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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迪·迪恩(JodiDean，2012，85)认为，今天的阶级冲突是“富人和我们其他人”之间的冲突。占领运动将推动“共同和公地的新主张”（同上，178)，并将是“资本主义与人民之间一种不相容的政治形式”(214)，以及“有组织地集体反对资本主义剥夺我们的生活和未来”(223)。其口号是“我们是99%人”，这将表达富人和我们其他人之间的阶级关系“那些拥有和控制共同财富的人与那些没有和不控制共同财富的人”(同上201)。虽然“占领运动”会强调共识和基层决策，但它会是共产党的一种新形式，因为它不是但却代表了99%(同上，229页)——可以这么说，它是99%的党。

对于诺姆·乔姆斯基而言(NoamChomsky，2012)，占领是对“财富的高度集中”的不满，这也产生了“政治权力的集中，而政治权力的集中引起了增加和加速立法的周期”(同上，第28一29段)。问题是无产者和富人经济学之间的矛盾(同上，第34页)。

大卫·哈维认为，住房市场的金融化和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已在城市空间中表现为一场“城市危机”(Harvey，2012，51)。一个面临着“无保障、往往兼职和无组织的低收入劳动”的无产阶级的产生(同上，XIV)，城市空间的私有化和金融化将会导致城市社会运动的产生，这种运动声称收回“他们对城市的权力他们有权改变世界、改变生活，按照他们心中的愿望重塑城市”(25)，以及集体劳动创造的城市公地权(78)。哈维认为占领运动(以及其他运动，如“阿拉伯之春”革命）是一场城市运动，其反对的是华尔街党及其纯粹的货币权力(同上，161页)。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占领运动的出现有三个独立的维度和原因（资本主义、媒体、政治）；与此相反，齐泽克、巴迪欧、迪恩、乔姆斯基和哈维在他们对占领运动的分析中强调了社会经济维度和资本主义的重要性。而齐泽克给了一种有点矛盾的和内在相互矛盾的分析(占领运动是一种工薪中产阶级的改革派运动，他们想捍卫其特权以反对“真正的”工人阶级、还是一个反资本主义的新的工人阶级运动?)。在挑战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上，巴迪欧、迪恩、乔姆斯基和哈维总体上提出了一致的分析。阿兰·巴迪欧指出，占领运动是一场为捍卫共同利益、共同控制社会和共同财产而斗争的运动。它将为公众创造一个共同的事业，并努力实现共产主义的理念。与巴迪欧的分析相吻合，朱迪·迪恩指出，“占领”是一场新的共产主义运动。诺姆·乔姆斯基预言了这场运动的阶级斗争维度，而大卫·哈维则补充说，这种阶级斗争是在城市背景下进行的，占领运动是一场城市运动，它想要收回城市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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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分析和20世纪80年代新社会运动的分析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似乎表明了社会运动的政治变化。齐泽克、海纳、哈贝马斯、奥菲、拉克劳和墨菲与其他人一样，他们认为新的社会运动是新的，因为他们专注于非阶级问题：文化、自然、性别、青年、年龄、幸福、信息、种族、身份。与此相反，齐泽克、巴迪欧、迪恩，乔姆斯基和哈维突出的地方在于，他们认为占领运动的核心问题是阶级和资本主义。着眼于阶级政治，而不是身份政治，这标志着政治从注重自由和多元化民主转向公正和参与性民主。从而突显了经济民主的必要性，并强调了经济在现代社会中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1999年“西雅图之战”而产生的全球正义运动，是阶级政治回归的早期迹象。与“占领”相比主要不同的是社会背景：没有全球经济危机。始于2008年的危机标志着一场巨大的破裂：它通过经济现实明显可见，即资本主义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体制，新自由主义助长了大量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全球正义运动不断警告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后果，但这些警告更容易被当权者忽视或淡化。2008年，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在全球危机中爆发。如今，这些警告在意识形态上再也不能被忽视或淡化，而是变成了经济现实，表现在破产、债务、失业、拆迁、粮食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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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紧缩—和抗议中。

