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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OM,2011a, 18)。

有报道称，田宇，一个17岁自杀未遂的女孩，在龙华富士康不得不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7点(邱，2010b)。“有人在工厂里大骂我”，监督员辩称她工作过于缓慢。她说，她的工资未能及时发放，她还被告知要去另一家厂区去领工资，而那里没人知道她的工资情况。

SACOM（2011a)在深圳、成都和重庆对120名工人进行了访谈，以测试富士康在员工自杀一年后工作条件是否发生了变化。成都富士康一家组装苹果产品的工厂的受访者感到受骗和误导，原因是招聘广告和政府公告承诺每月人民币1600—2500元，而事实上却只有人民币950元。前一项研究对恶劣工作条件的记录得到证实。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对工资计算的失误从未得到纠正，工人的工资低于合同中的保证（雇主往往保留这些工资合同，而不向雇员发放副本)。在成都，2011年的基本工资是950元，如果包括食物和住房津贴则是1300元，而根据恩格尔定律应该是2600元。SACOM(2011b)在郑州三个富士康生产基地对工人进行了采访，那里是iPhone的生产基地。这项研究证实了以前记录的所有恶劣的工作条件。2012年，SACOM（2012)对郑州市60名工人进行了跟踪研究。研究人员（再次）发现，存在着过度加班，iPhone5的发布工作导致工作时间激增、无薪加班、单调工作、缺乏休息、合同工作、健康和安全威胁、军事化管理方式、强迫剥削实习学生、任意搬迁、工人必须写供认信以举报不当行为和黄色工会。一位30岁的工人报告说：“现在，我们只能每13个工作日休息一天。而机器操作员一个月都不能休息一天。休假很难。苹果是富士康的一切。……如此低的工资，我想我买不起一部iPhone。……对苹果我感到失望，它的目的只是赚钱”(同上，4—5)。一名21岁的工人解释说，“现在我们急于完成iPhone5的订单，管理毫不人道，在过去一个月我没有休息过一天”(同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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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生态和发展(WEED)以及SACOM在精工电子公司和华通技术公司发现了非常相似的恶劣工作条件：埃克斯尔西电子公司给富士通、西门子、英特尔组装主板、芯片和显卡的AMD；华通技术公司生产印刷电路板，戴尔、联想和诺基亚采用其电路板(WEEDand SACOM，2008)，它们也存在同样的情况。研究表明，富士康的例子不是单一的，在数字劳动国际分工中似乎是一个大的趋势。公平劳工协会(FLA，2012)对成都、观澜和龙华的35166名富士康员工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56.07小时，过去三个月的平均最大值为61.05小时，而在过去三个月没有休息的平均期限最长为11.57天。在受访者中，64.3%的人认为他们的工资不能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在成都，72%的受访者有同感，71.8%的受访者不同意或完全不同意工厂食堂的饭菜是好吃的，78.6%的受访者表示宿舍拥挤或有些拥挤。在调查中，龙华64.9%、观澜59%和成都71%的工人都表示，他们工作后有时会感到身体疼痛；70.2%的人不知道工会是否参与决策；61.4%的人同意或完全同意他们的工作经常有压力。当工人们被问及，如果有机会改变三种事情，他们希望改变什么？他们的回答是：工资是第一要务，其次是福利和津贴，还有食品质量和工作时间。只有22.1%的人希望成为工会会员。72.2%的被调查者是外来务工人员。根据官方统计，2011年中国有2.5278亿农民工，比2010年增加4.4%（中国国家统计局，2012年)。农村相对贫困是中国农村青年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根本原因(于洪，2011，5)。“被城市的渴望吸引着，却被糟糕的城市经历蹂躏着，频繁跳槽成了一个无奈选择，这构成了农民工典型的生活轨迹”(同上，202)。

富士康是中国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经济中很有特色的一个企业，于洪(YuHong，2011，3、5)基于统计分析和63位中国工人的访谈详细分析了其雇佣关系：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行业高水平的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然而，这些工作主要是“半熟练、无前途且不规范的装配工作”(同上，103)—低工资、低就业和缺乏社会保障、技能低、重复性高且费力、威胁工人的健康、持续时间长的工作。中国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行业中的这些工人很大一部分都是青年、女性、农民工。