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达拉斯·史麦兹和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虽然有着不同的来源、语境和理论含义，但他们都认同对雇佣劳动拜物教的批判，以及总体劳动力概念。总体劳动力有助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它被资本剥削并构成了资本主义各种形式的空间，这包括工厂、家庭、原始积累和休闲的殖民地。

在数字劳动价值论的背景下，要将广告固定在资本流通领域、减少其与产业资本所决定的联系，就不那么容易了。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商业媒介和广告业肯定担负着帮助其他资本家实现他们利润的角色，也就是说，它们传播为什么商品应该被买的信息。但是，它们本身就形成了一个资本主义行业，其资本积累以劳动剥削为基础。对于马克思来说，生产性劳动概念最初定位于批判剥削过程。鉴于媒介与广告行业以盈利为导向，并利用有酬雇员和无酬用户或媒介消费者的工作，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该行业利用无酬劳动时间创造利润。也就是说，所涉及的工作“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为资本的自行增值服务”(Marx，1867c，644；译者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2页)—这是马克思对生产性劳动的定义。另外，在数字劳动的背景下，要说媒体受众只是媒介消费者，因此只处于消费和流通领域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数字媒体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内容、行为数据、社交网络数据和个人数据，所有这些被商品化并出售给了广告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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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显示了基于定向广告的商业数字媒介的资本积累过程和广告客户的资本积累过程的联系。它们都有其相对独立的资本积累过程，这些过程基于对抽象劳动的剥削，并以交换过程M一C的形式相互依存，在其中，广告客户用货币交换以访问用户的数据商品。

杰哈利(1987，83)认为，“看电视是工厂劳动的延伸”，客厅是当今的工厂之一：工厂是雇佣劳动的场所，但它也在客厅里。在雇佣劳动之外的空间，工厂不仅仅在家里，而且到处都是。互联网是无处不在的生产受众商品的工厂和领域。社交媒体和移动互联网使受众商品无处不在，工厂不仅局限于你的客厅和你的雇佣劳动场所工厂也在所有的介于两者之间的空间，当今的整个星球是一座资本家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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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已经推翻了遍布世界各地的雇佣劳动的围墙：因为资本不能只存在于没有非雇佣劳动的地方，还剥削所有人创造的公地，于是社会就成了一座工厂。为了反映这种发展的情况，马里奥·特隆蒂(MarioTronti)提出了社会工厂概念。“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水平，社会关系成为生产关系的时刻，整个社会变成变成了生产关系的交汇点。总之，所有的社会生活变成了工厂的功能，而工厂延伸它的专属管辖于整个社会”(Mario Tronti，Cleaver转引和翻译，1992，137)。“现在，我们拥有一座工厂星球—或者星球工厂，这种社会制度不只是包括生产、消费和社会再生产领域(就像福特制主义那样)，还包括生命的遗传和生态层面”(Dyer—Witheford，2010，485)。

