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麦克斯韦尔和米勒(Maxwell and Miller，2012)认为，媒体技术是当代人的鸦片，“它被修饰成拥有人类的美丽、品味以及宁静等特色，媒体技术通过符号陶醉的永久鸦片战争’弥补了日常资本主义所缺乏的这些品质”(同上，21)。“肮脏的工作隐藏在人们得以放松的机器玩具之中”(同上，89)。

在这种背景下基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HaugWolfgangFritzHaug)提出了商品美学的概念：商品是以吸引人的方式来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把商品卖出去。也就是豪格所说的使用价值承诺：“商品美学的基本法则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使用价值承诺扣动了购买交换行为的扳机”(Haug，1987)。

Apple MacBook、iPhone或iPad不仅看上去很漂亮，而且象征着灵活、移动和成功的生活方式，也是专业知识人士群体、现代化和进步群体的组成部分。拥有苹果设备是很“酷”的，而这种酷掩盖了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生产的基本劳动条件。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往往具有一种商品美学意识形态，其欺骗、隐藏和重新编码了实际的血腥与汗水，使其变成具有娱乐性、充满欲望、外观漂亮、吸引人的设计和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的商品美学意识形态特征就是吉姆·麦吉根(JimMcGuigan，2009)所谓的“酷”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文森特·莫斯可(2004)所谓的数字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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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讨论各种各样的实证研究结果和这些结果的理论解释，我试图展示IDDL所涉及的各种形式的劳动、剥削和生产方式，它们以一种隐匿的方式通过网络彼此连接，所有这一切是数字媒体得以生产、使用和实施的必要元素。表12.1总结了第六至十一章中讨论的IDDL中所涉及的各种形式的劳动。请注意，提到的概念不一定只针对IDDL的一种特定形式。相反，这些章节其实只是案例研究，展示如何应用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以形成数字劳动理论工具箱。资本主义的动态性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况，即这种工具箱的一个类别通常可以应用于IDDL中的多个活动。

当用户在公共社交媒体上联系、写作、阅读和观看时，用户所面临的最直接的、虽然不一定最明显和最具意识的劳动形式就是互联网产-消合一劳动。这意味着用户使用现有的信息并创建信息、资料、社会关系、情感以及在此过程中创建交易数据，这些数据被诸如“脸书”(facebook)、谷歌和“推特”(twitter)之类的广告公司加以商品化，它们把这些数据作为商品出售给广告客户，而广告客户为用户发放定向广告。这种类型的劳动在第11章进行了讨论。

互联网产-消者劳动是“玩”劳动，作为一种社会工场的无酬业余活动其实施充满了乐趣。这是女性化和家庭主妇化的劳动，因为它类似于家务劳动，无报酬、非工会化和高度受剥削的劳动。同时它也不同于奴隶制和家务劳动，因为胁迫类型主要不是基于身体暴力或爱，而是基于一种特定的社会胁迫形式，即可致使用户隔离并失去社会联系。但使用互联网，需要各种类型的应用程序和软件操作系统，这些是由软件工程师在各种工作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一方面，有一种高薪和高压力的软件工程师像谷歌的工程师们，他们是数字劳工贵族(第九章)的组成部分。他们边玩边工作，工作和娱乐相融合，工作时间和娱乐时间之间的边界区分非常模糊，所以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长时间工作)、同僚的压力和自律性是日常所面对的现实问题，他们的工作使得互联网资本所有者和软件公司受益。在客观的阶级关系层面上，与其他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工人相比，他们形成了享有追加工资的劳工贵族。另一方面，软件工程被外包给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印度，那里的工资水平低于西方国家，这使得新帝国主义把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了西方公司，这些公司通过对亚洲和世界其他较贫穷地区工人的剥削以攫取高额利润(第八章)。这些国家的软件工程师在其国家内享有相对的特权，从而掩盖了如此情况，即对他们的剥削为西方公司带来了高额利润，因为通过外包工作节省了劳动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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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DL中涉及的另一种类型的劳动是低收入、高度不稳定的服务工作，理论上表现为呼叫中心代理工作。呼叫中心的工作是高度泰勒式和福特式的标准化、重复性工作。这种工作不允许大量的创意，并受到高度监控和工作场所的监视。泰勒式呼叫中心的工作是一种以多维方式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工作。呼叫中心工作是一种多层面的家庭主妇化和女性化的劳动形式，因为它涉及对客户的情感关怀、组织消费任务以及通过与女性呼叫中心代理人的交谈来投射客户的性欲，从而唤起色情电话服务。呼叫中心工作的家庭主妇化使这项工作工资待遇很低，这意味着这个过程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一种形式。因为工作的高压力、工会化程度低和高强制导致他们对失业的担忧，迫使呼叫中心代理接受与高薪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工人(如谷歌员工）相比较低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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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用电脑、手机、笔记本电脑或打印机，它们的零部件需要实际的生产和组装，这项劳动是由泰勒制硬件装配工在不同地方进行的（如硅谷或中国，第九章和第七章)。第七章讨论了富士康硬件装配案例，硅谷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制造业行业也有类似的工作条件(第九章)。那里的工作是基于高度性别和种族主义的政治经济，这种经济造就了有毒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即在某种意义上，工人、工作场所、空气、土壤、饮用水、家园和整个家庭都被有毒物质污染，这些都是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生产和装配的副产品。

