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新的劳动的国际分工在时空上以如此方式组织了劳动过程：整个商品的具体组成部分在全球经济的特定空间生产，并重新组装以形成一个商品销售的连贯整体。因此，这可以指挥全球和整个白天的劳动，剥削在时空上得以拓展。新的劳动的国际分工(NIDL)以两种特定方式与生产方式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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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生产力层面，它以生产网络形式将各种生产例如农业劳动、工业劳动、服务劳动、知识劳动、无偿消费和用户劳动联系起来。这种生产网络形式把自身对象化于产品和服务之中，但工人和消费者不会自动看见。

(2)在生产关系层面，目标是通过降低工资成本以最大化利润，工资成本的降低利用：

(a)将生产过程的具体步骤转移到工作条件不稳定的国家，从而使得各国工人阶级相互竞争，还往往被新自由主义政治利用，以缩小工人规模、撤销保护工人的机制以及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模式，

(b)调动各种前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父权制、奴隶制、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相结合。

罗莎·卢森堡(1913/2003)认为，资本主义需要非资本主义的环境，原始积累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并创造了新的领域和积累空间。她写道：一方面，“资本主义需要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必须全力以赴才能在领土和社会组织上获得支配地位”(同上，346)。

大卫·哈维(DavidHarvey，2005，2007)对卢森堡的解释是，资本主义需要创造新的积累领域，以克服自身的危机倾向。非雇佣劳动转变为雇佣劳动或公共服务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积累领域是连续性原始积累的具体形式。其他形式是创造各种类型的无报酬、前资本主义、封建制、父权制或奴隶劳动，这些劳动与资本主义积累有关。

以下各节将举例分析全球数字媒体生产中的各种剥削形式，以及它们与具体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组织形式之间的关系。接下来的讨论将试图展示家务劳动、奴隶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组织模式如何在创造数字媒体的全球劳动分工中发挥着相互关联的作用。对数字媒体经济中早期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连续性、否定性和非连续性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信息社会”不是新自由主义和管理主义意识形态所宣称的全新事物，而且剥削是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社会中数字媒体存在的一个核心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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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无酬劳动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私有财产和奴隶制起源于家庭：私有财产的第一种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孩子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的奴隶制（诚然，它还是非常原始和隐蔽的）是最早的所有制，但就是这种所有制也完全适合于现代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Marx and Engels，1845/1846，52；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6—37页)。家庭是一种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劳动力不是商品，而是由个人和情感关系组织起来的，这种关系产生了承诺，其包括：无酬并产生情感的家庭工作、社会关系和人类身心的再生产，因此这些工作可以被称为再生产工作。从历史上看，主要是妇女在家庭中从事身体和情感或照料工作。家庭中的工作强迫主要是情感和社会方面的(家务工人感到一种情感上的承诺，这激发了他们的活动)，但也往往是经济的(家务工人的生存依赖于其他家庭成员的工资收入）和一定的物质性暴力（家庭中的虐待、暴力)。

