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哈特和奈格里(2005年)把社会工人的概念转化成为大众，而大众是被资本剥削的生产自然和文化共享品的人们。因此，今天的剥削就是对“公共财产的剥削”(同上，150)。今天的大众或无产阶级是“所有在资本统治下劳动和生产的人”(同上，106)，“所有劳动都直接或间接被剥削以及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规范”(Hardt andNegri，2000，52)。

除资本外，整个社会形成一个为了生存需要而生产公共物品的有机体。一些公共品是自然赋予的(环境、人体)，另一些则是由合作的人类活动所创造的(知识、沟通、社会关系、教育、医疗保健、电子文化)。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发生的事情是，公共品已经被商品化、私有化并转化为货币利润。社会总体工人的工作日益受到经济剥削，其结果是大规模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占领是一种质疑这种现实的运动，它是总体工人阶级的运动，一个质疑公共品商品化的总体工人阶级的运动，其生产并要求收回公共品。占领是一场新工人阶级的运动，因为它要求集体控制社会总体工作的成果。尝试让使用价值成为共同财产恰恰是一个公有社会的宗旨。

四、什么是占领运动?

后马克思主义把普遍性视为一个极权主义的专题研究(Laclau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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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ffe，1985，188)，并主张多个政治主体的优先地位，而这些政治主体充其量只能是松散的联系。拉克劳和墨菲(1985)在这样的背景下说道，“多元的、经常相互矛盾的立场”(84)，“去中心的主体立场”(87)，“多元化的政治空间”(137)，“拒绝破裂的特权和将斗争汇合为一个统一的政治空间”(152)，或者“每一对立的多重特征”(170)。拉克劳和墨菲庆祝多元新社会运动的兴起，这些运动克服了工人阶级所特有的阶级政治的统一性。

在这一部分中，我认为“占领运动”标志着社会运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对社会运动的一种黑格尔式的扬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政治的回归，其关注的是阶级、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阶级被视为一种团结的动机，让99%的人反对占统治地位1%的人。就其政治主题而言，占领运动是一种新的工人阶级运动。就其结构而言，相对多数的社会活动家都是不稳定的和无产阶级化的知识工作者。工作也是共享背景下的一个问题：所有人作为总体工人创造了自然、福利、再生产和文化的公共品。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一直是公共品商品化以及公共品被抢夺的资本主义，是对社会总体工人剥削的事业。占领运动对这种情况作出反应，要求收回公共品。因此，这是一场总体工人阶级的运动。但是新社会运动的特点诸如种族主义、性别、战争、自然、身份和人体等，并没有被占领运动所消除，而是被统一和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它们继续存在于这场运动中，而不是在不同的运动中被分离，即新社会运动的多元和支离破碎的政治典型。而是这样的一场运动，它看到了不同层面的分层和斗争是如何通过与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联系而相互依存和统一。新的社会运动和占领运动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是，后者是一场革命运动，旨在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开辟新的空间和新的时代。以营地的形式占领城市空间意味着收回公共品的政治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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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齐泽克正确地指出，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假设了“不可简化的多元阶级斗争”而接受了“资本主义是‘城里唯一的游戏’”，并声明放弃“任何真正克服现存资本主义自由制度的企图”(Butler，Laclau andŽižek，2000，95)。让阶级范畴从属于或同等于其他对立的范畴(性别、种族、年龄、能力等)，这样会造成埋葬这一事业和诉求的危险：建立参与式替代物以取代整个资本主义。占领运动表明，所有的非阶级对立都是与阶级相互联系的，而并非所有的非阶级对立彼此之间相互联系，这就意味着当代社会的一切对立都具有阶级的一面，并受阶级的制约。阶级是把其他一切对立联系在一起的对抗；它预示着条件的允许和限制，并对其他对立的可能性施压。与此同时，非阶级对抗也会影响阶级对抗，从而呈现出复杂的动态关系。如果阶级是资本主义超级对抗，这并不决定或过分决定除了其他对立之外的条件，那么给予这种范畴特别关注是非常重要的。

