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第五节 结论

格雷姆·特纳(GraemeTurner，2012，158)在回答“文化研究的现状”中指出，这一领域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政治项目的权力，并转变为一种“学术表现类型”，即“仅仅是为自己服务”。我在这一章中的论点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文化研究与卡尔·马克思的著作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早期的代表如雷蒙德·威廉姆斯和爱德华·帕尔默·P.汤普森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影响，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斯图亚特·霍尔有时受到结构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时又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背离是在后现代思想的影响下发生的，尤其是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关于三部当代文化研究作品的分析表明，文化研究需要更多地参与当今的经济活动，这是一种广泛的共识。这种参与的状况以及与卡尔·马克思作品的关系是有争议的。约翰·哈特利主张用演化经济学取代文化研究中批判的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利用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张对价值概念进行激进的语境主义解释，并以一般的价值理论为基础建立危机理论。保罗·史密斯和其他人指出，要复苏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我自己的立场是，我们今天不仅需要认真对待经济如何与文化和媒体相互作用，而且我们可以从阅读、讨论和解读卡尔·马克思的大量原创作品中获益良多。我主张进行一场体制革命，埋葬对卡尔·马克思的偏见(见伊格尔顿2011年对马克思最常见的十种偏见的出色驳斥)，并开始在媒体和文化研究中认真对待马克思。今天，有一代学生和年轻学者在后福利主义的条件下长大，他们了解不稳定的劳动和不稳定的生活现实。与此同时，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层面全球不平等的世界，解释和改变这个世界需要我们思考阶级、危机、批判和资本主义。如果我们在这种背景下有兴趣批判地研究传播在危机、阶级和资本主义背景下的作用，那么，与思想家的接触是绝对必要的，他们对这些现象的研究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实际的影响。在当前全球危机和批判复苏的时代，只有从事对马克思的研究才能创造出一种具有时代性、政治相关性、实用性和批判性的文化和媒体研究。这种参与不仅需要有兴趣的学者和学生(无论如何已经存在)，而且还需要大学、资助机构、期刊、会议、学术协会和整个研究领域的体制变革。学术界经历了行政和新自由主义的转变。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对这些变化的最终答案，也是对由此产生的问题的解决办法。重新严肃对待马克思的一个进步是，从事对传媒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键创始人达拉斯·史麦兹(Dallas Smythe)著作的研究，最近他的作品在数字劳动辩论的背景下再现活力。

第三章当代文化研究和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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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http://savemdxphil.com/2010/04/28/middlesex—university—announces—theclosure of—its—top—rated—department—philosophy/(2013年8月8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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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达拉斯·史麦兹和当今受众劳动

达拉斯·史麦兹是传媒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创始人，他赞同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理论，并提出了受众劳动和受众商品化概念，这些概念表明了利用广告的商业大众媒体是如何运作的。近年来，由于诸如“脸书”(facebook)、谷歌等企业互联网平台都在利用用户的无酬劳动，从而使得史麦兹的研究再次变得颇具影响力。本章首先是导论部分(第一节)，然后论证为什么史麦兹在当今极为重要(第二节)，进而讨论受众商品范畴的复苏(第三节)，阐明互联网产消合一者商品是社交媒体受众商品的一种新形式(第四节)，点明“玩”(Play）是一种具体的社交媒体意识形态形式(第五节)。本章还呈现把史麦兹著作应用于数字劳动的评论家的意见(第六节)，最后得出了一些结论(第七节)。本章总体上要说明史麦兹的研究与马克思理论的融合有益于批判地理解数字劳动。

第一节 导论

1977年，达拉斯·史麦兹发表了其开创性的论文《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在文章中他谈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传播的复杂作用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文章一问世便引发传媒社会学界名为“盲点之争”的一场重要争论，同时也致使史麦兹另一篇相同话题名为《受众商品及其工作》的文章的诞生。从那时至今30多年过去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使得人们不再关注阶级和资本主义，而开始关注后现代主义和事物商品化背后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科学的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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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任务是探索当今马克思主义媒体和传播研究的视角问题。第一，讨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传媒的重要性(第二节)。第二，对受众商品、受众商品的受众劳动争论及其受众商品概念的复苏进行了简要综述(第三节)。史麦兹对于受众劳动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今天数字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第四节中，我借助网络产消合一者商品化概念，分析了社交媒体的资本积累。第五节概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与数字媒体相关的意识形态变化，并感知变化与“玩”和劳动之间的关系。第六节聚焦数字劳动争论的批判观点。最后是结论部分。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性：批判理论和达拉斯·史麦兹

