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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斯伯格认为，经济学在当今文化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他看来，文化研究应该“承担和接受经济问题而不至于落入还原主义和本质主义”(同上，101)从逻辑上讲，这意味着从前的研究对经济问题的忽视和无知。格罗斯伯格认为文化研究“确实需要更认真地对待经济问题”（同上，105)，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去做，就“不会重现诸多形式的政治经济还原论”(同上)。回首文化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媒体或媒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两者之间的争论，他说，文化研究必须反对“经济和阶级还原论”，拒绝“坚信经济能够精确地解释社会现实的每个原因的底线”(同上)。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研究领域内某些学者断言，马克思主义是“还原论”和“经济决定论”。保罗·史密斯认为，这是一种“回避经济”问题的说辞，其结果会是对待经济问题的一种无政府主义或虚无主义的态度。文化研究将会产生“大量死角和危机”，“实现其最好的知识和政治愿望”将会受到阻碍（同上，339)。

格罗斯伯格自己对经济和文化研究的方法是协调性方法，这种方法始于一个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讨论(Grossberg，2010，151-165)。他主张“价值的激进语境理论，因此，要从激进语境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同上，156)。格罗斯伯格旨在将价值概念从劳动概念中分离出来，因此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解释它：将其解释为表现、愿望、某种奇异程度的度量以及什么是好的、可取的(同上，158—159)。他提出了一个一般价值理论(同上，159)，其基础是“价值的多样性、离散性和偶然性”假设(同上，122)。价值涉及所有类型的盈余生产，所以，“事实”“总是更大，超过实际”(同上，160)。当代危机将会由以下要素构成：多种多样的“通约危机”(crises of commensuration)(同上)，以及无法衡量或评估的各种差异性，从而导致其他要素的灭绝（168）的宗教、政治、经济、知识和金融原教旨主义(同上，167—168)。金融危机可能是由于“存在一套庞大的金融（有毒的’）资产造成的，这些资产是无法通约计算的也就是说，它们的价值无法推算”(同上，167)。但是，它会形成许多同时发生的通约危机之一。英国高等教育科研评估(RAE)是一个致力于英联邦的评估研究机构，其目的在于为“每一次提交的研究活动提供质量简介”(见http://www.rae.ac.uk)。它试图衡量研究的质量，从而对高等教育机构和部门进行比较和排名，其结果影响预算拨款。2008年的RAE表明，密德萨斯大学哲学领域“评估单元”中45%的稿件是三类(国际优秀)、20%为四类(世界领先)，占据优秀研究总量的65%。7个单位获得较好，8个相同(包括剑桥和牛津大学)，还有26个更糟的结果。根据这一评估，密德萨斯大学的哲学专业很棒。2010年4月，密德萨斯大学宣布将停掉所有哲学课程并终止在这一领域的进一步征聘，“纯粹是财务”原因，并基于以下的事实：“该校认为，如果把资源转到其他学科，可能会产生更多的收入。”①消息宣布后立刻遭到了教职员和学生的抗议、占领运动和罢课，许多抗议信件送到了学校的管理部门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都签了名，分别有埃蒂安·巴利巴尔(ÉtienneBalibar)、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玛莎·娜斯鲍姆(Martha Nussbaum）以及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并且，现代欧洲哲学研究中心从密德萨斯大学迁到了金斯顿大学。2012年，密德萨斯大学的网站，没有提到哲学领域的课程和研究哲学在该校已经不复存在了。2011年，伦敦大都会大学和格林尼治大学的哲学面临着与密德萨斯大学类似的争论。现代大学是立足于启蒙理想的它们积累了系统化的知识，目的在于推进人类关于世界和社会知识的地位。在这种积累中，大学之间互相竞争。资本主义工业和政府运用积累的科学知识，而现代经济中的劳动力和管理部门也运用高等教育创造、积累的教育技能。建立于1895年的诺贝尔奖，它的特点是对化学、经济、文学、医学、和平和物理学领域的知识以及大学进行现代竞争性评估。现代大学本质上是由积累、竞争和排名的经济逻辑构成的。同时，大学也是形成反文化、批判思想和政治抗议的场所和空间，质疑积累的逻辑以及由此造成的整个社会的不平等。质量评估制度化的一个重要步骤是1960年建立了科学引文指数，该指数今天由商业出版公司汤森路透拥有。该索引起源于自然科学，但后来扩大到包括人文（艺术和人文指数)和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全国性的研究评估(如RAE)和全球大学排名是最近的发展。第一次RAE是在1986年撒切尔政府领导下进行的，第一次《时代周刊》的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于2004公布，世界大学学术排名自2003年开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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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现象表明，经济逻辑是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和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一个内在特征，高等教育和研究的经济化已经成为一个大学更有力的特征。密德萨斯大学哲学系的关闭表明，从事难以归入创收和工业逻辑的领域、项目和人员很容易被抛弃掉。在这一案例中，经济化的矛盾充分表现出来了：虽然在一种经济方式(研究评估)中取得了非常好的结果，但密德萨斯大学的哲学系却因为另一种经济形式（货币收入）而被关闭：大学管理层认为这个部门没有产生足够的货币收入。我之所以选择这个例子，是因为它显示了现代文化，特别是当代文化是如何由经济逻辑所塑造的。这表明现代社会的核心(道德)价值就是(经济)价值。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所宣扬的“激进的语境主义”(radical contextuality)反对仅仅着眼于现代社会中资本积累和金钱的经济逻辑所起的特殊作用，它提出了一种特殊的相对主义，其隐藏在诸如语境性、多维性、异质性和差异性的标题之下。现代社会无疑是复杂的，因为它由许多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的领域（经济、政治、日常生活、私人生活、公共领域、媒体、高等教育、健康和保健、自然、艺术、娱乐、体育等）组成。但是，有必要建立一个概念化的机构，使人们能够分析这些领域之间的权力关系。在一个国家、阶段或社会的“结合点”，所有领域和行为人都不可能拥有相同的权力。有迹象表明，在资本主义中，经济领域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虽然不是决定性的)领域。“激进的语境主义”导致二元相对主义，无法充分分析权力关系和权力分配(以及由此导致的权力斗争)，并将权力视为多个领域中的独立构成。拒绝这种立场并不意味着反对资本主义和统治的斗争是不可能的，而是意味着在现代社会中，所有的斗争都必然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经济层面。重要的是，不仅有多个权力领域，而且这些领域在不同的维度上相互关联，而这些维度是在斗争中决定的。“激进的语境主义”冒着体验和分析权力作为一个相互依赖的容器而不是权力关系的风险。格罗斯伯格宣扬所有社会领域同等重要的思想，这就形成了一种多元价值观的概念，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消解为“一般价值论”，并将强调经济的特殊重要性和塑造作用的所有企图在媒体和文化研究中特别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强调归类为“经济与阶级还原论”、“经济主义”、“资本中心主义”(capitalocentrism)、“本质主义”等。格罗斯伯格呼吁“作为盟友的各个领域”要相互尊重(Grossberg，2010，201)，但同时，继续坚持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旧的偏见，最激烈的辩论表现在他和尼古拉斯·加汉姆之间，在其中他断定他“必须谢绝协调的邀请”，即协调文化研究和文化及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并声明“我们不需要离婚，因为我们从没有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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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ssberg，1995，80；也见 Garnham，1995a，b)。

