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与原子：信息时代的政治经济学

8 织网批判话语分析及其网络空间

莱斯利·林德巴勒

语言的能力是典型的人类能力，尽管它的无处不在意味着它有时很难理论化。为了从外部研究语言，我们永远无法超越语言，但元语言学研究帮助我们揭示了人类最可疑的特征是如何嵌入到我们最重要的适应之中的。从维特根斯坦到索绪尔，从德里达到福柯，一系列的理论基石帮助我们看待语言的构建和它在社会中的功能。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稳定的，因为我们能够用语言与他人交流，但是，通过概念化语言的关系本质一一即通过符号之间的组合和聚合关系产生意义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意义比语法安排所暗示的更难以捉摸。

语言是对自然世界的模仿，而不是对自然世界的直接参考，通过研究历史上特定术语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某些形式的叙述(不)得到认可，意义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这个简短的解构练习是为批评性话语分析(CDA)奠定基础所必需的。在CDA的基础上，我们认识到“知识[及其语言表达]不是获得对现实的准确描绘，而是在追求我们的各种目的的过程中学习如何与世界抗衡”(Barker and Galasiñski, 200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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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的使用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群体是如何在他们的追求上比其他群体更成功的，这是基于参与期望的社会结构的能力。个体话语对不断被建立、再生产和捍卫的权力结构要么有贡献，要么有抵制，即使它们被拆除、重新混合和攻击。批评性话语分析(CDA)寻找这些争论的地点，并审视当积累的权力能够在一个构建的(通常是剥削性的)真理中固定意义时所主张的坚实基础。从这些临时中心出发，分析者可以通过寻找语言“为新倡议提供立足点的分裂”来“希望超越我们的文化适应”(罗蒂引用Barker和Galasiñski,2001:20)。对于CDA研究者来说，语言具有限制和解放使用者的潜能。

从历史上看，CDA研究一直受到出版模式的限制，文本是在CDA希望挑战的剥削系统中产生的(有时是为剥削系统服务的)。万维网的出现创造了一个不断扩大的活语言语料库，它以公司和工厂工人的声音、官僚的声音、权力经纪人的声音说话，为CDA研究人员提供了比过去更经济的途径来了解每个人的声音。奇怪的是，由于各种原因，CDA应用于这个集合的速度很慢。继Rebecca Rogers等人(2005)对“批判”“话语”“分析”等术语的解释之后，我对CDA与数字世界的接触提出了质疑，并补充了Gerlinde Mautner(2005)首先提出的要求考虑数字文本的论点。最后，我指出，随着网络的权力结构开始从解放转向灌输，当代的发展已经成熟，可以从批判话语分析师那里输入信息。

话语

在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核心，我们有话语。广义地说，我们可以把话语看作是一个“交际事件”(vanDijk,2001:98)，也就是说，一种旨在分享信息或想法的互动。有了这个定义，我们就能够分析“对话互动、书面文本，以及相关的手势、面部表情、排版布局、图像和任何其他‘符码’或多媒体维度的意义”(vanDijk,2001:98)。任何一个实体使用符号或符号与另一个实体进行交流的实例，我们都可以声称一种话语形式正在发生。为了创建一个可管理的研究主题，CDA研究者识别不同层次的话语来揭示多层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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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重要的CDA学者James Gee将话语分为两派，他称之为“小d话语和大d话语”(Gee,2004:10)。小d话语是指构成交际事件的语言、符号或符号的小块。它是“句子的句法以及从句或句子之间的形式关系:顺序、首格、代词关系、主-被动语态、名词化以及其他一系列句子和序列的形式属性”(vanDijk,2001:107)。小d语篇虽有名称，但它是文本内复杂的一组关系，为理解提供了钥匙。小d语篇密切关注语言的详细结构，以及该结构在文本中的作用。由于这是语言的基础层次，没有这种类型的分析，CDA是不完整的。

