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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脸书”(facebook)用户通过同一数字工作创造了两种不同的使用价值：交往和公众知名度，这是他们自己的需求，也是他们接收定向广告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可以说“脸书”(facebook)的使用价值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用户为他们自己和其他人创造使用价值；他们在用户和公众形象之间建立了一种社会关系；另一方面，用户为资本生产使用价值，即广告行业的定向广告空间。对于“脸书”(facebook)来说，这两种使用价值都有助于实现交换价值向定向广告业出售它想要的东西（广告空间）和用户生产的东西。使用价值的双重性源于“脸书”(facebook)产品的使用价值是信息性的：它可以与货币进行交换，同时也可以在用户的控制下进行。这种使用价值的双重特征使“脸书”(facebook)产品成为一种独特的产品：它为用户自身的社会需求和广告商的商业需求服务。同时，商业使用价值首先由“脸书”(facebook）控制，实现了用户数据的交换价值特征和商品化特征。信息具有一种独特的性质：“文化和信息产品的问题是，由于它们的使用价值几乎是无限的(它们不会由于使用而被破坏或消费掉)，因此很难将一种交换价值附加在它们身上”(Garnham, 199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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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书”(facebook)上的价值是指用户在平台上花费的平均时间，而“脸书”(facebook)上的价值规律意味着某个群体在平台上花费的时间越长，相应的数据商品的价值就越大。与另一群体(例如75至85岁的群体)相比，平均每天在“脸书”(facebook)上花费大量时间的群体（例如15至25岁的群体)是一种更有价值的数据商品，因为(a)它每天的平均劳动或在线时间较长，可产生更多可出售的数据；(b)它花更多的时间在网上，在此期间向这一群体发送定向广告。

马克·安德烈维奇(2012，85)认为，用户对于商业社交媒体上的交易数据是否生成，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数据几乎没有发言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这一数据的产生和使用描述为异化于他们的活动。安德烈维奇(2013，154)认为，在这种形式的异化自由劳动中，用户不能“控制其生产活动”和“其产品”。用户“在同意某一网站或在线服务的服务条款时，牺牲了我们对活动某种程度的控制权”(同上，156)。埃伦·费舍尔(EranFisher，2012，173)认为，与传统大众媒体相比“脸书”(facebook)异化更少，因为“更有可能表达自己、控制自己的生产过程、对象化自己的本质以及与他人的联系和交往”，并产生更多的剥削。“脸书”(facebook)会导致异化的消除，因为受众积极的从事着媒介内容的生产，受众需要与媒体深度地接触，打开真实的自我表达的机会，与他人交往和合作。借助于社交媒介，对受众工作的高水平剥削成为可能，这与低水平的异化辩证地相联系(同上，182)。对于雷伊(PJRey)来说，企业社交媒体的使用是非异化的，因为在那里进行的“非物质”劳动没有将智力和体力活动分开，社交媒体的使用是自愿的、自我激励的和自发的。所有三种观点都一致认为，数字劳动被资本剥削。他们的区别在于对异化概念的理解。对于安德烈维奇来说，异化是一个更结构性的过程，它与用户对在线监控过程的不可控以及对监控产品(利润)的非所有权有关，而费舍尔(Fisher)和雷伊则有一个更主观的异化概念，这与孤立、(非)自愿行动和智力活动有关。这种差异可以通过区分异化的客观条件和异化的主观感受来克服。在《大纲》的一段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异化要素，工人异化于(a)他自己或她自己，因为劳动被资本控制，异化于(b）劳动资料，异化于(c)劳动对象和(d)劳动产品。“劳动能力加工的材料是他人的材料；同样工具是他人的工具；工人的劳动只表现为材料和工具这些实体的附属品，因而对象化在不属于他的产品中，甚至活劳动本身也表现为他人的东西而与活劳动力相对立—而活劳动就是活劳动能力的劳动，就是活劳动能力自己的生命表现因为活劳动为换取对象化劳动，为换取劳动自身的产品已经出让给资本了。劳动能力把活劳动看做他人的东西，如果资本愿意向劳动能力支付报酬而不让它劳动，劳动能力是会乐意进行这种交易的。可见劳动能力自身的劳动对劳动能力来说，就像材料和工具一样是他人的——从对劳动的管理等方面来看，劳动对劳动能力来说也是他人的。因此，对劳动能力来说，产品也表现为他人的材料、他人的工具和他人的劳动的结合，及表现为他人的财产”(Marx，1857/1858b，462；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4—456页)。