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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芬顿回应说，博客为了乐趣和创造力，没有以钱为目的，他们获得了其他形式的报酬。“人们在《赫芬顿邮报》上的博客是免费的，因为他们每天晚上都会免费地上有线电视节目：要么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想法充满热情，要么是因为他们有一些东西可以宣传，想要接触到众多观众………我们的博主多次被邀请到电视上讨论他们的帖子，并获得了付费演讲以及到电视节目上交易图书的机会”(《洛杉矶时报》，2011年)。这两种论点经常在关于数字劳动的讨论中提出。第一种说法基本上是说，用户只是对源自社交媒体的使用价值感兴趣。这种观点忽视了交换价值的一面，同时，为用户创造使用价值的社交媒体还创造了私有企业所有者拥有的价值和交换价值，而不是用户以货币方式受益的。第二个论点认为，对于企业社交媒体用户存在间接或非货币支付。对此人们通常认为是用户获得了非货币的平台访问权。这种观点没有看到货币和货币利润在资本主义中的核心作用。货币只是商品，和所有其他形式的商品可以交换的商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不能用平台访问权购买商品，只能用货币。赫芬顿的核心观点是，博主得到了宣传作为其写博客的回报。这种逻辑远离了《赫芬顿邮报》的所有权结构以及博客内容成为营利性企业组成部分、资本积累和这些内容相联系以及博客无报酬的情况。沙发客和《赫芬顿邮报》两个案例揭示了社交网络用户和博客的自愿工作是如何从数字工作变成了为企业创造价值和利润的数字劳动。谷歌、“脸书”(facebook)、YouTube从一开始就是以营利为目的，这意味着从一开始它们就把对数字劳动力的剥削放在了议事日程上。在“推特”(twitter)案例中，从一开始就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广告以及对数字劳动的剥削被引入之前“推特”(twitter)运营了好几年。数字劳动是一种家庭主妇式的劳动。家庭主妇化(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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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nholdt—Thomsen and Werlhof，1988；Mies，1986)意味着工作或劳动以这样一种方式变化，这种方式是类似于传统家庭主妇式的不得不面对的工作条件。家庭主妇式劳动秉承家务工作的特征，即劳动不受工会或劳动法的保护，在任何时间以任何价格都可以实施，不被视为“劳动”而被视为“活动”，被视为“产生收入的活动”，意味着鼓励和无组织等(Mies，Bennholdt—Thomsen and Werlhof，1988，10)。家庭主妇式劳动被定义为：永久性、最低工资、最长时间、最乏味单调、没有工会、没有机会获得更高的资历、没有提升、没有权利以及没有社会保障的工作(同上，169)。“社交媒体”上的数字劳动就像做家务，因为它没有工资，主要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没有工会的代表，很难理解为劳动。就像做家务一样，它涉及“外部化，或者是成本的外化，否则就必须由资本家来承担。”(Mies，1986，110)术语“众包”精确地表达了这种“外包”过程有助于资本节约劳动力成本。像家务工作，数字劳动是一种不用买单、无限的剥削资源(同上，16)。

