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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劳动的辩论中，一方面有些学者强调，社会工人能够产生参与文化(Jenkins2008)，或者能够产生“创造和实践的文化”(Gauntlett2011，11)以及日常创造力文化（同上，221)。这强调的是参与文化和新形式的分享、联系、生产和创意（Bruns，2008；Gauntlett，2011；Jenkins，2008；Shirky，2008，2011)。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强调，“脸书”(facebook)和其他商业在线媒体的利润来源于定向广告，其基础是剥削用户的劳动和用户个人数据的商品化(cf.Andrejevic 2011，2012；Fuchs2010b)。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被运用于商业大众媒体，并被更新，即所谓史麦兹（1977a，1981)的受众工作或受众商品(Fuchs，2010b)以及杰哈利(Sut Jhally，1986)和比尔·利文特(Bill Li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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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的观看工作概念(Andrejevic，2009)。有学者指出，关于社交媒体和参与性文化的说法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是过度使用和庆祝资本主义的，“社交媒体”现实是一种新的剥削和异化形式（Andrejevic，2012；Curran, Fenton and Freedman, 2012; Fuchs, 2010b, 2013 ; van Dijck,2013)。这场辩论可以运用马克思劳动的二重性特征进行解释，即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生产价值的抽象劳动。

认为，“商品是一种二重性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因此，人类需求的满足取决于商品和货币的形式。鉴于商品具有双重特征，创造商品的工作也具有双重特征：它既产生使用价值(工作)，又产生价值(劳动)。使用价值的产生是经济生产的人类学特征，而价值和交换价值则是历史性特征。马克思通过指出资本主义、劳动和商品的辩证特征，对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历史特征进行了理论化。由于“社交媒体”导致资本积累，它们与商品形式联系在一起，因此商品的双重特征和工作过程也必须适用于这些类型的媒体。如果有人声称社会媒体是创造性、社会性和参与性的新形式，或者是新形式的剥削，那么商品和工作的双重特征往往就被忽视了。首先，这种论断侧重于使用价值形式；其次，侧重于社交媒体的交换价值形式。但是，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形式，是具体劳动（工作)和抽象劳动的结晶。因此，关于社交媒体的两种说法本质上是交织在一起的，辩证思维让我们能够理解这种联系：要想让“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YouTube和企业博客平台存在，用户需要相当活跃、具有社交性、创造性并网络化。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开展的网络工作主要有信息工作、情感工作、认知工作、交往工作、社区工作和协作工作。这项工作创建了个人资料、内容、交易数据和社会关系。社交媒体的使用价值在于，他们允许用户自我告知、分享、交往和协作，以及建立和维护社区。所以社交媒体的使用价值是其信息特征：是认知、交往和合作的工具。但这种使用价值被纳入了社交媒体的交换价值，这种价值需要并建立在具体劳动的过程中：社交媒体活动、社会关系和创造性表达创造了其使用价值，也形成了经济价值，从而创造了销售给定向广告商的数据商品，实现了市场价格，并帮助社交媒体公司实现了利润。用户的创造力、分享和活动相联系产生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社交媒体的使用价值包含在交换价值内，但同时也代表着一种劳动的社会化指向和具有超越商品形式的潜力，它是使用价值经济的胚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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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以一种毁灭性的辩证法把劳动和娱乐联系在一起。传统意义上讲，以享受性和娱乐的形式表现的玩耍知识是资本主义业余时间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业余时间是非生产性的，与劳动分开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1961)认为，驱动结构是由爱神（对生命、性、欲望的驱动)和死神即萨纳托斯(对死亡、毁灭、侵略的驱动)的辩证关系定义的。