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第七章富士康的剥削：原始积累和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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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报告表明，富士康工厂主要采用绝对的剩余价值生产方法来增加利润：人们发现这些工厂是无酬加班，几乎没有任何休息时间，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一周工作六天，没有一天休息时间的工作要持续到两周以上，等等。有一定量的工资支付，但其管理策略是努力征用工人所能及的尽可能多的工作时间。工作日显然与稀缺的空闲时间是分开的，在这期间，工人往往非常疲惫，因为他们必须工作和长时间站立。因此，富士康的一天往往被员工描述为“工作、吃饭和睡觉”，他们说他们“没有娱乐时间”(SACOM,2011a,12)。当被问及“如果度假的话他们喜欢做什么?”绝大多数的回答是“睡觉”。这种情况表明，尽管自由时间和工作时间是分开的，但它们也密切相联系并形成一种辩证关系：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法的工作时间延长致使自由时间遭到侵蚀而枯竭，它吮吸了工人的生活时间，并把它转化成了工作时间，在此过程中，工人们受到剥削。

马克思认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有客观限制：“工作日有一个最高界限。它不能延长到超越一定的界限。这个最高界限取决于两点。第一是劳动力的身体界限。一个人在24小时的自然日内只能耗费一定量的生命力。正像一匹马天天干活，每天也只能干8小时。人每天必须有一部分时间休息、睡觉，人还必须有一部分时间满足身体的其他需要，如吃饭、洗漱、穿衣，等等。除了这种纯粹身体的界限之外，工作日的延长还碰到道德的界限。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需求和社会需求，这些需求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因此，工作日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的。但是这两个界限都有极大的弹性，有极大的变动余地(Marx，1867c，341；译者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8一269页)。以富士康工人为例，报告显示，工作时间延长到了最高水平，影响了工人关于睡眠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要求，以至于他们的睡眠和社会时间变得枯竭。工资也太低以至于他们很难保证生存，这意味着收入的缺乏不得不寻求弥补，无论是通过节制（例如，从足够量的食物中，这可能对身体的健康带来负面影响)还是通过其他手段（例如犯罪）获得生存所需要的资源。报告还显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相结合，尽管程度较小，但这种结合达到了一定程度：对工人实行军事监视和胁迫的制度，其目的是对他们实行纪律处分，使他们没有间歇地长时间工作，而且工作强度很高，即每小时尽可能多地生产产品。还有一种趋势是通过管理提高生产目标：“工人在生产线上不允许说话，每天只能重复同一个动作几百次乃至于几千次。生产目标不断上升。他们不得不越来越快地工作”(SACOM，2011a，15)。工头对工人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基本上，我们可以完成生产目标，然而，大约在下午7点，换班结束的一个小时前，通常监工给我们施压要我们加快工作。工作期间我们不得不站立一整天。公司承诺每间隔2小时有十分钟的休息，但这是一个谎言。当我回到宿舍时精疲力尽，我的腿在颤抖。员工流失率相当高，有很多人工作了一个月就辞职了”(SACOM，2011b9)。“生产目标通常是每天5000件，如果订单大量涌入，目标将提高到每小时1000件。生产目标在不断上升。管理人员总是考验工人的能力。如果工人能够完成配额，目标将一天一天地提高，直到工人的能力最大化”(SACOM，2010，12)。马克思(1867c，1019—1023，1025—1034；译者注：[德]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田光译，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4—88页）认为，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一方面包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创造，其中劳动关系被组织为雇佣劳动，并作为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其中资本试图尽可能延长工作日。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同上，1023—1025，1034—1038；译者注：[德]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田光译，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8—90页，第100—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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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富士康的剥削：原始积累和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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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为基础，例如，协作性工作、劳动的分工、机器的使用以及科学地规划生产过程（1024；译者注：[德]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田光译，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9页)。马克思认为形式和实质吸纳是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同上，1025；译者注：[德]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田光译，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0页)。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带来了生产方式或生产力量的变化，然而实质吸纳从质上改变了生产力。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必定是形式吸纳盛行，然而实质吸纳可以和形式吸纳相一致。富士康是一个两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采用的企业，在如此方式中，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占据统治地位。因此，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特色非常显著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它“是所有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般形式”(Marx，1867c,1019；译者注：[德]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田光译，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4页)以及“作为自我目的的生产——无论如何会随着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而发生”（1037：译者注：[德]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田光译，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03页)。