在奴隶工作中，没有工资，在某种意义上讲剥削是无限的，整个工作日都是无酬的。必要劳动时间最小化，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时间最大化。数字劳动和经典的奴隶制一样，工作是无酬的，并受到高度的剥削。然而，它们关于压迫方式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数字工人的劳动和奴隶制工人的劳动都不是商品：他们都没有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售。主要的差异在于压迫方式：奴隶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然而，数字工人不是私有财产，因此，更像一个家庭主妇，数字工人在和财产关系分离的情况下创造价值(然而，奴隶本身就是私人财产的一种形式)。无论是奴隶的劳动还是数字工人的劳动，娱乐和劳动都是融合在一起的一因为所有的娱乐时间都是工作时间。两者的区别在于，奴隶工作往往是劳累的体力劳动，不像“玩”；而数字劳动则是几乎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像“玩一样的信息工作。如果奴隶拒绝工作，就会被粗暴地用肢体、鞭子、子弹施暴强迫，如果他们拒绝工作，他们就会被折磨、殴打或杀害。对他们实施的暴力主要是身体上的。在家庭暴力中，家务工人也受到一部分身体上的胁迫。除此之外，他们还被爱、承诺和责任所强迫，让他们为家庭工作。在父权家庭中，主要的强迫行为是通过感情来实现的。在数字劳动案例中，胁迫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像“脸书”(facebook)这样大的平台成功垄断着某些服务的供给，例如，在线社交网络，并拥有超过10亿的用户，使其能够行使非强制的和隐形的胁迫——在其中，用户被捆绑在商业平台上，因为他们所有的朋友和重要的联系都在那里，他们不想失去这些联系，因此就不能轻易离开这些平台。非商业的替代品是存在的，但是由于商业平台占据垄断地位，而非商业平台缺乏公共关系的预算，所以他们难以吸引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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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意识形态相联系。利奥波尔迪纳·福尔图纳蒂(LeopoldinaFortunati，1995)认为，生产既是价值的创造，也表现为价值的创造，而再生产是价值的创造但也有不同的表现。劳动的双重特征不仅包含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划分，还包含生产和再生产，以及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划分：父权制意识形态认为雇佣劳动是生产性劳动，家务劳动是非生产性劳动。“将再生产定位为非价值，使生产和再生产都能发挥价值生产的作用”(同上，9)。“再生产工作的主观条件假定与生产性工作的主观条件相分离”(同上，12)。企业社交媒体的家务劳动和用户劳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两者都是无报酬的创造价值的劳动形式。两者的意识形态主题展示了这些隐藏家务工人和用户被剥削的非生产性的劳动形式，从而这些形式使得资本家利润最大化。父权制意识形态否认家务工作的生产性。福尔图纳蒂的分析在意识形态上否认了家务劳动的生产力，他在意识形态上否认了企业互联网平台上用户劳动的生产力，这是由用户生成内容和产品商品化所产生的。让用户难以理解的是，被剥削的劳动是一种经常感觉很有趣的劳动，而且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就像家务劳动、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的边界在用户劳动中往往是模糊的，玩的时间和休闲的时间也是工作时间。用户劳动和剥削分离的意识形态案例是在乔纳森·塔西尼(JonathanTasini)对美国在线服务公司(AOL）或《赫芬顿邮报》阶级行为诉讼中的一项裁定。塔西尼是一个博主，在美国在线服务公司（AOL)以3亿1500万美元买下了《赫芬顿邮报》并将其转化为商业平台之后，他起诉了《赫芬顿邮报》，并认为，《赫芬顿邮报》的商业化导致了对博主们为邮报作出贡献并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博主们的无酬劳动的剥削。在判决中，法官驳回了这一要求，认为“根据纽约法律，原告必须为在不当得利的理论下被追回的索赔请求赔偿。”申诉没有这样做，因此对不当得利的要求必须予以驳回。没有人强迫原告为《赫芬顿邮报》的出版工作，原告坦率地承认他们没有期望得到赔偿(2012年，纽约南区美国地区法院，12一13)。法官的论点是，如果工人不期望得到报酬(例如，因为工作是家庭或友谊关系的一部分，或者是因为工人相信项目的公益用途)，就不可能有剥削。这一判决主观地处理了剥削，没有考虑到，在两者（a）家务工作和(b）企业社交媒体无酬用户工作之间，企业实质上获利是借助于(a）再生产劳动力的家务工作(b）创造数据商品的用户工作才使得资本积累可能实现。此外，法官认为，如果有人愿意被剥削，那就不是剥削。假如奴隶不得不选择，他可以自由或者继续被别人奴役，她或他有许多的理由可以选择奴录制尽管他或她的选择可能难以理解，但他或她仍将继续被剥削。对于被给予性剥削来说这并不重要，因为是否这是自愿或不自愿的劳动，或者他们希望得到或得不到补偿，家庭工人和用户都会选择担任这些角色。资本从这些劳动形式中获利的情况表明了剥削的存在，存在着客观的剥削标准。为了否认剥削的发生，父权制和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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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意识形态试图主观化剥削。

三、社交媒体数字劳动和价值规律

一些学者认为，“知识社会”或“认知资本主义”以及“社交媒体”的兴起，导致了劳动价值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过时和不适用。维尔诺(Virno,2004,100)认为，价值规律“被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毁掉并驳斥”。哈特和奈格里(2005，145)认为，劳动的时空统一作为价值的基本衡量尺度今天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维塞龙(Vercellone，2010，90)写道，“认知资本主义”导致了价值规律的危机和一种衡量危机，后者动摇了政治经济学基本范畴的根本意义，还有劳动、资本——当然还有价值——的根本意义。知识生产的兴起(马克思(1857/1858b)称之为“一般智力”)，将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劳动特别是知识劳动不再能依据直接用于生产的劳动时间来衡量(Vercellone，2007，30)。“以时间单位衡量”的抽象劳动不再是“允许控制劳动力并同时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增长的工具”(Vercellone，2010，90)。今天创造力和知识将成为“价值的主要来源”(同上，105)。

