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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8)。

在一项全欧范围的调查中，5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定向广告(特别是欧盟晴雨表359：欧盟对数据保护和电子身份的态度）感到不舒服。

这样的数据表明，人们不能假设用户对数据商品化和“免费”访问之间的交易感到高兴，他们对这种折中模式相当不满，并且有必要讨论对定向广告和企业互联网平台的替代方案。

互联网的人性化要求一个社会共享的以公有为基础的互联网。它需要一个不受资本逻辑和私人营利性控制的互联网；一个由所有用户控制、并惠及所有用户的互联网；一个基于信息礼品逻辑、消费永不枯竭的互联网；所有人访问互联网无须付费；互联网立足于对技术和知识的共享访问逻辑；共同生产、共同所有、共同控制、超越阶级的共同利益以及共同利益的互联网。然后，共享的逻辑变为社会公有的现实。迈克尔·哈特(MichaelHardt，2010，136)认为有两种类型的共享：自然共享（地球、土地、森林、水、空气、矿物等）和人工物共享（思想、语言、情感、信息、图像、知识、代码、社会关系)。齐泽克(2010a，212—213)区分了文化共享(语言、通信手段、教育、基础设施)、外部自然共享(自然环境）和内部自然共享(人类)。对哈特而言，共享是对“财产边界的逃避”(Hardt，201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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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和齐泽克的共享定义给人的印象是，共享是基于特定商品内在的质，即它们不是由单个个体所创造的，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商品化。但是这些定义和论点的问题是一共享社会是以公有为基础的，而这在政治上意味着：在公有社会中，只有某些商品为集体所拥有和控制，即自然、文化、知识和一般基础设施。所以，其他物品的私有财产状况不会自动地受到质疑。

让我们以自行车的生产为例。自行车不同于新鲜空气和知识，因为只有有限数量的人可以在某一时间点上使用它，对自行车的消费具有排他性。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认为自行车在一个公有的社会中应该成为一个共享产品：其生产过程应该由拥有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的生产者控制，生产结果——自行车——要么让所有的人公开使用，以便人们无论何时需要都可以使用自行车；要么每个人会免费得到他或她的自行车，因此，每个人都有车子。与自行车相比，知识的不同是，排除其他人的消费是很难的：知识没有损耗，原则上在同一时间点可以由无数个消费者使用，而且可以轻易、迅速地被复制。如果把知识变成商品，需要有国家机构执行的法律规则，并强制实施知识的商品地位和禁止非法复制这些都是必要的。尽管如此，许多商品不仅仅是文化、信息、自然和基础设施都可以变成共享物品(反之亦然)。

在“脸书”(facebook）和其他社交媒体上，所创建的内容被商品化，但这种商品化不会导致内容与生产者完全分离，而是导致用户与经济使用权以及利用这些权利获得的货币利润的分离。知识作为特殊的商品最显著的特点是，它不会被消耗殆尽，可以同时被许多人使用，并且可以被轻易地、无休止地复制，和自行车相比更容易转化为公共产品。但同时知识能够创造（逆向）意识形态拜物教，诸如“脸书”(facebook)这样的平台知识的商品化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人们仍然可以访问自己的知识，不会因为商品化而失去对它的访问。知识同时显示出公有社会的萌芽，以及针对这样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共享不是特定的商品，而是任何商品都可以变成私有财产，就像它可以成为公共物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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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体：劳动力不是商品；相反生产率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存在着全面发展的个体。这样的个体不再面临稀缺性和必然性，他们是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活动的全面的人。

(2)生产资料：劳动对象共同拥有和共同控制。

(3)生产资料：劳动工具共同拥有和共同控制。

(4)主体一客体：劳动产品共同控制以及社会中的所有人可免费得到劳动产品。

在一个共享的社会中，整个工作过程是集体控制的。图12.2显示了公有社会中共享品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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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于公有的社交网络平台具有以下维度：

(1)主体：主体作用的发挥不具有工具特征，没有主体创造的商品只有满足社会需求的使用价值。

(2)生产资料：经验被视为值得和其他人分享的东西，人们觉得没有必要把他们的经验和其他人分开，并将其作为一个私人秘密。隐瞒他人的观念和私有观念不是那么重要的，隐私概念和隐私现实没有消失，而是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公共传播观念成为社会的一个关键要素。

(3)生产资料：基于公有的社交媒体是一种非商业、非营利的组织，由其所有用户控制和拥有。

(4)主体一客体：在线工作的产品不具有商品特征，它们满足纯粹的社会需求：人们相互告知、交流与合作。

在一个共享导向的社会中(公有社会)，数字劳动变成了数字工作。创造的使用价值是信息性的：数字工作创造了共享认知、交往(社会关系）以及合作(社区、协作工作)。信息的商品特点被废除，它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享品。图12.3显示了公有社会中以共享为基础的互联网平台。在一定意义上讲，只有以共享为基础的互联网才是一种真正和完全的“社会媒介”，即工作的主体、客体和工作的主一客体都由整个社会控制，不再为积累资本的私人所拥有。继而社交媒体就变成了共享媒体，一个由人们共同操作和控制的“公共网络”。

