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达拉斯·史麦兹谈到受众商品以及杰哈利、莱文特把看电视作为工作分析媒体商品化。互联网和媒体的观看、阅读、倾听是一种创造价值的劳动，受众商品和互联网产-消者商品是由观看、阅读、倾听工作所创造的商品。受众把自身生产为商品，其工作创造了受众和用户商品。在商业、广告资助的媒体中，媒体的使用就是受众的劳动。受众时间是创造价值的劳动时间—资本剥削无酬受众。在“脸书”(facebook)这样的商业社交媒体中，受众的劳动时间是相当活跃、具有社会性和创造性的劳动时间—这不仅仅是受众的劳动时间，而且还是产-消者劳动时间。产-消者劳动的在线特征使平台能够监控用户的所有活动，并将定向广告空间出售给广告客户。而广告客户不仅仅能够依据估计，而且能够对用户使用活动进行精确观察来量身定做广告。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本章要点：

(1)达拉斯·史麦兹提醒我们运用马克思的著作批判地研究资本主义媒体非常重要。

(2)批判理论和传媒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由于过于片面而遭受质疑。这种解释主要是基于选择性的阅读。他们忽略了在这两种方法中都有不同的权重关注媒体商品化、受众、意识形态和替代方案的各个方面。批判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相辅相成的，应该在当今的批评传媒研究中结合在一起。

(3)达拉斯·史麦兹的受众商品概念在关于企业互联网供应商剥削数字劳动的辩论中获得了新的意义。数字劳动的剥削包括胁迫、异化和占用过程。

第四章达拉斯·史麦兹和当今受众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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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社交媒体运用资本积累模式，这种模式的基础是剥削互联网用户的无酬劳动、用户生成数据的商品化以及作为商品出售给广告商的用户行为数据。定向广告和经济监督是这一模式的重要方面。受众商品范畴在社交媒体领域变成了互联网产消者商品范畴。

(5)企业“社交媒体”和“Web2.0”并不意味着经济和文化的民主化，而是庆祝新的资本积累模式，从而有助于吸引投资者的意识形态。

(6)对互联网产-消者商品的剥削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中玩和劳动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对玩劳动的剥削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原则。此种剥削往往会让人感觉很有趣(因而，这种有趣无疑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的错觉)，并成为自由时间的一个组成部分。

(7)对数字劳动争论的批判与不同类型的工作活动相混淆，这倾向于淡化剥削，并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类似剩余价值、价值、价格和租金等概念。

当今资本主义极为矛盾。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客观内在矛盾的表现。对这场危机的反应是矛盾的：其范围从超新自由主义(通过实施“为富人和银行实行社会主义”且私有化和削减用于福利、教育、卫生等的公共资金来强化新自由主义的政纲)到喧嚣、骚乱、抗议、示威和占领（如占领运动或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抗议）以及革命(如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革命)。这些政治斗争和形式反映了资本主义在危机时期的主观矛盾。现如今批判知识分子的任务是创造一个基于公共物品和服务、包括传播共享的一个正义的世界，并为此从事学术领域的工作以及进行政治斗争。第三章和第四章将数字劳动的讨论置于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术景观中进行分析。下一个章节我们要解决的更深层次的语境是关于数字劳动如何嵌入到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中，并在诸如信息社会、信息经济、创意、文化产业和知识工作等的标题下进行讨论。我们生活在哪一种类型的社会中呢？是一个信息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呢？下一章我们会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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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http://newsroom.fb.com/content/default.aspx?NewsAreaId=22(2012年9月17日访问)。

②http://www.msnbc.msn.com/id/24205912（2011年8月20日访问）。

③http://techcrunch.com/2011/07/18/most-expensive-google-adwords-keywords(2013年7月9日访问)。

④http://money.cnn.com/data/us\_markets/（2013年7月9日访问)。

⑤http://money.cnn.com/data/us\_markets/.(2013年8月8日访问)。

第四章达拉斯·史麦兹和当今受众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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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信息社会?

