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韦伯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阶级概念的区别在于：前者的阶级是由相似生活条件和机会的个体构成；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定义中，两个阶级之间存在着一种逆向的相互依赖的福利。一个阶级被排除在财富所有权之外，统治阶级占有劳动成果(Wright，1997，10；Wright，2005，23)。这意味着对马克思来说，阶级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一种剥削关系，那些控制和拥有资本的人具有占用剩余时间与工人创造产品的权力(即这些产品成为他们的财产，而这意味着一种销售权)。因为，为了生存，工人们被迫在资本的控制之下工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阶级是极为相关联的(Gubbay，1997)—阶级是生产结构中所处对立地位的一种辩证关系，每一阶级都要求其他阶级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他们具有和剩余价值应该如何被分配相关的矛盾的利益（资本对全部或部分剩余价值的所有权意味着劳动的非所有权)。

在韦伯的方法中，“信息中下阶层”(information have-less)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如“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因为他们有着相似的生活条件，其特征是岌岌可危并为生存而奋斗。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中，“信息中下阶层”是这样一个集团：属于一个总体阶级一工人阶级。他们与刚果奴隶工人、美国汽车工人、印度软件工人等有一些共同点：即他们都是受资本剥削的，并在这种剥削中联合起来。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就是要使自己摆脱剥削获得解放。因此，马克思主义方法中的“信息中下阶层”并没有形成一个单独分离的阶级，而是在工人阶级内部组成一个派别或次级组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是以剥削和斗争为中心的关系观。

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工人阶级的概念具有它的优势，这种优势在于它是一种关系性概念，因此可以强调，工人阶级面临的状况归因于与公司的剥削关系，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价值链上的全球劳动分工所致。

第十二章数字劳动和为数字工作而战：占领运动是一种新工人阶级的运动吗？社交媒体是工人阶级的社交媒体吗

399

解决这些敌对状况就得通过阶级斗争并建立一个不同质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经济。韦伯的方法更多地关注群体内部的相似性和特征，而不是群体之间的关系。

社会科学的后现代主义转向已经脱离了阶级，故意不讨论或分析阶级。因此，当今把阶级作为一个分析范畴的任何转向都是重要的。但一个多元的阶级概念并不一定更复杂，它可以是一个简单的不易组合在一起的多维假设。马克思和韦伯的方法都关注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它们在理论和政治上的差异是：马克思的方法允许人们分析对立的剥削关系，并呼吁废除剥削的根源。韦伯方法强调阶级地位和状况，它们不一定看到阶级对立，因为它们在政治上倾向于提倡阶级妥协。阶级地位和情况在经济上被定义为由于生活机会的分布而致。个人被视为阶级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有相当数量的收入、财富和家庭消费模式、可比较的生活方式、职业、社会地位、社会保障、社会流动性、技能，等等。约翰·戈德索普(JohnGoldthorpe，2000)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80)提出了两种著名的当代韦伯主义阶级方法。如何定义阶级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和政治意义。鉴于一个以多种剥削关系为基础的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现象，马克思主义对全球社会的分析是最为恰当的方法。

韦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之间的差异对于理论化工人阶级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韦伯的工人阶级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概念中，这些媒介的定义是通过用户类似的生活机会来定义的，例如，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使用的程度。然后，谈到工人阶级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是否工薪阶层对某一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具有有意义的访问并充分利用它们。由此产生的核心的政治问题是工人对某些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没有使用权，问题一旦解决就可以了。在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概念中，所有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的生产过程、生产手段和生产结果由工人集体拥有。相反，如果某些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那么这种生产意味着对工人的剥削。所以这些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与工人的客观利益相矛盾，因此不能被定义为工人阶级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相应的政治问题是反对资本主义特征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与社会的斗争。韦伯的方法关注访问和使用，马克思的方法关注剩余产品的所有权和控制权。

M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400

无产阶级的数字媒介和工人阶级的数字媒介之间存在着差异。无产阶级的数字媒体往往以资本主义所有制结构为特征，尽管它们也可以是非营利和非商业性的。工人阶级数字媒体是工人在自我管理过程中所控制的斗争媒介。一个努力的真正工人阶级的斗争是通过建立经济民主来消灭阶级的。就像工人阶级斗争是为了争取一个公有的社会一样，工人阶级的媒介是为了争取媒介的共享。工人的自我管理不局限于知识工作和互联网，它可以适用于任何形式的生产，正如采矿合作社的例子所示：政策讨论涉及禁止从刚果民主共和国进口冲突矿产的建议(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但是，鉴于许多工人唯一的收入机会是采矿，这种措施最终会对该国的社会经济状况造成负面影响，从而可能进一步加剧暴力和贫穷，成为形成奴隶制根源的条件(Finnwatch and Swedwatch，2010)。一个切实可行的替代办法是支持建立由工人控制和工人拥有的采矿合作社。例如，在比西（Bisie）矿所在的瓦利卡莱（Walikale）有一个矿物购买合作社Vin deMinier M'Pama du Bisie(Eichstaedt,2011，114)。吉尔伯·卡林达(GilberKalinda)作为瓦利卡莱的地方议会成员说道，合作社是武装民兵控制矿场的可行替代办法，“可以减少民兵利用矿物进行战争的可能性”(同上，133)。马西西采矿合作社主任乔瑟姆·维梅耶(JothamVwemeye)说，“合作社是改善当地人民生活的一种手段”(同上，147)。