格罗斯伯格呼吁在文化研究中更多地关注经济问题。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他参与经济学、包括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他提出并驳斥了一种论点：为了避免经济还原论、并在马克思辩证法的基础上把经济视为矛盾系统，价值概念需要拓宽。所以，为了抛弃马克思和劳动价值论，而采用相对主义的文化经济方法，他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伪装论(矛盾的重要性)。在这种背景下，托比·米勒(TobyMiller)认为，格罗斯伯格讽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并要求他“重新思考反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是“错误的目标”(Miller，2011，322)。

约翰·哈特利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代表了另一种重要的方法，他提出了将文化研究与经济学相联系的观点。

第三节约翰·哈特利：《文化和媒体研究的数字未来》

哈特利(2012)描述了“对话式传播模式”的产生(2)，在其中，每个人都是制片人(3)，并讨论了媒介和文化研究模式的含义。他的总体观点是，随着支撑社交网络和用户生成内容的在线平台的兴起，生产和传播、新闻、公共领域、大学、大众媒体、公民身份、档案和其他机构变得更加民主，因为“人们在生产和消费方面有更多的发言权”(同上，14)。这些发展是通过“消费者企业家身份”(同上，25)、社交网络市场(48)以及微观生产力(52)的产生而发展的。哈特利同意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正处于危机之中的评价。文化研究将会失去动力和冒险精神，也会迷失在“无限可扩展的微观层面”的分析中，而这些分析没有“足够关注宏观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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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28)。与格罗斯伯格一样，哈特利断定文化研究“没有与经济学进行持续对话”，并“一直远离经济学内部湍急的变化”(同上，35)。哈特利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文化经济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提到了乔姆斯基、加纳姆、米勒和席勒；同上)，但他声称这种做法“太具挑战性，预先知道什么是错误的”(46)，并假定“整个系统的单一原因决定论”(55)。