无论是语境还是战略，都要将“占领”与“全球正义运动”区别开来。后者主要采取的策略是试图阻止全球政治经济精英开会并作出影响人民生活的全球性决策，再加上组织反峰会例如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Forum)或欧洲社会论坛(European Social Forum)。占领运动在空间上不具有灵活性，而是占据和扎营于一些地方。全球正义运动的占领(occupa-tions)是临时性的(有计划的开始和结束)，在某些有权势的人聚集的地方采取示威游行的形式，因此以时间有限的方式和空间灵活的方式占用空间，这取决于权力机构开会的地方。相比之下，占领运动战略不仅在美国和欧洲，而且在“阿拉伯之春”是将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场所(例如开罗解放广场、雅典的宪法广场、马德里的太阳门、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广场，或纽约的祖科蒂公园)作为该运动的共同财产，在那里抗议活动会持续一段不确定的时间。而全球正义运动是一个无位置和动态的全球空间，占领是一个以地方为基础的运动。大卫·哈维(2012）指出，通过定义占领为城市运动而指出这种情况。大批人聚集在广场上，把这些广场组织成由积极分子控制的政治场所，对当权者构成威胁，让人们在中心空间中表现出不满情绪。对城市空间的普遍要求也反映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关于住房、社会保障、通信、文化、自然、教育、医疗保健和人类生存等公共资源的剥削和破坏的不满。收回空间同时也是政治诉求的象征，它要求将整个社会从资本的控制中收回。但是，控制空间和把某些城市空间作为人民的共同财产不仅是一种抵抗战略；对时间的控制也是对当权者的一种威胁：虽然示威或运动计划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但营地和占领并不计划时间限制，而是提出政治主张的地方，即空间已经解放，解放已经开始，而且永远不会停止。当然，这种城市叛乱也有不同的时间结果：“占领华尔街”被警察暴力所解散，这为占领提供了一个人为的时间终点；而埃及和突尼斯的斗争演变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占用时间的成功革命：它们终结了旧政权，为新的政治机会开辟了空间和时间。而曼纽尔·卡斯特尔(1996)把当代社会描述为从场所空间的逻辑转向流动空间的逻辑，后者被定义为无限时间和无限空间，从而使当代运动成为永恒和无处不在的运动(Castells，1997)。占领运动明确指出，流动空间主要是资本空间，公共空间的逻辑是全球性和网络化的抵抗逻辑。占领运动受阻于空间，因此它不是无所不在的，但它把运用空间作为权力的一种形式。它把永恒理解为不主要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克服时间上的距离，而是认为革命或叛乱已经开始，而且在当权者下台和新的经济、政治时代能够开始之前不会停止。“占领”是在革命过程中试图开放时间、使时间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种尝试。与新社会运动的改良主义特征相反，占领运动是一场革命运动，这意味着它要为一个新社会创造新的空间和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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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占领运动的自我理解

占领运动是什么样的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始于2011年9月17日，当时积极分子占领了纽约的祖科蒂公园。11月15日，警察逼他们离开公园。《广告克星》杂志的两位制作者(Kalle Lasn and Micah White)有了占领的想法，他们建立了一个网站OccupyWallstreet.org，并通过该杂志、邮件列表和博客向其订阅者传播占领理念。声明写道：“9月17日，我们希望看到2万人涌入曼哈顿下城，搭建帐篷、厨房、和平路障，并占领华尔街几个月。一旦到了那里，我们将不断地以多种声音重复一个简单的要求。……我们要求巴拉克·奥巴马任命一个总统委员会，其任务是负责终结金钱对我们在华盛顿代表的影响。现在是民主的而不是公司统治的法人主义的时候了，没有民主我们注定要失败。……从一个简单的要求开始——一个将金钱与政治分开的总统委员会——我们开始为一个新的美国制定议程。”(Adbusterer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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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呼吁的基本要求是，政府应限制资本对政治的影响，重点不在于不平等和阶级，而更多的是关注企业权力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依据需求应将两者分开，然而重点是拓宽实际的政治运动。