这四种异化要素可以和劳动过程相关联，构成了黑格尔式的主体、客体和主一客体。异化是主体与自身的异化(劳动力被资本使用和控制)、与劳动对象的异化(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与主客体的异化(劳动产品)。在社交媒介上，用户客观上被异化，就与主体和劳动对象的关系而言，他们(a)如果离开垄断资本平台(如“脸书”(facebook))，就会受到孤立和社会弱势的胁迫；(b)就与劳动工具的关系而言，他们的人类经验在资本的控制之下；(c)就与劳动产品的关系而言，平台不是由用户拥有，而是由私营公司拥有，私营公司也对用户数据进行商品化；(d)货币利润由平台所有者单独控制。这四种异化形式共同构成了资本对社交媒体数字劳动的剥削。数字劳动异化包括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以及被创造的劳动产品的异化。图11.2以“脸书”(facebook)为例概括了这一多重异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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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矿工、富士康工人、印度和加利福尼亚的软件工程师、呼叫中心工人和社交媒体的产-消者都被异化，因为他们并不拥有自己生产的利润和产品。然而，对于社交媒体用户来说，情况却有所不同，他们通过同一数字工作创造了两种不同的使用价值：交往和公共知名度，以及他们面对定向广告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可以说企业社交媒体的使用价值具有二重性：一方面，用户们为他们自己和其他人创造使用价值——他们在用户们和公众知名度之间创建了联系；另一方面，用户为资本生产使用价值，即广告行业的定向广告空间。企业社交媒体使用价值的双重性使“脸书”(facebook)生产别具特色：它为用户自身的社会需求和广告商的商业需求服务。同时，商业使用价值首先由企业平台控制，并使得用户数据具有交换价值和商品化成为可能。还有一种特定形式的胁迫它以一种社会形式表现出来：如果一个人在平台有许多联系，离开企业平台就不是太容易，因为这样的话他就面临着较少的联系和交往贫困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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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经说过，商品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他称之为商品的拜物教特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Marx，1867c，164—165；译者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这意味着，当商品把自身呈现给消费者时，形成商品的社会关系在商品自身中是看不到的。在社交媒体的数字劳动世界中，商品的拜物教特征呈现出倒置的形式。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交媒体商品的“逆向拜物教特征”(inverse fetish character)。“脸书”(facebook)数据商品特征隐藏在“脸书”(facebook）的社会使用价值（即使用平台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和功能)背后。“脸书”(facebook)逆向拜物教在如下断言中的经典表达为：“脸书’(facebook)没有剥削我，因为我联系其他用户，从中得到好处”。用户的客体地位——即他们为“脸书”(facebook)的利润利益服务的真相，隐藏在“脸书”(facebook)支持的社交网络背后。认为“脸书”(facebook)网只会让用户在社交方面受益的观点是片面的，因为这一观点忽略了这种社会利益、社会关系和获得的可见性是“脸书”(facebook)商业和企业方面、交换价值和商品维度的核心。交换价值隐藏在使用价值中；“脸书”(facebook）的客体面隐藏在社会关系之中。“脸书”(facebook)的客体方面是基于“脸书”(facebook)、广告客户和用户之间的社交关系：一方面是“脸书”(facebook)和广告商之间的交往关系，另一方面是广告商和用户之间的广告关系。这两种关系对于为“脸书”(facebook)和广告商创造利润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些商业关系并没有立即呈现给用户，他们主要看到自己和其他用户之间的关系。构成“脸书”(facebook)商品方面的商业关系，隐藏在用户之间的社会关系背后。“脸书”(facebook)利用它的“逆向拜物教特征”展示自身是一个关于分享、社会关系而不是利润的组织。讨论表明，在“脸书”(facebook)和它的用户之间存在着阶级关系，而这种关系构成了一个经济剥削过程。