许多自治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价值规律在今天不再适用，这是错误的，因为这条规律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这一假说立足于对马克思《大纲》中一段的虚假解释(详见Vercellone,2007,29—30)，在其中，马克思说道，“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Marx，1857/1858b，705；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这个误解是“一丝不苟”的，马克思在这里描述了资本主义的转型。相反，马克思在同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同上，708；译者注：同上，第104页)。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价值就被定义为生产标准，尽管商品的价值趋于历史性地减小，而这推动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倾向性。哈利·克利弗指出，马克思的段落是立足于这样一个框架的：阶级斗争“使得原有制度毁灭，并寻找一种新的制度”(Cbeaver，20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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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纲》具体的一段中，马克思说道，“当他们已经这样做的时候，—这样一来，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不再是对立的存在物了，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所有人的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Marx，1857/1858，708；译者注：同上，第104页)。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在其中“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同上，705；译者注：同上，第101页)—这是共产主义社会。

亚当·阿维(Adam Arvidsson，2011)赞成流通拜物教方法，就如同海因里希的假设之一，认为“劳动价值论只有在劳动力有价格的情况下才成立”(同上，265)。他想提出一个假设，“脸书”(facebook)和其他企业社交媒体用户没有受剥削，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工资（一个对亚当·阿维方法的详细的批判，见Fuchs，2012e)。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问题是，没有得到工资的奴隶是否被剥削。这种假设很难做出，阿维的方法极有问题。

在企业“社交媒体”上，“在线浏览或与某一网站互动的时间不是界定或衡量在线广告环境中价值的关键参数”；相反，“情感参与”和“用户影响”(例如，通过社交点击、情感分析、网络分析来衡量)将是“价值源泉”(Arvidsson and Colleoni,2012，144)。这意味着“脸书”(facebook)不断地监视用户的兴趣、使用行为、浏览行为、人口统计数据、用户生成内容、社会关系，等等。这些是关于用户的个人、情感、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数据。一个用户耗费在“脸书”(facebook）上的时间越多，产生的关于他或她的数据就越多，而这些数据作为商品提供给了广告商。剥削发生在这种商品化和生产过程之中，在生产或剥削过程之后，数据商品售卖给了广告商。用户在线时间耗费的越多，关于他或她的更多的可用数据就可能潜在地被售卖，发送给他或她的广告就越多。在社交媒体上，时间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用户使用社交媒体原因在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为了努力实现布尔迪厄(Bourdieu，1986a，b)所说的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的积累)、文化资本（资格、教育、知识的积累）和符号资本（名誉积累)。用户在商业社交媒体平台上花费的时间，是社会、文化和符号资本生成的过程，也是产消者商品化向经济资本转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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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德森(Arvidsson)和科莱奥尼(Colleoni，2012)忽视了内容生成、影响、喜欢、社会关系与网络的劳动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组织起来的，而“脸书”(facebook)的使用时间是生产性劳动时间。“脸书”(facebook)、谷歌和相当规模的企业社交媒体构成工作时间，在其中，存在着数据商品生成以及利润实现的潜在时间。

阿维德森忽视了真实的资本积累的物质现实和力量，用主观的、唯心主义价值观念取代了唯物主义的价值论和劳动观。他用价值的无形损耗概念代替了价值的经济概念。这不是格罗斯伯格方法中价值概念的概括，而是价值的主客体化，它对应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质疑马克思的价值观念是生产过程中构成的社会现象。

第三章当代文化研究表明，劳动价值论是一种经常被用来论证马克思理论已经过时的意识形态对象。由此产生的断言是价值已经被一般化并多元化，价值源自效用(Arvidsson)或社交网络(Hartley)，而不是由劳动构成并用劳动时间衡量。这些方法的含义是多样的，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即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媒体的激进批判要么被削弱，要么完全被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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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的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可这一假设：劳动价值论在今天已经终结。卡尔·海因茨·罗斯(Karl Heinz Roth 2005，60)强调了当今世界中存在着大量的无酬和低薪工人。他提到的案例是：家庭中的再生产工作、不稳定和信息劳动、奴隶工人、监狱劳工(HeinzRoth，2005)、临时工作、季节性工人、移民工人、不稳定的自营职业(HeinzRoth and van der Linden，2009)。海因茨·罗斯和马塞尔·范林登(HeinzRoth 和 Marcel van der Linden，2009，560)认为，这些工人组成了全球工人阶级(Weltarbeiterklasse)，即“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多重总和”。尼克·迪尔-维斯福特(2010，490)认为，全球工人(a)立足于资本的全球化，(b)立足于劳动的复杂分工，(c)立足于低薪水和无酬劳动者(移民工人、家务工人)，(d)嵌入全球传播网络，(e)面临不稳定的工作条件以及(f)具有世界性影响。无酬的奴隶工人也生产价值，尽管他们的归奴隶主所有的劳动力没有价格，但却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HeinzRothand van der Linden, 2009, 581—587)。