社会工人和社会工场允许人们超越雇用核心的价值、劳动和剥削概念。事实上，尤其是妇女、移民工人、非法工人、不稳定工人、家务工人、家庭工人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阶级长期面临着以无工资、低工资以及极低工资为特征的生产方式中的生存斗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产生了不稳定的工作模式，以至于家庭主妇式工作的不安全、工资较低、临时、不稳定和个体化，并缺乏社会安全、工会、获得卫生保健和其他福利都成为许多工作的常态。工作在全球社会工场中的社会工人剥削概念让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和女权主义联系在一起，并研究种族和后殖民主义。在知识工作的组织中存在着一个全球分工，这种分工是阶级结构、性别和种族主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阶级、性别和种族存在着内在联系。史麦兹、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以及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剥削发生在超出传统雇佣劳动工厂的限制，开启了这些研究方法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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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特·莫斯可和凯瑟琳·麦克切尔(Catherine McKercher，2008，62)强调，在将人们的注意力贩卖给广告商的过程中，通过描述家庭受众劳动的程度，史麦兹奠定了一个自愿的、低工资和无酬劳动研究的基础。资本主义、父权制和种族主义的联系在近年越来越明显，需要更多地分析，而且可能是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现的不同受剥削群体之间团结的基础。哈里·克利弗（2000，123)认为，资本主义“试图把所有休闲的、或自由时间的活动改变成为他们自身的利益。因此，与其把无报酬的非劳动时间’自动地视为自由时间或完全与资本对立的时间，我们还不得不承认资本试图融合这一时间于它的积累过程中……换句话说，资本通过创造社会工场试图将个体消费’转化为‘生产性消费’”。全球生产方式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媒介和文化，在其中有：家务工人、消费者购买商品、活跃的再生产劳动力、媒介受众工作；互联网用户生产数据商品；贫穷国家的奴隶制工人采掘用于生产硬件的矿物质；低收入的儿童、妇女和其他工人：处于极端恶劣和危险的工作条件下的中国和其他制造公司的装配计算机、电话和打印机的儿童、妇女和工人；高薪和过度工作的企业诸如谷歌和微软的软件工程师；在发展中国家创作、转换或编辑文化内容以及为公司（西方媒介和传播企业的分包公司）编辑软件的收入较低的知识工人；专注传播服务的呼叫中心以及其他服务机构的女性低工资劳动力，等等。在劳动的国际分工中传播工人之间的矛盾关系提出了一个问题：“世界上的知识劳动者们将会团结起来吗?”(Mosco andMcKercher，2008,13)。

“城市”是当今斗争的关键地点之一(David Harvey Hardt and Negri,2009)。“都市是一种公众的生产工厂……，随着向生态政治生产霸权的迈进，经济生产空间和城市空间趋于重叠。不再有一个工厂的围墙把彼此分开，外部因素’不再是生产地点的外部因素，而这些因素又使它们得到了价值。工人们的生产遍及整个大都市，无孔不入。事实上，除了城市自身的生活，公众的生产变得什么也没有了”(Hardt andNegri，2009，250—251)。商业社交媒体表明，互联网同时是一个游乐场和工厂(Scholz，2011)，它们把“网络公众锁在一个‘围墙花园’里，在那里他们可以被征用，他们的联系就是工作，在那里他们的迷恋和愿望被货币化”(同上，246)。互联网用户商品化是每件东西商品化趋势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导致了工厂和剥削的全球化。“商品化假定财产权的存在遍及过程、事物和社会关系，它们都穿上了价格的衣服，它们在法律合同的保护下可以进行贸易……当然，在实践上，每个社会都会设置一些商品化始末的界限”(Harvey，2007，165)。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被视为商品东西的界限。“性、文化、历史、遗产的商品化，自然景观或天然疗养场所，这些从未被作为商品生产出来的东西都被贴上了价格的标签”（同上，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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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工作外包给消费者是当今资本主义的一种普遍趋势，“脸书”(face-book)要求用户把其网站翻译成其他语言而不给用户付费。哈维尔·奥利文(JavierOlivan)，“脸书”(facebook)的国际部经理对此评论道，运用群众的智慧是一件很酷的事情④。百事可乐发起了一个竞赛：最好的百事可乐罐设计将会赢得10000美元。Ideabounty是一个为企业组织众包项目的众包平台，例如，红牛、宝马和联合利华。在这些项目中，绝大多数的雇佣是无酬的。即使单个个体获得象征性的奖金，用户和消费者被雇佣的大部分工作时间完全是无酬的，这使得企业外包有酬劳动时间给无酬工作的消费者或粉丝。

价值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约兰·博林(GöranBolin，2011)定义了经济价值、精神价值、新闻价值、公共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教育价值、政治价值和符号价值作为对这一术语的具体解释。马克思赞成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客观价值概念。商品的价值是“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劳动包含在内，代表了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Marx，1867c，129；译者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1—52页)。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商品具有双重特征，它们具有使用价值（它们用于实现某种目的）和价值，存在着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满足人类需要的有用商品质的特征)，抽象劳动产生商品的价值(商品的量的方面，可以和其他商品相交换，以X量的商品A=Y量的商品B的关系进行交换)。主观经济价值概念，例如法国古典政治学家诸吉恩—巴普蒂斯·萨伊(Jean-BaptisteSay)和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edericBastiat)或者新古典主义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们认为，商品的价值由人类的认知评价和道德判断所决定的，他们唯心主义地解释了价值概念。他们认为，商品的价值是通过人类的主观判断而赋予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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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概念的问题之一是它的主、客观含义往往被混淆。因为资本主义的精神价值(moralvalue)是经济价值，人们需要一个精准的价值观。将“价值”一词的含义集中在经济价值并不一定意味着主张资本主义和商品化，它只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了商品逻辑试图殖民非商品化领域的倾向。对社会主义者来说，一个重要的政治目标是一个不受经济价值支配的世界，但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一定需要对价值概念进行非经济定义。