在哈特和奈格里称之为帝国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剥削大众创造的公共品。虽然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决定论和目的论的(同上，51)，并因此将他们的方法明确地奠基在斯宾诺莎内在性思想上而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之上，黑格尔的辩证法在背后塑造了哈特和奈格里他们自己的著作。齐泽克在另一种情况下也观察到了“wild……被奈格里使用的黑格尔范畴”“公然违背了他宣称的反黑格尔主义”(Žižek，2008，353)。哈特和奈格里的《大众》(Hardt and Negri，2005)、《帝国》(Hardtand Negri，2000)和《共同体》(Hardt and Negri，2009)在逻辑上可以组成一个辩证的三角：(1)大众通过非物质劳动生产公共品。公共品被资本剥削，并组织成(2)一个全球帝国。大众和资本形成一对矛盾：资本支配和剥削大众。它们处于一种消极的关系之中。资本需要大众，因为大众生产公共品同时被排斥在公共品之外。大众不是简单地与资本相联系，不幸的是哈特和奈格里给人的印象就是大众总是并自动地与资本作斗争。因此对他们来说，大众对帝国的影响并不仅仅是一种潜力，而是一种确定性的必然。以及(3）共同体，以非物质劳动创造的共同财富为基础的一种新的自我管理的社会形态，是对资本与帝国消极关系的否定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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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运动”坐落于资本主义、总体工人和共同体的辩正三角之中：人类作为总体工人创造社会的公共品，他们形成了当代的工人阶级，包括所有创造和再创造公共品的人(即所有的人)。公共品日益被商品化，总体工人被资本剥削。资本主义与总体工人之间存在着矛盾。占领标志着客体矛盾的主观化：它是工人阶级对其剥削的总体洞察和反应，是一种质疑基本阶级关系的政治组织形式，并且为人类共同控制经济和社会的这样一种社会而斗争。他们因共有权并为公有权而战。

“占领运动”的重要性在于，它展示了资本主义、剥削和阶级的主题性，并将讨论以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的必要性提上了议事日程。

第四节占领、数字工作和工人阶级的社交媒体

本节讨论的研究问题是，此次占领运动使用了哪些社交媒体?这就要求了解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以及社会化的社交媒体是什么。首先在“一”中，对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的分析和概念化进行了一个简要的介绍。其次，文献综述显示了理论家如何概念化社交媒体在“占领运动”中的作用(第四节“二”部分)。“三”部分概述了“占领运动”使用社交媒体的理论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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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运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

媒体是政治信息的来源，也是政治传播的工具。它们是民间团体寻求适当的政治需求以及参与政治的一种途径，也就是提出政治要求的机制。如今，政治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调解(Bennett and Entman，2001)。虽然互联网对社会运动的影响程度受到质疑，但人们普遍认为，互联网具有帮助协调抗议活动的潜力(Della Porta and Diani，2006，132—133，155—156)。为分析社会运动将互联网用于政治动员和抗议中的信息、传播和协调，创造了诸如“网络抗议”(Donk，2004)和“网络行动主义”(Mc-Caughey and Ayers，2003)这样的术语。贝内特(Bennett，2003，2005)指出，互联网是一种社会技术，它能建立起线上、线下的人际关系网，能使社会运动全球化以及能将各个层次的、分散而又灵活的抗议活动联合起来。鲁赫特(Rucht，2004)强调，互联网具有支持反公共领域的潜质，但它不可能取代社会积极分子的个人联系。

例如，对社会运动和社会媒体的研究侧重于在环境运动(Castells，2009)、全球正义运动(同上，Kavada，2012)、反战激进主义与战争宣传(Christensen，2008；Gillan，Pickerill and Webster，2008)、女权主义(Hartcourt，2011)、博客政治活动(Dean，2010；Kahn and Kellner，2004)、YouTube 激 进 主义(Thorsonet,2010;Zoonen，Vis and Mihelj,2010)中使用社交媒体。“阿拉伯之春”运动中“推特”(twitter)和“脸书”(facebook)所起的作用(Aouragh，2012；Aouragh and Alexander，2011;Bratich, 2011; Lotan, 2011 ; Mansour, 2012; Nanabhay and Farman-farmaian,2011;Sayed, 2011;Khamis and Vaughn,2011)、占领运动(Juris,2012)以及为政治活动而打造的私人空间和虚拟空间2.0的出现(Papacha-rissi, 200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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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关于社交媒体在“占领运动”中所起作用的实证研究已经出版，可举例如下。因篇幅的限制，讨论必定会不完整。萨沙·科斯坦兹-乔克(Sasha Costanza-Chock，2012，379)报道了“占领运动研究概况”的一些结果，其中77.3%的积极分子报告说他们在社交媒体(“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或其他)上发布了关于“占领运动”的信息，75.7%的人说他们曾经面对面讨论过“占领运动”，19.1%的人说他们写了一篇关于占领的博客文章，8.2%的人回答说他们制作了一段关于“占领运动”的视频(N=4877)。加比和卡伦(Gaby and Caren，2012，372)分析了100个帖子，这些帖子吸引许多新用户加入了“脸书”(facebook)网的占领团体。这些帖子中有许多是以个人叙事为特色的，大约60%的帖子采用“图片和视频叙述”。基于对“占领费城”运动中参与者的考察，爱丽丝·马东尼(AliceMattoni，2012)认为，社交媒体在此次占领运动中成为这场精彩的抗议传播节目的一个组成部分。