但是，再生产性劳动和无酬劳动一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起什么作用呢？在《大纲》中，马克思认为劳动是共同或结合劳动(Marx，1857/1858b，470；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4页)，劳动者是总体工人(Gesamtarbeiter)。这一思想也被用于《资本论》第1卷中，他将总体工人定义为总体劳动者，即结合劳动人员(Marx，1867c，643；译者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2页)，并认为，“为了从事生产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同上；译者注：同上，第582页)。结合工人是“总劳动者”，他们的“结合起来的劳动在物质上就直接实现为同时就是商品总量的全部(aggregate)产品”（同上，1040；译者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田光译，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06页)。这种“总劳动能力的活动”是“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从而由剩余价值到资本的直接转化”（同上，译者注：[德]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06页)。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总体工人是创造价值、剩余价值和资本的生产性工人。总体工人概念允许我们对马克思做这样的解释：雇佣劳动不是核心，因为总体工人是结合劳动力，也包括那些无酬的但却直接或间接服务于资本需求的活动。劳动力需要再生产，也就是说，在一天中的某一段时间里，有些活动有助于工人重新创造和维持他或她的劳动能力。“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须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同上，274；译者注：同上，第198页)。这包括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成员的生计资料；实践、培训和教育费用等(Marx，1861—1863)。这意味着，有一些活动需要某些人且是其为了再生产劳动力来完成。为此我们可以谈及再生产劳动力，这是一种大部分没有报酬的劳动形式。非雇佣劳动“确保了劳动力和生活条件的再生产”(Mies，ennholdt—Thomsen and Werlhof，1988，18)，它是用于“生活中的生产、或生计生产”(同上，70)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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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和封建奴隶制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1845/1846；译者注：《德意志意识形态》)认为，古代共有的财产形式(例如，古罗马）是公民的公有制。它本来是以奴隶制为生产方式的，然而，这种财产形式是以城邦为基础的。封建所有制在农村。封建时期的奴隶制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农民是奴隶。在城市里，工匠们以个人所有制和生产为基础，成为一个特殊的经济群体。“一方面，在封建时代财产最初由土地构成，农奴的劳动被束缚于土地之上；另一方面，个体的私人劳动用他的小资本指挥熟练工人的劳动。”“这样，封建时代的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地产和束缚于地产上的农奴劳动，另一方面是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同上，40；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8页)。

一个雇佣工人的劳动力是有其价格的，也就是他的工资，而奴隶的劳动力是没有价格因为他不是商品。然而，奴隶他或她自身是有价格的，这意味着其整个身心可以作为商品从一个奴隶主卖到另一个奴隶主那里，奴隶主控制着奴隶的一生。“作为奴隶，劳动者具有交换价值，具有价值；作为自由工人，他没有价值；只有通过同工人交换而得到的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才具有价值”(Marx，1857/1858b，288—289；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所以，在奴隶社会，货币只是买卖财产（就像一种生产资料）奴隶的手段，但它并不是一种调解奴隶主与奴录之间关系的手段：“古代人可以直接购买劳动，购买奴隶；但是奴隶却不能用自己的劳动购买货币”（同上224；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77页)。“罗马法规定奴隶是不能通过交换为自己取得任何东西的人”(同上，245；译者注：同上，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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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奴隶制度和封建主义的奴隶都被当作一件东西对待，并具有一件东西的地位：“在奴隶制关系下，劳动者属于个别的特殊的所有者，是这种所有者的工作机。劳动者作为力的表现的总体，作为劳动能力，是属于他人的物，因而劳动者不是作为主体同自己的力的特殊表现即自己的活的劳动活动发生关系。在农奴制关系下，劳动者表现为土地财产本身的要素，完全和役畜一样是土地的附属品。在奴隶制关系下，劳动者只不过是活的工作机，因而它对别人来说具有价值，或者更确切的说，它是价值”(同上，464—465；译者注：同上，第457页)。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压迫手段就是人身暴力：“古代世界的基础是直接的强制劳动；当时共同体就建立在这种强制劳动的现成基础上”(同上，245；译者注：同上，第200页)。这意味着如果他或她拒绝劳动，就会被杀掉。

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马克思（1867c)在《资本论》第1卷“原始积累”一章(第八部分，所谓“原始积累”)中指出，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意味着劳动者的身体不再是（奴隶主或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而成为他或她自己的财产了。因此工人开始被迫向资本家出售他或她的劳动力，以赚取维持生存的工资。同时，工匠和农民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而成为雇佣工人，而生产资料变为私有财产。“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究竟是指什么呢？既然它不是奴录和农奴直接转化为雇佣工人，因而也不是单纯的形式变换，那么它就只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Marx，1867c，927；译者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2页)。原始积累过程始于15—16世纪，依据马克思观点，“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序幕，是在十五世纪最后的30多年和十六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大量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被抛向劳动市场。虽然王权它自己也是资产阶级发展的一个产物在追求绝对权力时，用暴力加速了这些家臣的解散，但王权绝不是这件事情的唯一原因。不如说，同王室和议会顽强对抗的大封建主，通过把农民从土地(农民对土地享有和封建主一样的封建权利)上强行赶走，夺取他们的共有地的办法，造成了人数更多的无比的无产阶级。在英国，特别是弗兰德毛纺织工场手工业的繁荣，以及由此引起的羊毛价格的上涨，对这件事情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同上，878—879；译者注：同上，第825页)。马克思把双重自由视为资本主义工人的特质：“自由劳动具有双重意义，他们本身既不像奴隶、农奴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外，也不像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同上，874—875；译者注：同上，第821—8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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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息生产力

