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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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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结论

并非我们使用的每台手机、电脑、数码相机、硬盘、游戏机和MP3播放器都部分或全部基于东刚果矿工的鲜血:2011年,刚果民主共和国生产了世界上钴的53%、锡的2.3%(美国地质调查局,2012年统计)和钽的10%左右(Eichstaedt,2011,140)。因此,情况因矿物类型而异。刚果民主共和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钴生产国,也是钽和锡的重要生产国。与这些事实无关的是,西方公司对廉价矿物的需求一直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暴力、奴役和剥削的重要驱动力。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悲剧是,一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却是20世纪和21世纪最血腥的冲突高发地之一,这场冲突以冲突矿产的形式存在,它与西方和西方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行业有着联系。2011年,刚果民主共和国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有着非常高的不平等率,基尼系数为44.4%,59.2%的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每天生存的费用少于1.25美元),平均寿命为45岁(《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UNHDR,2011)。战争和新帝国主义对劳动力和国家资源的剥削并没有给当地的人民带来好处,而是从根本上有益于价值链终端的西方公司,这创造了资本主义的典型悖论:世界上自然资源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世界钴储量的45%、世界钻石储量的25%(美国地质调查局统计数字,2012年)以及世界珂钽铁矿石储量的7%—8%(Nest,2011,18—20) 和钽的64%(Gootnick,2008)位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在全球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业中,非洲公司几乎不存在,而美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韩国、瑞典和芬兰的公司主导着以矿物为原料的计算机硬件行业: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通信设备和外围生产商是苹果(美国)、惠普(美国)、戴尔(美国)、富士通(日本)和昆达电脑(中国台湾地区);最大的半导体生产商是三星(韩国)、英特尔(美国),台湾半导体(中国台湾地区)、德克萨斯仪器(美国)和AppliedMaterials(美国);最大的通信设备生产商是思科(美国)、高通(美国)、爱立信(瑞典)、康宁(美国)和诺基亚(芬兰)(《福布斯》2000,2012)。这表明,终端产品(手机、电脑、打印机等)的销售所积累的利润进入了西方公司股东的腰包,而不是基本的原材料的直接采掘者,而他们常常面临着恶劣的工作条件,几乎无法生存。钽的主要加工商是美国卡博特(Cabot)和德国的H.C.斯塔克(Nest.2011,12)。2011年,锡的最大加工者是云南(中国)、马来西亚冶炼公司、PT锡矿(印度尼西亚)和米苏尔(Minsur)(秘鲁)。2010年,中国是最大的钴加工国家,占全球容量的43.9%(Shedd,2012)。中国最大的钴加工公司是金川、浙江华友镍材料有限公司、浙江嘉利珂钴镍材料有限公司以及赣州逸豪优美科工业(同上)。刚果民主共和国占当年加总量的8.8%(同上),尽管同年占世界钴开采总量的51%(Yager,2012)。世界上最大、利润最高的400家矿业和金属生产公司所在的国家是澳大利亚、巴西、英国、瑞士、中国、加拿大和俄罗斯(《福布斯》2000,2012),这表明非洲(南非除外)并非一般的金属生产国,而只是一个矿产开采者,然后再卖给其他国家,在这些国家经过熔炼和精炼,从而进一步出售所生产的矿物以获取利润。非洲国家处于价值链的最低端:它们是高度受剥削的劳工的所在地,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行业及其他需要金属的行业中所获得的总利润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例如,可以对汽车业进行类似的分析,因为在非洲没有一家大型汽车制造商,其规模在世界上最大的2000家公司之列)。

第六章数字奴隶制:与ICT相关的矿物开采中的奴隶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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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一个有效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工具,必须将开采的矿物质用于制造业和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组成部分的装配。作为一个例子,下一章将讨论中国富士康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组装和制造。

注释:

①在Factiva数据库搜索关于报道罢工的这三个媒体的文章(关键词为“Lon-min”),时间从2012年6月23到12月23日,产生了36个结果(2012年12月23日查询)。这些结果都没有涉及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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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富士康的剥削:原始积累和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

你拥有苹果的Macbook、iPad、iPod或iPhone吗?你是否想过它们是谁组装的、在什么样的工作条件下组装的呢?想到苹果,你会不由自主地把它和哪些名字联系在一起呢?你想到的可能是下面两个名字: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不大可能是下列名单中的某一个吧:荣波、马向前、李鸿亮、田雨、李伟、刘志军、饶淑琴、鲁鑫、朱宸明、梁超、南畅、李海、陈琳、刘明、祝晨玲等17人。这17个中国人的名字是17个富士康工人的名字。2010年1—8月,他们由于不堪忍受富士康工厂(苹果公司技术及其他信息通讯技术装配工厂)恶劣的工作条件而试图自杀。对这个世界来说,他们几乎是不为人所知的,相反,全世界都知道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和斯蒂夫·沃兹尼亚克。尽管历史是那些与权力斗争的人所创造的,但谱写历史的却是当权者。本章试图帮助人们记住那些创造了我们每天都使用的计算机技术的人们的故事。它告诉了我们关于富士康工厂(世界上最大的信息通信技术制造和装配公司)工作条件的故事。这是一个被刻入我们每天用于交谈、书写、倾听和观看的手机、计算机、屏幕和手提电脑的关于剥削以及帝国主义的故事,是许多信息通信技术工具的故事,也是几乎不为人所知的高度受剥削的工人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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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导论