试图建立非商业性的替代物以替代“脸书”(facebook)的存在。我们以社交网站 Diaspora(Sevignani，2012)、Occupii 和N-1为例。

Diaspora将自已描述为“社区运行的分布式社交网络”②。Occupii是由占领运动创建的、为网络活动家服务的一个非商业性SNS。N-1是非商业的SNS，它自称是“人民创造的为人民服务的社交网络”，并以“主人的工具永远不会拆除主人的房子”来解释它的存在③。使用这些平台不是数字劳动而是数字工作：在线活动创造了使用价值(交流、社会关系、宣传)，但不是商品。这些平台是由公有的逻辑而不是由资本和商品的逻辑所塑造，它们以公共网络为基础。基于共享的互联网其特点是所有人共同访问和共同拥有，其是传播的公共空间，为生产和共享知识提供共同的生产能力，是一个共同创造共享含义（合作或协助)的共同空间，一个政治辩论的共同空间，是共同形成集体价值观和身份的共同空间以及为反对共享殖民化而斗争的公共空间(Fuchs，2011a，chapter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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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替代性的社交媒体目前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内，这意味着对一定商品的操控（特别是服务器、域名和带宽）必须以商品的形式购买，使用的软件是共同研发的免费软件。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免费软件开发需要时间且时间是一种稀缺资源。因此，许多免费软件开发人员一天的工作是为了赚取生活费，并在业余时间自愿并无偿地投身于软件开发。相反，“脸书”(facebook)和其他商业平台具有来自互联网产-消者商品化的收入流，这允许他们雇用软件工程师和其他操作人员，购买运营所必需的服务器和其他商品、并通过广告和宣传“脸书”(facebook)的使用来参与公共关系。像“脸书”(facebook)和谷歌这样的平台也具有声誉权和政治影响，因为它们是控制大型全球用户社区访问的庞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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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替代平台(另类平台）依赖于捐赠和志愿工作。货币是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媒介，作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般商品——它可以用于获取绝大多数的其他商品，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因此，那些控制和积累货币权力的人拥有一种使他们置于战略优势地位的资源。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替代在线平台面临着权力的不平等问题，这些不平等源自资本主义固有的货币和其他资源的不对称分配。实际上这意味着替代平台比“脸书”(facebook)拥有更少的资金和更少的用户。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2年11月，“脸书”(facebook)拥有大约十亿用户④，Diaspora⑤同时约有9万用户，Occupi有5303名成员，N-1有44414名。这种情况表明，“脸书”(facebook)控制着资金、声誉和使用权力，这使得替代玩家处于不利地位，使他们很难挑战“脸书”(facebook)在社交网站领域实际上的垄断地位。使用社交网站主要和很大程度上是异化的社会劳动而不是社会工作，社会工作侧重于纯粹的社会逻辑，而超越了资本积累的私人逻辑。使用诸如Diaspora、Occupii和N-1是数字工作，但这一工作被嵌入到由资本主义塑造的不平等的互联网政治经济之中。

如何加强替代方法？何以建立公共媒介？一种观点认为，“脸书”(facebook)的使用应该得到报酬，社交媒体工会应该建立起来，并且需要为在线工资而斗争。数字劳动创造价值，但在很大程度上数字劳动力并不是商品。它是无酬且不作为商品出售的。一直以来，社会民主的失败在于它长期以来没有同商品形式和废除劳动作斗争，而只是为了增加工资而斗争，可这并不是对劳动力商品化本身提出质疑。劳动力可以通过创建不遵循利润逻辑的自我管理或上市公司而去商品化。只要货币逻辑存在，这类工作是可以获得报酬的，但这些公司却不创造利润，因为这些公司都是遵循公共利益或共享逻辑的。一旦建立了工资关系，争取增加工资比建立替代形式的组织工作就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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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对向“脸书”(facebook)、谷歌和其他平台用户支付工资且剥削无酬数字劳动的想法；相反，我主张通过用户支持、捐款和公共资金来建立与培育现有的替代互联网平台。Occupii和N-1是更具有政治性的活动家平台，而Diaspora已经开始成为“脸书”(facebook)的替代物。我们认为，数字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联合政治战略需要在广度和深度上加以探索：一方面，它应该致力于提供一个非商业、基于公共资源的“脸书”(facebook)替代品来吸引大量用户，最终致使“脸书”(facebook)用户的集体外流并且作为一个联合行动将所有用户转移到替代平台上；另一方面，这一战略要求社会活动家建立网络并将其作为一种挑战阶级关系的社会运动。占领运动是一场质疑资本力量的阶级斗争运动，它还利用社交媒体并创建了自己的社交媒体(例如Occupii和全球广场)。“脸书”(facebook)和其他企业社交媒体是1%的组成部分，它们是被99%的数字劳动所滋养的。占领互联网需要共享运动，将互联网政治化并利用其自己的网络活动家平台和现有的商业平台为接触用户服务，并作为阶级斗争战略准备离开企业平台。其总体目标是否定在线异化，即数字劳动者的自我决定以及在线平台、在线体验和在线互动的共同控制。我们需要将数字劳动转化为数字工作，我们需要一场真正的社交媒体革命。

