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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软件工程师几乎都是高素质且受过大学教育的，可以完全胜任甚至“出色胜任”他们所从事的工作(Upadhya and Vasavi，2008)。印度软件公司主要为出口市场提供低水平的软件编码、设计和测试；而国内软件市场则侧重于更复杂的软件工程项目，这些项目涉及生产过程中的整个软件的生命周期(Arora，1999，2001)。“我们采访的大多数美国公司的经理……一致认为，外包工作不仅在技术上不算非常复杂，对他们而言也不是至关重要的业务”(Arora，2001，1274)。“这种外包型工作不仅对技术要求不高，通常也是小项目”(Arora，2001，1287)。伊拉瓦拉桑(2008)对两家印度软件公司进行了劳动过程分析。他确定了四个不同的职位一研发人员、模块主管、项目指挥和项目经理，这些职位都涉及构想和执行。构想与执行之间并没有劳动分工，任务不会以泰勒主义的方式分为高技能活动和常规低技能活动。研究表明，印度软件公司的活动似乎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的：每个人都参与各种工作任务。根据进入项目的要求(如果仅仅要求他们编码、测试、送货和安装或者是规范与设计的需求)，印度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工人或多或少地将要承担构想或执行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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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罗拉等人(2001)对40家软件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和软件专业人员进行了75次访谈，同时与印度的60名软件工程师进行了简短的访谈。他们定义了印度外包软件的三种模式：(1)海外公司的现场咨询或工程；(2)印度软件工程师的现场和离岸工作相结合；(3)为降低成本而建立离岸开发中心。

项(2007)在他的IT行业关于“全球猎身”的研究中做了90多次的访谈。“猎身”意味着“印度程序员获得工作签证并将其带到美国(或其他国家）现场工作的实际做法”(Aneesh，2006，3)。“猎身’是一个通过一家印度经营的咨询公司(劳力行)在全世界范围内招募IT员工的可论证性的独特的印度实践。大部分实践中的案例都是出去完成一些针对不同客户并基于项目的工作。不同于传统的中介招聘机构，劳力行不是简单地把雇员介绍给雇主就完了，而是直接代表雇主管理工人，包括为工人提供担保、办理临时工作签证、支付工资、安排食宿，等等。因此，在猎身’中，工人们与他们的真正雇主不发生任何直接的法律关系，但雇主随时可以减裁他们；如果雇主不再需要这些工人，劳力行可以将他们派给另一个客户，或者让他们坐板凳’—等待下一个职位。同一区域或不同国家的劳力行的经营者会采取联合行动，相互联系，并送IT员工到需要他们的地方去”(XiangBiao，2007，4)。项发现“被猎身的”印度程序员倾向于做一些千篇一律、收入相对较低、被他们认为是“傻瓜工作”的编程任务(同上，5)。他们还经常得支付部分工资给印度的劳力行作为派送他们去美国或其他国家的费用。而且他们想要与公司签订临时合同，这些合同常包含一些禁止他们找其他工作的条款，或者非常个性化，且内容含糊不清。作为印度信息通信业中“猎身”的结果，“有少量财富从全球流向印度，尽管价值也反过来从印度流向了西方国家”。阿尼什（Aneesh，2006，43）描述了“猎身行动”的后果：一个西方公司“能够裁剪它的劳动力，在有需求的时候引进这些临时员工，并节约了必须提供给永久员工的长期福利社会保障、退休金、健康保险和失业保险。印度的劳力行会收取员工工资的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阿尼什还分析了他称之为虚拟移民的第二个共同战略：“虚拟移民的概念强调，身处印度为当地公司工作的程序员可以直接为美国提供服务”(同上，2)。“它可以是由驻印度的工人在美国大型计算机和服务器上进行实时工作，也可以是分布式工作设计，使一家公司能够在地理上分散，没有中央工作站，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几个地点”(同上，69)。不同时区的一体化将使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公司成为全球分散的实体，劳动力每天24小时运作。一个印度编程员解释说，“基本上当美国是晚上的时候，这里是早晨。在他们一天的工作结束后，美国人得汇编他们的问题和他们想让我们作出的改变，然后我们就能在我们正常工作的时间按时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当他们第二天早上到办公室的时候，解决好的问题已经在那里了”(同上，84)。“猎身”和虚拟移民是组织管理劳动力的战略，其方式是高度剥削、个性化、分散、孤立、不稳定、非工会化和降低劳动力成本，从而使工资成本降低，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两种战略都以种族主义的方式组织空间，以剥削印度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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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猎身”中，印度员工被当作商品出口到任何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资本家需要他们的地方。同时，员工还得签订限制他们行动自由的合同。他们必须到资本要求他们去的任何地方去，无论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公司什么时间需要他们。其结果可能是他们永远都在流动，为资本的利益服务。在这种方式下，无论何时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资本家想要用他们，让他们移动，他们总是随时待命，直到他们的能力不再被需要。