“占领运动”在其网站OccupyWallst.org上发表了一篇自我理解的文章，称自己是“再也不能容忍1%人贪婪和腐败的99%人”(OccupyWallst.org)。

在美国，2011年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控制着收入的50%，然而，最贫穷的20%的家庭只占3.4%的份额(本段中的所有美国数据来源：2012年美国人口普查局，表A—3)。收入最高的5%控制着总收入的22.1%，20%以上的家庭总收入份额在历史上不断增加：2000年为48.6%、1990年为45.1%、1980年为41.9%、1970年为41.5%。相比之下，家庭总收入较低的20%所占份额有所下降：2011年为3.4%、2000年为4.1%、1990年为4.4%、1980年为5.2%、1970年为5.7%。衡量收入不平等的美国基尼系数2011年为0.463、2000年为0.442、1990年为0.406、1980年为0.367、1970年为0.357。这些数据表明，过去几十年来阶级不平等一直在加剧，穷人的收入份额一直在下降，这正是因为最富有者的收入急剧增加。在欧盟15国(2004年5月1日以前是欧盟15个成员国)中，2011年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控制了总收入的38.2%，2000年控制着37%(本段中所有的欧盟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相比之下，在2011年收入较低的20%的只占收入份额的9%、2000年仅占7.1%，基尼系数从2003年的0.3增加到2010年的0.305。这些数据表明，欧洲的阶级差距不如美国那么深，但它们仍然存在且意义重大。占领运动对这些数据所表明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现象作出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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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哈维界定了定义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特征的四个具体机制：金融化、蓄意制造危机、私有化和商品化，牺牲劳动而支持资本的政府再分配(Harvey，2007，160—165；Harvey，2006，44—50)。第一和第二种机制使个人和国家成为债务人，第三和第四种机制直接减少劳动人民的收入。所有这些机制把工人阶级口袋里的钱重新分配给公司和富人。占领运动处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背景之下，并形成了其客观基础。

占领华尔街运动把自身定位为反对1%的阶级斗争：“正在反击主要银行和跨国公司在民主进程中的腐蚀性力量，以及华尔街在造成经济崩溃方面的作用，这场经济崩溃造成了几代人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这场运动的灵感来自埃及和突尼斯的民众起义，其目的是反击那些正在制定不公平的全球经济规则的最富有的1%人，这些人正在扼杀我们的未来”(Occupy-Wallst.org/about/)。

《占领纽约市宣言》(www.nycga.net/resources/documents/declaration)公开反对“将利润凌驾于人民之上、利己主义凌驾于正义之上、压迫凌驾于平等之上的公司”。该运动在这份宣言中说，它批评企业对住房、救助、工作场所不平等和歧视、粮食供应、动物权利、工会组织、高等教育、工人保健和工资、隐私保护、新闻自由、自然、能源供应、医药、媒体和国际关系的负面影响。这表明占领运动强调资本主义利益如何与社会、文化、政治、生态和技术领域相互作用，并对这些领域产生负面影响。

“占领伦敦”运动把自己描述为一场“反对这种不公正现象的运动，为一种把人和环境置于企业利润之前的可持续经济而奋斗”(Occupylon-don.org.uk/about)。“占领伦敦”运动在2011年10月26日通过的初步声明中强调，现行制度不可持续、不民主和不公正，对公民、民主、保健服务、福利、教育、就业、和平和地球产生负面影响(同上)。