第十二章数字劳动和为数字工作而战：占领运动是一种新工人阶级的运动吗？社交媒体是工人阶级的社交媒体吗

401

问题是今天工人阶级的斗争状况是怎样的，他们有什么相关性和问题，媒体和传播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本书不能对当代工人阶级斗争进行彻底的讨论；相反，它只能局限于一个例子，即欧洲和美国的占领运动。资本主义是全球性的，世界许多地区都在进行着斗争。正如“阿拉伯之春”所显示的那样，重大变革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选择占领运动的动机是由于作者具备分析这一运动的语言技能而不能分析其他许多运动。分析如“阿拉伯之春”、拉丁美洲的民众运动等至关重要，应该得到推进和支持。第三节将讨论占领是什么类型的运动，在此分析的基础上，第四节分析了占领运动社交媒体的使用，并将这一讨论与工人阶级媒体的概念联系起来。

第三节 占领运动：一种新工人阶级的运动?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一个阶段开始了。大卫·格雷伯(DavidGraeber，2011)认为，新自由主义打破了生产力和工资之间的联系，以至于不断提高的生产力没有让工资增加，后者反倒有点停滞甚或减少。资本主义“成为几乎所有事物的组织原则”(同上，376)。公民变成了被迫以信用卡和债务为生的人，他们被鼓励抵押或转抵押自己的房屋。这场大危机的发生，是因为“事实证明，世界上的每个人都不可能真正变成微型企业，也不可能实现信贷民主化”(同上，381)。作为危机的答案，各国政府“被迫决定谁真正能从一无所有中赚到钱：金融家，还是普通公民……金融家‘用纳税人的钱纾困’”(同上)。

M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402

发生在美国和欧洲的占领运动，就像“阿拉伯之春”一样，是处于这场危机背景下的社会运动。这一节提出的问题是，占领运动是什么样的运动？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第十二章第三节的“二”部分首先简要概述了如何从理论上将社会运动概念化。第三节“二”部分中，我讨论了一些主要的政治理论家是如何在最近的著作中对占领运动进行理论化的，并将他们的见解与新的社会运动理论进行比较。第十二章第三节“三”部分中，我从理论概念化的层面转移到主体性层面。通过分析“占领运动”的主要文档，我想展示这个运动是如何概念化的。最后，在第三节“四”部分中得出一些结论。

一、社会运动理论

社会运动在下列文献中被描述为：非正式的、以冲突为导向的集体(Diani，2003，della Porta and Diani，2006)；希望建立共同的约束性目标的集体(Offe，1985，Touraine，1985)；以社会变革为导向(McCarthy，1996，145；Mc Carthy and Zald，1977)；具有政治性(Kriesi，1996)；包括直接参与；抗议政治；是松散、分权、基层和参与式民主的表达(DellaPorta and Diani，2006，145—150；Rucht，1996)；并参与多议题的直接激进主义的永久性运动(Bennett，2005)。非政府组织(NGO)就像社会运动一样，被认为是政治组织(Kriesi，1996)；希望建立具有集体约束力的目标(Offe，1985,Touraine,1985)。然而，它们被看作是更正式的(Rucht，1996)；更关注游说，而不是社会变革和抗议(Roth and Rucht，2008，18)；涉及等级制度、领导权和代表制(Della Porta and Diani，2006，145—150)；更加集中地关注单一问题和政策改革(Bennett，2005)。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都被视为公民社会政治公共领域的一部分。黛拉·波尔塔(Della Porta)和迪亚尼(Diani，2006，20ff)认为，(政治或文化）冲突、反对者、非正式网络和集体身份是社会运动的特征。

