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与原子：信息时代的政治经济学

劳动力。在新自由主义统治下，证书和学分的经济价值取决于系统内部和系统之间的可转移性。

其他学者写过关于数字复制时代如何为学术交流的新实践(Borgman,2007)以及开放获取研究和奖学金(Hall,2008)提供新的可能性的文章。根据Wilson(2013)的研究，超过50%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服务器和桌面上使用开源软件。Moodle虚拟学习环境被认为是高等教育领域的“成功案例”。他认为定制开源代码是学术创造力和自由的延伸。但正如Galloway(2012)所建议的，另一个需要提出的重要问题是“开源如何塑造知识的存储和传输系统?(9)关于Web2.0之后的开放同行评议和数据共享，Accord和Harley的研究揭示了数字技术的采用和使用是如何受到学科文化的制约的(2012)。

在学术交流变得更加开放的同时，大学对其信息系统进行了标准化和集中化，导致了“分布式集中化”(Liu,2004:147)。弗兰科·贝拉尔迪(FrancoBerardi)从认知劳动的角度描述了两个相关过程。首先，是对网络内部工作的捕获。教师们经历过将行政工作下载到电脑上的情况。第二，劳动力分散到形式上自治，但实质上协调和依赖的自治部门(2009:88)。一方面，网络形式是非等级化的，强化了人人都从事认知劳动的学术独立的形象。另一方面，在网络大学的流动性中，当机构级研究绩效的数据被上层管理人员处理和使用，以管理下层的教师管理人员时，产生了一种新的依赖性。

我将以一些结论性的观察和主张来结束本文。vil约克大学的网站和组织，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叠加在金字塔形现代机构上的圆形剧场式的交流结构。约克想象中的社区并不与自己对话。2013年，一个“更好的工作场所”项目组实施了一个名为YUlink的员工内部网。这个教师门户网站可以定制主页和个性化内容。这里有一个论坛，供“与在约克工作有关”的问题提问，由员工“主题专家”回答，还有一个征求“社区反馈”的部分，用于征求规划文件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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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对话的题词。总体而言，集中式分布式网络的发展既提供了网络化的教师表演性，也提供了分层的表演性。通过新实践开放大学的离心趋势被一种向心反趋势所抵消，这种向心反趋势使教师机构分散化，强加和包含创新，从知识生产中提取和获取剩余价值。

网络大学的新颖之处在于从合理化到循环化的转变(Hanke,2009; Whitner and Nemser, 2012)。无论什么资源的合理化继续下去，以及对教师士气的压抑作用都不能被高估。与此同时，在SSHRC和CIHR的推动下，知识的产生已经与动员联系在一起。这一功能已被添加到研究和教学中，以便将研究和专业知识与政府和社区机构联系起来。约克大学被认为是知识动员单位的领导者，共同创造对项目、政策或实践具有“研究影响”的知识产品。在这些知识网络中，研究不仅要“好”，还要“有用”。很难想象，传统的或数字化的人文学科学术如何能够转化为一种“研究快照格式”，并将其传递给“决策者”。

学术环境的新鲜之处，也可以从空间和时间上加以区分。关于空间性，彼得斯和布鲁特提出了这样的提法：“后现代时代知识和教育的新空间化是以网络的软架构’为基础的，它日益定义了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实践和我们的主体性的性质”(2011:xxx)。

争论的焦点是这个网络化的学术空间在扩张和收缩时的形状。这种间隔关系到我们的研究兴趣、教学关系，以及罗纳德·巴内特(RonaldBarnett)所描述的“作为学者的空间”(2011:77)。他观察到:

随着学者们被邀请、鼓励甚至哄骗去承担更广泛的身份，这个空间正在开放，变得更加流动。它与更广阔的世界之间的界限更加松散。学者作为企业家、管理者、质量评估者、导师、推动者和课程设计师(以及其他)的角色扩展了学术存在的本体论空间。(Barnett,2011:77)

跟随这些学者，我们必须对冥想、空间和时间的相互作用有更深的认识。大学仍然遵循着时间表和日历的传统节奏。同时，网络大学融入了加速发展的科技文化。多任务处理是常态，解决难题的时间和注意力下降，辅导人数的增加意味着每个学生的时间更少，更多的学生在考试前“填空”，承认使用咖啡因、含糖能量饮料和非处方“学习药物”，如利他林、Concerta、Adderall、和Dexedrine来提高他们的精神注意力和耐力。在学术规划方面，开设了更多的全年本科课程，“精简”本科课程以减少毕业时间，并加快了研究生学习。在学术用工方面，“兼职”不再是指临时替代教师和专职教师争夺对研究时间至关重要的教学释放时间。在时间经济的制度层面上，用于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时间已经是一种有限的资源，“被加速、加速和压缩的企业时间”将这种资源变成了剥夺(Giroux，2007: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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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Meyeroff、Johnson和Braun(2011)所论证的那样，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工人的影响不仅相当于时间的短缺，而且被认为是一种“非常真实的时间危机”。面临风险的是生活的学术形式;因此，“没有对大学所产生的时代进行分析和重塑，就不可能有大学的返工”(485)。如果，超过了一定的速度门槛，加速就变成了异化，网络就是我们学术存在的“空地”(Liu,2004)，那么我们更有可能体验到与大学的精神空间和工作节奏的异化(Rosa,2010)。从系统的角度来看，长期的资金不足会产生持续的组织动荡。在安大略省，政策专家宣称整个公立大学部门是不可持续的(Clark,Moran, Skolnik,andTrick,2009)。任何被剥夺了新投入的公立大学系统都将趋向于熵化。非专业教师就业的长期趋势削弱了一些教师的能量学和智力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其他教师。由于内部功能的分化和学术分工，这种至关重要的联系对于在与战略研究重点相一致的研究领域工作并得到“研究与创新”大学副校长支持的终身教授来说更为持久。

最后，当国家转向对学生群体健康的管理时，还会出现一个新兴的生物政治维度。2011年，安大略省政府以“加强学生支持”的名义继续支持银行的学生贷款业务，推出了一个应用程序，使“忙碌的学生能够获得最新信息并检查他们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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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上的状态。”在负债累累的加拿大人中，学生贷款现在排在第三位，仅次于家庭抵押贷款和汽车贷款。从考试恐慌到金钱困境再到精神障碍，工作人员正在接受培训，“寻找行为变化的迹象;有人突然迟到或衣冠不整，或不再与人眼神交流或迟交作业”(Brown,2013)。安大略省政府培训、学院和大学部长BradDuguid并没有意识到学生贷款是不道德的(Ross,2012)，而是在2012年3月宣布，将在三年内花费2700万美元来解决校园心理健康问题。其中600万加元将用于开通一条帮助热线，该热线将为学生提供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的支持，无论他们身在何处。这样的政策治标不治本，公立大学危机的根源在于扩张主义政策，这种政策增加了“无论住在哪里”的学生的入学机会，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改革降低高等教育质量的多层教师就业制度。

换句话说，网络大学的时空关系重大。环境是双重意义上的信息:环境是由机构内部的技术和技巧塑造的，反过来，环境塑造了教师和学生的方式。网络大学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网络企业一一一个开放但有界限的话语和技术、实践和过程、文化和主体性的数字联系。学术印刷和数字文化有其行动者、利益、价值观、代理机构和网络，但大学校长、理事会和管理人员在调节环境以适应和实施新自由主义政府政策方面占据上风。虽然网络大学是一个异质的、不可代表的组合，但制度化的模式为表演性和操作性安排了环境，而这种环境对在其中工作的所有教师都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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