邱林川认为(2009，x)，中国拥有全球信息时代最大规模的受剥削的工人阶级。因此，他认为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变革，这导致了工人阶级网络社会的出现(邱，2009，2010c)。这个社会的特征尤其是他所说的“信息中下阶层：低端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用户、服务提供商和制造这些电子产品的劳动者”(邱，2009，3—4)，这一阶级会由如下成分构成：外来工人(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农民工)、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工人、微型企业家、青年、学生和苦苦挣扎谋生的退休人员、那些在一定程度上的灰领工人在诸如软件工程、设计、市场营销、广告、电信和客户服务高重复性工作的行业工人(同上，104—105，93，113)。邱林川认为（2009，83)，他们被称为“灰领”，因为他们常常穿灰色制服。然而还有另一个维度：灰领源自白蓝的混合，所以这个词可以表达为白领和蓝领之间的状态。不但如此，这些工作虽然是第三产业，但却像泰勒工业一样高度标准化，代表了一种特定的服务工作的产业化，产生了一种标准化、不稳定和无产阶级化的工业及服务工作的否定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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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的应用需要软件和硬件，软件是在世界不同地区的特定工作条件下生产的，我们将在下一章探究印度软件工业。

注释：

①公司简介：http://www.forbes.com/companies/hon—hai—precision（2012年12月27日访问）。

第七章富士康的剥削：原始积累和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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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新帝国主义的劳动分工:印度软件业中的工作

在2000年的时候，保守的德国政客于尔根·吕特格斯(JürgenRüt-tgers)推行了一个口号：“要孩子而不要印度人”(Kinder statt Inder)。他想表达的是，德国人应该生育更多的孩子，因为软件行业需要工人。他认为软件工程师越来越多地从印度招募，可是在使用计算机方面，就连德国的孩子都比印度人更为专业。许多观察家表示，这一口号是公开的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

为什么印度人的工作往往与西方的餐饮业或软件业相关联呢？本章旨在揭示软件工程在印度经济中的作用。这将证明，如果不讨论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行业的全球劳动分工，我们就不能讨论印度的软件业。一个更为细致的分析揭示了帝国主义结构的新形式，西方资本主义就是借此从对印度劳动力的剥削中获益的。

第一节 导论

表8.1显示了2010年印度经济的就业结构。根据表格显示，我们可以说印度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在服务业，最大的就业部门是批发和零售贸易及修理业，占总就业人数的9.5%。印度建筑业（属于第二产业的一部分）在印度非农业工人中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即占印度所有雇员的9.5%。然而，表8.1还显示印度经济的附加值结构遵循着一个与众不同的模式：最大份额的附加值是由服务业产生的，而农业创造出的附加值最低。这就表明印度的经济结构十分不平衡：就资本而言，它是一种服务经济；就劳动力而言，它是一种农业经济。印度就业的很大一部分是自营职业，特别是农业(印度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ICSSR，2012，38—39)。2010年，50.6%的印度工人从事自营职业，32.8%从事非正规和临时工作，只有16.7%从事正规有酬工作(同上，第19页)。印度经济的最大问题是存在着占雇工总数多于20%的“穷忙一族”(同上，46)。只有大约劳工总数的8%的人拥有社会保障(同上，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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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报告指出，第二产业特别是橡胶、塑料和煤炭产品、纺织和皮革产品、机器、运输设备、化学和纸制品等制造行业，在1983—2005年期间有着高就业增长率，这一现象是由该产业的出口导向型和外商直接投资所致。HCL科技公司是印度最大的软件集团，在2012年它分别位列世界第1868位大型企业及世界软件公司第16名(《福布斯》2000，2012)。2011年，其资本资产已达33亿美元，市值达69亿美元，利润为4亿美元(同上)。在计算机服务领域，塔塔(Tata)咨询服务公司（第667位)、印孚瑟斯(Infosys)公司（第784位）和威普罗(Wipro)公司（第788位）都是来自印度的全球领先企业。上述公司在2011年的利润分别为20亿美元、15亿美元和12亿美元(同上)。这三个公司的总部都位于安得拉邦的首府海德拉巴。在电信服务业中，巴帝(Bharti Airtel)电信（第377位）与信实(Reliance)通信（第1520位)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而其他的媒体和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即广播、计算机硬件、通信设备、计算机存储设备、消费电子、印刷出版业和半导体行业，到2012年并没有印度的企业跻身到世界最大集团之列。数据表明软件产业是印度最具实力的媒体产业。当谈及印度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对全球劳动分工所起到的作用时，该产业的劳动力也应值得特别注意。

