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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选30个国家中，17个国家的最低工资10%的工人与最高收入10%的工人之间的差距已经有所扩大。其中，至少一个数据点可用来比较1995—2000年和2007—2009年期间的差异。”虽然这种不平等现象增加的最大原因是高收入者“飞离”大多数人，但也有一部分是由于所谓的“底部塌陷”，“在28个国家中，有12个国家的中等收入工人和低收入工人之间的差距有所增大。”(国际劳工组织2010年，第31页)。

工资份额是报酬总额在增加值总额中所占的份额。“在1980—2007年期间，24个国家中的17个(包括还在研究中的)注册的国家降低了工资份额”(同上，22)。这种发展对制造业和建筑业影响尤甚，而金融、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行业的工资水平已有普遍上涨(同上，25ff)。

种种迹象表明，利润一直在增加，是工资的相对下降和低工资不稳定就业的增加所致。数据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20世纪的后几十年和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通过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的加剧而形成，这种不平等是以劳动力为代价而有利于资本。新自由主义一直是一个政治阶级斗争计划，旨在“重建经济精英的权力”和“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需做的任何事情的合理正当及合法化的制度”(Harvey，2007，19)。生产关系是由资本利益与劳动利益之间深刻的阶级冲突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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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结论

1968年，即丹尼尔·贝尔的突破性信息社会理论新书《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出版的六年前(亦是信息社会假说兴起之前)，西奥多·W.阿多尔诺(1968/2003)在德国社会学年会上发表了题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工业社会?”的介绍性主题发言。他认为“现今存在的关于讨论社会结构的根本问题”是一个关于“两选一的问题，即现今的社会，到底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工业社会的问题”。这是一个“当今社会是否依然还是由资本家体系占主导地位的、几经改良的资本主义模式，还是在如今工业长足发展、对资本和非资本条件的区分以及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批判等诸如此类的情况下，资本主义概念已经过时”的讨论。换言之，这是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的问题(同上，111)。阿多尔诺指出这样一个具有二选一答案(要么是这个，要么是那个)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思想局限、自我限制的窘境(同上，113)。他给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重要性和关系问题的答案：“根据批判的辩证理论，我个人愿意提出一个独创的、但又必然抽象的答案，即当今社会无疑是一个按其生产力状况而定的工业社会。无论不同政治制度的边界如何，工业劳动在任何地方都已成为社会的模式。这种劳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整体，因为以工业方法为模型的方法必然被经济学定律扩展到其他领域，如物质生产、行政管理、分配领域以及那些自称文化的领域。然而，与此相反的是，社会就其生产关系而言是资本主义的。人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于19世纪中期曾经分析过的那种生产关系中，因为……生产的发生，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主要是为了追求利润。”(同上，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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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阿多尔诺的理论进行转述并将其问题和回答借用到现在这个信息社会理论的时代，我们可以假设，对于现今社会结构讨论的根本问题是一个关于“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信息社会？”这样一个二选一的问题。根据批判的辩证法理论，我想提出这样一个具有独创性且抽象的回答，即现今社会就其生产力要素的状态来说是一个信息社会；然而，与此相反的是，就其生产关系而言，当今社会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依然处于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曾经分析过的那种生产关系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主要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为了创造更多利润，在生产过程中，科学和信息技术被大量应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相互联系的，它们相互包容。本章的论点是，信息生产力(知识劳动、信息技术、科学和理论知识)和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不应该被视作是对立的两极，关于信息社会存在与否的讨论不应降低到生产力水平或生产关系水平。这是因为降低到只在生产力层面讨论这个问题会导致出现这样的假设：即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新社会，信息社会；而降低到只在生产关系层面讨论也会导致我们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即我们依然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什么也没有改变。信息生产力(正如生产中的非信息生产力一样）是由阶级关系来斡旋的，而这意味着信息技术的建立（作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和知识工作（其特点是劳动的构成，精神和交往特征高于人工特征)作为经济生产的特征是促进剩余价值剥削、减少可变和不变资本的战略。因此，资本有望实现更高的利润率。那种社会概念仅仅依据信息生产力就可以建构的想法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幻觉；相反，说什么也没有改变，因为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由资产阶级关系主导的社会，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应，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的策略。但是，辩证的分析必须指出，正在发生的某些变化是为了支撑阶级结构的深化，但同时也包含了马克思所说的Keimformen(替代性社会的萌芽形式)。信息生产力的发展本身就是矛盾的，而且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冲突，这些现象随处可见：例如互联网上的文件共享、知识产权的讨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版图中海盗政党的出现，或者免费软件的流行(Fuchs，2008，2009)。马克思预言，信息生产力的出现是固定资本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资本的技术构成和有机构成的提高，其特点是技术在生产中作用的提高是以牺牲活劳动力为代价的。“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何种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表明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何种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Marx，1857/1858b，706；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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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提出，因为技术的发展，“整个生产过程”将变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同上，699；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4页)。“从简单的劳动过程向科学过程的转化……表现为同活劳动相对立的固定资本的属性”（同上，700；译者注：同上，第95页)。