人类为了恒久的爱(快乐原则）的实现而奋斗，但文化只会可能通过对爱神的暂时的否定和暂停以及色情能量转化成为文化和劳动。劳动是去性化的生产性形式抑制性冲动。弗洛伊德在这种背景下讲到了现实原则或升华原则。现实原则否定快乐原则，人类文化否定人性，成为人的第二天性。马尔库塞(1955)把弗洛伊德的驱动力理论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联系起来。他认为，异化劳动、统治和资本积累已将现实原则转变为压抑性现实原则操作原则：异化劳动构成了对爱神的过度压抑。对快乐原则的压抑超过了文化上必要的压抑。马尔库塞将马克思关于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或价值的概念与弗洛伊德人的驱动结构联系了起来，认为在动力层面上必要劳动相当于必要的压抑，剩余劳动对应于额外的压抑。这意味着，为了生存，社会需要一定数量的必要劳动(以工作时数衡量)，因此也需要对快乐原则进行一定程度的压抑(也以小时为单位)。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免费进行并产生利润的劳动）不仅意味着工人被迫在一定程度上免费为资本而工作，而且还意味着必须进一步压抑享乐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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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原则背后，存在着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缺乏。这意味着，生存斗争是在一个很贫穷的世界上发生的，人类的需要，如果不加限制、节制和延迟，就无法在此得到满足。换言之，要得到任何可能的满足都必须工作，必须为获得满足需要的手段而从事颇为痛苦的劳动。由于工作具有持久性(实际上它占去了成熟个体的全部生存)，快乐受到阻碍，痛苦得以盛行”(Marcuse，1955，35；译者注：[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1一22页)。在以统治原则为基础的社会中，现实原则采取了操作原则的形式。统治“实行这种统治的，是为了维持和扩大自己的特权地位的特殊团体和个体”(同上，36；译者注：同上，第22页)。操作原则和剩余价值原则相联系，这个术语描述了“社会统治必不可少的约束”(同上，35；译者注：同上，第21页)。统治引入了“除了造成那些为文明人类的联合所必不可少的控制以外，还引进了一些附加的控制”（同上，37；译者著：同上，第23页)。

马尔库塞(1955)认为，操作原则意味着死神支配人类和社会，而异化则释放了人类内部的侵略性冲动(压制去升华性)，从而导致了一个全面的暴力和侵略性的社会。由于后现代社会高生产率的提高，历史的选择是可能的：消除压制性的现实原则，把必要工作时间最小化，而最大化休闲时间，社会和身体的色情化，爱神塑造了社会和人类，好色的社会关系出现。这样的发展将是一种历史的可能性，但它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不相容。

卢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伊夫卡恰洛(Éve Chiap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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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认为，参与式管理的兴起意味着资本主义新精神的出现，这种精神包含了1968年政治运动的反独裁价值观和随后出现的新左派如自治、自发性、流动性、创造性、网络化、愿景、开放性、多元性、非正式性、真实性、解放等这些都在资本的控制之内。该运动的主题现在将被用于服务于那些它想要摧毁的力量。结果应该是“构建新的、所谓的网络’资本主义”(同上，429)，使艺术批判要求真实性、创造性、自由和自主性——与要求平等和克服阶级(37—38)的社会批判形成鲜明对照今天“间接地为资本主义服务，并成为其承受能力的工具之一”(490)。“玩”劳动是资本主义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对象化的异化劳动作为创造性、自由和自治展示出来，这些是工人的乐趣。工人们应该有乐趣，热爱他们对象化的异化已经成为资本的新的意识形态战略和管理理论。“脸书”(facebook)劳动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精神元素的玩劳动意识形态的表现。

