主义通信公司并不是为公众而战运动的天然盟友，因为它们把传播公地视为一种工具性的方式，其导向是利润责任和特殊的货币利益。想让传播成为一个真正的公众领域，就必须由人民控制，而不是由公司来协调。哈特和奈格里(2012，chapter3)对当代运动使用的“表达和决策技巧”印象深刻，“如隔空握手或‘推特’(twitter)握手”。他们忘了这种技术不仅服务于内部群体，而且服务于“推特”(twitter)的资本利益以及警察对监控什么运动有兴趣。公共空间的自治建设也需要建构超越媒体和互联网资本主义维度的传播共享空间。 (四)立场4——社交媒体和矛盾：一个辩证视角 我提出的一个理论模型是：作为忽略媒体和技术的社会整体主义、忽视社会的技术还原论以及无视因果关系的二元论的替代物，认为反叛与（社会）媒体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以矛盾的形式存在着。图12.4显示了叛乱和媒体之间的辩证模型。 M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432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454 | PRINTED_PAGE=433 抗议的客观基础根植于社会矛盾，即产生经济、政治和文化性质问题的统治形式。社会问题如果暂时持续下去且难以克服的话，就会产生(经济、政治、文化或意识形态)危机⑥。危机不会自动地引发抗议，虽然抗议的条件不充分，但危机却是客观和必不可少的。如果危机规模集中，且互相影响，那么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社会危机。抗议的兴起需要大多数人意识到社会问题的存在，意识到这些问题是无法容忍的丑闻，并且意识到必须要做一些改变。实际的抗议和运动往往是被某些事件所触发并不断加剧的。例如，美国民权运动中罗莎·帕克斯(RosaParks)被捕、2011年突尼斯革命中德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Bouazizi)被警察所杀、纽约市警察局安东尼·博洛尼亚(AnthonyBologna)警官对积极分子使用胡椒喷雾以及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大多数占领布鲁克林大桥的积极分子被捕。 第十二章数字劳动和为数字工作而战：占领运动是一种新工人阶级的运动吗？社交媒体是工人阶级的社交媒体吗 433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455 | PRINTED_PAGE=434 更确切地说，卡斯特尔(Castells，2012)关注愤怒和希望情绪所起的作用从危机到抗议的潜在过渡中发挥的作用。然而，主观看法和情绪不是唯一的因素，因为它们受政治、媒体和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制约与影响。一方面是国家的政治、主流媒体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敌对政治或社会运动、另类媒体和另类世界观，这些都与人类主体联系在一起影响着抗议的条件。它们既可以扩大对抗议的影响也可以削弱对抗议的影响。例如，种族主义媒体报道可能助长种族歧视，且或媒体和当代社会本身就属于种族主义者的观点。我们生活在一个矛盾的社会中，所有媒体社交媒体、互联网和所有其他的媒体都是矛盾的。因此，它们的影响实际上是矛盾的：它们可能抑制或阻止抗议，或者扩大或助长抗议，或者根本没有多大影响。 另外，不同的媒体（如另类媒体和商业媒体）处于一种矛盾的关系之中，并彼此进行着权力斗争。而这些媒体不是影响抗议条件的唯一因素它们与政治、意识形态或文化之间存在矛盾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影响着抗议的状况。因此，抗议是否发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太复杂，以至于无法计算或预测抗议是否会因某种危机而产生。一旦抗议发生，媒体、政治和文化会对其产生永久性的矛盾影响，而这些因素对抗议的影响是否相当中性、放大或减弱，尚不得而知。敌对社会的抗议要求警察采取行动，而且国家以其有组织的暴力形式对社会运动作出反应。国家对抗议的暴力和针对运动的意识形态暴力(以媒体、政治家和其他人非法攻击的形式）可能再次对抗议产生放大、抑制或微不足道的影响。 M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434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456 | PRINTED_PAGE=435 若是螺旋式上升的抗议，其范围可能越来越大，最终可能但未必爆发革命经济、政治和世界观的崩溃以及根本的重建或复兴是由一场颠覆社会的社会运动所致。这场运动将革命的力量置于主要的经济、政治和道德结构权力和控制之下(见Goodwin，2001，9)。每一次革命都会经历后革命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的重建和复兴开始，但冲突和旧社会遗留的问题也会带来挑战。 在一个矛盾的社会中（由阶级冲突和占主统治地位的群体之间的其他冲突构成)，社交媒体可能具有矛盾的性质：它们未必自动地支持或强化、或削弱或限制叛乱：相反，却存在着与国家、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的影响相矛盾的矛盾潜力。 