第十二章数字劳动和为数字工作而战：占领运动是一种新工人阶级的运动吗？社交媒体是工人阶级的社交媒体吗

403

抗议运动是对社会问题的反应，是对社会现状的恐惧和不满的表现，是要求变革和解决问题的呼吁(Fuchs，2006)。抗议运动是公民社会对现代社会的生态、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政治应答。社会对立结构所产生的问题是抗议活动产生的条件，抗议活动是在政治制度的公民社会子系统内组织起来的。每一场抗议运动都是被动的，因为它是对某些社会结构的存在的压力和抗议作出反应，但就意义而言，每一场运动都是积极的，因为它想要改变社会，并持有一定的价值观和目标来指导这些转变进程。抗议运动的出现预先假定以社会问题为其物质基础(同上)。抗议运动是对造成摩擦和问题的现有结构的否定，是一场旨在改变社会某些方面或整个社会的政治斗争。无论是问题的加剧、新的政治机会的结构性开放或是抗议运动的资源增加都不会自动导致抗议(同上)。只有当社会问题被认为是问题，并且如果这种观念指导实践抗议运动才会产生。客体结构和主体价值以及实践之间的差异是抗议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抗议以社会问题为前提条件，感知这些问题为问题是由人类活动家所洞察的，他们评价这些问题是无法忍受且义愤填膺的，从而激活和调动实践。一个问题被认为是应该解决的问题，并不会自动导致抗议运动的产生，但可能会导致组织抗议的企图。只有找到和调动抗议的可能性及资源，这种企图才能成功。抗议是对替代性意义和价值观的集体探索及创建。每个抗议团体都有一定的身份、对手和目标。

阿兰·图海纳(AlainTouraine)指出，现代社会的每种类型（商业、工业、后工业)都是建立在核心冲突和推动这些斗争的单一社会运动的基础之上的。工业社会本来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的，而后工业社会的基础则是为生产符号性的商品（信息、图像、文化；Touraine，1985，

M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404

774)而斗争。在后工业社会中，斗争更多地是以生物实体和自然实体为基础，如环境、性别、青年和年龄，这些斗争都是为了争取幸福(To-uraine，1988，111)。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认为，新的社会运动并不侧重于分配方面的冲突，而是“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以及社会化领域的新冲突的产生。简而言之，新的冲突不是由分配问题引起的，而是由与生命形式语法有关的问题引起的”(Habermas，1987，392)。拉克劳(Laclau)和墨菲(Mouffe，1985)认为，社会运动的新颖性是因为他们质疑新的从属形式，这种从属形式不是由阶级界定的，而是由性、性别、族裔和自然等因素定义的。今天，社会将建立在多元对立的基础上，其表现为单独的斗争、斗争领域的自治，且开启一个激进的、多元化民主可能性的多个主题。对于奥菲(Offe)来说(1985)，新的社会运动(NSMs不是作为群体的社会经济团体，而是代表集体行事，它们关心的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自治和身份是它们的核心价值观，它们具有高度的非正式性和自发性，以及横向和纵向差异很小。埃德尔(Eder，1993)认为，自然界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新的领域。新社会运动将会为了控制制造身份的手段和文化表达的手段而斗争；它们将抗议把其排除在身份建设之外、并为了控制身份成为一个符号和无形的商品以及替代价值（美好生活、社区）而战斗。

这些方法都认为新的社会运动并不是主要针对阶级斗争、分配正义和社会经济问题，而是着眼于身份政治和斗争，即与文化和人类的内外属性相关联的斗争。全球正义运动的出现对这些假设提出了挑战，这是一场全球性的社会运动，即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和呼吁社会正义和参与式民主的运动(Della Porta，2007a)。

全球正义运动“对市场自由化的影响作出反应，将其定性为新自由主义议程主导的政治决策的后果”(同上，22)，以及“福利国家的紧缩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DellaPorta，2007b，236)。它不是一个单一问题的新社会运动，其特点是“社会问题的死灰复燃，尽管与新的社会运动’问题相结合”(同上)。该运动特别关注经济全球化，以及全球正义运动中“社会问题的再度出现”(同上，242)，对“以前的一些假设(例如后现代主义和新社会运动理论)提出了质疑，例如阶级分裂的稳步下降”(同上，250)。尼克·克罗斯利(Nick Crossley，2003)分析了另一种基于哈贝马斯的另类全球化运动(altermondialiste)，这将是对市场和资本殖民的“生活世界”的反应，哈贝马斯强调经济和官僚机构的殖民化，而当代殖民则主要是以市场为基础的。

第十二章数字劳动和为数字工作而战：占领运动是一种新工人阶级的运动吗？社交媒体是工人阶级的社交媒体吗

405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政治斗争的重点是承认边缘化身份(妇女、同性恋、变性人等)，承认自然为价值(生态运动)，但由于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的加剧，这些具体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与阶级问题的重新出现相统一。全球正义运动形成了运动之运动，其目的在于收回日益被资本主义私有化和商品化的公地(Klein，2004)。这场运动统一了特殊的斗争，并通过质疑公司统治而重新关注阶级问题。