德勒兹指出(1955)，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行为规范的转变方式使人类越来越多地约束自己而不受直接外部暴力的约束。他把这种状况称为（自我）控制的社会。例如，可以在参与式管理战略中观察到这一点。这种方法促进了奖励机制的使用以及将玩整合到劳动中。工作应该是有乐趣的，工人应该不断地提出新思想，实现他们的创造力，享受不在工厂的自由时间，等等。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的边界、劳动和玩的边界模糊了起来。工作往往获得娱乐的品质，而业余娱乐则趋向于劳动。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变得不可分割。工厂把它的边界延伸到了社会，变成了马里奥·特隆蒂(MarioTronti，1962)所言的社会工厂：“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是继续，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越是坚持和拓展自身，生产一分配一交换一消费的周期越是自身不可避免地缩短，资本主义生产和中产阶级社会之间、工厂和社会、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社会关系就变得越来越有组织。”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发展的最高水平变成了生产关系的时刻，整个社会变成了生产的事业和表现，即整个社会生活成了工厂的功能，工厂延伸其排他的统治地位到整个社会。当工厂把自身发展成为社会的主人的时候—整个社会生产就变为行业生产，工厂的具体特征就迷失在社会的一般特征之中(同上，30—31，译自德语)。同时，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在社会工厂里变得模糊起来，与工作相关的压力在强化，财产关系保持不变。“脸书”(facebook)和其他互联网企业对互联网用户的剥削是这种变化的一个方面。这意味着被玩、娱乐、乐趣和快乐(爱神方面）激发的互联网的私人使用已经包含在资本之内，成为剥削劳动的领域。互联网的私人使用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并被资本剥削。所以互联网企业积累利润。今日的“玩”和劳动已经没有了区别。爱神已经完全被归到压抑的现实原则之下。“玩”很大程度上被商品化，不再有不被资本剥削的自由时间或空间。“玩”是当今的生产，被资本剥削的劳动生产剩余价值。人类所有的活动也包括所有的“玩”在当今条件之下归为资本并受资本剥削。作为爱神表现的“玩”的方面因此被毁坏，人类的自由和能力被削弱。在“脸书”(facebook)上，“玩”和劳动聚合成为受资本剥削的玩劳动。“脸书”(facebook)因此代表了所有时间总的商品化和被剥削人类所有的时间变成了被资本剥削的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表11.3总结了马尔库塞的玩、劳动和快乐理论应用到“脸书”(facebook)及社交媒体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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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与“玩”表现出了辩证的关系：在“玩”中，人类具有去做任何想要做的事的自由：“在一次抛球的过程中，比起技术劳动的最巨大成就，玩家在客观世界上获得了人类自由的无限大的胜利”(Marcuse193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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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不具有持续和恒久性，基本上发生于做其他事情——不断地统治人类生存的事情的间隔时期(同上)。社会中的工作是辛苦的，“玩”以一种逃避工作的方式和其辩证地相联系：“玩’是自我娱乐、自我放松、为了新的专注力和张力的自我恢复，等等。因此，玩’在整体上必然与它的来历和目的所在的另一种行为有关，而另一种行为则已被预先认为是劳动，其特点是有节制、紧张、辛劳等。”(同上)。

工作是一个持久和永恒的过程，在世界上产生满足人类需要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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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玩”的发生是无规律的，不涉及创造满足人类需要的使用价值的必要性：“玩”有选择人喜欢对象的自由，这可能包含创造新的对象，但也毁坏非生产性活动中存在的对象，这种活动是纯粹的个体享受，不创造任何新的东西。这意味着：在“玩”球的过程中，一个人可以发展一种新形式的游戏，毁坏球或者为了乐趣投掷球。在“玩”劳动中，“玩”和劳动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然而劳动是恒久的，“玩”是无规律的，“脸书”(facebook)的“玩”劳动既不发生于具体的业余时间也不发生于具体的工作时间，而是发生于雇佣劳动时间、在家里或在途中(通过移动设备)的任何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讲，“玩”劳动是无规律的，它发生于无规律的时间或间歇时间。“玩”劳动是不规律的，因为它是在不定期的时间和间隔进行的；但它同时又是永久性的，因为用户往往恢复和更新他们的资料并重复他们的活动。虽然劳动创造了新的对象，这些对象在世界上是永久性的，满足了人类的需求，而“玩”可以自由地与一个对象做任何一个人喜欢的事情，“脸书”(facebook)用户可以自由设计自己的个人资料，无论他或她想怎样设计(但“脸书”(facebook)有严格的限制，比如有效的输入字段，允许上传什么样的图像、视频和评论)。