2011年,中国基尼系数显示的收入差距为41.5%,成人文盲率为6%,健康状况改善后的预期寿命为66岁,12.5%的人口生活于多种贫困之中,4.5%的人极度贫困,15.9%的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25美元(联合国难民署,UNHDR,2011)。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在消除贫困和文盲方面取得了成功,目前处于中等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但同时也存在着高度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全球电脑硬件市场受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公司操控:2012年福布斯2000年度全球最大公司排行榜上的12家硬件公司中,有3家总部位于美国的公司(苹果、惠普、戴尔),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硬件公司,也是世界上最大的200家公司之一。目前有7家中国台湾地区公司,但只有1家中国电脑硬件制造商联想(Lenovo)(《福布斯》2000,2012)。在15家上市软件公司中,有10家总部设在美国(如微软、甲骨文、赛门铁克),没有一家的总部是在中国的。在福布斯全球企业2000强名单中,有29个半导体生产商,其中14个来自美国,4个来自中国台湾地区,但没有一个来自中国大陆。在计算机存储市场中,相比于美国的4个公司,中国只有1个公司(腾讯控股)在福布斯2000名单之列。在软件服务方面,最大的公司位于美国(IBM、谷歌)。世界20大软件服务商有8个在美国,中国有3个(腾讯控股、百度、网易),印度和法国各有3个。最大的电信设备公司总部设在美国(思科、高通、康宁)、瑞典(爱立信)和芬兰(诺基亚),而在该名单中只有一家中国公司(中兴)。这表明,中国公司在全球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中发挥着作用,但却被嵌入到由美国主导的结构中。消费类电子产品的生产以日本为主,在2012年福布斯2000列表的12家公司中日本占8家(如松下、富士、索尼、任天堂),还有两家中国公司在此名单中:TCL公司(电视、摄像机、电话)和长城科技(存储器、电源、显示器、计算机、液晶电视)。2012年福布斯2000的62家电信公司来自37个不同的国家,其中有3家是中国公司(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在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中是一个重要但不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美国(硬件、软件、半导体、软件服务、电信设备)、中国台湾地区(硬件)和日本(消费电子产品)在这一行业中占主导地位。

第七章富士康的剥削:原始积累和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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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和表7.2显示了十年来中国计算机硬件输出的发展情况。2011年,中国生产了大约3.2亿台微型计算机、10亿多部手机。在2001一2010年期间,集成电路的制造数量从22亿增加到74亿。于洪(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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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2011,50—51,55)提供的数据表明,2003年和2007年,计算机、电子元件和电信设备是中国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业的主要产出(以亿CNY衡量,即中国人民币),特别是电信设备和计算机产业,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大部分计算机和电子元件的产出是出口的。2011年,中国主要出口的是数据处理组件、机器设备(出口总值:1763亿美元)和服装(1532亿美元)(中国国家统计局,2012年)。所有中国出口的产品有52.4%为外商独资(同上)。于洪(2011,63—64)提供的数据显示,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出口主要是外国资本和外国与中国公司的合资企业。2007年,有130万人受雇于计算机制造业,210万人从事电子元件生产(同上,55)。这些人大多是装配工和销售人员(同上,53)。外国公司主导了中国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行业:2005年,这些公司的利润占该行业利润总额的76.5%,但由于受到政府的特殊待遇,它们只缴纳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行业税款总额的42.3%(同上,38)。

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以电子和服装制造业、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以及跨国公司的主导地位为基础的(赵月枝,2010a)。2006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制造商(于洪,2011,2),2004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移动电话、彩色和液晶显示屏以及转化器的生产商(59)。

关于出版业,依据官方统计(《中国统计年鉴一2010》)数据,2010年有148个软件出版商,占中国所有出版商(包括报纸出版商、期刊和杂志、书籍、软件以及其他出版业的出版商)的4.4%。这表明在中国与其他媒体行业相比,软件行业数量较少。杰克·邱(2009,93—94)认为,外资投资在中国特别青睐电子行业。邱(同上)给出的统计数据表明,自1978年以来,即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渔业、采矿业的就业率急剧下降,而制造业和低技能服务行业的工作相应增长。赵月枝自信地认为,在中国“数字革命已经发生的时候,中国政府正在逐步开放中国经济,促进市场力量”(Zhao,2007a,100)。通过技术民族主义、军事工业的利益、国内和国际企业资本的聚合,加之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优先消费,中国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行业的崛起将会实现。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已经成倍地快速增长,电信市场的迅速扩张超过了国家计划的预期。所以就会出现不平等(Zhao,2007a,101)。当达拉斯·史麦兹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访中国的时候就警告道:中国也许会完全拥抱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国工业和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行业立足于友好型的外国直接投资、依赖出口和市场配置政策框架。如此框架结构化了中国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行业在全球化生产链条中服务于下游产业集群,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生产中以建构外国资本的统治地位的方式结构化了中国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行业(于洪,20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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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数字劳工国际分工中的富士康生产力:劳动力和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和产品

