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与原子：信息时代的政治经济学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涉及到计算机，而计算机产生的数据是一种自然的副产品。现在一切都被保存和关联起来，许多大数据公司通过从各种来源建立我们生活的亲密档案来赚钱....在互联网上维护隐私几乎是不可能的....政府乐于利用公司收集的数据——偶尔要求他们收集更多、保存更长的时间一一来监视我们。企业也乐于从政府那里购买数据。(施奈尔，2013)

认识到对互联网作为后现代自我塑造的乌托邦空间的方法的批评，例如中村对“同一性旅游”的批评(2014):45)我仍然倾向于认为，陌生化的策略为占领一个数字环境提供了关键资源，这个环境对“真实”身份的要求服务于新自由主义资本和监视国家。就像要求真实性的社交媒体服务条款一样，规范知识属性(IP)的条款—一既适用于用户自己的内容，也适用于用户占用的第三方IP一一说明了社交媒体质询策略与用户陌生策略之间的紧张关系。针对这些要求和条件，一些女权主义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活动家领导了对“真实性”(Smith and Watson, 76)和IP的挪用，这是不同的怀疑实践，可能指向“构思同一性本身的新方法”(Poletti和Rak,2014:17)。社交媒体通过互文挪用来批判和颠覆新自由主义数字领域的霸权主体形成的典型案例，包括安妮塔·萨基斯(Anita Sarkeesian)在YouTube上大量批评数字文化中的性别隐喻的作品，以及Elisa Kreisinger自称的“流行文化盗版”。他的混音作品教导和示范了合理使用。

从IP的角度来看，回到Twitter的例子，一些“病毒式”Twitter账户，如@FeministHulk、@FeministTSwift和@BrideOnAcid，说明了关键数字传播的可能性。这三家公司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如何利用Twitter的自我识别功能，这比Facebook的年龄、性别、关系和位置等固定坐标的个人资料展示形式自由得多。另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如何利用假名和独特风格的声音来构建不可思议的身份，既能立即识别，又非常奇怪。FeministHulk和FeministTSwift都恰如其分地诠释了名人品牌的“真实感”。FeministHulk是一个非常赚钱的超级男性主义漫画人物，它采用了一种文字风格—一全大写和蹩脚的英语一—既模仿了原著人物的讲话，也模仿了原著人物的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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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嘴里说着令人耳目一新的进步的话：“浩克从漫长的粉碎日中放松下来。”喝喝茶，看女权主义频率的老视频，也许用csashare做咖喱。啊!大绿色自我保健。”女权主义者(FeministHulk)也在推广自己的推特恶搞账户类型;FeministTSwift可以说是女权主义者(FeministHulk)好斗而众多的后代之一，它不是拿绿巨人的标签，而是拿女权主义的旗帜，把用户塑造成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的粉丝，然后把自己重塑成女权主义版的泰勒·斯威夫特：“快乐。”自由的。迷茫。被父权制压迫。同时。”FeministTSwift的更新几乎完全由泰勒·斯威夫特歌曲中的台词组成，用女权主义理论重写：“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我觉得工资少了22美分。

考虑到公司版权所有者为了保护他们的内容垄断而进行的无情的游说和惩罚性诉讼，更不用说他们对歌词收取的许可费，FeministTSwift对泰勒·斯威夫特歌词的广泛使用似乎特别大胆——它可能构成合理使用。但用户权利并没有阻止版权所有者向用户施压，要求他们为自己的使用付费，或者指控商标侵权;女权主义者对漫威漫画人物的使用也是如此(参见2007年Tushnet关于合理使用和性别批评)。

然而，BrideOnAcid的工作方式不同，更像是一种被称为“怪异推特”的风格(施密特，2013)。这个账号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将一个叙事情节浓缩到用户名本身，暗示着这个feed代表了一个在婚礼当天滴了酸的新娘。这个动态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女权主义的讽刺，把婚礼作为一个数十亿美元的生意和异性恋规范的机构。“为了这个大日子，我把牙齿刷白了。有点浪费，因为它们都碎了。”吸毒的前提提供了一种熟悉的异化效应装置，使婚礼当天的一切都变得非常奇怪——嗯，比本来就很奇怪的婚礼还要奇怪。(想想你在不同圈子认识的所有用户在你自己的活动动态中不可预测的对话质量吧。有没有觉得在你的动态feed中管理评论就像在婚宴上管理一个开放的麦克风?)BrideOnAcid似乎不再定期更新，但这个帐户现在的档案特征并没有使它失去作为典范主题的资格。正如Cover所说，社交媒体的存档功能让用户的同一性建构在他们缺席甚至死亡的情况下继续象征，甚至可能比线下表演更有力地维持主体性。在Facebook上，一个再熟悉不过的例子是，它会自动邀请你把一个你知道已经去世的用户加为“好友”。录音是如何发号施令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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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所有这些批判和占有性的推特主题在内容层面上取得了成就，但他们占据推特这样的企业平台的生产模式最终提供了免费劳动力，以满足公司对分析的需求，从而提高了其底线。就像非关键的内容一样。无论前端内容多么批判，后端分析只能创造出一个元数据主体，它是一个完全顺从、不抗议的新自由主义资本傀儡。批判性的用户生成内容和无意识的元数据生产之间的这种矛盾，说明了资本主义在利用对其自身形式和规范的批判性抵制方面具有弹性和强大的能力。也就是说，承认抵制社交媒体占主导地位的解释的有效性比物质更具象征意义，并不是要贬低象征本身的重要性。像前面提到的推特用户模型这样的不熟悉的演示，对于相当大的互联网受众来说，这些平台的解释是如何被回答的，不是直接的，而是相反的，不是肯定的，而是疑问的。这些示威活动批判了互联网用户同一性的意识形态基础和假设。