本章主要研究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生活在信息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信息社会概念在近几十年颇为流行，它用于描述变化中的社会正在经历的变迁。与之相反，“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术语”是一个颇为中性或冠冕堂皇的名词。对于信息社会而言，社会批判理论必须询问它自身在与信息社会的关系中是如何定位的。本章首先给出了一个导论(第一节)，随后是信息社会理论分类的展示(第二节)，并且说明了信息社会理论的可替代性(第三节)以及信息社会的指标(第四节)。知识劳动的概念在信息社会批判性理论的阐释中也被提及。

1968年，西奥多·W.阿多尔诺(TheodorW.Adorno)曾经问道，人们生活在后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工业社会呢？他认为，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关于替代性的问题：当今社会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工业社会?我认为，当今社会的基本问题是另外一个替代性问题：它究竟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信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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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导论

在不同年代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论文题目中，通过对“信息社会”一词的检索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对信息社会这一概念的研究兴趣持续不断(表5.1)。相关论文发表的数量出现了两次急剧增长。第一次论文数量高峰在1983年开始出现（1980年：1篇论文，1981年：2篇，1983年：22篇，1984年：21篇)，也就是在IBM个人计算机引进两年之后和第一台具有用户图形界面的苹果电脑在1984年上市前后。第二次论文发表数量的高峰大约出现在1995年左右，也就是在马赛克万维网的图形浏览器被引进并使得网上“冲浪”在用户中广泛普及两年之后（1994年4篇，1995年：14篇，1996年：24篇，1997年：43篇)。计算机在私人生活、日常生活和经济中的日益普及也导致人们对信息社会概念的兴趣不断增长。

第五章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信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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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化的社会、数字社会、信息化社会、知识型社会、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化社会、信息与通信技术社会、网络社会、信息通信技术社会、互联网社会、传播社会、赛博社会、媒体社会、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虚拟社会人们在政务讨论、媒体、日常生活和学术交流中可以发现许多关于当前西方社会结构的论断。这些概念和主张大多强调了知识的重要性；信息的生产、传播和使用以及计算机与数字网络技术的崛起，例如互联网或移动电话。有两个重要问题与信息社会的讨论密切相关，那就是如何界定社会的信息维度以及如何测量社会的子系统或相关层面的信息化程度。本章主要讨论第一个方面，并就一个社会作为信息社会是否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可行的问题提出一些思考。

西奥多·W.阿多尔诺（1968/2003)在1968年问道，当今社会结构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我们生活在后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工业社会?在当今社会，人们认为知识与创造性工作、媒介、计算机与互联网都很重要，我们可以用以下方式重新表述阿多尔诺的问题：当今社会结构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信息社会?本章主要讨论这些问题。

首先，本章对信息社会理论进行了分类。我要讨论根本的非连续性信息社会理论、怀疑论者的观点和连续性信息社会理论。其次，我引入了一个建立在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可替代性概念。再次，我就信息社会的衡量提出了方法论说明。最后，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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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社会理论分类

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Webster，1995，2002)从五个方面对信息社会做了界定：技术创新、职业变化、经济价值、信息流动以及符号扩展和标记。韦伯斯特用来对信息社会理论进行分类的理论标准是他们主要关注社会维度，将新颖程度和社会学理论的类型结合起来作为区别标准，可以实现理论的另一种分类。信息社会理论可以通过两条轴线进行理论分类：第一条轴线是区分社会变化，第二条轴线是区分这些社会变化的信息质量。有些理论认为，过去几十年的变革构成了根本的社会变化，这些是非连续性理论，而其他理论更强调现代社会的延续性。主观社会理论重视人类个体以及个体的思想和行动对社会的作用，而客观社会理论强调的是超越单个个体的社会结构(Giddens，1984)；主观信息社会理论强调人类知识(思想、心理活动)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意义，而客观信息社会理论更看重信息技术(如大众媒体、计算机、互联网或手机等)的作用。图5.2展示了信息社会理论的类型学。

非连续性主观理论有知识经济理论(Machlup，1962；Drucker,1969/1992；Porat，1977)、后工业社会理论（Bell，1974；Touraine，1974)、后现代社会理论(Lyotard，1979)、知识型社会理论(Stehr，1994)；强调信息技术重要性的非连续性客观理论有网络社会理论(Cas-tells，1996，2000b；van Dijk，2006)、虚拟社会理论(Bühl，2000；Wool-gar,2002)、赛博社会理论(Jones，1998)、互联网社会理论(Bakardjieva，2005)。

