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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麦兹和赫伯特·席勒的生活没有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那样直接受到法西斯政体的威胁，但两人都对法西斯主义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法西斯主义塑造了他们的思想。文森特·莫斯可(2009，83)在这一背景下写道：“与在西班牙内战中作战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接触对史麦兹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陆军服役，战后在德国为美国政府工作的经历，对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有着“巨大的形成性影响”(同上，85)。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A.布雷迪(RobertA.Brady)的著作影响了史麦兹和席勒的思想(Schiller，1999)。布雷迪与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弗兰兹·诺依曼(FranzNeumann)有过接触，他曾在美国流亡，就像布雷迪(1937年)写的《国家社会主义分析》一样(Neumann，1942)。布雷迪特别关注资本主义的法西斯潜力，如媒体宣传和公共关系形式中的这种潜能。诺依曼(Neumann，1942)强调，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基于领导崇拜的垄断资本主义形式。赫伯特·席勒(1999，100)认为布雷迪赋予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一种批判的精神特质。法西斯主义威胁是德国批判理论家和北美批判政治经济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

霍克海默（1947)的工具理性概念和马尔库塞（1964）的技术理性概念开辟了这两种方法之间的联系。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行动自由被资本和国家方面的工具决策所取代，因此只期望个体做出反应，而不是采取行动。这两个概念都植根于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Lukács，1923/1972)的物化概念，物化概念是对马克思(1867c)拜物教概念的重构。他的物化概念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的特征，这样就获得了虚幻的客观性’，还指一种既完全理性又包罗万象的自治，以至于掩盖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性质”(Lukács，1923/197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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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媒介的物化模式多种多样：

第一，商业媒介把人们的地位降低到广告的消费者。

第二，资本主义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与商品形式相关联，有消费者购买的文化商品、媒介消费者与互联网产消者自己成为受众商品和用户商品。

第三，为了再现其存在，资本主义必须将自己呈现为最好的(或唯一可能的）制度，并利用媒体设法保持这一使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的霸权地位。

第一个维度和第二个维度构成工具理性的经济维度，第三个维度构成工具理性的意识形态形式。资本主义媒体必然是广告和商品化的手段，是意识形态的空间。广告和文化商品化使人类成为经济利润积累的工具。意识形态的目的是将对资本和商品体系的信仰灌输到人的主体性中，其目的是人的思想和行为不超越资本主义，不质疑与反抗这个制度，从而为资本主义永存发挥工具的作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始于商品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Marx，1867c，125；译者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页)。所以，马克思从商品的分析开始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价值和其中包含的劳动、商品的价值形式，包括货币形式(x量的商品A=Y量的货币)。之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1.4章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中把意识形态作为商品的内在特征进行了分析。“商品形式的奥妙不过在于”创造商品的并在商品中的看不见的人类社会关系，但表现为“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人们自己一定的社会关系……采取了物与物关系的虚幻形式。”(M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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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c，165：译者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990页)。通过创造一种物与物的关系总是存在、本来就存在的印象，意识形态使各种现象合法化而无视事物之间的历史和社会特征。因此，对马克思来说，意识形态和商品化是资本主义相互关联的方面。所以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除了要注重斗争和可替代性之外，还应该在意识形态和商品化的背景下关注媒介与传播的双重作用。

史麦兹认为，“一般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的出发点是……商品交换理论”(Smythe，1994，259)。阿多尔诺认为，“交换概念是……把社会批判理论的概念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概念的建构联系起来的枢纽”(Adorno，2000，32)。商品和商品交换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批判理论的重要概念。由于商品概念与资本积累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这两种方法都应该从媒介商品的价值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同时展开。