保罗·杰尔包多(PaoloGerbaudo,2012)采访了美国、埃及、西班牙、英国、突尼斯和希腊的80名积极分子，介绍了他们在抗议中使用社交媒体的情况。他发现，尽管当代社会运动以及分析人士(ManuelCastells、Jeffrey Juris、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声称他们是没有领导的网络，但也有一些柔性领导人，他们利用社交媒体策划抗议和“构建集会的编排”(同上，139)：“少数人控制了大部分通信流程”(135)。集会的策划意味着“利用社交媒体引导人们参与具体的抗议活动，向参与者提供关于如何行动的建议和指导，以及构建情感叙事，以维持他们在公共空间的团结”(同上，12)。

这场运动的自发性得到了“精心的策划，这是因为自发性能极大地调控运动”(同上，164)。伦理道德问题不是这场运动的编排，而是否认领导者的存在，因而这将会导致无责任感。“脸书”(facebook)“被用作一个类似于招聘和培训的场所，以促进大量的非政治化的中产阶级青年情感凝聚和达成共识。相比之下，‘推特’(twitter)作为一种工具，主要用于活跃’积极分子精英的内部协调。除此之外，推特’(twitter)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许多外部’用途，包括作为市民记者记录警察暴行的手段”(同上，135)。“脸书’(facebook)被运动领袖使用，或者用一个更中立的词‘组织者’或‘积极分子’来动员局外人参与，而‘推特’(twitter)对于内部组织的目的很重要”(同上，145)。在全球正义运动中，Indyme-dia所担任的就是今天“脸书”(facebook)网在占领运动中所担任的角色(外部动员)，并列出“推特”(twitter)今天的作用（内部组织和协调)（同上，150)。基于他的采访，杰尔包多进一步说明，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推特”(twitter)是一种战略工具，“关键的‘推特’(twitter)战略方案由一个大约20人组成的运动组织者核心小组管理。这些人还往往高度参与地面业务、动员大会和不同委员会的工作。在祖科蒂公园被占领期间，这一核心小组使用了纽约教师工会提供的办公空间”作为总部(同上，129)。杰尔包多对哈特和奈格里(Hardt and Negri，2012，chapter 2) 的假设提出了挑战，即社交媒体有助于“分散大众奇点……因为他们与其组织形式相对应。”哈特和奈格里(Hardt and Negri，2012；“下一步：平民事件”)提出反驳，认为当代运动“不管是否有领袖都很强大。作为大众他们是横向组织的，他们在各个层次上坚持民主，这不仅仅是一种美德，而是他们权力的关键”。他们的力量就是烧毁“左翼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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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占领、抗议和革命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因此，政治理论家也试图了解这些集体政治行动的原因，并就这一问题发表了文章。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关于社交媒体在“占领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理论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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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占领运动和社交媒体

从社交媒体在占领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来看，常见的立场有四种。这四种不同的立场代表着科技和社会之间的四种不同的逻辑可能性(科技是决定因素、社会是决定因素、两者是独立因素以及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一)立场1——技术决定论：占领运动（和其他反叛）是互联网反叛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Castells，2012，2)认为，我们生活在网络社会中，因此，“在一个由无线互联网联网的世界中运动通过蔓延而展开”。革命与经济、政治、军事、意识形态以及权力的文化冲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上，79；另见第12页)。但只有当存在希望和愤怒的情绪，并将这些情绪大规模传递给他人时，革命才能形成(同上，14)。“个体经验连接和形成运动的条件是传播事件和与之相连的情感的交流过程的存在。……在我们这个时代，多模式横向传播数字网络是有史以来最快且自动化程度最高、互动最便捷以及可重复编程和自我拓展的一种交往方式。……数字时代的网络社会运动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运动方式”(同上，15)。卡斯特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他强调，一场反抗运动或者革命的爆发需要客观条件(社会问题)以及对这些条件的主观看法大多数人表示无法容忍这些客观条件，社会因此需要由他们来改变，这需要他们采取集体政治行动(Fuchs，2006)。这恰恰也是马克思所强调的，革命需要物质基础(形成对立社会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自然的矛盾)但是，只有当现实的矛盾变成主观的洞察力以激发实践时，革命的想法才能实现：“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理论要求是否能够直接成为实践要求呢？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Marx，1843；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2页)。因此，革命总是社会的变革，也是人类自身的改变：“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Marx，1845；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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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传播愤怒和希望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这更多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互联网中存在一种潜在的感染效应，能够传播并强化不满情绪和集体行动的欲望，但互联网肯定不是传递抗议需要的唯一手段。卡斯特认为，占领运动“诞生于互联网，通过互联网传播，并在互联网上维持着其存在”，其“物质存在形式是占领公共空间”(Castells，2012，168)。“互联网上的社交网络使经验得以传播和扩大，以至于将整个世界都卷入了运动之中。”(同上，169)

