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本纳（Benner，2002）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和软件业已经成为硅谷最大的经济增长部门，尤其是半导体和计算机制造业已历经大量的海外劳工外包。同时，软件业因其行业特征雇员流失率很高。与其他职业相比，软件工程师改变他们职业生涯的可能性是其他职业的两倍(Benner 2002, 65)。

第九章硅谷梦想和剥削梦魇：谷歌的劳动贵族和背景

289

佩洛和帕克分析了硅谷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制造业的工作条件，他们指出，这一行业及其获益者的财富与“雇主对无证和有证人员的过度剥削”(同上，6)和极端的性别及种族歧视的有毒工作场所有关，也就是说，在硅谷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制造业中，移民妇女尤其是低工资工作者尤其受到有毒物质的影响。工作场所存在多种有毒物质，包括砷、石棉、氯气、氰化物、氟利昂、乙二醇醚、盐酸、异丙醇、铅、硝酸、二氧化硅、焊料、硫酸盐、硫、甲苯、三氯乙烯(TCE)、紫外线油墨和二甲苯等。工人们吸入这些有毒物质，女员工的生殖系统也受到它们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包含：“流产、胎儿畸形、不孕不育、内分泌失调、有毒的乳汁和乳腺癌”，增加了患有心脏或神经管畸形、过敏、哮喘、支气管炎和呼吸系统及喉癌的婴儿的比例。硅谷的种族主义和父权制劳动分工也造成居民区和学校的隔离。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制造业的有毒重金属，如镉、氰化物、铅和镍也污染了水、空气和土壤，主要是在移民居住区，这就意味着他们中的许多人被二次污染着—在工作场所和自己的家里。一直以来，硅谷的工会就很弱，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业中组建工会是很困难的。许多制造业员工都是临时工，他们很担心会失去自己的工作。一名柬埔寨籍的工人回应一则关于有毒物质的报告说，“我跟与我有同样感受的同事们说起这事，但他们都担心丢掉工作，所以不愿意声张”。2011年，在加州只有17.1%的雇佣员工是工会的成员。因此，工人们的谈判能力很弱，低技能工作的工资也就更低；失业率居高不下。2000年至2011年，在加州共有60600例失业事件。在2000年至2002年和2008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失业达到了顶峰。职业健康诊所、圣克拉拉职业健康中心、硅谷毒物联盟等民间社会团体一直致力于记录对工人和环境的污染并与之进行斗争。佩洛和帕克(2002)还表明，出现了在家中进行的计件工作，所有移民家庭都在家里工作，清洗含有有毒物质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组件，这种计件工作尤其被用于组装印刷电路板或电缆。这些工人中的许多人按照每个组件领取工资，有时“少的就像生产每个组件一样只有一美分”(同上，158)。这种计件工作给工厂的装配工人带来压力。他们没有固定的小时工资，所以如果他们工作不够快，没有装配足够多的零件的话，他们就无法生存。马克思把计件工资定义为“克扣工资和进行资本主义欺诈的最丰富的源泉”(Marx，1867c，694；译者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36页)。他描述了“劳动力的转租”如何是计件工作的典型特征。的确如此，佩洛和帕克指出，在硅谷的家庭作坊，包括儿童，全家齐动员，一同参与到信息和通信技术(ICT)

M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290

第九章硅谷梦想和剥削梦魇：谷歌的劳动贵族和背景

291

的制造上。

计件工资是劳动密集化和工作日延长的一种形式。“实行了计件工资，很自然，工人的个人利益就会使他尽可能紧张地发挥自己的劳动力，而这使资本家容易提高劳动强度的正常程度。同样，延长工作日也是工人的个人利益之所在，因为这样可以提高他的日工资或周工资。”(Marx，1867c，695；译者注：同上，第637—638页)。

因此，在硅谷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制造和装配行业中存在着一些高度剥削、低收入又危险的工作。但像软件工程这种知识密集型工作的工作环境看起来如何呢?为了验证这一点，让我们来看一下硅谷最知名的公司之一——谷歌公司的劳动情况。谷歌于1998年由拉里·佩奇(Larry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创立，于2004年8月19日转型为一家上市公司(Vise2005，4)。该公司于2006年以16.5亿美元收购了一家名为YouTube的视频共享平台，并于2008年以31亿美元收购了一家名为Double Click的网络广告公司(Stross，2008，2)。2012年，谷歌公司紧随IBM公司之后，成为全球第二大计算机服务提供商(ForbesGlobal，2000，2012目录)。同时，谷歌公司在全球大型公司中的排名迅速上升(见表9.6)。2012年是谷歌盈利创纪录的一年：谷歌公司的利润达到109.8亿美元(谷歌证券交易委员会，Google SEC文件，2011年度报告)，这是自1988年该公司创立以来的最高利润。从2004年起，谷歌公司每年的利润都在快速地增长(见图9.1)。