哈特利把经济学引人文化研究的版本被称之为“文化科学2.0”，并希望通过运用演化经济学而达到这一目的。该方法强调当今文化业的价值由社交网络中公民和用户共同动态地创造。哈特利隐喻地运用了演化系统理论、复杂性理论和自组织理论的语言，它没有系统地运用这一理论方法的概念(如控制参数、临界值、波动、反馈回路、循环因果关系、非线性、分岔、自动产生、有序走出混沌、涌现、开放、对称制动、协同作用、不可预测性等)于互联网(至关重要的一种不同的方法，见Fuchs2008)。哈特利也没有认真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像哈耶克(Hayek)(自发秩序概念)和尼克拉斯·罗曼(NiklasLuhmann)(功能分化和自我参照的概念)这些思想家都使用了意识形态合法化的新自由主义的自组织和复杂性语言（见Fuchs，2008，第二、三章)。哈特利（Hartley，2012，57)只简单地问道，是否他的方法是对“新自由主义的盯梢”。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其回答基于这样的事实—，《广告克星》(Adbusters)杂志也曾积极地提到了演化经济学。就如同哈特利(2005)早期的一部作品一样人们对《文化和媒体研究的数字未来》的印象是，企业管理顾问的PPT展示，其目标是“培养企业家的自我意识”(McGuigan，2006，373)。哈特利提出，一方面，文化分析是由威廉斯的“批判”方法或霍尔的传统方法所塑造的；另一方面是由以“费斯克(Fiske)或哈特利”传统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方法所塑造的，这种方法“尽可能广泛地宣传参与式媒介的解放潜能”。批判与浪漫的对立逻辑意味着哈特利认为自己的方法是非批判性的，因此，他坚持浪漫主义传统和文化研究从“批判”的方法转向以演化为方法论目标的思想(同上，183)。依据哈特利的观点，理论重点将会从批评研究向演化转向。他主张可以称之为非批判性的演化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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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利的底线是，互联网是一个自组织网络，“每个人都与其他人联网”(同上，196)，这一系统构成了民主和对话交流的新来源。他没有考虑到并非每个人都能进入这个“民主自治组织网络”的简单反驳：2012年8月，世界人口的32.7%和非洲所有人中只有13.5%可以上网。他也没有考虑到“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YouTube等网站上的一些人—尤其是大公司、老牌政治人物和名人的观点——和其他人相比他们“更平等”、有更多的观点、点击、朋友和联系，这反映了社会实际不平等的权力(这一论点的详表见Fuchs，2011a，第七章；Fuchs，2013)。哈特利(2012，56)提到，社交网络市场可能会有中枢，并由精英主导着。但是，这种分析没有和社会权力的不平等系统地相联系。相反，哈特利似乎认为，尽管如此，这些市场仍是一个民主的领域，因为许多国家都有可用的交流工具。如果幸运的话，努力工作，让他们成为精英的一分子，这些工具就可以使用，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新自由主义强调表现、个人主义和个人对其成败的责任，哈特利的这种逻辑是其核心。哈特利没有表现出对社交媒体时代的放逐者和剥削的同情，像田雨，一个富士康的工人，因为他不堪忍受工厂(工厂生产iPod和iPad需要的小配件)恶劣的工作条件，在2010年他17岁时试图跳楼自杀，结果腰部以下瘫痪。或者，儿童们作为奴隶在一些国家(像刚果民主共和国把锡用于信息通信技术行业生产中的原材料）提取“冲突矿产”(诸如黑钨矿、钙、钽、铁矿石、黄金、钨、钽或锡)。在哈特利对当代数字媒体的描述中，不仅缺少了这样的故事，而且在社会经济不平等和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时，总是谈到和传达与商业宣言一样的信息，即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经济民主”(Tapscott andWilliams，2007，15)的产生。哈特利代表了“脸书”(facebook)和谷歌等公司所有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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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史密斯编辑了一本论文集，除了别的之外，其中还讨论了文化研究和经济的关系。

第四节 保罗·史密斯：《文化研究的复苏》

《文化研究的复苏》是由保罗·史密斯编辑的一个包括27篇文章的论文集，大多数的作者与格罗斯伯格和哈特利一样认为，文化需要严肃地对待经济问题，但是，这在过去往往被忽视。但这本书与格罗斯伯格和哈特利的著作有很大的区别，即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史密斯认为，“英国文化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越来越怀疑的叙述”(Smith，2011a，5)，文化研究具有“不被视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极端愿望”(RossandSmith，2011，252)，其结果将是“文化研究的实践越来越无关紧要”(Couldry，2011，10)。保罗·史密斯认为，文化研究在政治上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因此就像一个“幻肢”(Ross and Smith,2011,246)。在引言中，史密斯(2011a)提出了文化研究现在应该做什么的问题。他提出的一个答案和该书中许多撰稿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对政治经济的更多关注是复兴文化的必要条件”(同上，6)。