达拉斯·史麦兹是批判的或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也是从事该领域授课的第一人(Mosco，2009，82)。他强调以批判和非行政方式研究媒体和传播的重要性：“我们的本意是通过批判的’可研究问题如何重塑或创建制度以满足相关社会团体的集体需要。……我们运用批判性’工具，指对现实世界中矛盾进程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所谓行政’的思想，是指将行政类型的问题和工具与支持或不严重扰乱现状的结果的解释联系起来。所谓批判的’思想，我们指的是‘批判性’可研究问题和批判工具与涉及既定秩序的根本变化的解释之间的联系”(Smytheand Dinh, 1983,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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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传播政治经济学》一文中，史麦兹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目的”定义为“传播机构在其组织和经营政策方面的效果的评估”，以及对“这些传播机构在其社会环境中的结构和政策”的分析(Smythe，1960，564)。在这篇文章中他界定了各种传播政策领域。虽然本章节里有一般政治经济学基础，但却没有马克思的痕迹。珍妮特·瓦斯科(JanetWasko)认为，“虽然史麦兹在这一点的讨论中没有使用激进的或者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但他的讨论与那时大众传媒研究的主流研究是背离的”。瓦斯科还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再次明确界定了媒体和传播的政治经济学(PE/C)，这次明显是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定义的。”(同上，312)。在这方面，她还提到了尼古拉斯·加汉姆、彼得·戈尔丁(PeterGold-ing)、阿尔芒·马泰拉特(Armand Mattelart)、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Murdock)和史麦兹的著作以及盲点辩论。

后来，史麦兹(1981)明确阐述了建立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他还谈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Smythe，1994，258)。这种批判理论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或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上，256)。他确认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八个核心方面(Smythe，1981，XVI—xviii) :

(1) 物质性

(2) 垄断资本主义

(3) 受众商品化和广告

(4)传媒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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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劳动力

(6) 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

(7)一方面是意识、意识形态和霸权的辩证法，另一方面是物质实践的辩证法，以及

(8)艺术和科学的辩证法

史麦兹提醒我们，运用马克思著作来批判地研究资本主义传媒非常重要。他认为葛兰西(Gramsci)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意识形态和霸权的概念“充斥着主观主义和实证主义”(同上，xvii)。这些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会提出“传播商品的唯心主义理论”(Smythe，1994，268)，这一理论只把媒体置于资本主义上层建筑领域，而忘记探询媒体服务于资本主义还有什么样的经济功能。

在对汉斯·马格努斯·安森博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的著作《意识产业》的书评中，史麦兹一方面同意安森博格的观点，即“精神产业”想要出售“现有的秩序”，但另一方面他不同意“主要业务和关注点不是销售其产品”的假设(Enzensberger，1974，10)。“安森博格的理论认为，每个社会系统的传播政策都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使该制度永久化，这个制度当然是正确的”，但说“大众传媒和意识产业没有产品”意味着将商品生产等同于“粗劣的物质生产”(Smythe，1977b，200)。史麦兹(1977b)把安森博格的观点描述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自由主义。对史麦兹而言，传媒的物质性在于受众的劳动被剥削并且作为商品出售给了广告商。比起媒体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他更关心媒体制造剩余价值方面。因此，史麦兹呼吁大家更多地从剩余价值和剥削角度分析媒体，而不是从操纵的角度来分析。尼古拉斯·加汉姆和史麦兹都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应该“将注意力从大众媒体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概念转移开来”，并着重分析它们在剩余价值产生和广告中的“经济作用”。对于加汉姆(2004，94)而言，作为“意识形态统治工具”的媒体分析就像是“明日黄花”，对于解释“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相对平稳”是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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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加汉姆和史麦兹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关注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还聚焦于借助媒体分析资本积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然而这是一种误解。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广泛阅读的著作侧重于意识形态，如阿多尔诺(Adorno)、弗伦克尔-布伦斯维克(Frenkel-Brunswik)、莱文森和桑福德(Levinson and Sanford，1950)、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Horkheimer and Adorno，2002) 以及马尔库塞(Marcuse，1964)，但其系列丛书《法兰克福汇报》中的其他书籍论述了在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中积累的变化(Pollock，1956；Friedmann，1959)。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亨利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n)是20世纪20年代法兰克福社会学研究所最重要的成员之一，还在研究所撰写了他的代表作(Grossmann，1929)。虽然今天只有少数人赞同他的资本主义崩溃理论，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是该研究所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波洛克(Pollock)和格罗斯曼是该学派的两位重要的代表人物。20世纪30年代，马克斯·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担任该研究所所长之后，他制定了一个跨学科研究计划，旨在将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广泛学科的哲学家和学者聚集在一起(Horkheimer，1931)。霍克海默(2002，244)和马尔库塞（1941年）在阐述批判理论的一般概念时，都把哲学和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结合在一起。他明确地提出跨学科研究，目的是将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更广泛的学科中的学者与哲学家们结合起来。他们提出批判理论一般概念时，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就在心里把哲学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结合了起来。