我早些时候已经指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与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过渡有关。马克思描述了由于技术创新而导致的生产力提高是如何招致信息经济对工业经济的扬弃的。马克思预言，信息生产力的出现是固定资本发展的结果，即以牺牲活劳动力为代价、提高技术在生产中的作用，资本的技术和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为特征。马克思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整个生产过程”变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Marx，1857/1858b，699；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4页)。“生产过程从简单的劳动过程向科学过程的转化…表现为同活劳动相对立的固定资本的属性”(同上，700；译者注：同上，第95页)。所以，对于马克思而言，信息生产力的兴起与资本寻找能够积累更多利润的技术途径的需要有着内在的联系，社会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信息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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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马克思预期了信息经济的兴起“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同上，694；译者注：同上，第92页)—它正面临着活劳动和死劳动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表现在危机和矛盾之中。然而，他并没有认为信息经济必然会终结资本主义。这种情况在今天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信息经济的情况下是明显的，虽然知识的社会特征促进了工作的社会化和共产主义的潜力，而这可能导致共产主义的信息经济或社会，但不会自动地在历史上必然地这样做。信息经济的兴起是对工业经济生产力水平的扬弃，它导致了一种新的财产矛盾(例如，文件共享者与知识产权拥有者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基于文化的公共性和其现实的商品性之间的矛盾)的产生，但这并不否定阶级关系。当代社会的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生产力又是信息化、工农业并举的。

信息生产力中的工作表现为知识工作的形式，马克思称之为一般智力工作(同上，706；译者注：同上，第102页)。“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就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同上；译者注：同上，第102页)。信息生产力不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而是生产力组织方式的扬弃。所以，信息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变化，但它含有促进劳动社会化的潜力，从而与阶级关系相矛盾，构成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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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数字媒体和矿物质

“笔记本电脑、手机、游戏、MP3播放器和网络摄像头等产品含有大量金属，其中最重要的是铝、铁、铜、镍和锌。而其他金属仅仅是很小量的使用，如铍、钽、铟、铂族金属，对于今天的消费类电子产品也是必不可少的。据估计，除了电池和电池充电器之外，金属占手机重量的25%，最大量的种类繁多的金属在电路板上。”(SOMO，2007，10)表6.4的统计数据表明，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卢旺达、南非、赞比亚、津巴布韦）是信通技术所需矿物的最大生产国之一，而它们几乎不属于重要的进口国。这表明，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价值链是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在这种分工中，非洲扮演着重要且相对便宜的自然资源（由于高度剥削劳动力而便宜）的角色；而这些资源进一步的加工是在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在全球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价值链中，非洲是一个被高度剥削的经济殖民地。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种殖民地位是以对非洲人高度的劳动剥削和奴隶般劳动为基础的。马克思认为殖民地是原始积累的一种形式。“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为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60—861页)。当代经济殖民地的存在表明，原始积累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资本主义利用它来获得资源和劳动力，从而通过最大化剥削来最小化投资成本。然而，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所需要的矿物质一般在非洲和中国开采，但其冶炼、提炼和浓缩往往在亚洲国家，例如，泰国、马来西亚、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提供电子产品市场(Finnwatch，2007，37)。“电子品牌公司已将它们的大部分生产外包给了亚洲。其直接结果是，亚洲矿业公司和贸易商求助于铜带(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赞比亚的铜带)，以确保用于制造业的金属”(Swedwatch，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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