马克思对于价值和价格概念做了一个区分。当我们讨论一个商品的价值时，我们谈的是其生产所需的平均小时数，而价格是以货币的数量来表示的。“商品在金上的价值表现——x量商品A=y量商品货币——是商品的货币形式或它的价格”(Marx，1867c，189；译者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马克思提出，商品的价值和价格是不一致的：“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和它的价值绝不是一回事。……我们已经指出，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可以高于它的价值，或低于它的价值，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和它的价值相一致”(Marx，1894，892：译者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58页）在《资本论》第3卷第九章中，他还专门讨论了价值如何转化为价格的问题（同上，254—272：译者注：同上，第173—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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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1) 它不会被消耗殆尽。

(2)它们可以被每个个体无限地分享和复制，而不会丧失本身。几个人可以同时拥有它。

(3)它没有物理损耗，其磨损和划伤如马克思所言的“无形损耗”(1867c，528：译者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5页)。这是由于竞争和公司推动建立新版本的信息商品而引致的。例如iPod或iPad的最新版本、或艺术家为积累更多资本而创作的一首新歌，以及广告和品牌假定的象征性差异的产生，从而使较旧的信息商品出现在消费者面前就“过时”了。

(4)它可以轻易且便宜地被复制，还可以快速传播。

(5)它是一个反映了社会互动历史和知识历史的社会商品。

(6)生产初始形式信息的价值相对较高(包括许多小时的开发成本)，而从第二份副本开始，价值相对较低（工作时间主要是复制和分发商品的时间)。

(7)然而信息通常以高于其价值(由其生产所需的小时数来衡量）的价格出售，价值和价格间的差异是信息产业盈利的核心。

高价出售的艺术品利用了价值一价格差异和买家对艺术家优势的信念坚定。同样，品牌也可以构成一个价值一价格差异，它是一种意识形态机制，希望让消费者相信一种商品的象征价值高于其经济价值。消费者对某种商品优势的思想上的信念使公司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其利润高于生产同类使用价值的利润。相关现象是指金融资产，即以与根本的商品生产的收益不符合的价格出售的金融资产。马克思(1894)在这方面谈到了虚拟资本，大卫·哈维(2005)谈到了过度积累的时间契合，这导致了“资本价值重新进入未来流通”(同上，109)。所以，利润和资产价格之间的差异会导致金融泡沫；就像商品的价值和价格之间可能存在差异一样，一种金融资产的收益和金融市场价值也可能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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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林(2011)认为，在广播电台工作的不是受众而是统计学家们。广告商想买的不是受众本身，而是统计人员相对随意地衡量收视率所产生的某一特定受众的信念。受众没有工作，而是统计员和市场主管们在工作(同上，84)。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视觉来看(也是史麦兹使用的视角)，受众的劳动时间是他们消费商业媒体的时间。劳动价值的确切数量永远无法确定，因此马克思说：“单个商品是当作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Marx，1867c，129—130；译者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受众创造了商业媒体商品的价值，而受众统计数据则是根据一定规模的样本近似于平均受众数量来决定受众商品的价格。统计工作者在确定价格和将媒体的劳动价值转化为价格方面至关重要。