最后，IDDL的基础是代表农业社会和奴隶生产方式的工作条件。身体上受到强迫的工人们实际上是隶属于奴隶主的私有财产，他们被迫在非洲（和其他）矿场开采“冲突矿产”(如锡石、钨锰铁矿、珂钽铁矿、金、钨)，在那里他们受到被杀害、酷刑和惩罚的威胁。奴隶制的血腥历史并未结束，而是继续存在于IDDL和其他形式的劳动中。第六章讨论了这种类型的劳动。

IDDL表明，资本主义各个阶段的各种形式的劳动特色和各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互作用，因此，不同形式的分离和受高度剥削的双重自由雇佣工人、无酬“自由”劳动者、临时工和家庭主妇化劳动以及奴隶劳动构成了一个全球被剥削的劳动网络，这一网络创造价值并形成资本主义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行业中所涉及的各种企业的利润形式。全球数字劳动分工表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历史性的生产方式（如父权制家务劳动、古典奴隶制、封建主义、一般资本主义）以及生产力的组织方式（如农业、工业化、信息化）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连续阶段，其中一种新的模式取代旧的模式，但它们都是辩证地取代的。这里的辩证取代意味着黑格尔的扬弃(否定)概念：一个新的生产阶段或生产方式取代了以前的阶段或生产方式，这意味着新的模式出现了，但旧模式可以在新模式中保留，可以在新模式中继续存在，尽管其主导地位已经丧失。资本主义并没有摧毁奴隶制的可能性：一方面奴隶制以一种新形式的雇佣奴隶存在；另一方面古典和封建的奴隶制形式仍然可能存在，奴隶制在采矿业的例子显示，今天奴录制的存在使西方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公司得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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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私有财产形式是在父权制家庭中形成的。父权制生产方式和家务劳动继续存在于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价值链中—以谷歌、“脸书”(facebook)、YouTube、“推特”(twitter)和其他“自由”在线工人工作的临时化、家务化，以及高度受控制与剥削的呼叫中心代理工作和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制造者工作的临时化和家务化继续存在于其中。在古典和封建的奴隶形式中，工人并非双重自由，而是奴隶主的财产，他们承受身体上的压迫乃至被无限剥削，他们坚持开采构成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物质基础的冲突矿产。资本主义不仅以资本积累为基础，而且还建立在双重自由雇佣劳动的基础上，这意味着工人受到饥饿的威胁，被迫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卖给资本家，从而使他们异化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产品，使雇佣劳动成为一种剥削劳动的具体形式。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价值链中双重自由雇佣劳动呈现出几种具体形式。首先，雇佣工人在类似于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工作，他们是制造业工人和装配工人，他们在工作中冒着健康和生命的风险，他们的工作一点也没有乐趣。他们受到高度的控制、工作场所的监视和标准化工作，这表明泰勒制和福特制工厂工作继续在信息社会的新条件下存在。此外，呼叫中心代理工作也正面临一种泰勒制情况，他们的劳动不同于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制造和装配的方面在于，前者工作不是物质性的，而是信息性的，其主要活动是聊天、情感说服、打字、使用电话系统和访问数据库。IDDL还涉及相对新的雇佣劳动形式，这种类型的工作是高薪和高压力的玩工作，谷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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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就是其中的代表。

本书并没有聚焦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的处理问题，因为电子废弃物对人类和社会的负面影响以及电子废弃物劳动的话题可以自己填满整本书。所以在本书中不包含电子垃圾的主题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而是它太重要了，以至于需要整本书而不只是单独的一个章节专门研究它。一项关于媒体技术的电子垃圾和环境方面的出色研究是理查德·麦克斯韦(Richard Maxwell)和托比·米勒(Toby Miller，2012)的“绿色媒体”。“除了生产，就是电子垃圾的问题，这是在缺乏全球执法的情况下不断蓬勃发展的利润丰厚的打捞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同上，159)。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的处理使其得以成功地使用，它是单个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设备的终端阶段。然而它也涉及劳动和生产的各个方面：运输工人将这些要报废的设备运往废品处理地点，回收工人拆卸并部分地重新组装它们。麦克斯韦和米勒(2012)指出，电子垃圾主要产生于富裕国家，并被倾倒在贫穷国家，污染那里的土壤、水和空气，对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产生负面影响。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经常被分解，以便“收集剩余的零件和贵重金属，如黄金、银、铜和稀土元素。这一过程对骨骼、大脑、胃、肺和其他重要器官造成严重的健康风险，此外，还会导致儿童出生缺陷和生物发育中断”(同上，3)。处理电子垃圾的劳动是IDDL的一个方面，它可以组织废旧设备的处理。这是一桩损害人类和自然但却产生利润的生意。