杰克·邱认为，中国工人阶级使用和选择了廉价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他称之为“工人阶级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Qiu，2009，2010c)，这包括销售二手电话、翻新计算机、盗版DVD，盗版软件和再填充打印机墨盒以及使用预付费手机、网吧、小智能无线电话、博客、电脑游戏、点对点网络和QQ互联网信息(如今，人们可能会添加社交网站、人人网和微博)。他们使用这些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用于网络生存、娱乐、(建立)社会关系、教育、相互支持和进行政治活动。邱的(2009)书是一个有趣的、具有实证声音的研究成果，阐明了中国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行业劳动的作用。对于邱而言，这个词意味着一个非正规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生产经济，以及新工人阶级使用相对便宜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和在线工人阶级文化。工人阶级的特点是非资本：它不拥有和控制资本，因此经济上很贫穷。劳动是“非价值”、“非资本”、“非原材料”、“非劳动工具”、“非原产品”(Marx，1857/1858b,295；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它是“绝对的贫困”，这意味着“完全被排除在对象的财富之外”(同上，第296页；译者注：同上，第253页)，同时将劳动构成视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和“财富的一般可能性”（同上；译者注：同上，第253一254页)。鉴于劳动是非资本，与资本处于阶级对立的状态，工人阶级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就可以被视为其生产和产出是由工人阶级控制与拥有的（例如，自我管理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企业）。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工人创造了一个生产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例如，盗版的DVDs)的非正规经济，人们就可以说“信息中下阶层”(informa-tionhave-less；译者注：邱林川以信息资源占有状况来讨论阶级身份，使用“信息中下阶层”“泛指在信息社会分层结构里介于信息拥有者和信息缺乏者人群之间的各种人群”邱林川：《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试图找到控制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生产的办法。从理论上讲工人阶级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范畴是很有趣的，而且可能会是富有成效的。问题是，这一概念是否应该包括资本家企业销售给工人的廉价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的使用，资本的基本逻辑就是：尽管这些工人贫穷，事实是数以百万计的他们创造了细分的有利可图的市场。然而，这些公司不是工人控制的，事实上是通过剥削工人还有剥削用户而存在的(如果定向广告被用作资本积累模式，后者就是这种情况)。工人阶级是普遍存在的，他们的解放不只是资本的终结，而是所有阶级的消灭。因此，工人阶级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在概念上最好可以定义为试图打破阶级特征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即由直接生产者和产消者集体拥有、控制、操作和使用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这样的定义类似于说这些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是共享或数字媒体公有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术语的定义也包含着阶级斗争：就剩余如何控制的方法在公有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和资本主义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之间进行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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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概念的使用需要反映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两者之间的差异：工人阶级在任何形式的主体生产关系中所处地位和一个有政治意识的工人阶级从事的政治斗争之间的差异。我们可以用“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两个术语来区分主体阶级和客体阶级维度，这意味着基于这种区分，工人阶级是具有政治意识、且政治上自我组织的斗争着的无产阶级、自在和自为的以及一个自我构成的总体政治力量。无产阶级成为工人阶级处于社会斗争中正在发生的一个政治进程之中。《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Marx and Engels，1848，493；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版，第435页)，这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在的工人阶级视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一个在政治上尚未有组织、尚未团结和有意识的阶级，无产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工人阶级，并为废除自身并因此废除所有阶级和阶级社会而斗争。卡尔·凯因茨·罗斯(KarlHeinzRoth)和马塞尔·德尔·林登(Marcel van der Linden，2009，592；译自德语)把全球无产阶级定义为“被剥削的多元社会”，即那些处于“征用、训练、外化且异化以及他们劳动力增值”状况的那些人，还有抵抗剥削和他们的劳动价值化的全球工人阶级(Weltarbeiterklasse)。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区分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那么“无产阶级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和“工人阶级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就可以区分开来。对于两者而言，我们发现不同的方面（a）生产、(b）分配和（c）为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目的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无产阶级为了各种目的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在无产阶级规模足够大的情况下，这就成为一种赚钱的行业、一种向无产阶级出售廉价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的行业。同时，如果无产阶级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通过资本和商品形式组织起来，那么剥削和深化阶级对抗就是无产阶级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结构化的特征。作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不会对被剥削感兴趣，因为剥削限制了他们的机会，还是造成不平等的结构性原因。所以，成为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特定的品质，即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此外，如果工人阶级是全世界的阶级，他们想要克服对自身的剥削，并因此消除所有阶级的剥削，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领域他们还代表了不同质的所有权与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的组织结构，即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不再是商品，而是由工人阶级控制和拥有的（例如，自我管理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或公有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工人阶级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的概念也会成为共享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商品)。共享是所有人生成和创建的结构，因此，交往也是共享。交往是人类生存的一种社会手段，因此，商品化与交往本质相矛盾。商品化与交往工作或者为了生存我们所进行的交流相冲突。当今大部分的互联网基于商品逻辑和资本积累，因此今天的一个政治任务是为了共享互联网或工人阶级互联网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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