因此，对马克思而言，信息生产力的兴起与资本通过技术途径获取更多利润积累的需要有着内在的联系。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已实现了信息化，就像对这种情况的讨论一样，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

第三、四章和第五章阐述了数字劳动的学术和社会背景。在第六章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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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章中，我们将分析数字媒体生产背景下所涉及的劳动现状。

注释：

①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2013年8月8日访问）。

②据SSCI统计，题为“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类及收入不均等”的论文（作者Wright和Perrone，写于1977年)，是在经济阶级分析类论文中被引用最多的文章，共被引用289次。此数据获取时间为2013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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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分析数字劳动：案例研究

第六章 数字奴隶制：与ICT相关的矿物开采中的奴隶劳动

请环视您现在所处的空间，您可能会看到不同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例如，一台计算机、一部打印机或一个移动电话。这些装置是用地球的资源矿物质制成的。通过观察这些工具，我们看不到它们所含的矿物质是在什么条件下开采出来的。本章研究矿工的工作，他们开采制造我们日常使用的数字媒体工具的资源。本章记录了一个令人不快的现实，即这些矿物的一部分是在奴隶般的条件下获得的。数字媒体与数字奴录制联系在一起，绝大多数提取这些矿物质的奴隶从未拥有过电脑或便携式电脑，他们在高度剥削和暴力的条件下劳动。如果我们的数字媒体是以奴隶工人的鲜血和死亡为基础的，那么，我们应该讨论的问题就产生了。本章我们想指出，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奴隶剥削是一种源自利润导向的传媒企业的现象。为了克服数字奴隶劳动，我们必须开始质疑资本主义。

第一节 导论

如果你环顾你目前所处的家庭、办公室、公共空间或交通工具，你很可能会看到至少一台与互联网相连的电脑、笔记本电脑或手机。也可能这些设备还有一个如下所言的标签之一：宏碁、苹果、华硕、明基、仁宝、戴尔、富士通、惠普、宏达电、华为、联想、LG、LogicInstruments、摩托罗拉、NEC、诺基亚、Medion、松下、广达、三星、索尼、索尼-爱立信、东芝、纬创资通、沃特曼·泰拉或中兴通讯。当被问到“您的计算机、电话从哪里来？谁生产了它呢?”人们可能忍不住回答，“哦，它是由某公司生产的。”信息通信技术用户所掌握的关于他或她的设备的主要信息来自他或她购买产品的零售商或公司。但这些公司只是那些销售这些设备并从这些销售中获得利润的参与者。生产过程本身包括多种形式的劳动，用户是看不见的。然而，如果没有这些劳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就不可能存在，因为它们是复杂的人类劳动过程的对象化。计算机或移动电话由应用程序、操作系统、电缆、机箱、显示器、电池、中央处理器、随机存取存储器(RAM)的数据存储芯片、只读存储器的数据存储芯片、内部存储设备(硬盘、闪存卡)、键盘或其他输入设备和冷却器组成。所有这些组件都需要在复杂的劳动过程中创建，然后组合成一个销售给终端用户的计算系统。由于生产过程的复杂性以及终端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所涉及的复杂劳动过程的不可见性，“谁生产了你的笔记本电脑或计算机?”这一问题将由许多用户反复思考回答，比如“它是由某公司生产的”。但当被问及他们是否知道到底是在哪里制造的，以及是由谁制造的，他们可能会回答：“我不知道。我在Y买了它或订购了它。但这个问题很有趣，我有兴趣了解更多关于这方面的情况”。第六章至十一章我们要讨论“笔记本、电脑、移动电话从何而来？是谁生产的?涉及哪种形式的劳动？”通过讨论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工作的具体案例，分析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生产过程中的步骤并将其理论化：非洲矿山的矿物开采(第六章)、中国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制造和组装(第七章)、印度的软件工程(第八章)、呼叫中心的服务工作(第九章)、硅谷谷歌的软件工程(第十章)以及互联网“产消合一者”或互联网用户的数字劳动(第十一章)。本章采用的分析方法包括对已有的实证数据和理论解释的实证研究结果的介绍，理论框架是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应用于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业。为此，本章首先介绍了这一理论基础。为了使终端用户能够通过其电话、个人电脑或笔记本电脑连接互联网，需要各种形式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劳动，例如矿物开采、硬件制造和装配、软件工程、服务工作和用户的生产性消费。所有这些劳动形式都对象化于一个单一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设备中，这表明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具有涉及数字劳动国际分工的一个复杂的时空生产历史，在数字劳动国际分工中，不同形式的劳动创造了计算机或移动电话所必备的使用价值。这些不同的使用价值是在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时间由不同的工人所创造的，不同的工人处于一定的工作条件之下，所有不同形式的工作结合在一起并对象化于一个单一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设备之中。最后一章介绍了涉及国际分工的数字劳动国际分工的总体情况和理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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