占领华尔街和占领伦敦网站上提出的分析和要求，比《广告克星》最初的文本更进一步。他们强调更多的阶级和不平等问题，以及资本主义对多个领域产生了负面影响。与全球正义运动一样，“占领运动”通过各种新的社会运动把传统上涉及的需求和主题汇集在一起，如学生运动、生态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和平运动、第三世界团结运动以及其他运动。它是一种运动的运动和网络运动，其具体内容在于强调资本主义和阶级是一个统一的主题和维度。占领运动强调当代社会问题发生在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公司利益对社会的多重领域产生负面影响，需求受到挑战。因此，大量的议题和要求不是孤立的，而是被资本主义和阶级的经济层面所统一和联系起来的。占领不是一个支离破碎的运动的运动，而是一个统一的总体运动。安吉拉·戴维斯(AngelaDavis，2011)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新的社会运动“吸引了特定的社区”，建立联盟是困难的，占领运动有着“惊人的不同”，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把自己想象成为最广泛的可能的抵抗团体—99%的人反对1%的人”。阶级会是这个超越多样性的运动的统一主题。保罗·格博多(PaoloGerbaudo,2012,120)认为，占领“代表绝大多数的意图”—正如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创造的“我们是99%”的口号中所表达的那样—也就是说，这是“多数人的夙愿”，“恰恰构成了占领运动与反全球化运动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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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2012，194)谨慎地认为，“占领”是一场阶级斗争运动：“相对来说，新的、有意义的是，有迹象表明，占领华尔街’塑造了美国人对我敢称之为阶级斗争的现实的认识。”但他立即限制了这一思想的含义，称该运动不是反资本主义的，而是要改革资本主义：“批评的重点是金融资本主义及其对政府的影响，而不是资本主义本身。这场运动不包括过去的意识形态，它的目标是消灭当前的邪恶，同时为未来重新创造社区。它的基本成就是重新燃起另一种生活的希望”(同上，197)。他似乎将这一论点建立在2011年10月福克斯新闻(FoxNews)民意调查的结果之上，在调查中，4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并不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是反资本主义的(同上，290)。然而，这存在一个应用逻辑的缺陷：从普通民众中选出的大多数样本都是这样回答的，并不意味着“占领运动”积极分子不认为自己是反资本主义的。只有在积极分子中进行的调查才能使情况更清楚。卡斯特正在得出过早的结论，这些结论更多地反映了他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而不是现实。因此，虽然他曾经提到阶级斗争是“占领运动”的一个方面，但他总体上却忽略了当代运动的经济层面，将其沦为争取民主改革的政治斗争，忽略了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维度。因此，作为他书中的结论，卡斯特渴望“社会激进主义与政治改革派之间的爱情”(同上，237)。对于他来说，这些运动很适合西方的自由民主框架，这个框架只谈论政治上的民主，但从不质疑资本主义经济中实际存在着的独裁。他说，他们想“改造国家”(同上，227)，是具有新价值观的文化运动(231—232)，是真正民主的运动(124)。“真正的民主”指的是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经济转型。他没有看到政治和经济的纠缠，因此不同意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的观点，即共产主义是“争取民主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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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社会运动可以是工人阶级的，其根据为(a)社会运动的社会结构，和(b)它的目标。一些关于占据运动的社会结构数据来自：“占领运动”研究概览(Http:// occupyresearch.wikispaces.com/ N = 5074)，调查主要是在美国进行的。在受访者中，39%称自己为工人阶级或下层中产阶级，29.3%称自己为中产阶层，10.9%人称自己为中上层阶级。这意味着相对多数人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相对较低。此外，17.6%的受访者是学生、31.6%的是全职雇员、14.4%的是兼职雇员、14.8%的是个体户、3.4%的是全职家务工人、1.2%的是季节性工人、7.6%的是未充分就业人士、8.6%的是失业人士及5.3%的是伤残人士。在调查中，非正规就业人员（兼职工人、家庭工人、季节性工人、就业不足、失业和残疾人的就业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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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的比例高于全职雇员(31.6%)。他们形成了相对多数的运动。齐泽克的(2012)的假设是，“占领运动”是由工薪中产阶级构成的是没有经验依据的。据统计，中产阶层的定义是拥有中等收入的人群。2011年，美国中等家庭收入是50054美元(美国人口普查局，2012)，最低收入是20263美元或以下，次之收入介于20263美元和38520美元之间(同上)。在占领调查中，25.7%的人收入低于2万美元，23.9%的人收入在2万美元和39999美元之间，9.7%的收入在4万美元和49999美元之间。这意味着59.3%的受访者(N=3341）的家庭收入低于中等收入，也就是说，调查显示，美国占领运动中近三分之二的人不是中产阶级，而是属于低收入群体。中产阶级的自我认知往往比实际收入分配要大，因为后者对许多公民来说是看不见的，这对于占领运动来说似乎也是如此。70.9%的受访者拥有大学学位。数据显示，美国占领运动积极分子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主要是不稳定的工人，家庭收入相对较低，因此可以说他们是不稳定和无产阶级化的知识工作者。