非连续性信息社会理论在宏观社会学范畴前加了某些限定词，如“社会”或“经济”，以此表明此类理论认为社会或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新的社会或经济环境中。这种理论强调非连续性，换言之，人们现在的新型社会与100或150年前的社会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例如，阿兰·图海纳(AlainTouraine，1974，4)认为，后工业社会（也称程序化社会)是“一种新型社会”。对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1974)来说，“后工业社会”带来“巨大的历史变化以财产为纽带的旧式社会关系、以一小撮精英为中心的既有权力结构、主张克制和推迟享受的资产阶级文化等被迅速侵蚀”(37)，“崛起的新型社会开始质疑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等这些社会核心资源的分配方式”(43)。阿尔文·托夫勒（AlvinToffler，1980)称第三次浪潮社会（即“知识时代”)是“一波骇浪，为我们的现代生活提供源动力”(5)，是“巨大的历史变革”(243)，是“惊人的变化”(243)，是“革命性的前进”(168)，带来了“全新的社会”(261)。彼得·德鲁克(PeterDrucker)认为，“知识社会”意味着“世界经济和技术的非连续性时代”(Drucker，1969/1992，10)，“20世纪最后十年间的工作和劳动力、社会和政体，在布局分布、经历过程、面临问题、层次结构等方面，都与20世纪初以及人类过去的历史有着质量和数量上的本质区别”(Drucker,2001,227)。对于尼克·斯特尔(NicoStehr，1994)而言，他所说的知识社会的产生意味着“劳动和财产时代的终结”(viii)，“知识社会的崛起标志着经济结构经历了一个根本的转变”(10)，“一种经济活动的新结构和组织诞生了”(122)。曼努埃尔·卡斯泰尔斯(ManuelCastells)认为，“网络社会的兴起”意味着“新世界在千禧年开始形成”，“信息技术革命成为新社会的物质基础，产生了信息主义”(Castells, 2000a,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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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例子表明许多（但并非全部）信息社会理论家都认为信息技术、知识、科技和通信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催生了新型的社会，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出现了各种研究方法，怀疑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即怀疑非连续性假设理论。“如果仅仅只是出现了更多的信息，那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有人认为我们经历了一些全新的东西”(Webster，2002，26)。尼古拉斯·加纳姆(NicholasGarnham，1998/2004，2000b)甚至指出，信息社会理论是一种意识形态理论。加汉姆(1998/2004，165)说信息社会理论是“受到经济和政治统治者支持的、合法的意识形态”，加汉姆的基本观点是，存在一个新的信息、网络、知识或后工业社会否定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持续存在着的剥削阶级关系。“但对于所谓的划时代变革，我们需要弄清楚这些特征是全新的，还是只是创造信息商品价值的附属产品，这些问题促使人们不断寻找新的文化商品消费以及周期，而这些文化商品并没有在使用中遭到破坏”(同上，179)。非连续性假说具有意识形态特征，因为它基于新自由主义的特征，认为人们在变化前束手无策，只能被动地适应现存的政治现实(Webster，1995，267)。彼得·戈尔丁(Peter Golding，2000，170)认为，信息社会理论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欢迎和拥护信息私有化，主张信息通信技术与自由市场扩张相融合”。社会学对新事物迷恋的危险在于，它将不再聚焦对根本潜能的关注和对这些潜能如何被抑制的批判（同上，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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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评论认为，知识社会或后工业社会将发生巨大变化的假说没有考虑到现代社会的连续性，斯特尔(Stehr，1994)作了详细阐述，他认为这些评论忽视了社会的动态特征，无法解释变化的发生。

对后工业社会理论持激烈批判态度的观点认为，现代社会是连续发展的，而后工业社会理论断言现代社会充满着变化。但是更激进的后工业社会批判理论认为，工业社会的特征(如果不是永久的，或多或少是持久的)是现代社会的属性，也就是说权力精英的存在、社会不平等、失业、贫困、经济的集中控制、社会的对抗矛盾、社会控制和约束。在我看来，这只能分散注意力，使人们不能深入了解现代社会的动态特征。换言之，对于现代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现状，激进评论派长期关注其持续的、静态的、确定的问题，对其动态的、进化的结构却甚少研究(Stehr，1994，55)。

相比之下，卡斯泰尔(Castells，2000a，367)曾问道：“如果没有出现新变化，谁会去调查、思索、评论变化呢?”