第八章新帝国主义的劳动分工：印度软件业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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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数字劳动国际分工中的印度软件业生产力：劳动力和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和产品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开始逐渐放宽管制，以吸引国际资本投资于软件产业(Lakha，1994)。1984年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遇刺后，拉吉夫·甘地(RajivGandhi)成为印度新总理，并以使通信现代化和自由化的政治取代了旧的技术民族主义政治，这使印度政府放松了对计算机行业的管制，并注重吸引外国资本以及印度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经济的出口导向(Chakravartty，2004；Upadhya and Vasavi,2008)。软件科技园位于班加罗尔、布巴内斯瓦尔、浦那、马德拉斯和海得拉巴。国际软件公司看中了印度拥有的大量工程师，他们受过大学教育、具备相对较好的英语技能、工资处于较低水平(Lakha，1994)。花旗集团（美国）和德州仪器公司（美国）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较早进入印度软件市场的两家跨国公司；在此之后也有其他跨国集团紧随其后，例如阿尔卡特、英国电信、益华科技、惠普、IBM、LG电子、微软、摩托罗拉、甲骨文和飞利浦（Arora，Gambardella and Torrisi，2001;D’Costa，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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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印度吸引了全部IT外包和业务流程的58%—如呼叫中心、客户服务、人力资源、财务、会计等(印度国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NASSCOM，2012)，这表明印度软件业在IDDL中的重要性。表8.2显示印度的部分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也有着软件业的特征：2000—2009年的十年间，其年增长率在11%到51%之间，与此同时，出口导向型软件产业由大约50%增长到75%还要多。2010年，印度的软件服务占到了全部出口服务的54.4%(财政部2011，166)。2011年，这一比重增加到了大约58%(印度国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NASSCOM，2012)。1997—1998年，美国占到了全部印度软件出口的 58%(Arora，Gambardella and Torrisi,2001)。2009年，出口软件占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硬件和软件）生产价值的58.7%，国内软件仅占15.5%(财政部，2011，221)。2010年，对于硬件业和软件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占了所有外国直接投资的3%，然而在2009年仅占7.8%，这表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对软件行业的资本出口产生了负面影响(同上，225)。与2009年相比，2010年对印度软件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减少了58.6%(同上)。尽管印度的软件业有着巨大的增长率，并且在出口服务领域占有较大份额，然而在2009年和2012年分别仅占印度劳动力总数的0.5%和0.6%。这一情况表明印度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国（紧随中国)，对于西方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服务外包公司来说，仅仅这一人口总量就成为一个极具吸引的所在，因为他们希望通过降低总工资成本来增加利润率。尽管如此，总体的就业对于印度经济的影响是很微弱的，但据估计，2012年印度软件产业占印度GDP的7.5%(印度国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NASSCOM，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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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数据表明印度软件产业的增长是建立在出口导向型模式和吸引外资的基础上的。软件对于印度的出口服务尤为重要，特别是吸引较高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这意味着印度软件行业在IDDL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我们想要进一步地分析这个行业。

第三节 数字劳动国际分工的印度软件业生产关系

在印度，富与穷、受教育者与文盲、城市科技领域的制造商与农村失去土地的工人与农民，还有大城市与小城镇以及南部与东部等之间(D’Costa，2002)的巨大差距无处不在。德克斯塔(D’Costa，2002)认为，印度软件业的发展被嵌入到印度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之中，这种发展产生了赢家和输家，并在牺牲其他地区、城市和群体的情况下发展了一些地区、城市和群体。在印度，2011年根据基尼系数计算出的收入不平等值为36.8%，成人文盲率为37.2%，预期健康寿命为56岁；53.7%的人口生活在多重贫困中，28.6%生活在严重贫困中；41.6%的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2011年联合国人权发展报告》)。伊拉瓦拉桑(Ilavarasan,2007)总结说，根据实证研究，印度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劳动力在城乡和性别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也就导致了印度发展的不平衡。印度软件工人主要来自中上层阶级，均受过很好的教育。而受过较少正规教育的贫穷家庭的下层民众几乎无法成为软件工程师(Ilavarasa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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