罗斯和范林登用奴录工人的例子来论证剥削和价值生产并不是以雇佣关系为前提的。他们主张建立一种动态劳动价值论(同上，590—600)，假设所有的人类步入资本关系并为货币利润的生产作出贡献的所有人们在其中，资本控制和拥有他们的人身(奴隶)、劳动力（雇佣工人)、生产和生存资料(外包合同劳工)、劳动产品(无酬和低工资工人)、或再生产空间(再生产劳动者)—是被剥削阶级的组成部分。资本具有最大化利润的固有属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因为，如果由于投资成本高、竞争激烈、生产力不足等原因，单个资本家便有破产的风险。正如前面所说的，雇佣关系是阶级斗争的一个关键因素。资本试图尽可能地减少工资总额，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如果可能的话，资本将为劳动力提供低于其自身价值的劳动报酬，即低于生存所需的社会必要成本。价值转化为劳动力价格和两者之间的差异，正如克利弗(2000)和比岱(2009)所强调的那样，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劳工立法和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可以争取比劳动力价值更高的工资。然而，如果劳动者薄弱（例如由于法西斯镇压)，资本可能会利用任何机会尽可能减少工资，以增加利润。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增加利润的治理形式，这种治理通过削减国家福利、保健和教育支出以降低工资总和。这方面的措施还有：私有化这些服务；创造不安全和低工资的暂时的不稳定的工资关系；弱化劳动组织权；相对或绝对地减少或不增加工资；外包低薪或无薪的生产形式；胁迫失业者免费或低薪工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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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政治形式，旨在帮助资本尽可能降低劳动力的价格，如果可能的话，甚至低于人类生存所需的最低价值。创造多种不稳定和无报酬工作形式是资本为降低劳动力成本而进行的阶级斗争的表现。其结果是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脱节。劳动力价格和价值之间的脱节伴随着商品价值和价格的脱节：经济的金融化建立了股票和衍生产品的虚拟价格，这些股票和衍生品是基于对未来高额利润和红利的期望，但与实际劳动价值和商品价格脱节的。当代资本主义是脱节的经济，在这个经济中，价值、利润和价格往往是脱节的，因此危机的倾向性很高。数字媒体学者、企业家、管理人员、顾问和政界人士常常庆祝“社交媒体”如“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等的崛起，以此作为民主和参与性经济的兴起，在这种经济中，用户控制传播和智力生产手段，消费者可以积极地、创造性地塑造经济。从动态劳动价值理论的观点来看，企业社会媒体与无酬劳动的剥削形成对比：用户耗费这些平台上的所有时间是可以记录和分析的，并创造了包含个人数据和使用数据的数据商品。数据商品出售给广告客户，后者向用户提供定向广告。用户劳动力的价格为零：他们是无酬的。通过尽可能低于其价值劳动力的价格使得资本利润最大化。全球工人多元世界不是由不同类型的工作和生产关系组成的，而是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的生产关系整体。因此，尼克·迪尔-维斯福特(2002，2010)谈到了全球价值主体的产生，该主体形成了一个全球价值链，价值链由跨国公司以全球工厂的形式组织起来。他强调，知识工作和全球工人的产生并不意味着价值规律的终结，而是剥削和价值规律从“传统的工作场所”工厂(2002，8)扩展到“工厂星球”(2010,485)。商业互联网平台对用户劳动的剥削像“脸书”(facebook)和谷歌，是资本主义阶段性的标示，在这个阶段，我们发现了无处不在的工厂，那是一个剥削劳动的地方。社交媒体和移动互联网让受众商品无处不在，工厂不仅仅局限于人们的客厅和人们被雇佣的工作场所工厂和工作场所监视是在所有的空间。今天，整个星球都是资本主义的工厂。对互联网用户或产消者的剥削不是孤立的，它是这个价值链上一个更大的组成部分，采掘矿物质的非洲奴录工人、发展中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低薪装配硬件的工人、发展中国家的低薪工人以及西方国家的高薪软件工程师和不稳定的服务工作工人（例如呼叫中心）支撑着这个价值链。所以，全球价值主体受价值规律的支配，价值规律构成世界市场逻辑并受其约束(Dyer-Witheford2002，9)。但是，这一主体通过拒绝工作(抗议、罢工、占有、极端形式如富士康自杀)也具有推翻价值规律的潜力、拒绝消费（停止一定产品的使用、支持非商业产品的使用）以及创造超越货币价值以及非利润非商业特征的（例如，非专有软件或操作系统、非商业社会网络站点、自我管理替代IT公司，等等。）替代性的价值或生产形式。在如此背景下，格兰·博林（GöranBolin，2011）强调，经济价值并不只是可以改变媒体的无形价值。尼克·库尔德里(NickCouldry，2010)指出，新自由主义减少了表达声音的可能性，这些声音构成了一种替代经济逻辑的无形价值。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资本主义的价值就是价值，它把人的地位降低到机器中一个无声的、被剥削的齿轮上，虽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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