积累和意识形态是相辅相成的。举一个“社交媒体”的例子：例如，2000年的网络危机之后，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互联网经济，有必要建立一种新的资本积累策略。危机过后，投资者不愿将金融资本作为风险资本投资于数字媒体公司。于是，关于“社交媒体”的讨论开始关注网络经济新的资本积累模式。没有人知道用户是否对微博等社交网站感兴趣，“社交媒体”作为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模式的兴起伴随着一种社交媒体意识形态的产生：“社交媒体”是新的(Web2.0)，提供了新的参与机会，将带来“经济民主”，并促成新形式的政治斗争[“推特”(twitter)革命]，以及更多的民主(参与性文化)。新媒体的兴起伴随着一种技术决定论和技术乐观的意识形态，这一思想对于说服投资者和用户支持社交媒体资本积累模式是必要的。“社交媒体”上的剩余价值产生的政治经济学与意识形态在这里发生了激烈的互动，从而促成了“社交媒体”经济和话语的兴起。

一些学者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和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学派是悲观主义、精英主义，忽视了受众（详见例子Hall，1986，1988；Grossberg，1995)。他们说，意识形态概念是虚假意识，使“群众和资本家看起来都像是审判狂”(Hall，1986，33)。霍尔(1988，44)批判了卢卡奇（他的作品一直对法兰克福学派有着重要影响)，他认为虚假意识定理过于简单化(它假设“大量的普通人，在精神上和你或我一样，可以被彻底和完全地欺骗，完全误解他们真正的利益所在”）和精英主义（“更不能接受的立场是，他们，‘大众’是历史的傻瓜，‘我们’特权者……可以通过逼近一种情况的真相、本质而看到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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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作品中，霍尔提出了一种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的意识形态概念。在他的著作《控制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中，霍尔等人(1978)展示了国家和媒体如何利用对犯罪的道德恐慌作为“最重要的意识形态的意识，通过这种方式赢得多数的沉默’以支持日益强制的措施”(221)和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在道德恐慌的情况下，如果主流媒体和警方都主张在道德恐慌的过程中加强法律和秩序政策，那么他们都使控制过程合法化，并共同执行“控制文化”和“意义文化”(同上，76)，以便“相互阐明”，“在这个问题上创建有效的意识形态并终结控制”(同上)。媒体就像警察一样，充当“控制过程本身的一种装置一种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同上)。

霍尔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可以被解读为对自己早期作品的自我批评，他曾错误地认为，并非所有的人都受到同等的教育，因为在阶级社会中，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阶级差异的影响，因此左翼知识分子往往比白领和蓝领工人拥有更多的时间与资源来研究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认识到这种情况意味着在进行某种意识形态批判，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在斗争中的作用，因为他们有潜力“提供统治结构蓝图和斗争领域”(Garnham，1995a，68)。对霍尔来说，认为普通人是积极和批判的这一假设源于对操纵理论的反对：“因为普通民众不是文化的傻子，通过他们在科罗内申大街的代表方式，他们完全能够很好地认识到工人阶级重组、重构和重塑生活现实的方法”。(Hall，1981/1998，447)劳伦斯·格罗斯伯格（1995)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和政治经济学有一种简单的“控制模式，把民众视为顺从地被操纵的‘文化笨蛋’”(75)。对他们来说，“文化只作为一种商品和操纵意识形态的工具”(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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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说法相反，达拉斯·史麦兹对于受众有比较平衡的看法：资本会试图控制受众，但他们有可能抵制：“人们受到意识产业无情的压力；他们被大量的消费品和服务所包围；他们把自己作为（受众）商品生产出来；他们以商品的形式复制自己受损的生活和精力。但人们绝不是被动或无能为力的，人们确实尽可能地抵制资本的强大和多重压力”(Smythe，1981，270)。