斯特尔和卡斯泰尔的观点无助于推进这些讨论，因为他们简单地假设有一个激进的突破来反对批判这一观点。斯特尔是巨变假说的强烈拥护者，但他不能回答反对派提出的问题假设巨变隐藏了资本积累、不平等、剥削、资本主义分层的连续性，因此形成了一种肯定的意识形态。

连续性信息社会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持怀疑态度，强调人们仍然生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却发生了某些变化。主观连续性信息社会理论提出了一些概念，例如，自反性现代化(Becketal，1994)、认知资本主义(Negri，2008；Vercellone，2007)、半资本主义(semio-capitalism；Berardi，2009a，b)、一般智力和非物质劳动(Hardtand Negri，2000，2005；Virno，2004)。这些概念都认为脑力劳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积累具有重要意义。客观连续性信息社会理论概念包括：数字资本主义(Schiller，2000；Glotz，1999)、虚拟资本主义(Daw-son and Foster，1998)、高科技资本主义(Haug，2003a)、MP3资本主义(Sennett，2006)和信息资本主义(Fitzpatrick，2002)。这些概念都看重资本主义的连续性，认同连续性信息社会理论的观点信息技术或知识是现代社会的核心要素。但它们却无法解释为什么物质资源(如石油）依然那么重要，依然是战争争斗的焦点，也无法解释为什么金融资本(在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也很重要。在极端情况下，连续性假说宣称现代社会与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并无实质区别。如沃尔特·罗克曼(WalterRunciman，1993，65)争辩说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的英国“没有出现新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英国将会成为“资本主义一自由一民主”的社会，具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自由协商模式”和“民主胁迫模式”(同上)。“那些‘管理’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公司’资本主义之类的术语更让人陷入混乱”(同上，54)。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Friedman，2002，302)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资本主义的总趋势没有改变—商品化进一步加剧，相对于实体资本而言虚拟资本积累的速度加快，破产失业的人口比重上升。这些过程受新型高科技技术的支持，但不是高科技产生的原因，它们只是资本主义可怕窘境的表现形式，是可以预测到的。”唯一的新特征就是意识形态主义者宣称的—我们生活在新的社会里。“那些知识分子代表着特权阶级的利益，用激进的语言解释一般自由主义，他们有奇怪的激进身份或自我身份”(同上)。毫无疑问，资本主义需要持续的积累和剥削结构的存在，但这些过程却并不顺利，而是充满着矛盾和变化，结果产生了危机倾向和资本主义危机。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矛盾本质和危机困境视为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根源(并必将转变成社会主义)。为了解决危机，资本主义需要改变其资本积累和剥削结构。危机是“这些周期性的价值革命证实了它们似乎应该否定的东西，即证实了价值作为资本所经历的、通过自身的运动而保持和加强的独立化”(Marx，1885，185；译者注：《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资本积累最初只是表现为资本的量的扩张，但是以上我们看到，它是通过资本构成不断发生质的变化”(Marx，1867c，781；译者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5页)。本章认为连续性假说和非连续性假说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正确和错误之处，我们要辩证地看待社会的发展。通过上层社会变革中发生的基本变化，社会发展得以实现；社会中的基本变化为上层社会矛盾的发生奠定了基础。如果辩证地看待，跨国信息资本主义的产生既不是主观的变化，也不是客观的变化，而是基于主客观的辩证统一。客观方法认为，技术是决定因素，这一方法忽视劳动形式和中介是如何变化的；主观方法忽视技术的力量，这是一种通过人改变和被改变的力量。因此，无论是倾向技术的客观法，还是倾向知识的主观法都是不充分的。但两者都分别强调了大网络框架里的一个支柱：跨国信息资本主义的概念辩证地扬弃了两种思维方式，因为信息和网络既有客观的一面，也有主观的一面；它们改变了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对资本新战略和资本积累新形式的探索使得劳动转变为认知、交往和合作的劳动方式，从而形成了大量的、无所不包的劳动时间（“参与式管理”的自我约束形态促成了这种变化)。但同时，这种劳动方式受到信息技术的强烈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生产出了有形的信息产品(还有无形的信息服务)(Fuchs，2008)。跨国信息资本主义坚持了主观—客观的辩证法，以伴随技术和产品而产生的认知式、交往式、合作式劳动为基础，使现代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概念。信息资本主义基于信息技术的知识和知识对象化的辩证联系，我之所以认为该理论有很好的根基，是因为辩证的方法构想出来的现实既复杂又有具有动态性，比单向地、静态地解释现实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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