鸿海精密(又称富士康)是一家中国台湾地区的公司,“加工和销售连接器、电缆、外壳、有线、无线通信产品、光学产品、电源模块和组件,用于信息技术、通信、汽车设备、精密成型、汽车和消费电子行业”①(总部设在中国台湾地区,资产473亿美元,市值378亿美元,销售额1027亿美元,利润26亿美元,是2012年全球第156大公司)(《福布斯》2000,2012)。2012年该公司拥有99.5万名员工,郭台铭是该公司的创始人兼董事长,他排2012年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的第184位(《福布斯》2000,2012)。2012年他的财富达到55亿美元(《福布斯:2012年世界亿万富翁》)。依据CNN全球500强报道,富士康是全球第五大企业雇主。2010年,该公司在中国拥有90万名员工,其中42万人在深圳工厂工作(SACOM,2010,10)。2011年,富士康(Foxconn)将其在华员工人数增至100万人,其中大多数是来自农村的年轻农民工(SACOM,2011a)。因此,富士康的大部分工人都在中国的工厂,如成都、崇鼎、观澜和龙华(深圳的两个区)、杭州、昆山、廊坊、南海(佛山市)、太原、天津和郑州。富士康组装iPad、iMac、iPhone、Kindle和各种控制台(索尼、任天堂、微软)。其客户是西方公司,如苹果、戴尔、惠普、摩托罗拉、诺基亚、索尼、索尼爱-立信(SACOM,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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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数字劳动国际分工中的富士康生产关系

在荣波、马向前、李鸿亮、田雨、李伟、刘志军、饶淑琴、鲁鑫、朱宸明、梁超、南畅、李海、陈琳、刘明等②17名在2010年1—8月期间自杀的富士康员工中,12位是男性,7位是女性,他们的年龄在17—25岁之间。16人试图在富士康大厦跳楼自杀,1人试图割腕自杀,有4人活了下来。2人在廊坊工厂自杀,4人在观澜工厂、9人在龙华工厂、1人在南海工厂、1人在昆山工厂自杀(SACOM,2010,2)。史蒂夫·乔布斯死了,但他一定会被很多人怀念,因为他创立了苹果公司。可这17名年轻工人中有13名死亡,有多少人曾经听说过他们的名字?有多少人会记得他们的名字?因为阶级社会也有一个共同的阶级意识,社会往往会记住当权者而忘记那些劳动者,而当权者的权力恰恰奠基于劳动者的劳动、汗水和鲜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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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2010)进行的一项研究对深圳和杭州的100名富士康工人进行了访谈及观察。2010年6月,深圳富士康工人的基本工资为人民币1200元/月,大约是120英镑,比当地最低工资高100元(SACOM,2010,6)。同一时间,杭州富士康工人的基本工资为1250元、昆山的工人工资是1110元、武汉的是950元、天津的是940元(同上)。根据SACOM(2010)的计算,深圳每个月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费为2293元、杭州为2173元、昆山为2000元、武汉为1754元、天津为1685元。

2008年,观澜富士康工人平均每月加班120小时。深圳富士康的一位工程师说:“我们生产第一代iPad时,整整6个月期间我们都在忙碌着,星期天不得不加班。每隔13天我们才能休息一天,周末不加班就没有奖金。每天工作12小时真的让我筋疲力尽”(同上)。在杭州富士康,周末加班工资仅为平时工资的1.5倍,而不是法律规定的2倍。在太原富士康,每月加班超过80小时后是无报酬的。在轮班开始前就开始记载,无酬装配持续达到每天一小时。SACOM(2010)还记载了频繁换班的变化,每天正常工作时间超过10小时,缺乏休息、工作单调。工人们还深受由化学物质例如苯或焊锡膏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并且缺乏保护设备和器材;强制使用来自职业学校的学生作为实习生(学校董事会同意)定期进行组装工作,如此做法不利于学生们的研究;每间宿舍住6一22名工人,住宿条件如同监狱(SACOM,2011a,18),工人们彼此都不认识,黄色工会是由公司官员和无法获得大部分工人们信任的工人管理的。龙华富士康的一名工人说,工会“通常采取有利于管理层的行为。为确保他们的职业生涯,工会工人往往取悦于管理层”(SACOM,2010,21)。另外,据报道,食堂饮食质量堪忧。在重庆富士康工厂的一名工人说,“第一天吃了食堂的食物后我几乎要吐出来,我从来没吃过味道比这更糟糕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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