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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Als Bildnerin von Gebrauchswerten, als nützliche Arbeit, ist die Arbeit daher eine von allen Gesellschaftsformen unabhängige Existenzbedingung des Menschen, ewige Naturnotwendigkeit, um den Stoffwechsel zwischen Mensch und Natur, also das menschliche Leben zu vermitteln”(MEW, 23, 192).

② “Das Reich der Freiheit beginnt in der Tat erst da, wo das Arbeiten, das durch Not und äußere Zweckmäßigkeit bestimmt ist, aufhört; es liegt also der Natur der Sache nach jenseits der Sphäre der eigentlichen materiellen Produktion"(MEW, 25, 828).

③在这里，我提出了自己的翻译，因为英语把“Aufheben dieses Aufhe-bens”(Marx, 1857/1858a, 222) 翻译为“suspension of this suspension”(Marx,1857/1858b,301)，这样做没有抓住黑格尔辩证法术语“Aufhebung”的含义，其正确的翻译应该用“sublation”词。

④“Allseitigkeit ihrer Entwicklung”在这里翻译成了“其发展的多样性”，但是，为了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术语相一致，更为合适的翻译应该为“全面的社会发展”。

⑤“Das Reich der Freiheit beginnt in der Tat erst da, wo das Arbeiten, das durch Not und äußere Zweckmäßigkeit bestimmt ist, aufhört; es liegt also der Natur der Sache nach jenseits der Sphäre der eigentlichen materiellen Produktion"(MEW 25, 828).

第二章卡尔·马克思的理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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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Ihre Wertgegenständlichkeit existiert nur als gemeinsame Wertgegenständlichkeit im Austausch, und der allseitige Austausch von Waren (im Unterschied zum Tausch vereinzelter Produkte) existiert nur als Bezug der Waren auf Geld".

⑦ “[ ….] ist Geld als Wertmaß nicht einfach eine formale Übersetzung eines immanenten Wertmaßes, welches die Wertgröße bereits gemessen hat. Es ist vielmehr die notwendige und vor allem einzig mögliche Erscheinungsform des Warenwerts, eine vom Tausch unabhängige Erscheinungsform des Werts kann es nicht geben".

⑧ “Erst innerhalb des Austausches verwandelt sich die Privatarbeit wirklich in gesellschaftliche Arbeit, wird sie zu wertbildender Arbeit. Dann folgt aber auch, wovonbereits oben die Rede war, daß den Waren erst innerhalb des Austausches Wert undWertgröße zukommt".

© “Es ist, als fände eine Urzeugung der Warencharaktere im Moment des Verkaufs statt".

⑩0“Die wertformanalytische Geldtheorie von Marx, wird in eine geldtheoretische (monetäre') Werttheorie verkehrt; dem dialektischen Totalitätsdenken wird die Geschichte ausgetrie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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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当代文化研究和卡尔·马克思

在诸如理查德·霍伽特(Richard Hoggart)、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爱德华·帕尔默·P.汤普森(EdwardP.Thompson)这些深受马克思主义思维影响的思想家的作品中，文化研究被定义为分析文化及其来源的领域。本章考察了马克思在当代文化研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即资本主义、阶级、劳动和价值在特定方法中所起的作用。

本章导论(第一节）讨论了英国早期文化研究中马克思的作用、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理论，以及尼古拉斯·加汉姆(NicholasGarnham)和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在20世纪 90年代中期的争论。随后的章节讨论了当代文化研究的基本书籍，分别是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的《文化研究的未来时》(第二节)、约翰·哈特利(JohnHartley)的《文化和媒体研究的数字未来》(第三节)以及由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编辑的论文集《文化研究的重生》(第三节)。这三种研究方法都认为文化研究中要充分重视经济的作用，但与马克思强调经济的观点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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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导论

马克思的作品对于早期文化研究有着重大的影响。例如，雷蒙·威廉斯在其早期著作之一《文化与社会：1870—1950》中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颇感兴趣，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如今举足轻重(Williams，1958，284)。威廉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他认为这一理论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和变化着的连续性，承认“偶然性和某些有限自治”。但是，它把“经济结构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关系理解为导航线，文化编织于其上，并且人们也是遵循这一导航线来理解文化的”(同上，269)。