“脸书”(facebook)拥有丰富的用户数据，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数据掌控者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很富有，因为它通过将这些数据作为大宗商品出售而获利。用户似乎主要从“脸书”(facebook)的使用中受益，通过这种使用，他们的社会关系变得更加丰富。但是，他们的贫困隐藏在社会财富外表的背后。他们是网络贫民，因为他们缺乏自由，无法进入不受资本控制的网络关系（数字劳动力的贫穷：几乎整个互联网都由公司控制)，他们缺乏对企业在线平台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对于劳动工具而言的贫困)，他们无法在网上独立于资本(相对于劳动对象的贫困)来表达自己的经验。他们缺乏对自己所创造的数据商品的所有权和由此产生的货币利润(相对于劳动产品的贫困)。数字工人阶级的这种多重贫困同时也是财富的来源，他们是被资本占有的在线财富的生产者：他们耗费在平台上的在线时间是生产性工作和劳动时间，这些时间是资本增值和生产货币资本的时间。而货币资本是用户创造的，但用户却无法拥有它。少数人阶级（“脸书”(facebook）所有者）是以牺牲多数人阶级（“脸书”(facebook)用户)的利益为代价而获利的。这一事实原则上使他们能够通过成为集体财富的主人来克服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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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存在一个“脸书”(facebook)主体维度的异化。雷蒙德·威廉斯(1961，64)在其著作《漫长的革命》一书中将感情结构的概念定义为“一种特殊的生活感觉”，“一种特定的经验共同体”，通过这种观念一种生活方式获得了“一种独特而典型的色彩”。这是“一个时期的文化(同上)，而交往取决于它(65)。这是一代人“以自己的方式回应它所继承的独特世界”的方式(同上)。例如，它可以在“纪录片文化”中得到表达，比如诗歌、建筑和服饰。感情的结构是一种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生活在一定时间里的体验的表达。鉴于每一个现代社会都有自己的阶级结构和社会冲突，每个时期必定有它自己的情感冲突结构。因此，不谈单一的情感结构而谈多极的情感结构可能更好些。威廉斯(1961，307)还说道，“孤立、异化、自我放逐的体验是当代情感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这里暗示，在某种情况下异化情感会成为特殊阶级结构情感的一个组成部分。“脸书”(facebook)用户显示了什么样的情感结构呢？社交媒体平台的情感结构是由用户的典型价值观、使用平台意识和情感构成的。他们的情感主导结构很可能不同于平台所有者的结构，因为他们以不同的社会角色体验平台。用户的情感结构也可能是内部矛盾的，主流用户情感结构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所以，“脸书”(facebook)和其他企业社交媒体平台可能存在冲突性的情感结构。企业社交媒体的使用是否经历了非异化的经验问题，这是一个关于企业社交媒体用户情感结构的问题。它在较早时期被客观地四重异化了。我们可以区分异化的客观条件和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情感结构，它们是辩证地相互协调的：社交媒体的客观条件（如市场条件，垄断、所有权结构、数据处理、使用和隐私政策、广告使用的形式等）决定特定用户的体验和情感结构，用户的主流情感结构反过来可以影响平台的客观条件。如果用户对被认为是侵犯隐私的行为进行大规模的抗议，且离开一个平台并加入另一个平台，那么他们使用的客观条件就从一种（例如“脸书”(facebook)）变成另一种（例如，Diaspora)。这种区分让人们能够把握社交媒体异化的主体和客体维度，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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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书”(facebook)用户的劳动创造了商品和利润，因此它是生产性工作，但却是无报酬的工作，在这方面它与其他非正规劳动的特点相同，特别是家务工人和奴隶相同，他们也没有报酬。同时，“脸书”(facebook)用户面临着非常不同的工作条件，在这方面，家务工人的活动主要涉及护理工作、性工作和劳累的体力工作。奴隶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如果他们拒绝工作的话就可能被杀掉。这些工作类型共同的特征是：工人们都是无酬的。作为无酬工人创造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和利润，而且比那些在特定条件下有工资的规范劳动创造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和利润。他们的劳动时间都是百分之百的剩余劳动时间，这使得资本家有机会去创造额外的剩余价值和额外的利润。