在虚拟移民中，空间的灵活性意味着公司可以将其运营延伸到印度，印度员工不需要本人移民到东道国，他们仍可以待在印度为西方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资本家执行任务。如此利用空间，以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为媒介的通信和数据传送可以将一种特殊的合作方式变为可能，这样印度的软件工程师就能够提供软件项目中所需要的部分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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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战略都通过支付给印度员工比正式员工相对较低的工资，来减少工资的开销。如此一来，成为一个印度员工就意味着被严重剥削。出身被转化成更高水平的剥削，和一种更加不安全的雇佣战略。“猎身”和虚拟移民都是知识生产的高度种族歧视行为，这种行为加大了剥削力度，使空间变得灵活化，为资本带来了更多的收益。

印度IT员工工资介于美国标准的7%和40%之间。另外估计，关于外包的软件工程的相同工作，在印度的花销仅占一个公司需要支付美国员工开销的1/3到1/5(Arora，2001，1278)。“对一个发达国家，考虑让印度人做境外生产的最大的动机就是降低劳动力的成本。软件开发商的工资在印度是最高的”(IIavarasan，2007)，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印度内部普遍存在着巨大的财富和工资差距。康曼德等人(Commander,2008)对225家印度软件公司和60家美国软件公司进行了一项调查，他们发现印度软件业的工资相对较高，但是公司内部也有极大的差异：概念化员工平均比管理者少赚29.8%，软件开发者比管理者少53.2%，制作修改器的员工少62%，后勤人员少67%。印度公司管理者的平均工资是他们美国同等级别员工的12%。这个比率在概念化员工、制作修改器员工、软件开发者和后勤人员分别为10%，10%，9%和7%。这意味着在这个研究中印度软件公司的平均工资占美国软件公司的9.6%。康曼德等人(2008)的报告显示，这种工资差异是印度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员大量“人才外流”到美国的原因。保拉·查克拉夫蒂(PaulaChakravartty，2006)认为，在美国，媒体和政治上的右翼仇外言论提出了这样的意识形态：移民美国或承担美国外包工作的印度软件工程师，由于他们工作的低酬劳，导致了白领工作工资跌落。拥有H1-B短期签证的印度移民可以在美国软件业工作，但他们的实际情况是，他们受到高度剥削、工作时间长、超时工作而没有额外收入。在印度，中产阶级会庆祝那些作为印度国家经济发展的英雄而移民到美国的软件工程师。这两种论调都支持查克拉瓦蒂(Chakravartty)式的“白领民族主义”——专注于指责个人或颂扬个人，从而忽视了塑造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行业的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后者试图通过降低工资成本来实现利润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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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一家孟买软件公司的50次采访(IN—Sync，出口和面向国内)，德梅洛(D’Mello，2007)和萨海(Sahay，2007)定义了印度软件工程师面临的三种流动形式：一是地域流动，即较长的通勤时间、在家工作、频繁的海外工作、因换工作而搬迁。二是社交流动，即由于工作时间长而在公司内部建立了强大的社交网络、相对流畅的向上社会流动、种姓关系发生变化。三是存在主义流动，即缺乏家庭生活时间，自由时间转化为工作时间；由于过度工作、工作压力、一个接一个的截止日期等因素引起的健康危机和自杀；允许随时解雇工人的无保障就业合同；职业经历导致更多的责任、紧张和压力以及不断增长的挫败感和辞职。印度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员工是“高科技的游牧”工人(Upadhya and Vasavi，2008，20)。莫汉(Mohan)，一位30多岁的项目经理解释说：“工作是优先考虑的。……家庭和其它事情所占用的时间日益减少”(D’Mello and Sahay，2007，179)。另一位受访者说：“有时你从早上8点开始，然后在晚上10点到11点结束，一周五天，无论何时你都可能被叫……此外，你不可能有任何爱好”(同上)。还有一个受访者说，“由于不可避免的长时间工作，IT人员在公司内部建立了强大的社交网络。在办公室外，我们除了和家庭成员的交流，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社交。海外旅行这种现象影响家庭关系……一方面，我的家人能够和我一起去海外度过一次非常棒的短假期。但是，我的家庭看起来已经找到了我不在期间的其它办法，有时候我很想知道我在家里的位置!”(同上，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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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主妇化意味着工作具有不稳定及不确定性，具有传统家务活的特性(Mies, Bennholdt—Thomsen and Werlhof, 1988; Mies, 1986 ; Werl-hof，1991)。印度软件工程师和做家务人员的不同在于他们是雇佣工人，但是他们不得不处理的灵活性是家庭主妇化的：就像家政工人一样，他们必须随时提供服务，随时准备在不同的任务之间切换，长时间投入到工作中而没有足够的时间花在自己身上。