当参与者被问及促使他们参与“占领”运动的最高关注点是什么时与资本主义有关的问题最为突出：(收入)不平等(1、2；按提及频率排名），公司(7)，公司人格(8)，不公正(9)，社会公正(10)，企业贪婪(11)，反资本主义(12)，失业(14)，平等(16)，贫困(19)。这就意味着，对于参与“占领运动”的主要动机，这些问题的答案往往是与社会经济阶级关系的批判有关的；而传统的左翼自由主义主题，如（政府）腐败（4、18)、民主(21）和自由(23)则不那么突出。这表明，“占领运动”更多的是一种由社会主义利益驱动、与阶级结构有关的运动，而不是一场以个人自由为动机的自由主义运动。

数据表明，占领运动无论从社会结构还是社会目标上来看都是工人阶级运动，这种新工人阶级运动的占领运动地位也可以从理论上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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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大纲》中的一段认为，劳动是共同劳动或结合劳动(Marx，1857/1858b，470；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4页)，和总体劳动者一样(Gesamtarbeiter)。这个想法也占据了《资本论》第一卷，在那里他把总体工人定义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Marx，1867c，644；译者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2页)，并认为如果劳动是结合劳动力的一部分，劳动就是生产性的(原著出处)：“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职能就够了。”(同上；译者注：同上，第582页)。总体工人是一个“总劳动者”，他们的“结合起来的活动就直接实现为同时就是商品总量的全部产品”(同上，1040；译者注：[德]马克思：《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田光译，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06页)，这种“总劳动能力的活动”是“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从而由剩余价值到资本的直接转化”（同上；译者注：[德]马克思：《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田光译，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07页)。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总体工人是创造价值、剩余价值和资本的生产性的工人。总体工人的概念允许对马克思的解释不是以雇佣劳动为核心，因为总体工人作为结合劳动力还包括所有那些活动：其活动是无偿的，但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资本的需求。

在马克思的启发下，安东尼奥·奈格里使用了术语“社会工人”一词，认为无产阶级正在扩大一个“新工人阶级”，“现在扩展到整个生产和再生产领域”(Negri，1982/1988，209)。他在这里提出了马克思的总体工人的思想，这种总体工人形成了一个集合的、结合在一起的劳动力，是异质性的，形成了创造利润所必需的全部奇点。奈格里(1971/1988)在阅读马克思《大纲》“机器论片段”中首次发展了这一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是货币是价值的具体尺度，劳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具有越来越强的社会性，因而对价值提出了质疑。劳动社会化会导致“大规模和社会化工人阶级的出现”(同上，104)。社会化工人阶级的概念后来发展成为社会工人的概念(Negri，1982/1988)，而社会工人是通过资本主义的重组产生的，这种重组使得以泰勒主义、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和国家计划为特征的大规模工人解体(同上，205)。社会工人意味着：“越来越认识到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之间的相互联系”(同上，209)，并产生了“分散劳动”(=外包劳动，214)和流动劳动(=劳动的灵活性，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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