M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292

Glassdoor是一家职业搜索和企业点评网站，免费为人们提供企业和职业的内部信息。Glassdoor已经收集了数百万具体关于某些公司工作、面试以及工资的评论数据。我分析了其中关于谷歌公司的、职位名称中包含有关键词“软件”的评论数据，此外还分析了一部分红迪(Reddit)网对人们进行的关于谷歌的工作环境的匿名调查⑤。我搜索并分析了其中关于员工谈论工作时间问题的发帖记录，最终Glassdoor上有307个2008年2月5日至2012年12月15日之间的发帖，符合我的搜索条件。最终，我选取了75个发帖为样本，其中10个选自红迪网的跟帖，其余65个均选自Glassdoor。Glassdoor计算了某些职位的平均年薪。2013年1月17日，谷歌公司美国软件工程师的平均年薪为112915美元(N=187)，高级工程师的平均年薪为144692美元。考虑到2012年加利福尼亚州一位应用软件开发人员的平均年薪为105806美元(加利福尼亚州就业发展部，见表9.5)，所以说谷歌支付的薪水似乎略高于平均水平。大多数帖子都没有提到工作时间，而是集中在诸如免费食物等方面。因此，必须将它们排除在工作时间的分析之外。在这次进行的分析中，18个发帖内容提到了谷歌公司工作时间的积极方面：其中有14位（占总数的78%）发帖者称他们看重的是谷歌公司的灵活的工作时间；少数发帖者(3.17%)称他们能够很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还有一位发帖者称他们有规律地每天工作8小时(1.5%)。有58个发帖内容提到了谷歌公司工作时间的消极方面，并且无一例外地专门提到了工作时间长以及所导致的生活与工作失衡。我在表9.7中总结了典型的评论。从这一分析中可以看出，人们倾向于在谷歌工作很长时间；公司提供免费的食物、运动设施、餐厅、咖啡馆、活动、技术会谈以及其他的额外津贴，他们觉得这种舒适的工作环境可以鼓励员工们留下来工作更长的时间。虽然管理层并没有正式口头通知，但这种长时间工作似乎已经成了公司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有人因为来自同事的竞争性压力而选择工作更长时间，还有人常常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而利用工作时间的20%去做他自己的项目或者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来完成工作。