雇用这些工人的企业大多位于广东和福建省(同上，112)。“外商直接投资驱动和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外向型模式、创造了一个新的工人阶层：这一阶层是区域性聚集，主要以农民为基础，半熟练、工资低、不规范就业，大多是女性体力工人”(同上，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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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劳工协会(FLA)一直受到批评，因为它所监督的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是其最大的捐助者。例如，苹果在2012年成为FLA的付费公司成员；与此同时，公平劳工协会(2012)被委托研究富士康。FLA的首席执行官奥雷特·范海登(Auret vanHeerden)在参观富士康之后评论道，“富士康真的不是一个血汗工厂”(Greenhouse，2012)。这一评判没有经过任何实证分析，为此，FLA被严厉批评，称其“偏袒和臆断”(同上)。SACOM认为，FLA没有独立于苹果公司，也不会批评其单价低以及交付时间短(SACOM,2012,10)。因此，SACOM批评FLA(2012)的论证：“加班的原因是员工的高流动率”——SACOM的(理论上是正确的)观点是：“高流动率是对工作不满意的表现而不是过度加班的根本原因”(SACOM，2012，3)。FLA研究的优势在于它的规模大，并且有可能接触到大量的工人。但与此同时，FLA的独立性受到争议，这可能会影响它以公司友好的方式进行的调查和访谈，如果调查正式在公司内进行并得到管理层的支持，工人们可能会感到有压力，害怕如实回答。他们可能担心匿名性得不到保障。与之相对的是，SACOM进行非官方的匿名访谈：学生开始在工厂工作，与工人接触，然后在一个私密的环境与他们访谈。这种方法保证了更真实的结果，但同时在获取大量的受访者问题上所拥有的资源和时间受到限制。在企业的社会与环境责任(CSR)报告中，富士康(2010，2011)对负面的报告和研究结果采取了回避策略，列出了自己的积极成果，主要是那些未经核实的说法。“富士康营造了一个和谐的工作环境，促进健康、稳定和发展’，并努力改善员工福利”（富士康，2011，14)。富士康“创造了健康、和谐和进步的氛围”(富士康，2010，15)。“2.2员工福利”一章只有五页，主要由一些图片组成，这些图片显示的是快乐的员工，几乎没有文字，也没有提到富士康受到批评的关键问题。例如，报告称工会“开展了一些有趣的活动，以改善工作中的生活质量，并鼓励所有雇员参加，这是一项积极的成就。这些活动包括2010年优秀前线工人奖’竞赛、美食和购物嘉年华、歌唱锦标赛(谁是偶像’)、标志设计竞赛、冲压工人竞赛、笑星竞赛、摄影比赛、妇女节关怀节目和交友活动”(同上，17)。问题是，工会能否代表会员？工会代表的是雇员还是资本家的利益(不论是红工会还是黄工会）?工人是否信任工会代表?工会是否有参与决策的权利?等等。这些问题都没有讨论，人们对此有着强烈的质疑。图恩·范迪·伊克（Teun van Dijk，1998，267；2011，396—397)解释说，作为意识形态领域模式的一部分，意识形态话语背离现实的一种策略是表达或强调关于“我们”的积极信息，“我们”指的是一个群体，如富士康。富士康在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就采用了这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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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公司推出了供应商责任报告。值得怀疑的是，如果一家公司自己对其供应商进行审计，这种审计是否能完全独立并且以批评的方式进行？2012年的报告(Apple，2012)称（基于相当可疑和不透明的定义和实证方法)，大多数劳工问题都由供应商妥善处理，但报告说，只有38%的供应商尊重工作时间标准。2013年的报告称，“我们平均每周60小时的工作时间达到92%”(Apple，2013,6)。苹果公司的工作时间标准如下，“苹果规定每周最多工作60小时，而允许不寻常或紧急情况下的例外，至少需要每工作七天休息一天”(Apple，2012，8)。苹果公司对适当工作时间的定义是武断的，不尊重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的C030小时规定。该公约规定，“第三条：工人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每周48小时和每天8小时，除非下文另有规定。第四条：一周内的最长工作时间在条款3中已经规定，所以可以安排任何一天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0个小时”（国际劳工组织(ILO)，1930)。苹果自己定义了什么是合适的工作条件，然后根据这些标准衡量现实，这一事实表明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存在的问题，即报告主要是自主发表，而不是由资源充足的独立机构来执行。