二、当代政治理论中的占领运动

哈特和奈格里(2012，“Opening”)认为，虽然民主全球化运动是游牧式的(跟随全球机构参加他们的会议)，但占领运动是久坐不动的：他们“拒绝离开”被占领的空间。他们是“为公有而战，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的不公正以及最终对私有财产的统治提出了质疑”(同上)。对于哈特和奈格里来说，当代暴动有四个原因：金融资本主义创造的负债累累、IT创造的中介化、证券化的安全机制的产物以及腐败现象的产物(同上，chapter1)。因此，哈特和奈格里看到了占领运动的三个原因和维度：阶级、媒体和政治(监管和证券化、腐败与民主的缺乏)。

M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406

这是一种相当二元的分析，假设有多种原因和目标，但没有讨论这些维度是否和如何相关，以及某些因素是否比其他因素更重要。媒体和政治的层面并不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交媒体例如“推特”(twitter)、谷歌和“脸书”(facebook)都是由资本主义公司经营的，这些公司使用定向广告作为他们的商业模式。在2000年的互联网危机之后，互联网行业正在寻找吸引金融投资的新方法，这一现象尤其受欢迎。在“9·11”和随后的全球战争阶段，加强和扩大了社会监督(Bigo，2010；Gandy，2009；Lyon，2003；Mattelart，2010)。社会既有内部的军事化，也有外部的军事化。“9·11”之后，美国试图通过军事手段和在阿富汗、伊拉克的象征性战争来确保其全球霸权地位，这些战争也确保了西方将石油作为一种战略经济资源而有权使用。新帝国主义既有全球资本积累，又有全球霸权地位 (Fuchs, 2010 a ; Hardt and Negri, 2000 ; Harvey, 2005 ; Panitch andGindin，2004;Wood，2003)。占领并不像哈特和奈格里所设想的那种运动，处于独立的经济变革(负债者的崛起)、媒体(调停者的出现）和政治(被证券化者和被代表者的崛起）的背景下，它处于全球资本主义（金融化、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和军事化资本主义、危机、资本积累的新领域和新模式）相互依存的变化之中。

斯拉沃伊·齐泽克(SlavojŽižek，2012，10)认为，管理人员是领工资的工人，他们的报酬“远远高于无产阶级的‘最低工资’……而决定他们地位的正是与普通无产阶级的这种区别”。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谈到了追加工资(surplus wage)。占领运动与当代学生抗议不是无产阶级的抗议，而是“有工作有保障的特权工人（主要是公务员：警察和其他执法人员、教师、公共运输工人等)的抗议”(同上，12)—由于害怕失去他们的追加工资，“工薪中产阶级”起来进行抗议。学生抗议活动是学生“担心高等教育将不再保障他们以后生活的追加工资”(同上)。

第十二章数字劳动和为数字工作而战：占领运动是一种新工人阶级的运动吗？社交媒体是工人阶级的社交媒体吗

407

齐泽克分析的问题是，他把部分面临不稳定工作和失业的人与那些经常有高工资和奖金的经理进行比较。学生、公共服务人员和许多知识工作者，一般来说，工资并不高，但却面临着不稳定的局面。想想低收入的呼叫中心代理人，以及希腊和西班牙等国的许多年轻人虽然已经完成了高等教育，却没有工作。齐泽克高估了中产阶级范畴，低估了知识工作无产阶级化的程度。

在同一本书的第七章中，他将占领运动归类为工薪中产阶级的反抗，他在“导言”中所作的分析与他在占领华尔街的演讲中所表达的团结相矛盾(Žižek，2011)。他警告说，不应该爱上运动本身，不要听那些想把它变成或解释为无害的道德抗议的人“不含咖啡因的抗议”，但要记住“问题是制度”，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可以取代资本主义？”(同上，68)。齐泽克(2012)认为，新的社会运动废除了“阶级斗争本质主义”，强调“反种族主义、女权主义和其他斗争的多元化”，而占领运动则将“资本主义”视为“名义的问题”(同上，77)。社会活动家会“关心受到制度威胁的公地自然共享和知识共享”(同上，83)，占领运动将是对“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的不满，以及对民主减少为代表权的不满(同上，87)。

所以，齐泽克的立场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把占领说成是工薪中产阶级的运动，另一方面，他强调其反资本主义的潜力。相反，阿兰·巴迪欧(AlainBadiou，2012)认为，“占领运动”和其他当代运动（如埃及和西班牙大革命“阿拉伯之春”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因为它们呼吁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共产主义思想)，并超越其内部组织中的阶级结构“占领运动”是一种“运动的共产主义”，代表“共同创造集体命运”(同上，111)。

M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