伊拉瓦拉桑(2007年)在两家印度大型软件公司进行了一项调查(N=114)并做了62次访谈，证实了德梅洛和萨海(2007年）的结果。他发现，大多数员工的工作时间都很灵活，而且经常在夜间工作。大约56%的人说他们在假期也工作，86%的人说他们没有加班工资，每周的实际工作时间会远远超过正式要求的40小时。

瓦格雷（Valk)和斯里尼瓦桑(Srinivasan，2011）表明，基于13个半结构化的采访，印度女性IT人员既重视作为IT员工的身份，但也对他们的家庭有着强烈的责任感，照顾老人、病人和儿童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工作压力、出差和严格的截止日期都会给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带来困难。这种结果表明印度软件业的高压力给妇女带来了特殊的问题。印孚瑟斯（Infosys）采用了谷歌的工作场所设计模式，创建有健身房、篮球场和羽毛球场，一系列餐厅、各种游戏等好玩的工作场所(Mathew、OgbonnaandHarris，2012)。这种工作场所的组织模式是印度软件业更广泛趋势的特色，通常，印度软件业的柔性管理技术包括强调团队合作、参与、开放和透明的文化；对雇员管理目标的国际化、自律、社交活动、同辈组员压力和控制、企业文化或哲学以及文化培训方案(Upadhya andVasa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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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其结果是员工之间的竞争和强烈的疏远。与此同时，柔性管理技术往往与对他们工作的全方位监视相结合：“这种直接和间接组织控制技术的结合，使公司能够从员工身上榨取最大限度的工作，并因此使生产率最大化。但它也有一个矛盾：期望员工转变成个体化、自我管理和自我指导的企业家’员工，同时他们必须在一个严格控制和客观的管理体系内执行任务，这种管理体系可以追溯他们的一举一动”(同上，第29页)。

在IT行业组织工会是有困难的，原因有二：其一，有许多工人和管理人员认为，工会组织会损害印度的资本主义；其二，印度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行业的雇员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工人。相反，他们把自己看作是知识型专业人士(Mukherjee，2008)。印度的西孟加拉州甚至立法禁止IT行业的罢工行为(Stevens and Mosco，2010)。在印度实行工会组织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人们认为工会与政治党派牵扯太多(James and Vira，2010)。此外，印度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行业采用柔性管理技术，推进个体化和削弱集体谈判，对工会化产生了负面影响(Upadhya and Va-savi，2008年)。史蒂文斯(Stevens)和莫斯可(Mosco，2010)描述了印度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行业进行工会化组织的尝试，其中一个例子就是UNITES组织(IT专业服务人士团体）的成立，但是现在该组织正在苦苦挣扎，企图吸引更多的成员加入。