爱德华·帕尔默·P.汤普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类经验和文化。他捍卫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政治上反对斯大林主义(Thompson，1957)，理论上极“左”地反对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Thompson，1978)，并反对右翼反马克思的保守态度——譬如，由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引领的思想家对马克思的反对(Thompson,1973)。汤普森认为，马克思的这种思维形式首先出现在马克思关于“异化、商品、拜物教、物化的著作中，其次出现在关于人的概念，即在历史中不断地改变自身的天性”的著作中(Thompson，1978a，165)。汤普森的政治和理论干预背后的政治视角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种立场是“人文主义的，因为它再次把真正的男人和女人置于社会主义理论与愿望的核心，而不是那种响亮的抽象概念中政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两个阵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斯大林主义的至爱。它是社会主义立场，因为它重申共产主义的革命观点，不仅坚信人类种族的革命潜力或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潜力，而且坚信真正男人和女人的革命潜力”(Thompson，195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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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展开了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辩论：尼古拉斯·加汉姆和劳伦斯·格罗斯伯格之间的交锋达到了极点(1995)。批判主义的基本观点总结为表格3.1。加汉姆(1995a，64)总结了文化研究的批判主义，认为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拒绝通过文化研究自身论断的含义去思考，即从属形式及其伴随的文化习俗对文化研究给予分析的优先权这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的。加汉姆和格罗斯伯格之间的讨论表明了，自从加汉姆和格罗斯伯格完成他们的主要著作之后，在文化研究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以及在阶级与资本主义背景下的文化分析的严重抛弃。

第三章当代文化研究和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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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马克思在当代的回归先于马克思的消失。20世纪90年代，斯图尔特·霍尔在“文化研究：现在和未来”的会议上发言，题为“文化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元素”(Sparks，1996，72)。该方案最后声称它是一个讨论“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的论题，也是公开出版的报告版本的标题(Hall，1992/1996)。霍尔描述了他的文化研究版本与马克思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认为“文化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之间从未出现过完美的理论契合”，因为马克思的研究有“很大缺陷”：依据霍尔的观点，马克思“的确不讨论文化、意识形态、语言、符号学”。某些“还原论和经济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会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同上，265)。因此，英国文化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碰撞首先必须理解为这一问题的碰撞(同上)。大体上说来，20世纪90年代到2000年是马克思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消失的十年，霍尔归纳并建构了一种从未存在过的英国文化研究的同质性。虽然他自己和马克思的相遇总令人头疼，同时，当他被马克思的作品进一步吸引的时候，他主要接触的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其他文化研究的代表，即汤普森和雷蒙·威廉姆斯是被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深深吸引。然而，霍尔接手了阿尔都塞的工作，汤普森同时利用他的理论和文字技能，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撰写了对阿尔都塞的辛辣评判批判，运用了他的理论和文学性技巧去写作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立场的苦涩的阿尔都塞的讽刺性批判，一个捍卫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而反对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的作品。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一个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出版了一本反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LeszekKolakowski，2005)。因此，在不同的文化研究领域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标识和深度肯定具有差异性。霍尔提出了(与他自己的认识论相反的)相当不复杂、非情景化、还原性解读的文化研究和马克思主义，这充分概括了他自身的经历和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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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2009)认为，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威利斯(Willis)和霍尔“坚决承诺致力于阶级分析”(VincentMosco，2009，233)，但之后的文化研究变得“对政治计划和政治目的的承诺不那么清晰”(229)，文化研究更多地关注劳动，即占据绝大多数人的清醒时刻的活动，这是很难做到的(214)。科林·斯帕克斯(ColinSparks)描述了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研究版本和“迈向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远离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ColinSparks，1996，71)。他认为，霍尔在20世纪70年代从事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控制危机》(PolicingtheCrisis)一书中达到高潮。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Laclau)方法的影响，出现了一个“对任何自我定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缓慢偏离”(ColinSparks，1996，88)。由此产生的文化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两者之间的距离对于斯帕克斯而言是一个“倒退”(同上，98)。嫁接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将会是“一个重要而多产的项目”(同上，99)。埃内斯托·拉克劳、朱迪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之间有一个三方对话，他们认为在后现代方法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语言把戏，“把‘阶级’转换成为一个点数链中的更多链接……种族、性别、族裔等等——和阶级”(Butler，Laclau and Zizek，2000，297)，为了弱化阶级，拉克劳谈到了“解构阶级”，蓄意地把阶级作为这一链条上的最后一个元素(同上，296)。齐泽克在此背景下表示，通过假定一种“不可还原的多元斗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和后马克思主义已经接受了“资本主义仅仅是城里的游戏’”，并放弃了“任何真正的试图克服现存资本主义自由制度的企图”(同上，95)。科林·斯帕克斯认为，文化研究中的拉克劳式的举动必定会“给予种族、阶级和性别神圣的三位一体’每个元素以同等的分量”。据克拉劳自己说，其方法的任务是要蓄意忽视和降低阶级的重要性而支持其他形式的力量。今天，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经济处于总体复苏，人们再次开始对马克思的作品产生兴趣，由此这激发了如下问题即马克思应该在传媒和文化中起什么作用，以及他的作品在这一研究中真正担当何种角色的问题。为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作出贡献，本章论述了马克思在文化研究代表作品中的作用，主张在研究媒介、传播和文化的背景下，重新阅读和解读马克思的著作。