三、占领运动中社交媒体使用的理论分类学 在“占领运动研究概览”(http://www.occupyresearch.wikspaces.com/)中显示，74.3%的调查对象表示，他们在“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或者其他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关于占领的帖子；18.3%的人表示，他们写了关于占领的博客日志，其中有7.9%的人为其制作了视频；72.7%的人进行了关于占领问题的面对面交流。 第十二章数字劳动和为数字工作而战：占领运动是一种新工人阶级的运动吗？社交媒体是工人阶级的社交媒体吗 435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457 | PRINTED_PAGE=436 上表为一个月之内，受访者为了获得占领运动的消息至少使用过一次特定的消息渠道的程度。结果显示，占领运动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进行交流：面对面交流、互联网和传统大众媒体。口口相传是获得占领运动消息最常用的方式。与报纸、电视和广播相比，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对于占领积极分子而言是更为流行的消息来源。相比独立的社会运动媒体(占领运动网站、直播流媒体)，商业平台(尤其是“脸书”(facebook)和美国视频网站）更多地被用作新闻来源。 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如何对社会运动的媒体使用进行最佳分类。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一种信息理论可以区分三个基本的社会性概念，如涂尔干的社会事实、韦伯的社会行动或社会关系、马克思和费迪南德·特尼尔斯(FerdinandTönnies)的合作观念等，这些概念可以纳入人类社会活动的模式并应用于“社交媒体”(Fuchs，2010d)。假设知识是一个由认知、交流和合作构成的三重动态过程(Hofkirchner，2010；Fuchs and M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436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458 | PRINTED_PAGE=437 Hofkirchner，2005)：认知是交流的必要前提，也是合作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或者换句话说：为了合作你需要交流，为了交流你需要认知。你需要认知，认知涉及单个个体知识积累的过程。这些过程在涂尔干社会事实意义上具有社会性，因为人类存在于社会中，因此社会关系塑造了人类的知识(Fuchs，2010d)。人类只有通过与其他人建立社会关系才能生存，他们在这些关系中交换符号他们相互交流。这与韦伯的社会关系理念相对应(同上)。人在每一种社会关系中都将其知识的一部分外化。因此，这种知识影响到其他人，这些人改变了他们的部分知识结构，并将他们自己的部分知识外化，从而导致了第一个人知识的分化。一定数量的交流不仅仅是零星的，而且是在时空中持续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交流有可能导致合作，产生新的品质、新的社会制度或新的社区，共同拥有归属感。这是合作劳动和社区层面，其以马克思的总体劳动概念和特尼尔斯(Tönnies)的社区概念为基础的(同上)。 信息(认知)、交流与合作是三种嵌套的、完整的社会性模式。每一种媒介都可以在一种或多种意义上具有社会性。所有的媒介都是为人类提供信息的信息技术。这些信息作为一种塑造思维的社会事实步入人类的知识领域。信息媒介有书、报纸、期刊、海报、传单、电影、电视、广播、CDs和DVDs等。有些媒体也是传播媒介—它们能在人类的社会关系间进行循环的信息交换，例如恋爱关系中的信件、电报和电话。 网络计算机技术是一种能够实现认知、交流与合作的技术。这种媒介的经典概念仅限于认知和交流的社会活动，而传统的技术概念则局限于机器（如传送带）辅助下的劳动和生产领域。计算机技术和计算机网络（如互联网)的兴起使媒体和机器得以融合计算机支撑认知、交流与合作劳动(生产)；计算机是一种经典媒介，同时也是一种经典机器。它集信息生产、分配（传播）和消耗于一体—你只需使用一种计算机网络工具就能实现这三个过程。与其他媒体（如新闻、广播、电报、电话)相比，计算机网络不仅是信息和通信的媒介，而且也是信息的合作生产工具。社会运动媒体可以根据他们使用的信息水平进行分类，这样就可以区分认知、交流与合作的“网络抗议”(Fuchs，2008，Seefion8.5)。 第十二章数字劳动和为数字工作而战：占领运动是一种新工人阶级的运动吗？社交媒体是工人阶级的社交媒体吗 437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459 | PRINTED_PAGE=438 M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438 下一段：[继续读取](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c10e658d-57f8-405b-9a17-dc45c392389c.md?start=460&limi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