第四节 结论

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1978，153)提出，马克思在关于印度的论述中写道，“在摧毁亚洲的过程中，英国使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成为可能”，因此他感受到了“东方人的痛苦，而他们的社会正在剧烈转变”为“历史的必然性”。凯文·安德森（Kevin Anderson，2010，20)承认，在马克思关于所有的社会都将可能进行与西方相似的发展道路的论断中存在一些问题，同时他把后者的道路问题归结为发展的最终模式。但这“绝不是暗示其(马克思)对人类苦难缺乏同情”。马克思在他论述印度的文章中真实地写道：“英国人的干涉”摧毁了印度的社会及其经济，但也因此带来了“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Marx，1853a；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8页)。马克思还论述道：“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要建设性的革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Marx，1853b；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7页)。但这并不是马克思1853年关于印度的文章的全部现实。他说，在印度和任何活跃的地方，资产阶级“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同上；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0页)。并且，马克思还提出，“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同上；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1页)。这篇文章所体现的是马克思希望并乐意看到的“印度解放运动的兴起”(Anderson，2010，24)及他对此抱有的同情。他从没有把印度人民看作是被动的，无力进行革命的民族，而是认为资产阶级的一切统治都会造成苦难、流血、污垢和堕落，印度的情况就是如此。他还说，印度人不会从这种资本主义和殖民统治中获益。鉴于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的特征，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发展，印度、英国和世界都需要进行社会革命。这是马克思关于印度论述的最终结论。马克思主义对印度的分析今天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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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放松管制和私有化方案一直是印度的特点。在此背景下，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2003)谈道，印度“目前处于公司全球化的前沿……公司化和私营化正受到政府和印度精英的欢迎。”她还认为印度如今是被一些诸如信实工业有限公司(Reliance Industries Limited，简称 RIL)、塔塔斯(Tatas)、金达尔(Jindals)、韦丹塔(Vedanta)、米塔尔(Mittals)、印孚瑟斯(Infosys)、艾萨尔和阿达格公司(Essar and ADAG Reliance)这样的公司所掌控(Roy，2012)。“样样私有化的时代使得印度经济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之一”(同上)。同时，这种财富的积累是基于对农民及农村人口财产的剥夺及对劳动力的剥削之上的，因此印度将出现极端不均衡的发展：“在印度，3亿人属于崭新的、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下的中产阶级，与下界神灵、地狱的鬼魂、干涸的水井、光秃的山峰和裸露的森林共存；25万人因负债而自杀，8亿被剥夺了财产的贫困农民的鬼魂为我们的发展开路。还有那些一天仅凭少于20卢布而生活的人们………”(同上)。

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框架中，软件产业已成为印度经济政策制定的战略重点，其放松管制、出口导向和吸引外国资本投资已成为印度资本积累的一个具体案例。软件是印度最重要的出口服务行业，也是最重要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业门类。印度的软件行业创造了大量价值，但是仅占有限的就业份额。75%的价值出口到国外，主要以美国为主，因为美国是风投者的家园。

外国资本家将软件工程外包给印度主要是因为他们想要降低开支，增加利润。一个常见的趋势是印度软件行业的劳动力成本仅为西方劳动力成本标准的零头(介于7%—40%之间)，因此西方公司的利润可以被最大化。工作的临时雇佣也意味着“工作经常是发生在一个无序无规则的环境中，且有大量的工作是和典型的全日制的、有劳动法保护的、签永久的劳动合同和有保障的工作保险的工作有区别的”(Riethof，2005，64；也见Huws，2011)。临时化涉及工作的非正规化(缺乏法律保护、集体谈判）和灵活性（灵活的工作形式：外包、多样化的工作时间及报酬；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工人的流动性)。新自由主义推动了工作的临时雇佣制度(Saad—Filho and Johnston，2005)。在印度的软件行业，临时性意味着特别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劳动者空间流动的强制性。员工必须去任何资本希望的工作地点工作，他们必须准备着随时承担多种任务并在多种任务之间随意切换，以及准备着超长时间的工作。西方资本投资者以金钱改善了很多印度软件工程师的生活，但这些金钱的好处是以过度劳动、巨大压力、强制的灵活性和流动性、缺乏工作一生活/工作一家庭的平衡、对身体的危害与无保障的雇佣为代价的。劳动者必须承担的工作灵活性与流动性是工作中家庭主妇化的体现。尽管条件如此艰难，但软件业的工会化依然相当困难。新自由主义对软件行业的关注是内嵌于一个贫富不均、城乡不均和教育不均的发展中的。印度软件工程师不是从事不合格和重复性工作的泰勒主义者：他们需要接受大学教育，从事要求高度逻辑理解和推理的工作。因此，这些工作和从事泰勒制标准的工作有着明显的区别，即印度软件工程师是高素质和被高度剥削的劳动者。列宁(1917，215；译者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9页）把资本输出描述为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目的是通过向“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的国家输出资本，实现高额利润（同上，216；译者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0页)。在剥削率高的殖民地，剥削劳工可以通过军事手段(吞并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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