史密斯论文集中几乎所有的作者都认为，文化研究忽视了劳动和经济，不得不认真考虑它们了。举个例子，安德鲁·罗斯(Andrew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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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文化研究中，“不管这是不是一个还原性的叙述，很明显，劳动、工作和工作场所的政治一直被忽视”(Ross and Smith，2011，252)。尼克·库尔德里(NickCouldry)支持这一观点：“经历了三十年的新自由主义言论，基于不平等、排斥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全球化的特定版本，罗斯提出的劳工问题显然是核心的问题。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具有意义的文化研究项目，势必涉及更广泛的问题，即人们在经济和社会系统中如何工作（找工作)、投票、消费”(Couldry，2011，10-11)。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Mosco，2011，230)认为，“劳动仍然是传播和文化研究的盲点”，因此“需要把劳动放在文化复兴研究的议程或项目的优先位置上”。沙鲁希拉(S.Charusheela，2011，177)说，“文化研究对经济的关注不够，这是一个常年的说法”。鉴于这一分析，史密斯(2011)论文集中的许多撰稿人认为，文化研究应明确地重新定位为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劳动和阶级分析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所以，如马克斯·古利亚斯(MaxGulias，2011)认为，文化研究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这就要求人们“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理论”，但许多“非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都会专注于消费者一旁观者构成的符号系统，而忽视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的劳动(同上，149)。兰迪·马丁(RandyMartin，2011)认为，金融化是文化研究复苏的一个关键主题，并根植于马克思主义。马库斯·布林(MarcusBreen)说，在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危机时代，文化研究“是重新阐明经济与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的首要地位的时候了，而不是假装某种不确定性将神奇地赋予文化研究的可信性”(Breen2011,208)。

格罗斯伯格、哈特利和史密斯的著作给人的印象是，资本主义的危机伴随着文化研究的危机。同时，也有迹象表明，马克思主义有复兴的迹象。这意味着，认真对待马克思、阅读马克思、用马克思思考媒介、传播和文化问题、向学生介绍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将马克思和马克思制度化的时机已经成熟。是时候在有关媒体、传播和文化的大学课程中，在申请的课题和项目中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是再向学生们只介绍一些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小的摘录作为经济还原论的例子，而是与他们一起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例如，《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哲学的贫困》、《神圣家族》、《法兰西内战》、《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自然辩证法》以及发表在《莱茵报》上的论战性文章等。马克思常常被看作是媒介、传播和文化研究的局外人，现在正是时候了，它需要资源、机构、职位的中心舞台，因此，需要进行改变学术界的斗争。史密斯(2011b)的书表明，除了阶级或劳动—格罗斯伯格的相对主义方法论，以及哈特利的快乐方法(celebratory approach)，还有一个关于马克思和文化研究中阶级与劳动概念的真正兴趣。托比·米勒(2010，99)指出，尽管劳动“对人类至关重要”，但总体上“我们的领域基本上没有劳动”。他认为，在文化产业中，出现了一个“教育程度高、文化技术和流派很好”的知产阶级(Cognitariat)或知识阶层，并面临着“灵活生产和自由’意识形态”的条件(同上，98)。因此他提出这一等式：“文化+劳动=不稳定的人(precariat)”。安德鲁·罗斯(2008，2009)强调了文化产业中不稳定劳动力的作用。对许多人来说，创造力将要求“人们付出沉重的代价—花费更长的时间追求令人满意的结果，以价格折扣换取审美认可，以自我挖掘回应自主天性，以自由支配换取灵活性”(Ross，2008，34)。IT行业的员工通常会把自己的工作场所描述为“高科技的血汗工厂”(同上，43)。例如，麦克斯韦(Maxwell，2001a)与米勒(Miller，2005/2006）在文化研究领域中有所贡献（2005/2006)；赫斯蒙德霍(Hesmondhalgh)和贝克(Baker，2011)揭示了许多创意产业工作的矛盾心理，这些工作存在风险，但由于其可能包含的乐趣、触点、声誉、创造力和自主性而备受重视。在许多学者受到卡尔·马克思作品的强烈启发(见 Burston、Dyer—Witheford and Hne 2010；Fuchs andMosco, 2012 ; Huws, 2003 ; McKercher and Mosco ; 2006, 2007 ; Moscoand McKercher，2008；Mosco，McKercher and Huws，2010) 下，运用劳动和阶级范畴进行文化研究，补充了与阶级、剥削、价值、劳动相关联的传媒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的问题正如罗伯特·贝比(RobertBabe)所言，它的“后结构主义转向……煽动与经济学的分离”(Babe，2009，9)。重新整合文化研究首先需要“搁置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同上，196)，认真地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打交道。如今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切入对马克思的讨论，其中之一是通过价值的概念。我们同样可以选择其他概念，如劳动、商品或资本作为切入点，因为所有这些概念都是辩证联系在一起的：商品是有价值的，价值是由劳动生产的，为了生产资本从而要生产更多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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