企业对用户“真实”身份的要求不仅是对隐私的侵犯，还限制了言论自由，并强化了一种关于真实性、“常识”、“底线”现实主义的有害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构成了白人神话和新帝国主义资本的意识形态内核。在社交媒体的解读中，哲学家托拜厄斯·范维恩(Tobias van Veen)解读了“企业感知的神秘法西斯主义”——由企业社交媒体构建和限制的话语秩序：“非公民参与社交网络的感知技术将欲望与社交网络消费主义联系在一起。”欲望指向对象和数据的不断流动(要么被喜欢，要么在回应中缺席)”(2011)。Van维恩的观点是，社交网络抹去了民族国家，从而削弱了民主参与:因为，在社交网络中，民族国家“并不存在一一也就是说，作为消费者欲望的衡量标准”，那么它的虚拟不存在使它的物质被新帝国主义资本拆除。

根据对新帝国主义全球资本中历史帝国的持续和转变的后殖民观点，对主体理论的更广泛的探究，对怀疑话语的仔细阅读，以及对互联网服务如何询问其用户的粗略阅读，一个更完整的主体形象发展起来:不只是被殖民，而是殖民者，体现和演绎了帝国主义白人至上主义者统治下被纠正的日常生活的矛盾和共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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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父权制。作为主体性被修复和重新分配的模型，主体已经占据了真实与模拟、自主性与自动化、存在与困扰、公共与私人、用户与商品、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神秘维度。主体的理论已经假定了主体的陌生化，即主体从肉体的表演性向数字表征和职业的不同体现的嬗变。在对“真实”用户身份的需求中，尽管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编码在对用户(也是他们的产品)进行质询的启示中，互联网用户仍然能够产生深刻的异化效应——数字同一性的陌生化，这提醒我们，我们所知道的主体性，无论如何，主体性始终是虚构的。MaxHeadroom的生活:新闻记者将文章的写作外包给编码机器人，但保留他们的作者署名(Dingwall and Mattar, 2013)。Facebook建议你可能认识的人，其中一些人已经去世，但保留了个人资料(Walker,2011)。数据挖掘者收集并交易互联网用户清单doppelgängers中潜在的doppelgängers，以获取利润、好处、勒索和税收减免。一股恒星风刺入《良律钢琴》的凹槽，搅动着古尔德的手指。这台机器没有停止;它被特权者和有权者的死手和活人的手操纵着;它是由逝者和生者的鬼魂喂养的。

致谢

我要感谢阿萨巴斯卡大学研究委员会为这项工作提供资金，感谢MA-IS项目的前主任RaphaelFoshay邀请本研究的一行参加2013年数字联系研讨会，感谢加拿大数字人文学会邀请本研究的另一行参加2014年国会会议，以及我以前的研究生研究助理SarahMann，感谢她提出的问题促进了这项工作，并就其进展提供了反馈。

笔记

在我2012年的那一章中，我写道，旅行者2号于1989年离开了太阳系，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虽然旅行者2号现在离太阳的距离是冥王星的两倍，但它还没有离开日球层，太阳太阳风与其他恒星的恒星风平衡的太阳系最外层的“气泡”(NASA2012)。

2关于增强现实的争论也是一个有趣的公开评议案例，而不是同行评议:鉴于其作者熟练地利用了社会和社会舆论，这个想法在博客上一出现就凭借分销能力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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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纸媒;它所需要的—一值得赞扬的是，它的支持者公开邀请的—一是更严格的同行评议和辩论。

3作为普伦斯基框架的替代方案，大卫·怀特(DavidWhite)和艾莉森·勒·科努(AlisonLe Cornu,2011)提出了一种“访客”和“居民”的类型学，既摒弃了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本地人”和“移民”的假设，又允许这些立场之间的连续运动。

4deKerckhove不是后殖民主义学者，他在我用作题词的引文中提到了对媒体帝国主义的分析:虽然他关于“殖民者永远是殖民技术的第一个受害者”的说法至少可以说是对殖民主义的严重歪曲，但它也可以更慷慨地以弗莱雷(1970/2000)的精神来解读，对弗莱雷来说，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辩证法使两者都失去了人性，但却赋予后者教育和解放被压迫者的权力(1970/2000,5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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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转型中的网络大学

鲍勃·汉克

1979年，关于与计算机化、信息学和远程信息处理相关的同一性，利奥塔指出：“自我并不重要，但没有自我是一座孤岛;每一个自我都存在于一种关系的结构中，这种结构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和流动(1984:15)。“数据库，”他继续说，“是明天的百科全书。它们超越了每个用户的能力。它们是后现代人类的‘自然’”(51)。人们很容易把过去的三十五年看作是对他的假设的预测价值的证实，即合法化的过程和表演的主导地位敲响了“教授时代的丧钟”:在传递既定知识方面，教授并不比记忆库网络更有能力，在想象新招式或新游戏方面，教授并不比跨学科团队更有能力”(53)。

继利奥塔的脚步之后，阅读(1996)描述了卓越大学如何在自由民族国家中取代文化大学对公民主体的培养。他认识到，后历史的资本主义官僚大学的现金关系正在崭露头角，计算机化正在改变写作、出版和阅读的技术背景。利奥塔关注的是科学知识在计算机化社会中的地位，而《阅读》则是当代大学脱离了“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肯定和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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