这些机构手头有强制措施，以惩罚公司违法者并执行惩罚标准。苹果公司(2013,18）声称，第三方劳工代理商和地区劳工机构负责苹果供应商工厂的童工劳动。苹果表示，它们终止了与雇佣童工和债务奴役的公司的业务(同上，18，20)。苹果不认为它们在实践中有任何不负责任的行为，反而指责“他们”贿赂中国企业和劳工代理机构。孩子们回到他们父母身边并没有解决童工贫困问题，是他们的父母愿意送他们的孩子到工厂工作的。如果孩子们都回来了，那么他们的家庭会比以前更贫穷，其物质条件有可能继续恶化。资本主义迫使不平等和社会经济差距成为现实。苹果也没有质疑其在中国的业务旨在降低成本以增加利润。苹果公司(2013）描述了它是如何对供应商进行审计的：“在每个被审计的工厂，这些团队进行实地检查，与工人和经理面谈，并根据与我们的供应商行为守则每一类对应的100多个数据点对供应商进行观察和评级。”审计不是由其他机构独立进行的，而是由苹果自己进行的。此外，员工面试是在工作中进行的，也是由苹果招聘的面试官进行的，这使受访者很可能由于害怕失去工作而不敢说真话。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普遍问题是，企业是自愿的，而不是由一个独立机构(Sandoval，2013)运作和执行的，该机构有标准的评估手段和强制能力，可以对公司进行严肃罚款（例如，让公司向有关工人支付一定份额的年度收入)。审计结果只是在报告中提出，所以即便研究真的是这样进行且符合实际情况，采用的方法是可行的并且被公认的无利益相关的学者认可，但对公众来说仍然是不透明的。苹果自己选择的审计程序并没有受到监管。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因为它希望在公司不负责任的资本和权力结构的前提下，为公司创造良好的公众形象(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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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公司(2011）在其2011年供应商责任报告中称，它对富士康的自杀事件进行了“独立”分析，得出结论认为，有必要聘请“大量心理咨询师”，建立“24小时护理中心，甚至在工厂大楼上安装大网以防止冲动性自杀”，并提供“对热线工作人员和护理中心辅导员的更好培训和更好监测，以确保有效性”(同上，19)。这一系列措辞反映了一种基本的态度，即自杀是由于个人的心理问题，与恶劣的工作条件无关，因此只需要再多几个心理学家和大网就可以解决问题，而不需要改变工作条件。这种态度不仅愤世嫉俗、肤浅、缺乏对问题根源的理解，也极其不人道。在富士康受到质疑时，史蒂夫·乔布斯称：“我们是做的得最好的。事实上，我认为在这一行业中，就工作条件而言，苹果是做得最好的。也许在维持我们供应链的每个行业中也是如此……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它是一个工厂。但是，富士康有餐厅、电影院、医院和游泳池。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工厂，它是相当不错的”(Jobs，2010，19：11—20:10)。事实上，乔布斯在合法化目前富士康对公认的剥削问题上所作的工作相当糟糕。为了分析他的观点逻辑，我们可以运用图恩·范迪·伊克(1998，2011)的意识形态模型。乔布斯强调积极的东西(苹果作为一家公司）和否认关于他们的负面事情(自杀的员工)。他在社会责任报告中说苹果是全球领先的企业，而这些工人是有心理问题的，因为他们年轻、单纯，第一次远离家乡：“他们已经让很多的工人离开非常贫困的农村地区，第一次远离家乡，来到这些工厂，他们19岁，与典型的高中生上大学相比他们可能不太愿意离开家”(Jobs,2010,21:07—21:18)。那么，乔布斯的措辞意味着，苹果和富士康没有责任。因为“我们”(苹果、富士康)有很好的工厂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而“他们”(工人）是自杀死的，并不是因为工资低、时间长、虐待和不人道的条件。依据乔布斯的说法，他们自杀是由于他们是年轻、愚蠢的农民。以乔布斯的论点和逻辑，这一切和富士康工厂的工作条件及工资越低、富士康就能赚到更多的利润没有丝毫关系。另外，他的言论还隐含着年龄歧视以及对中国农村的歧视。他们认为：这些自杀的人一定格外愚蠢因为他们年轻，且出身农村。富士康的工人们并不需要乔布斯的工作和他对工作以及工作问题的理解，这些不同种类的工作也不具备乔布斯所谓的企业气质。富士康的工作太多地基于乔布斯的这一意识形态，但为了变得有人情味，他们需要变得只是看上去“非乔布斯”。这意味着，工人作为主体需要认识到：他们不只是“非资本，资本的否定”(Marx，1857/1858b，274；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页)。他们需要意识到自身的这一地位，以在政治上否定存在于富士康工厂、中国、西方和全球资本主义中的劳资对立关系，人们需要把富士康和苹果收归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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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富士康工人持续不断的高度剥削导致了富士康工人的反抗：2012年10月，iPhone5的投产要求新的质控标准造成对雇员的重压，郑州工厂4000名工人罢工；此外，在国庆期间他们也被要求工作（中国劳工观察，2012b)。