睚鲁·巴纳吉强调，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各种各样的劳动方式相兼容，从奴役制、佃农、或临时劳动力市场控制，到殖民政权特有的强迫性雇佣劳动以及‘自由’雇佣劳动”(Banaji，2011)。本书已表明，睚鲁的生产方式概念对于理解数字媒体经济非常重要，因为在这种经济条件下，各种各样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组织形式(特定生产方式内的多样性)是相互联系的，这包括矿物开采的奴隶制、硬件组装中的泰勒主义工业化的军事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信息组织与高薪知识劳工贵族的统一、不稳定的服务业工人、在发展中国家被帝国主义剥削的知识工作者、电子垃圾的工业循环和管理的高风险非正式的物质性电子垃圾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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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不是新的、后现代的或根本非连续性的，它具有高度复杂的结构：其中包括各种当代和历史上的劳动、剥削形式，不同的生产力组织形式和不同的生产方式，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并形成一种剥削的辩证法。当使用单一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设备如计算机、笔记本电脑、打印机或移动电话时，这种复杂性就变成简单、即时和高速的使用剥削就隐藏在信息需求即时满足的背后。在许多情况下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使用有助于实现目标和获得快乐(除了那些不那么经常发生的情况，例如缺乏技术往往导致攻击行为，这是我们高度依赖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来安排我们生活的特点)，这种积极的使用价值隐藏了对于单个用户来说看不见的和难以追踪的剥削关系。IDDL代表着剥削形式的历史和接合。阶级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剥削的历史，这种历史形成并对象化于资本主义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生产、传播和消费组织的核心。

讨论结果表明，全球总体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工人是由许多不同的工人组成的：无酬数字劳动者、高收入和高压力贵族知识工作者、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工人、泰勒制呼叫中心雇佣工人、泰勒制硬件装配工和制造者、奴隶采矿工人和其他人员。这表明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行业中的“双重自由”工人，就如马塞尔·范林登和海因茨·罗斯(2009)所认为的，“一般不再是全球工人阶级的战略和特权的组成部分，对于理论化资本主义，奴隶、合同工、(伪)自营职业者和其他人同样重要”(同上，24，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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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德文)。

迄今为止，数字劳动主要被用作描述社交媒体用户所从事的无酬劳动的术语(详见2013年肖尔茨的论文)，我们可以从这本书的讨论中得出结论：社交媒体产消只是一种形式的数字劳动，并与其他形式的数字劳动联网和相联系，一起构成使数字媒体得以存在的全球剥削生态。是时候拓展术语“数字劳动”的含义了，它包括了关于数字媒体的存在、生产、传播和使用所需的所有形式的有酬及无酬劳动。数字劳动体现了双重意义上的联系：这是一种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数字劳动国际分工(IDDL)层面上的劳资关系，这种关系是由相互铰接的生产方式、生产力组织方式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所形成的。

接下来的问题及本书剩余部分主要研究：替代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价值链各种劳动形式的剥削是否可行及其如何实现的问题。第二节讨论数字工作和共享的关系，第三节和第四节分析了一种特定的社会运动，即占领运动以及占领运动的社交媒体使用问题。

第二节 数字工作和共享

互联网被资本主义企业所控制，如果你看看世界上访问频率最高的100个网络平台(www.alexa.com/topsite)的清单，你就会发现只有几个例外：维基百科和BBC在线。维基百科是由非商业、非营利的维基基金会支持运营的(见Firer-Blaess andFuchs，2012)。维基百科的所有活动都是通过捐助而不是广告资助，也不销售商品。BBC是英国公共服务媒介提供者，主要由许可证费用提供资助，但其国际广播和网络出口上也销售广告，为BBC在英国国内的运营联合筹资①。这意味着，大多数网络使用都是数字劳动，它创造了私人公司拥有的商品和利润，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以剥削数字劳动为主。现在产生的问题是如何对互联网进行去商品化。我们对公共服务媒体在广播领域的形象有自己的想法，在网络世界中，公共利益的概念实为罕见，因为后者很大程度上是立足于商业、企业价值观和控制权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性和政治性的问题是：用户是否对自己为“脸书”(facebook)和其他商业社交媒体所做的工作感到满意，并乐于接受个人数据商品化与免费进入企业平台之间的交易。这个问题不能从理论上决定，相反，它只能通过社会研究来回答。研究结果表明，用户对定向广告是极为批判的。在我配合的研究项目“监管社会的社交网站”(见 sns3.uti.at)的一项调查的实施中，82.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希望在他们访问的网站有定向广告(N=3558)(见图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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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有时会听到的反对意见是：定向广告不是侵犯隐私权，因为它们只是汇总数据，不允许广告商直接访问个人数据。我们的研究还表明，59%的人说他们不希望在“脸书”(facebook)上有定向广告，即使数据未被广告客户(N=3558)共享(见表12.2)。94.7%的人说他们反对其他平台的定向广告，“脸书”(facebook)为广告客户提供个人数据(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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