卡斯特非常强调互联网的动员功能。他的论点意味着，在所研究的案例中，互联网传播引发了街头抗议，这意味着如果没有互联网，就不会有街头抗议。在结论一章中，卡斯特总结了所有分析过的运动，他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网络社会运动主要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这是他们集体行动的一个必要但不够充分的组成部分。基于互联网和无线平台的数字社交网络是动员、组织、优化、协调和决策的决定性工具”。(同上，229)

杰佛里·朱瑞斯(JeffreyJuris，2012)是卡斯特的前博士生，他对占领波士顿运动实施了参与式的观察方法。他说，虽然全球正义运动主要使用邮件列表，并基于网络逻辑，但占领运动是基于聚集逻辑的(logicofaggregation)，在这种逻辑中，社交媒体导致“信息的病毒流动以及随后在具体的物理空间内大量个人的聚集”(同上，266)。个人会“并喷大量信息”，利用“以自我为中心的网络”，因为使用“推特”(twitter)和“脸书”(facebook)……往往会产生“成群的个体”(同上，267)。就像卡斯特一样，朱瑞斯认为社交媒体“引发”了抗议。他声称，“脸书’(facebook)、YouTube和推特’(twitter)等社交媒体成为占领运动中的主要沟通手段”(同上，266)，但没有从实证上证实这一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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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互联网导致运动的出现、运动是在互联网上产生或运动是基于互联网的种种构想，传达了一种基于公开的技术决定论的逻辑：技术被认为是导致某些具有社会特征的现象的行动者。运动不是由互联网造成的，而是来自社会的对立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互联网是一个技术社会系统，由利用全球计算机网络的社会网络组成。互联网植根于当代社会的对立之中，因此没有内在的或决定性的影响。利用互联网采取的集体社会行动可以产生相对较小的影响，或抑制或加剧现有趋势。实际影响取决于社会背景、权力关系、动员能力、战略和战术以及斗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结果。卡斯特的模式很简单：社交媒体导致了革命和叛乱。他赞同关于“推特’(twitter)革命”和“脸书’(facebook)叛乱”的广泛的意识形态讨论。这一讨论最初受到保守派博客作者安德鲁·沙利文(AndrewSullivan）的欢迎，他声称，在2009年伊朗抗议活动背景下，“革命会‘推特’(twitter)化”：“你不能再阻止别人，你不能再控制他们，他们可以绕过你现有的媒体，他们可以互相广播，他们可以前所未有地组织起来。越来越清楚的是，在过去几周内，爱哈卖迪·内甲德(Ahmadinejad)和保守派毛拉(Mullahs)被这项技术搞得措手不及，还有它是如何帮助激发反对派运动的。”(Sullivan，2009)。

卡斯特认为，“运动越能通过通信网络传递信息，公民意识越强，且公共交流领域就越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领域”(Castells,2012,237)。在这里，他假定政治信息的技术可用性、集体意识的变化和以间接成比例方式兴起的政治抗议之间存在着线性关系。但是，社会现实比这种简单的行为主义模式要复杂得多(互联网是刺激因素、批判意识和政治行动的反映)。信息可以在线而不涉及许多公民，例如，因为他们不知道信息的存在，因为信息在结构上是看不见的，因为他们对它不感兴趣，或认为它没有意义。互联网和媒体一般也可能被关闭或审查，那些管理他们的人会被监禁、遭受酷刑或被杀害，这些都不是各州为了遏制抗议运动而采取的罕见做法。卡斯特还低估了意识形态在异质社会中可能发挥的实际或潜在作用：如果权力组织设法说服大众，社会问题与它们的实际原因不同，那么批判意识的崛起就会受阻。从历史上看，意识形态主要是通过建造替罪羊来实现这一目标的，比如犹太人、黑人、移民、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他们会被指责为社会问题的罪魁祸首。即使在媒体网络上可以获得挑战意识形态的替代信息，也不能保证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公民的挑战。如果斗争不仅以物质形式呈现，而且也为替代思想而斗争，那么就有可能打破意识形态中普遍存在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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