据估计，在富士康保安疑似捅伤了一名涉嫌与其他工人争吵的工人之后，2012年9月在太原爆发了一场2000—10000名工人③的抗议。据一名目击工人称，“在太原富士康，保安从一开始就是所有工人的共同敌人。每个工人都怨恨他们。然而公司却无视这一问题，忽视对工人最基本的尊重。直到情绪如火山爆发，这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因此，这次太原10000名富士康工人抗议的罪魁祸首是富士康本身。无论富士康发言人的发言多么感人，都不可能隐瞒这次事件的真相（中国劳工观察，2012a)。富士康的斗争和暴乱是一种表现形式：争夺中国数字革命的话语权而进行的斗争的表现形式。这表明，中国和世界的数字时代的不均衡和不可比性(同上，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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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必须出席的日常会议上，工人们被敦促努力工作以达到生产目标，并被警告不要与记者和其他人谈论富士康的工作状况(SACOM，2010)。SACOM(2010)记载了苛刻的管理，包括禁止工人走动、说话、伸展身体、充分休息，以及规定工人在生产期间必须站立，还有来自安保人员的惩罚、殴打和骚扰。一个19岁的叫阿明的工人说道：“我每天不得不站14个小时，基本上我要站一整天，无论我去上班还是回到宿舍。但我们到宿舍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了。………公司说加班是自愿的，但是如果我不加班的话，就会被视为停工。……睡觉、吃饭和工作是例行公事”(SACOM,2011A, 12—13)。

“车间环境如此冰冷让人感到沮丧。作为一个新来的人，我没有一个可说话的人。如果我继续在富士康工作，我很可能会自杀。”一个刚刚辞去杭州富士康工作的女工说道(SACOM，2010，12)。作为惩罚，马向前被深圳富士康的保安强迫去清洁地板和厕所，之后，他自杀了(同上，13)。

不只是工厂而且住宿也是军事化的管理。如果工人违反宿舍规则，例如在宿舍用吹风机吹干他们的头发、11点半之后回到宿舍，他们的名字将会记录在案，将会作为“志愿者”打扫宿舍。此外，工人要承认每一项违反宿舍规则的行为，都要在忏悔信上写上自己的名字、身份证号码，带有照片的工作卡也会示众。忏悔信说道：“都是我的错，以后在宿舍我再也不会吹头发，我做错了事情，再也不会这样了”(SACOM，20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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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结论

对富士康工作条件的研究证实：存在低工资、工作日的无酬劳动、没有休息、工作时间长、有害身心健康的工作环境、强迫加班、强迫学生劳动、包括处罚和殴打的军事化管理以及与雇主友好的伪工会的状况。“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工人在富士康都像机器一般地工作”(SA-COM，2010，10)。富士康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工人是刚果矿山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工人的辩证扬弃(否定）：后者的奴隶特征在前者身上得以延续。有一些来自职业学校在富士康工作的学生，据SACOM称，他们被老师逼迫与富士康合作，在条件恶劣的工厂工作，这在中国是违法的(加班、从事与学生的学习无关的工作)。像刚果的矿工一样，这些年轻人也没有脱离雇佣关系的可能性。与在刚果的奴隶矿工相比，富士康工厂也有双重自由的雇佣工人。他们可以选择他们想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资本家，也能够脱离雇佣关系(奴隶和富士康的实习生是不可以的)，但这种自由同时是出卖劳动力作为商品以及生产不属于自己的商品的不自由。在非正式和不稳定的中国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工人当中年轻的农民工占据一个相当大的份额。妇女构成了年轻农民工的一个重要的份额并被高度剥削。在双重意义上有一种女性化的工作：在中国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工人当中存在着高水平、低收入的女性工人，而无保障、不稳定、低收入就业是中国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装配行业的一个普遍模式。