奈格里使用了“社会工人”一词，他认为存在着一个广义的无产阶级—“新工人阶级”，“现在已经拓展到整个生产和再生产领域”(Negri，1982/1988，209)。在这里他采用了马克思的总体工人的概念，这种总体工人形成了一个聚集的、结合在一起的劳动力群体，是异质性的，形成了创造利润所必需的整体奇点。奈格里(1971/1988)在阅读马克思《大纲》的“机器论片段”中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是货币是价值的特定尺度，劳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具有越来越强的社会性，因而对价值提出了质疑。劳动社会化将会导致“大规模社会化工人阶级的产生”(同上，104)。社会化工人阶级的概念后来发展成为社会工人概念(Negri，1982/1988)，社会工人是由资本主义的重组而产生的。这种重组使得以泰勒主义、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和国家计划为特征的工人的大规模解体(同上，205)。社会工人表明，生产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之间的相互联系成为一种日益强化的意识（同上，209)；分散劳动(diffuselabour，外包劳动，214)和流动劳动(=劳动的灵活性，218)诞生。社会工人这一概念的优点在于，它是对马克思关于信息资本主义和后福特制资本主义背景下总体工人概念的重新表述，它允许我们把非正规和无报酬的工人（家庭工人、奴隶、不稳定的工人、移徙工人、教育工作者、公共服务工作者、失业者等）视为生产性劳动者(Fuchs，2010b)。然而，奈格里说这么多只是想表达“劳动时间”作为这种趋势的结果在生产机器完全社会化的条件下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Negri，1971/1988，100)。这只是另一种说法，即价值规律不再存在—它“正在灭绝”(同上，148)。结果，奈格里认为共产主义临近了，“共产主义是当今的趋势，一种到处活动的积极的力量”(同上，112)。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价值规律就能运行：它不会因为社会工作或知识工作的出现而停止运作，事实上，自奈格里最初提出这一思想以来，它就一直没有停止运作。社会工人某一特定部分的劳动时间可以很好地衡量：这是一个特定群体或整个社会中无酬工作的平均小时数。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工作的社会化程度增强，这意味着生产某些商品所需的时间在历史上缩短了。高生产率是共产主义的前提，但它本身并不是共产主义，也不会自动步入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着共产主义的趋势，但共产主义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实现。尽管奈格里的方法存在局限性，但社会工人或总体工人概念的逻辑后果是，如果一个人是生产商品的总体工人之一，他就会受到剥削并且具有生产性。“脸书”(facebook)和其他企业数字媒体的数字劳动联系到一个构成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行业的完整的价值链与一个全球剥削领域。当今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现实是一个充裕的被剥削的劳动的存在：非洲提取矿物质的黑人的奴隶般劳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硬件在这里生产；组装硬件的中国和其他国家受高度剥削的产业工人的劳动；发展中国家的低报酬的软件工程师和知识工人的劳动；西方软件公司高报酬和高强度工程师的贵族劳动活动；处理数据的知识行业不稳定服务工人（例如，呼叫中心工人）的劳动以及无酬用户的数字劳动。所有这些多种形式的被剥削的劳动彼此依赖，且是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行业创造利润所必须的。全世界的知识工人通过被资本剥削的所有条件联系了起来。他们形成了一种结合劳动力、社会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与知识工人的知识无产阶级。但问题是，如果全世界的社会知识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自我组织，那么，他们将会成为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自发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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