在企业社交媒体上，用户创建内容并浏览内容，通过传播、更新他们的个人资料与其他人建立并维持联系。他们花费在这些平台上的所有时间都是劳动时间。广告商在“脸书”(facebook)或谷歌上购买的互联网产消者商品是基于特定的人口统计学数据(年龄、地域、教育、性别、工作场所等的)和兴趣的(例如，在谷歌输入某些关键词或者在“脸书”(facebook)上识别了某些兴趣)。所以，一个特定的群体可以被确定为目标群，群成员在特定社交媒体平台上耗费所有时间构成一个特定的互联网产消者商品的价值(工作时间)。此工作时间包含社会关系管理和产生声誉的文化活动。所以，人们需要反映媒体经济价值的生产是如何与布尔迪厄(Bourdieu)所说的社会、文化和符号资本相联系的。用户使用社交媒体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争取获得布尔迪厄所说的社交资本(社会关系的积累)、文化资本(资格、教育、知识的积累）以及符号资本（声誉的积累)。为了生产社交、文化和符号资本，用户耗费在商业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时间是产-消者商品化过程转化成为经济资本的过程。商业社交媒体的劳动时间是转化布尔迪厄式的社交、文化以及符号资本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经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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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1894年）强调了商品价值与价格的区别。一种商品的生产价格可能高于或低于其价值，在某些情况下与其价值相吻合。价值水平用工作小时衡量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价格水平衡量用一个商品售出的货币量。行业收视率把受众商品的价值转换成了价格。广告与特定的节目联系在一起，因为人们期望特定类型的观众观看特定的节目(或阅读报纸的某些部分)。被广告打断的特定节目的价值是所有观众观看节目(包括广告)耗费的时间总和，要精确地测量这个值是不可能的。相反，正如马克思（1894年）所知，只有近似的商品平均值才有可能。因为某个节目流行，更多的观众去观看，它的价值就会增加，这样受众的价格就会更高，因为会有更多的广告被观看。然而，受众商品价值与价格之间不是必然联系的。如果一百万城市青年观看一个节目预期购买大量商品，和两百万农村老年人去看相同时间的另一节目相比，后者的受众商品价值会更高。然而，由于预期城市青年比农村老年人更多以消费为导向，那么前者的受众商品价格(取决于为了获取特定范围内的特定受众，广告商需要去支付特定节目时段和穿插广告的金额)可能更高。

一旦在线劳动在“脸书”(facebook)上创造了价值，由此产生的数据商品就会通过按点击付费(CPC）或按每1000印象付费（CPM)的支付方法提供给广告客户。在这一点上，我们离开了价值水平和商品生产领域，进入了价格水平和商品销售领域。社交媒体的产-消者价格是如何决定的?价值又是如何转换为货币利润的?广告客户感兴趣的是接触特定的群体，这些群体以符合他们兴趣的个性化广告为目标。向广告商出售对该群体的访问权以及有关其兴趣的数据(关于谁是共有特定兴趣的特定消费者群体成员的信息)。在谷歌和“脸书”(facebook)上，广告商为一次广告活动设定了最高预算，并为点击一次广告或1000印象（1印象=在个人资料上展示广告）设定了最高预算。一个点击或1000印象的准确价格是在自动竞价过程中确定的，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对特定群体感兴趣的广告客户（所有针对该特定群体的广告）都会竞争。在这两种模型中，每个用户都是作为商品或被商品化而呈现出来的，但只有特定的用户组作为商品出售。在按点击付费模式中，当用户点击广告时，价值就转化为货币(利润就实现了）；在印象付费模式中，当广告出现在用户的个人资料上时，价值就转化成了货币(利润就实现了)。价格是由一种算法确定的，并以投标为基础。特定群组用户的在线耗费时间的数量决定了社交媒体产消者商品的价值，其商品价格是由算法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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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书”(facebook)、谷歌和类似的企业社交媒体用户在网上花费的所有小时数都构成了工作时间，产生了数据商品，也构成了潜在的实现利润的时间。一个具有生产性的用户(即产生了数据商品)的最大化时间是100%的在线耗费时间。同一用户通过点击广告或观看广告来实现利润的最长时间是他或她耗费在特定平台上的时间。在实践中，用户只点击呈现广告的一小部分，所以，在点击付费积累模式中，工作时间往往要远远大于利润实现时间。在线劳动创造了大量可供销售的商品，但只有一定份额的劳动被出售并产生利润。可这一份额依然很大，以至于像谷歌和“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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