“脸书”(facebook)上的每一种浏览行为和活动都是永久性的，因为这些数据是为定向广告的目的而存储、处理、分析和商品化的。“玩”是对不自由、艰辛劳动的放松和分心，同时也是劳动力的消遣，“玩”劳动打破了“玩”和劳动的相对时空分离：“脸书”(facebook)的使用是放松、喜悦和乐趣，同时，像劳动一样创造经济价值，从而产生或可能产生货币利润。创造价值的是娱乐，消费是生产性的，“玩”是劳动。“玩”是一种没有持续时间和持久性的自由活动；劳动是一种具有持续时间和持久性不自由的活动，“玩”劳动表面上是自由的，但却是不自由的，因为它创造了由他人控制的财富和利润；“玩”劳动的不规范性、数据存储的持久性和运用的无常性(不定期，不需要创造新的或有用的东西等)是有规律的。“玩”劳动是乐趣和喜悦，不像“玩”，主要是终结自身或像劳动终结他人。它是一种终结自身的乐趣，是一种终结他人的社交活动，是终结资本创造价值的活动，也就是一种特殊的、以牺牲“玩”为代价的货币利益私人财产所有者的终结者。如果用户把社交媒体上的数字劳动看作是一种剥削形式，或者是对用户数据进行实时监控和商品化的平台，这是一个需要在社会科学方法的帮助下进行研究的实证问题。我们不仅需要数字劳动理论、数字劳动伦理、数字劳动政治，还需要批判性、经验性的数字劳动研究。有案例表明，用户政治性地质疑社交媒体商品和数字劳动剥削。沙发客网站(Couchsurfing.org)是一个旅行者社区，人们利用这个平台寻找过夜的地方，并为来到自己家乡的旅行者提供一个沙发或一个房间。这是一个基于相互帮助的旅游理念，并且降低旅行经济负担的社区。沙发客(Couchsurfing）成立于2003年，是一家非营利性组织，它将旅行者和当地人联系在一起，以分享他们的文化、好客和冒险精神，无论他们是在路上还是在家乡。它的使命很简单：“创造鼓舞人心的经历”。我们设想这样一个世界，每个人都可以探索并与他们所遇到的人和地方建立有意义的联系。在不同文化之间建立有意义的联系，使我们能够以好奇心、欣赏和尊重来回应差异。这种对多样性的欣赏传播了宽容，并创建了一个全球社区⑥。沙发客的非盈利特征很好地体现了社区的互助互帮的总体精神。2011年，沙发客合并，创始人凯西·芬顿(CaseyFenton)解释说，经济危机使我们难以生存，而非营利并不是沙发客的核心价值：“非营利结构……确实会限制我们的创新能力。”“非盈利‘并不是沙发客的核心身份’，我们的身份是我们的愿景和使命：我们团结在一起”⑦2011年，沙发客的风险资本投资上升到760万美元，是由 Omidyar Ventures 和 VC Benchmark 资本提供的⑧。沙发客变成了一个所谓的B一公司，以盈利为目的的并具有其“社会责任”的认证企业：为了计算B企业定期发行的总分，企业的问责制、环境友好以及消费者友好、雇佣工作条件和社区特征都要进行评估⑨。这个分数忽略了一个整体的问题，即资本积累是否有责任，或者必然导致不平等。沙发客社区一直对其平台商品化持批判的态度。起初，例如，阿瓦兹(Avaaz)请愿，他呼吁归还用户对平台的控制和所有权：“我们，Couchsurfing社区，人们创建的每一样东西都源自自愿工作的动机。因为这个社区给其所有用户以如此高水平的回报，因为我们不只是想看到所有这一切被追求利润的持股人毁坏。我们决定为社区的未来而战，我们将尽全力让其回到长期以来以用户为基础的社区的轨道上。”⑩请愿书表明了对用户的关注，他们自愿的数字工作变成了被私有股东剥削的数字劳动，股东拥有其产生的利润。他们感觉被出卖、被剥削了。他们生产使用价值的工作在没有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变成了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其含义是：生成的利润被私有投资者拥有，但却是由用户的劳动创造的。另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商品化的案例是《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阿丽安娜·赫芬顿（AriannaHuffington)2005年创建了此邮报，最初是一个政治博客，而后发展成为最成功的互联网报纸或新闻博客。2013年1月18日，它成为全球第83个访问量最高的网站。2011年2月，美国在线服务公司（AOL）用3.15亿美元买进《赫芬顿邮报》，从此，它成为一个金融广告平台。许多作家自愿写文章，不收任何报酬。鉴于《赫芬顿邮报》的商业化形式和合并，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觉得自己被出卖了，而且还受到了剥削。作者乔纳森·塔西尼(JonathanTasini)申请了一项1.05亿美元的集体诉讼以反对《赫芬顿邮报》，辩称该平台不正当得利。他说：“依我看，《赫芬顿邮报》的博客实质上已经变成了阿丽安娜·赫芬顿种植园的现代奴隶。她想私吞数以百万计美元，而这些钱来自那些博客的辛苦工作。如果赫芬顿不像沃尔玛(Wal-Marts)、沃尔顿家族(TheWaltons)以及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Blankfein)一样，所有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这些基本上是想说，‘您们滚开，这是我的钱’”(Forbes，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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