第九章硅谷梦想和剥削梦魇：谷歌的劳动贵族和背景

293

M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294

第九章硅谷梦想和剥削梦魇：谷歌的劳动贵族和背景

295

作为欧盟FP6项目WORKS—知识社会中工作的组织与重组的一部分，学者们采访了7个国家的57名软件工程师来研究欧洲IT专业人才的工作环境(Valenduc 2007)。结果发现“工资具有个人特色…个人工资协议经常逃避监管框架”(同上，96)。标准的工作时间表应包含核心工作时间和基于项目工作量的自由工作时间(同上，96)。但7个国家中有5个国家时常出现加班现象，其中有4个国家加班并没有报酬（同上)。同时，受访的员工称高负荷工作在项目中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看重的是在工作时间管理上允许他们有较大的灵活性、高工作量得到肯定评价并获得相应的酬劳(同上，92)。WORKS项目的实证结果也证实了谷歌公司的案例，即公司员工一方面往往会长时间工作甚至加班，而另一方面他们的办公时间却是完全灵活自由的。即使有的员工从早上9点到晚上5点不上班，管理层也不会认为他上班不积极。罗莎琳德·吉尔(RosalindGill2002)在六个欧洲国家做过这样一项研究，调查了12位做数字媒体工作的自由职业者(数字内容创作者)。在另一项研究中，她采访了34位荷兰的数字媒体工作者，他们中有程序员、设计师、艺术家、项目经理以及内容创作者(Gill，2006)。这些研究颠覆了人们认为数字媒体行业工作既酷又悠闲、既多变又有创造性、不分等级且人人平等的传说。这些分析表明，在实际的日常工作中，数字媒体工作者常常面对多重压力，如来自于项目化工作、低收入（在第一项研究中，男性的平均年收入为1.6万欧元，女性平均年收入为1万欧元；在第二项研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平均年收入高于国民人均收入，受访的自由职业者中有大约85%的人收入低于国民平均工资)、工作时间长、高危险性、个人风险、“要么连续几周没有任何（新传媒）工作……要么短时间内紧张地不分昼夜地工作…”(Gill，2002，83–84)——普拉特(Pratt，2000)、吉尔(Gill)和普拉特(Pratt，2008）把这种现象称为暴食性的工作压力。还有来自职业整合、家庭子女的压力。这些压力导致了一种情况，那就是大部分受访者都没有子女。这次调查中的自由职业者们往往没有假期，而且其中大部分人都没有养老金及失业保险。他们大部分都是不稳定的工作者，并且这种不稳定性是性别化的(就是说这点特别对女性有影响)。同时，吉尔(2002，2006)发现这些充满激情的热心于本职工作的数字媒体工作者大部分都受过大学教育，并且认为自己所做的工作具有创造性和自主性。赫斯蒙德霍(Hesmondhalgh)和贝克(Baker，2011)对63位在电视台、音乐录音、杂志发行方面的创造性工作者的采访证实了罗莎琳德·吉尔的研究结果。结果表明，许多创造性行业的工作都有这种矛盾的心理存在。这种工作虽不稳定但却因为它所包含的乐趣、联系、声誉、创造力以及自主性而受到珍视。朱丽叶·韦伯斯特(JulietWebster，2011)总结了关于数字媒体行业中的劳动的女权主义研究的研究结果：“特别是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开发项目中，没有女性，即使有也被无视。在众多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专业人员中，她们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行业中表现得很糟糕，她们往往被集体分配在对改变整个进程几乎毫无影响力的地位较低的工作中”(同上，6)。数字媒体工作的性别化意味着女性往往面临着不稳定工作和被排斥。安德鲁·罗斯(AndrewRoss，2003)对纽约的数字媒体工作者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结果发现该类工作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是“它能赢得员工们为带薪工作时间服务的最自由的想法和冲动。在买卖创作理念、服务和解决方案的知识型公司中，员工醒着的时候所做、所想以及所说的所有事情都是工业工厂的潜在优势……工作和休闲之间的界线已不复存在。他们的职业将成为其他一切的支撑系统。任何从事新经济工作的人都不能幸免于这种危害”(同上，19)。罗斯的研究证实了我们在谷歌公司发现的特有现象，也就是说在数字媒体工作中，工作时间往往会吸纳空闲时间，而且公司的意识形态展现出了在自由、灵活性和社会化工作场所（工作是玩和乐）方面的发展。这个结果将会是一种他称之为“无领”的意识形态：即一种融合了“开放、合作和自我管理”的工作文化，一种“反独裁主义的工作心态”，“开放式交流和自我导向，一路上采用新模式和独立的神话”(Ross，2003，9—10)。“无领”工人将是“自我辩护”的知识工作者，不会质疑资本利益。“与Webshop公司签弹性合同的员工投资了大量的人力资产份额并且希望他们的优先认股权有所回报，但希望渺茫。深受鼓舞地每周工作85小时却没有加班费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结果就连职位最低的员工都感觉自己像是一名企业投资者。在大部分情况下，当公司破产时，优先认股权变成了解雇通知书，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员工还没有等到他们的优先认股权到期就被解雇了”(Ross，2001，82)。政治任务应该是知识劳动者的自我组织和自我解放：“虽然这几个世纪最严重的问题是传统奴录制、农奴制和契约劳工(我们仍然没有从这些中得到解放)，但我们现在必须在救赎之歌’这首充满灵魂的摇篮曲中回应这一时刻，鲍勃·马利(BobMarley）冷静地建议我们：把自己从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同上，86)。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动力已经成为一种大规模的趋势，新自由主义最终导致了劳动的主妇化(Mies 1986;Mies，Bennholdt—Thomsen and Werlhof， 1988)。