富士康工厂被发现的情况与马克思所描述的19世纪英国的状况极为相似：被高度剥削的年轻人投身于工作之中。马克思描述了苏格兰一家火柴厂的工作条件：“工人中的一半是13岁以下的儿童和不满18岁的少年……在委员怀特1863年询问过的证人当中，有270人不满18岁，40人不满10岁，10人只有8岁，5人只有6岁。工作日从12到14或15小时不等，此外还有夜间劳动，没有固定的吃饭时间，而且多半是在充满磷毒的工作室里吃饭”(Marx，1867c，356；译者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5—286页)。同样地，马克思描述了织物检查员关于某墙纸厂的工作条件的报告：“孩子们往往疲倦到睁不开眼睛，其实，我们中没有一个能睁开眼睛。约·莱伯特恩说，我13岁………去年冬天我们干到晚上9点，前年冬天干到晚上10点，去年冬天我的脚有伤，差不多每天晚上都疼的哭起来。’曼彻斯特一家工厂的股东兼经理史密斯说，我们〈他是指那些为我们做工的人手〉一直做工，中间没时间停下来吃饭，所以一天的活到下午4点半就干完了，之后的时间都是额外加班。……我们很少在晚上6点以前停工’〈他是指离开消费‘我们的’劳动力机器)，所以我们(还是那位史密斯)实际上整年都在加班工作………无论孩子或成年人〈152个儿童和青年，140个成年人〉平均每周至少要干7天零5小时即一周78小时’”（同上，356—357；译者注：同上，第286—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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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把这些描述放到其中一个SACOM的报告中，那么大多数读者可能不会意识到有不同的历史和地理背景。因为马克思在19世纪后半期的对工作条件的描述听起来和SACOM描述的富士康的工作情况很相似。这表明，在代表资本主义生产阶段的类似于富士康的工作条件下、在身体遭受高强度的暴力和训练的情况下，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被强制执行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例子与监督机构对富士康及其相关公司的研究也有相似之处。马克思和恩格斯依靠工厂检查员的报告获得了他们用来说明和验证理论的经验材料。SACOM和其他企业监督机构都是当代的工厂检查员：他们的目标是系统地检查作为国际分工一部分的工厂里正在发生的事情。然而区别在于，19世纪的工厂检查员是受法律和国家资源支持的这也为制裁公司提供了某种可能性，而像SACOM这样的组织是民间社会组织，这意味着更多的独立性，但工作不稳定且可调集资源往往很少，因此，试图让公司承担责任并使其行为对公众透明是有难度的。工作日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有酬的，另一部分是无酬的。首先工人要得到薪水，这种情况是可想而知的。为了获取利润，商品以高于投资成本(薪水、原材料成本和基础设施成本）更高的价格出售。但是，对应利润的生产的劳动日的一部分（工作时间或马克思称之为价值）形成了销售价格的一部分(通过企业的法律所有权人为地和薪水分离允许他们拥有工人生产的商品和从中获取的利润)。薪水对应工作日的一部分，利润对应另一部分。马克思称第一部分为必要劳动时间，第二部分为剩余劳动时间。马克思描述了资本家如何组织工作日以积累更多利润的两种方法：“把工作日延长使之超出工人只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的那个点，并由资本占有这部分剩余劳动，这就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构成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并且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起点。就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工作日一开始就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这两部分。为了延长剩余劳动，就要通过以较少的时间生产出工资的等价物的各种方法来缩短必要劳动。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只同工作日的长度有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彻底的革命”(Marx，1867c，645；译者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3页)。第一种方法改变了劳动的量，第二种方法改变了劳动的质。由于劳动日的延长，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意味着工人工作更多的无酬时间，然而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工作时间保持不变，但工作变得更具有有效性、工作速度更快，在和从前相同的时间里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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