Teun van Dijk开始对文本进行分析，首先关注他所谓的小d话语的“全局意义”(vanDijk,2001:102)。这是文本的语义宏观结构，也就是说，文本是关于什么的。它是文本中最容易回忆的方面，可以通过查看文本特定部分的主题句或总体印象来概述。从这里，van Dijk转向他所谓的文本的“地方意义”(van Dijk, 2001: 103)。这时，我们开始观察具体的词语选择，以便理解关于主题的明确说法。需要考虑的几个重要方面是代词的使用-文本如何构建“我们”和“他们”-以及夸张:在描述双方的方式中明显存在偏见的程度。这两个网站都揭示了自我的积极表现和他人的消极表现的程度。范Dijk还问，文本中遗漏了什么。检查主动/被动语态的案例可能会显示缺失或隐藏的代理人，词汇选择和隐喻强调两极分化，淡化排除或消除消极方面。在littled语篇的整个调查过程中，研究者将文本作为其自身的一个实体进行考察，并试图揭示隐藏在其语言结构中的秘密。

在数字世界中，小话语变得尤其成问题，因为出版平台和文本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实体。。例如，发布文本的网站决定了在多大程度上存在不适用于所研究文本的语言位。以外部广告为特色的网站的广告不仅会随着每次访问而改变，而且通常会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改变。虽然这种外部对文本的侵犯可能很容易被忽视，但其他网站的特色是用户生成的内容，包括到以前帖子的链接，个人认可的广告，以及通过推荐阅读和博客列表链接到整个文本。寻找更仔细地观察有问题的文本，我们接近超文本的挑战:作者故意在特定话语之外注入内容的语言片段。在某些情况下，作者正在做熟悉的动作，例如引用或引用直接引语，以及将观众引导到有助于理论基础的相关资源。在这种情况下，超文本可以协助解释，但不是必需的。然而，在其他情况下，作者将使用超文本链接到已在其他地方发表的话语的突出方面。如果没有超文本中包含的信息，观众就无法完全理解手边的文本。数字文本的这一独特方面证实，虽然小d话语很重要，但分析人员也必须考察语境。这就把我们带到了Gee所说的“大D”话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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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D话语将话语置于它无数的关系之中。它不仅考虑说了什么和怎么说，还评估谁在和谁说话，话语发生的时间，以及目的。大D话语认为，任何文本“都需要一个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经济的、哲学的、逻辑的或神经学的方法，这取决于一个人想知道什么”(van Dijk, 2001: 97)。Van Dijk的全局和局部区分也有助于确定大D话语的参数。

大D话语的全球语境将文本置于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位置。当我们研究话语的全球语境时，我们是在识别发送者和接收者都认为理所当然的情况，这些情况不一定在文本中被提及。有了上下文，语言使用者就可以选择相关的信息，并省略多余或不适用的细节。这不仅仅是将文本置于其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和哲学背景中。当我们确定了全球语境，并开始揭示文本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在更大社会中的位置时，我们就可以开始进入当地语境，参与者的心理模式开始在其中发挥作用。

本地语境考虑的是相互作用的情境。这种交流在哪里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文本本身是命令、论点、请求还是行动(比如一项立法)?谁在参与，每个人在与话题和彼此的关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参与者有什么知识、意图、目标、规范和信仰?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文本的构建、传递和接收方式，从而告知含义。例如，Gee讨论了“猫坏了”(2004:21)这个句子的例子，以演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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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指“猫”可以根据上下文有多种含义。在这种情况下，具体的语境意义是一只猫的雕像。

这种地方层面的语境是批判话语分析的关键，因为这是代理和霸权问题产生的地方——“批判”一词的两个核心关注点。VanDijk认为，话语与社会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因此必须通过参与者的心理模型绕行。这些模式包含社会地位同一性的标记，包括思维和感觉方式、信仰和与特定社会群体的团结、行为和互动方式，以及影响接受者如何理解相关内容的价值体系(van Dijk,2001年)。Gee说，

人们如何说(或写)事物(即形式)有助于构成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即功能)。反过来，他们所说(或所写)的东西有助于构成他们在给定的时间和地点，在给定的一套社会实践中是谁(即，他们的社会地位的身份)。最后，在给定的时间和地点，在给定的一套社会实践中，他们是谁，每时每刻都在生产和再生产我们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制度世界。(Gee,2004: 48)

这种观察是理解语篇的关键。虽然从表面上看，任何一种语言，用它自己的术语来说，在语言学上都是和其他语言一样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开始明白，选择白话会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每次我们通过话语主张某种同一性时，我们都在重新制定社会规范，这些规范为我们所期望的同一性提供了蓝图。通过这种方式，“话语在反映和构建社会世界之间来回移动……并且不能被认为是中立的”(Rogers etal., 2005: 369)。