阿多尔诺被许多学者污蔑为典型的文化悲观主义者和精英主义者，他对电视这样的媒介有着积极的看法。对于电视(德语看电视字面意思是“向远方看”)来说，“信守诺言仍在这个词中产生共鸣。它必须把自身从鲁莽满足人们愿望的每件事情上解放出来一实现一反驳自身的原则，并背叛了为百货公司的小财富而创造好运的想法”(Adorno，2005，57)。阿多尔诺往往承认解放的必要性和潜能。以电视为例，他指出让自己置身于资本主义之外的远处是一种幸运，这间接地要求建立质疑现状的替代媒体。阿多尔诺也没有像许多人错误宣称的那样，鄙视大众文化。他是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粉丝，指出小丑在大众文化中的关键作用(Adorno，1996)。即使在《启蒙辩证法》的“文化工业”一章中，大众文化的积极因素也是可见的：例如，阿多尔诺写道，“文化产业的那些特征中仍然存在着更好的东西的痕迹，正是这些特征它看起来就像马戏团”(Horkheimerand Adorno，2002，114)。阿多尔诺(1977，680)在他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教育》一书中陈述了在奥斯威辛之后，电视在德国反法西斯教育中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如果一个人超越了对阿多尔诺的肤浅与选择性的解读，那么就会发现后者对解放的可能性和文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有着深刻的信念。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著作英译不准确，因为两位哲学家的语言复杂，不易翻译。但是，除了非德语人士在阅读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时面临的问题外，似乎有些人不愿意彻底接触法兰克福学派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源从而捆扎一个稻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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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1867c)把他的巨著没有命名为：《资本：一个政治经济学》，而是《资本：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广阔的领域，它吸收了根植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流派的传统思想以及马克思在其著作中研究、扬弃和高度批判的诸如马尔萨斯(Malthus)、穆勒(Mill)、配第(Petty)、李嘉图(Ricardo)、萨伊(Say)、史密斯(Smith)和尤尔(Ure)等思想家的思想。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之处在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的盲目崇拜，他们“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世界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予学究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真理”(Marx，1867c，175；译者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他们假设商品、货币、交换价值、资本、市场或竞争等范畴是整个社会的人类学特征，从而忽视了这些范畴类别的历史特征，并未将其纳入阶级斗争之中。马克思揭示了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矛盾，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出发点批判了资本主义，并认为，“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不断运动的”，并分析了如何“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同上，103；译者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一23页)，通过政治实践呼吁“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同上，619；译者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2页)，并意味着马克思的方法“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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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103；译者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理论，认为这种批判包括三个过程：

(a) 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

(b)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和学术界的批判

(c) 变革性实践

准确地讲，我们不该说媒体或传播的政治经济学，而应说传播、文化、信息和媒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些学者意识到这一点，强调我们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Smythe，1994,258)，批判理论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或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上，256)，而“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是至关重要的(Murdock and Gold-ing,2005,61)。

罗宾·曼塞尔(RobinMansell)认为，史麦兹致力于建立批判的媒体和传播研究，“其核心是有必要询问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特征，而这是通过传播的结构性手段表现出来的”(Mansell，1995)。他的重点是“通过批判性研究揭示政治和经济权力关系接合的表现方式，这些表现方式体现在嵌入技术中的制度关系以及所有形式的传播内容之中”(同上，47)。罗宾·曼塞尔还指出史麦兹方法中批判方法的重要性。如上所述，史麦兹对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Smythe，1994，258)很感兴趣，并认为批判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256)。因此，必须将史麦兹的方法描述为不仅是批判的传播研究这当然也是，但也不完全是而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这意味着理论或哲学的统一。对媒体和传播的经验、伦理研究，应重点分析与媒体和传播有关的统治以及剥削、斗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替代物的矛盾、结构和实践。我们不应该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从史麦兹的方法中分离出来，而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归结为建立了一种批判的实证研究方法。珍妮特·瓦斯科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马克思第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论点(“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适用于达拉斯·史麦兹的工作和生活：“也许多数传播学者满足于在现代世界里分析和理解传播的角色，但达拉斯·史麦兹力图改变世界，不仅通过大量的学术和教学研究，而且还通过以一个社会积极分子身份参与社会公共活动”(Wasko，19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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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关于媒体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讨论中，霍斯特·霍尔泽(HorstHolzer1973，131；1994，202ff)和曼弗雷德(Manfred Knoche，2005)对资本主义媒体的四种功能进行了区分，这些功能与马克思主义对媒体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有关：(1)传媒产业的资本积累；(2)其他行业的广告、公共关系和促销；(3)统治和意识形态操纵合法化；(4)劳动力的再生产、恢复和授权。

霍尔泽(Holzer)和诺奇(Knoche)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但这一框架有些太讲究结构性，未涉及斗争和替代方面。建立在他们的基础上并超越他们，我们认为批判理论和社交、文化、信息、媒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任务是在资本主义背景下批判地分析社交、文化、信息、媒体的作用：