正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对法兰克福学派来说并不陌生，意识形态批判对于传媒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也不陌生。对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Murdock)和彼得·戈尔丁(PeterGolding，1974，4)来说，媒体是“生产和分销商品”的组织，是传播广告的手段，也是传播“经济和政治结构思想”的“意识形态层面”。默多克（1978,469)在“盲点辩论”中强调，有一些非广告型文化产业(如大众文化)出售“社会秩序和结构性不平等解释”，并且“通过意识形态工作—推销制度”(另见Artz，2008，64)。默多克（1978)在“盲点辩论”中认为，史麦兹对欧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认识不足，需要在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经济学之间取得平衡，才能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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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麦兹本人在谈到“意识产业”(Smythe，1981，4—9，270—299)时认识到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史麦兹虽然对汉斯·马格努斯·安森博格的作品进行了批判，但他以自己的方式对恩岑斯贝格尔的“意识产业”概念进行了解读。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史麦兹并不把意识形态理解为虚假意识，而是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信仰、态度和思想体系”(Smythe，1981，171)。对于史麦兹来说，“意识产业”的首要任务就是让人们购买商品并纳税(Smythe，1994，250)。此外，它还要促进有利于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制度的价值观(同上，251—253)。资本主义媒体的作用之一是“普遍地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基础”，假设“人性必然是自私和拥有占有欲的”。例如，我们可以常常见到这样的表述：你不能改变人类的本性(Smythe，1994，251)。因此，在史麦兹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同时，他提出并肯定了意识形态批判自身的重要性。在这一方面，罗伯特·巴布(Robert Babe，2000)认为，尽管史麦兹强调需要一种唯物主义的文化理论，将受众权力视为“媒体的主要产出”，但他关于意识产业的概念“在史麦兹的术语意义上是‘唯心主义的’”(133—134)。史麦兹采用安森博格的术语，为媒体试图从意识形态上歪曲现实提供了空间，这表明他虽然使用了激烈的言辞反对一些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唯心主义者、资产阶级等)，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意识形态批判；相反，他想公开辩论，因为他也关注媒体的资本积累策略，这些策略与媒体作为心理管理者的角色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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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与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批判理论的差异性在于，前者植根于经济理论而后者立足于哲学和社会理论。达拉斯·史麦兹认可这一差异：“批判理论的前沿在于政治经济学，而传播学的批判理论则具有社会科学、人文和艺术的跨学科范围”(Smythe，1984，211)。史麦兹从广义上把批判理论定义为“对其系统语境中现象的矛盾方面的批判”(Smytheand Dinh，1983，123)，从而得出批判理论不一定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批判理论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因此问题在于，人们是否真的应该对“批判”一词有一个宽泛的定义，而不把重点放在系统的批判上。

法兰克福学派与批判的或马克思主义的媒介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该被理解为是相辅相成的。由于历史原因，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方法更加注重意识形态批判。对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尔诺来说，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斯大林主义的实践和美国的消费资本主义都显示出工人阶级革命潜力的挫败(Habermas，1984，366—367)。他们想解释为什么革命的德国工人阶级跟随希特勒，这引起了分析威权人格和媒体宣传的兴趣。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作为共产主义者都来自犹太家庭，他们(以及他们的同事)直接受到国家社会主义暴力的威胁，因此不得不逃离德国。纳粹意识形态的暴力后果可能部分地解释了意识形态概念在他们的作品中贯穿一生的现实意义。英美媒体与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是由达拉斯·史麦兹和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等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法西斯作斗争的国家发展起来的。1945年以后，北美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反对共产主义和强大的消费文化基础之上的，这种文化当然也有法西斯主义的潜力，而德国战后资本主义则建立在国家社会主义的遗产之上，在日常生活和政治上有强烈的法西斯主义思想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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