第三章当代文化研究和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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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讨论了马克思理论在这三本书中的作用，而这三本出版的书是文化研究的杰出代表：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的《文化研究的未来时》(第二节)；约翰·哈特利的《文化和媒体研究的数字未来》(第三节)以及论文集《文化研究的复苏》，该文集收录了27篇文章并且是由保罗·史密斯编辑的(第三节)。当代文化研究中的许多方法一致认为：必须更多地考虑经济要素(尽管在应该看起来如何与经济相联系的问题上还没有一致的意见)。但本章的立场是：媒体、传播和文化分析需要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一个深刻的接触、讨论和解读。

我考察了所选的这三本书是如何讨论文化研究和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这些书是在过去的三年里出版的，所以都是比较新的，并为它们自己设定了反思文化研究未来的任务。这一点在三部著作的标题中得以说明：《文化研究的未来时》(Grossberg，2010)；《文化和媒体研究的数字未来》(Hartley，2012)以及《文化研究的复苏》(Smith，2011b)。格罗斯伯格的书名选择表明，这本书为未来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哈特利更进了一步，包括关于文化研究的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具体声明(这已经反映在标题中了）：他希望这一领域关注数字媒体的分析。保罗·史密斯的题目也是文化研究的未来定向，但不像格罗斯伯格和哈特利，他作了一个相当规范的阐述，即文化研究有问题，因此需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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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大英图书馆目录中的关键词“文化研究”(2013年2月2日）进行了一次涵盖2010—2013年的书名搜索，得到了47个结果(其结果不但标题中有这两个词，而且学术领域标明为“文化研究”)。这些书有很多是介绍性的，诸如《文化研究介绍》、《认知文化研究导论》、《文化研究：一个实用介绍》，或《美国文化研究：美国文化导论》等。所以，这些书中的大多数都是记录特定的文化研究历史的各个方面，只有少数的几个方面涉及评价文化研究的现状和潜在未来。与此相反的是，我所选择的上述三本书有着明确的目的：批判性地评价现在，并有助于建构文化研究的未来，因此合适于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这三本书的共同点是，他们看到了当今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问题和未来文化研究的任务。对于格罗斯伯格而言，当前的问题是“在文化研究的标志之下进行的工作太多，简直变得太懒”(Grossberg，2010，2)。对于哈特利来说，问题在于媒体和文化研究是建立在（并坚持）媒体的传播模式的基础上，这种模式可以看到“日常的文化实践。……四面八方都笼罩着黑暗势力，似乎在利用寻求快乐的消费者来达到完全不同的目的，无论是政治目的还是企业目的”(Hartley，2012，1)。对于史密斯而言，问题是一方面，文化研究总是有这种“某些形式政治功能的残余愿望”(RossandSmith，2011，245)；但在另一方面，通过它的制度化，这种愿望将会“转向类似于幻肢的某些东西”(246)。所以，这三本书有共同之处：作者们感知到了文化研究的危机，并且在这一研究领域中需要改变一些东西。

第三章当代文化研究和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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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的深刻危机伴随着文化研究在学术层面上的深刻危机，这至少是读这些作者的书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他们每人都可以被认为是当代文化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三本书都指明了文化研究未来的任务。对于格罗斯伯格而言，这一任务是“从自己的思想史和政治史中构建文化研究的蓝图”(Grossberg，2010，3)。他的书“试图为当今和未来的文化研究工作制定一个议程”，以及“产生一个能够应对当今世界和构成其斗争的文化研究”(同上)。对于哈特利来讲，任务是改革文化研究，使其考虑数字媒体和“传播的对话模式”(Hartley，2012，2)。史密斯论文集的任务是，“有助于界定文化研究的一种新类型的身份”(Smith，2011a,2)，并给出这一问题的答案。“文化研究现在能够和应该做的是什么?”(同上，3)这些任务在它们想要改变文化研究的方式上各不相同，但在文化研究危机的共同情况下，它们想要为文化研究的重建作出贡献。

我对这些著作的讨论以其出版时间的先后为顺序，因此首先是劳伦斯·格罗斯伯格。

第二节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未来时》

格罗斯伯格认为(2010,16)，文化研究的重点是复杂性问题，拒绝“将现实的复杂性归纳到任何单一层面或存在领域”。这种文化研究是语境主义的，反对普遍主义和对文化研究的终结(同上)，并坚决反对还原论(同上，17)。激进的语境主义是文化研究的核心(同上，20)。这种语境表现在对霍尔接合概念的（concept of articulation)使用中，即“建立、打破和重建关系及语境的变革性实践或工作，从旧关系或不愉快的关系中建立新关系”(同上，21)。它关注“发现整体的异质性、差异性以及裂缝”(同上，22)。权力有“多轴和多维，不能相互归纳”(同上，29)。“一种语境总是和其他语境相联系的，产生了复杂的多层面关系和联系”(同上，31)。“致力于复杂性、偶然性、竞争性和多样性的研究”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标志”(同上，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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