今天，许多工人面临着“无产阶级”的状况，这种状况“以某种方式与人们对其生活多方面的安全问题的共同关切联系在一起”(Ross，2008，34—35)。知识工作者和其他工作者的具体情况取决于他们受不稳定性影响的不同程度：有些人签订了长期合同，而有些人签订的是临时合同或者是个体经营；有些人工资较高，而有些人工资较低（工资差别看来似乎是性别化的并取决于工作情况的个性化水平)；有些人有养老金和失业保险，其他人却没有；大部分人都长时间工作且工作日、工作空间不规律，工作和休闲之间的界线模糊。许多工作者今天都经历着某些方面的不稳定性。不稳定性意味着工作者在他们的工作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却没有稳定的生活条件。不稳定性是一种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式：一个人工作很长时间，这在高度工会化和有组织的劳动条件下，可能会看起来有所不同，并且社会成本是外包给个人的。因此，高利润者的总工资和投资成本(包括合同工成本）被降到最低，从而提高了剥削率和利润率。谷歌公司的软件工程师往往会具有不稳定性劳动者的共同特点：即工作时间长且面临兼顾工作和家庭、朋友及工作之外的社交生活的难题。他们往往工资相对较高，同时也是工作时间不稳定的工人和赚取追加工资的贵族工人，但并非所有谷歌工人的工资似乎都相对较高：2011年，安德鲁·诺默尔·威尔森(AndrewNormal Wilson)因为拍摄并与为谷歌公司扫描书籍的数据录入员工进行交谈被而解雇了⑥。据观察，这些人大多是有色人种，没有其他谷歌员工所享有的特权⑦。长时间工作会带来什么?那就是员工们为了最大化工作效率而睡在办公桌上。谷歌前副总裁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Mayer)报道了她在谷歌的经历：“公司有时是对的，我们拥有极好的技术，但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努力地工作……每周要工作130个小时。人们会问，一周只有168小时，你们怎么做到一周工作130个小时的?’答案是，如果你对你的淋浴时间和趴在桌子上睡觉的时间都精打细算的话，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⑧这种做法的最终后果是，在谷歌之外没有生活，生活变成谷歌，因此只有一个维度。谷歌公司最引人注目的是其管理策略的柔性化和社会化强制形式：没有关于加班的正式合同要求，但公司文化的基础是以项目为基础的工作；同事之间的社会压力；竞争；对工作的积极认同；乐趣和娱乐文化；以表现为基础的晋升；激励人们在工作场所（运动区、餐馆、咖啡馆、按摩室、社交圈、讲座等）花费大量的时间，以及工作与娱乐之间界线的模糊。因此，员工往往工作时间长，工作一生活平衡受损，谷歌往往成为生活本身的同义词：生活时间变成了工作时间并被用来为公司创造价值。谷歌公司是实现吕克·博尔坦斯基(LucBoltanski)和伊夫·卡恰洛(ÉveChiapello2007)所称的资本主义新精神的典型代表：把1968年政治反抗斗争和随后出现的新左派的反对独裁主义价值观，如自治性、娱乐性、自由性、自发性、流动性、创造性、网络化、前瞻性、开放性、多元化、非正式性、真实性和解放都归入了资本逻辑。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描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通过控制、监视、纪律措施和国家法律的合法化实现了工作日的延长，其结果是迫切要求缩短工作时间而进行的阶级斗争的发展。谷歌公司增加剩余价值生产的主要方法也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就是工作时间的延长)。但它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方法：这种胁迫是意识形态和社会性的，被纳入了公司的娱乐、玩劳动、员工服务和同伴压力文化之中。其结果是，每个员工总的平均工作时间和无薪工作时间都有增加的趋势。马克思把这种情况描述为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一种具体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劳动的生产力和强度保持不变，而工作日的长度是可变的：假设工作时间延长，劳动力价格（即工资）不变，“剩余价值的相对量就随它的绝对量异同增加。虽然劳动力价值按其绝对量来说没有变化，但按其相对量来说却降低了。………相反地，在这里，劳动力价值的相对量的变化，是剩余价值的绝对量的变化的结果”(Maxr，1867c，663；译者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01—602页)。马克思在这一段中所解释的意思是，由于当时员工创造的额外剩余价值和利润，员工的无酬加班越多，工资往往会相对地减少。这一点可以以谷歌案例来说明：12个帖子的分析显示，可以计算出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62小时⑨。这当然只是坊间证据，但是考虑到大量的点评内容说在谷歌工作时间长是常见的现象，这个结果似乎已暗示出来。如果这些计算机系统分析师、软件工程师或类似的工人每小时能够挣至少27.63美元，那么根据《美国公平劳动标准法案》(第十三章(a)17)他们就不能得到加班费。这意味着，假设谷歌的软件工程师每周平均加班22个小时，薪水平均为112915美元，代表着工作时间为155%，那就是说55%的工作时间是没有报酬的额外工作。员工每周在这22小时期间，为谷歌创造剩余价值和利润。如果我们假设每年有47个工作周，那么无薪加班每年就延长了平均1034个小时。与加州的半导体加工人员相比，他们在2012年的平均工资为36584美元，而加州电子设备装配工2012年的平均工资为33179美元(加州就业发展部)。谷歌的软件工程师

M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296

第九章硅谷梦想和剥削梦魇：谷歌的劳动贵族和背景

297

M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