在传统文本中，多种层次的编辑，包括他人的帮助，被用来帮助我们确保我们正确地协商语言，以达到预期的结果。即使在口头陈述中，我们也会仔细考虑我们的听众，以便采用适当的话语，包括着装和面部表情。如果我们被录音，这种关心和关注会更加复杂。然而，当我们准备在数字世界中呈现自己时，我们遇到了迈克尔·韦施所谓的“语境崩溃”(2009:22)的迷失感。多层次的访问意味着我们并不总是确定谁会成为我们观众的一部分。我们必须选择一种合适的话语，将自己呈现给“一般化的一般化的他者”(24)——一种适用于所有可能语境的话语。进一步说，这种话语是直接的，因为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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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不经过编辑的调解，出版的速度和便捷性意味着我们有时能够绕过我们自己的一些内部编辑，公开充满情感或不符合性格的话语。一方面，语境崩溃的问题使得CDA研究者难以区分全局语境和局部语境，也难以解释可能与理解相关的心理模型。另一方面，它可以提供对说话者或作者的更亲密的看法，这是CDA在口头情境(如课堂研究)中所强调的观点。

我们可以看到，CDA不仅仅关注文本的语法结构和词汇选择，也不局限于话语所说的和来自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语境。CDA研究还考察了个体为了产生、维持或制定同一性而理解、适当和重用话语的方式。

分析

在如此广泛的范围内，话语分析要求实践者仔细考虑上下文的各个方面，包括本地和全球的，这些方面与对所讨论的交际事件的检查有关。这被称为“框架问题”(Gee,2004:32)，是CDA的主要批评点之一。没有明确的上下文理论，为了反驳那些从数据中挖掘支持其论点的例子的指责，CDA研究人员必须明确他们的分析框架以及他们对数据选择的理由。另一位CDA领域的杰出学者诺曼·费尔克劳(Norman Fairclough, 1995)开发了一种更全面的分析框架。他的方法首先立足于文本分析，然后是互动或话语实践，最后是社会或社会文化实践(Sheyholislami, 2001)。

在这种方法中，第一层次的分析是文本的;也就是说，我们看的是小d语篇，从中我们收集语言证据，帮助我们构建语境框架。这种语言学证据包括正在讨论的想法，作者和读者同一性的构建，以及这种关系的构建方式。这些因素有助于理解第二个层面，即互动层面，这一层面更具解释性。与vanDijk对心理模型的讨论类似，费尔克劳将互动定位为文本与社会之间的动态空间(Sheyholislami,2001)。这询问参与者如何接收和解释文本，并随后复制或转换这些文本。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可以开始分析互文性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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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文本如何挪用“其他文本的片段，这些片段可能被明确划分或合并，文本可能被同化、矛盾、讽刺地呼应，等等”(Sheyholislami,2001:8)。

通过直接引用或话语的镜像惯例，相互作用的元素被嵌入文本中提供语言属性，将分析指向社会层面上可行的框架。最后，在社会层面，使用多学科方法来探索特定话语中存在的复杂权力结构。费尔克劳查看媒体类型并评估访问。在传统媒体中，往往存在强势群体的过度代表，导致很多声音被忽视。考虑媒体语境中的政治，揭示了与国家、精英阶层、大公司或其他既得利益的关系。文化方面分析社会价值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规范。最后，“一个制度的经济学是其实践和文本的重要决定因素”(费尔克劳在Sheyholislami中引用，2001:10)，内容选择和对经济利益的偏见是明显的后果。

所有这些层次的分析意味着CDA研究者不仅要考虑文本的选择，而且必须捍卫建立上下文的各种意义框架。框架问题可能是CDA研究人员与互联网接触缓慢的一个原因：“选择什么应该进入语料库的原则标准需要发展和应用”(莫特纳，2005:815)，但“没有明确的语境理论”(vanDijk,2001:108)。事实上，基于网络的话语甚至会删除之前在数据选择中使用过的语料库标记。在传统的媒体形式中，“文本之间的分界线很容易画出来，为语料库的编制提供了明确的指导。相比之下，大多数超文本都是‘无边界的’，不仅在开头和结尾方面，而且通过可点击的链接，在两侧’也是如此”(莫特纳，2005:819)。此外，正如在大D话语的讨论中提到的那样，语境崩溃的问题使得对互联网话语的交互性甚至社会性层面的评估变得有问题。正如Gee所说，个人的社会定位身份对CDA研究人员来说非常重要，除非我们将网络视为一个自己的世界，而不是我们模拟存在的反映(这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否则“给定的时间和地点”和“给定的社会实践”(Gee,2004:48)构成数字话语的框架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