(a)资本积累过程（包括资本、市场、商品逻辑、竞争、交换价值、对抗性生产方式、生产力、危机和广告等的分析)

(b)阶级关系(重点是工作、劳动、剩余价值的剥削方式等)

(c)一般统治和统治形式与剥削的关系

(d)意识形态(包括学术界和日常生活)以及分析和参与

(e)反对统治秩序的斗争，包括分析和支持

(f) 社会运动斗争以及

(g) 社会运动媒体，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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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旨在建立一种传播公域(communication commons)为基础的民主一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同拥有生产资料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Fuchs2011a)。

这种方法认为资本主义的所有统治方式都与各种形式的剥削相联系(Fuchs，2008，2011a)。因此，我主张把批判理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相结合。然而，这种方法在理论联系方面不必保持纯粹性；这种联系是开放的，正如我自己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或吉勒·德勒泽(Gilles Deleuze)等作者的一些概念上所描绘的那样。我的基本论点是，在建立这种联系时，必须保持一个强调资本主义和阶级重要性的分析框架(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在下一部分中，我会简要介绍批判的传媒研究中的一场基础性争论，其在今天又重获新的重要性：“盲点之争”，在这场争论中达拉斯·史麦兹提出了受众商品概念。

第三节 受众劳动的复苏和受众商品争论

依据达拉斯·史麦兹的说法，他在1951年的《消费者在广播电视中的利益》(Smythe，1951)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受众成员为广告商工作(Lent1995，34)的“盲点”讨论。在文章中史麦兹问道，“广播和电视‘产品的实际特征是什么”(同上，109)。首先，会有一个接受者市场。第二“有一种产品被称为站点时间(Stationtime)，有时也叫‘受众忠诚度’(以收视率衡量)，即电台向广告商销售。这些东西所出售的是一个节目的受众(在观众的持续忠诚中，电台管理层有着至关重要的利益)，以及提高受众对广告商忠诚度的可能性……在商业广播和电视上，这种两面性的产品被销售两次。”如果你愿意的话，作为生产者的商品这是一次支付，赞助商为产品付款；然而，作为消费者的商品又支付了一次。当受众的反应或多或少可预测地导致收银机响时，赞助商的产品就卖给了终端消费者”(同上，119)。因此，会有一个“广播和电视节目是免费的”神话(同上，110)。史麦兹明确关注商业广播和电视的广告作用，以及受众作为商品的作用。受众商品的概念在1951年的文章中以含蓄的方式提了出来，而在20世纪70年代史麦兹则更加明确地提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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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达拉斯·史麦兹提出，“垄断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现实是，大多数人的非睡眠时间是工作时间”，在下班的非工作时间中，最大的一块是被卖给了广告商的受众时间。在被卖给了广告商的“他们的”时间里，工人们(a)为消费者商品的生产者履行必要的营销职能，并且(b)为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工作(Smythe，1977a,3)。大卫·赫斯蒙德夫(DavidHesmondhalgh，2010)评论说，睡眠时间也可以被视为再生产的工作时间，因为其间再创造了劳动力。史麦兹在写作的时候(不在“盲点”文章中，而在之后)强调了这种情况，“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一天24小时都是工作时间”(Smythe，1981，47)。

媒介内容将会是“一种诱惑力(礼物、贿赂或‘免费午餐’)，以招募潜在的受众成员并保持他们的忠诚关注”(Smythe，1977a，5)。史麦兹(1977a；1981，22—51)为分析媒介广告模式提出了受众商品概念，在这里，受众作为一种商品出售给了广告商：“因为受众力被生产、销售、购买并且消费了，于是它要求有一个价格，并且成为了商品。……你们受众成员付出你们的无酬工作时间，作为交换，你们收到了节目素材以及具体的广告宣传”(Smythe，1981，26,233)。受众“给他们自己……销售物品(同上，4)。“大众媒体……主要功能是生产愿意成为忠实的消费者的受众(Smythe，1994，250)。工作不一定是雇佣劳动，而是个一般范畴—“做创造性的工作”(Smythe，19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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