考虑到数字世界中的框架问题也暗示了CDA中更深层次的张力。作为研究人员必须仔细考虑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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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水平，建议基于网络的研究人员冻结内容，以保持对其研究主题的把握。这一过程否定了知识的突现性，并消除了作者的代理，因为研究者将文本从不稳定的形式移动到固定的形式，以便用于可验证性的测试。这些分析实践鼓励研究人员对文本和作者行使权力，这一立场与CDA的总体立场不一致:批判性观点。

批判视角

当CDA冻结内容时，它展示了语言选择产生权威结构的方式。关注权力和权威的结构是CDA区别于其他形式的语言分析的地方。正如范Dijk所指出的，“与许多其他学术不同，CDA并不否认，而是明确地定义和捍卫自己的社会政治立场。也就是说，CDA是有偏见的——并以此为荣”(vanDijk,2001:96)。CDA对简单地描述文本的语言方面不感兴趣;它寻求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解释它们。此外，它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保持一致，并将分析定位于揭示不平等的条件。批判理论本身并不是一种统一的方法，但一条共同的线索是它对权力和正义的总体关注。在这一保护伞下，批判理论在对权力的批判方法上表现出极大的多样性。考虑到种族、新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和酷儿理论等，批判理论家试图识别权力所假定的多种形式：“意识形态的、物理的、语言的、物质的、心理的、[和]文化的”(Rogers et al.，2005: 368)。通过解构或将权力结构问题化，批判理论家能够论证事实不是中立的，而是在既定的等级制度中培养出来的，并为之服务。跨越大多数批判理论方法的一个特征是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内化霸权(internalizedhegemony)概念，即被压迫群体通过强制和同意的过程有意接受其征服的倾向。

对网络世界当前趋势的探索需要CDA学者的投入，以保持互联网“大大减少对CDA人士的偏见”（莫特纳，2005:816)。2005年，莫特纳描述了在线进行CDA的困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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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在传统媒体中组织和审查内容的“看门人”，研究人员有责任确定搜索引擎摆在他或她面前的数据的性质，并选择那些对回答特定研究问题有用的来源。(莫特纳，2005:817)

虽然框架问题在网络上变得更加成问题，但从批判的角度来看，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可访问性意味着迄今为止难以或不可能在话语分析中包含的所有声音都可以在“真实数据的巨大存储库”中访问(莫纳，2005:809)。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如EliPariser(2011)在2011年TED演讲中所说，互联网已经失去了一些公正的味道。他说：“信息在网上流动的方式发生了这种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看不见的。”他指出，b谷歌、Facebook、雅虎、赫芬顿邮报、纽约时报等大型服务提供商对网络的个性化程度越来越高。几乎在与莫纳的对话中，Pariser概述了如何

在广播社会中，有这些守门人，编辑，他们控制着信息的流动。后来，互联网出现了，它把这些人扫地出门，让我们所有人都能联系在一起，这真是太棒了。但这并不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所看到的是火炬从人类看门人传递给算法看门人………他们没有编辑所拥有的那种内在的道德规范。(Pariser出版社，2011:n.p.)

使用可以在CDA论文中找到的数据框架，即地理来源、出版时间和访问方式(如果您没有登录搜索引擎帐户)，以及作者、性别、年龄、以及详细的消费模式(如果你登录了你的搜索引擎账户)—一搜索引擎现在会对任何查询产生定制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很难观看或消费那些不是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东西”（《Pariser》2011年引用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的话:n.p.)。当然，批判性分析师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由谁量身定制的?”使用Pariser描述的搜索过滤器，个人“实际上看不到他们搜索的内容被编辑掉了”(Pariser,2011:n.p.)。这使得权力系统可以根据不受公开审查的算法来确定对基于网络的话语的访问。如果“互联网正在向我们展示它认为我们想看到的东西”(Pariser，2011:n.p.，我的重点)，那么继续剥削模式的潜力就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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