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与原子：信息时代的政治经济学

在简单的算术命题中，戴森将逻辑联系到防火墙准确过滤安全风险的能力：“对于任何复杂到足以包含简单算术的系统，任何允许任何新事物的防火墙都无法将所有危险排除在外。”他认为，问题在于，这种泛光审查过滤并抑制了积极和消极的想法和潜在的行动：

如果不进行尝试，就永远不可能系统地区分真正危险的想法和看起来可疑的好想法。任何被授予(或假定)绝对权力来保护自己不受危险思想影响的正式制度，必然也会对原创和创造性思想产生抵触。而且，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说，这都将是我们的损失。这是安全国家理想的致命缺陷。(戴森，2013)

在日常生活和参与市场的领域中，我们作为在线消费者的活动受到监控的程度和种类具有包络的规模和不可思议的粒度。b谷歌和Facebook的资金来源包括在其网页上投放广告，以及出售从用户那里收集的信息。例如，b谷歌最近收购的“创业公司行为学将很快赋予它一天24小时跟踪你的位置的能力，并预测你将在哪里，谁将在那里与你见面一一几个小时，几天，甚至几个星期”(爱泼斯坦.2013年5月10日)。谷歌在开发其在线地图功能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

今天，b谷歌的地图包括了地球上每个国家的街道，而街景目前已经收集了其中四分之一国家的图像。固定用户总数:10亿人，约占全球上网人口的一半。谷歌地图是一百万个不同网站的基础，使其地图api成为互联网上使用最多的此类接口之一。在这一点上，b谷歌地图本质上是蒂姆·奥莱利预测地图将成为的:信息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比政府拥有的更完整，在许多方面更准确的资源。(Fisher,2013年12月11日)

整整20%的谷歌搜索涉及与位置相关的问题，导致其映射功能作为结果的一部分出现。在一篇名为“b谷歌的全球统治计划”的文章中，亚当·费舍尔指出：“互联网的土地掠夺，……可以简化为三个关键概念领域的三场关键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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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出现的是b谷歌优越的搜索算法。谁是下一个，Facebook是胜利者。但在哪里，可以说是最大的奖品，还没有完全赢得”(2013)。随着移动设备在全球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增加，以及可穿戴计算的积极发展，GPS定位将很快使网格上每个人的物理位置和运动易于彻底跟踪。

在《代码:2.0版》(他的《网络空间的代码和其他法则》[1999]的第二版，经过多次修订)中，劳伦斯莱西格回忆了20世纪90年代万维网早期推动者的乌托邦和自由主义乐观主义：

这个空间(即网络空间)似乎承诺了一种真实空间永远不会允许的社会——没有无政府状态的自由，没有政府的控制，没有权力的共识....对网络空间的主张不仅仅是政府不会监管网络空间——而是政府无法监管网络空间。从本质上讲，网络空间不可避免地是自由的。政府可以威胁，但行为无法控制;法律可以通过，但不会产生实际效果。要建立什么样的政府是没有选择的—一没有人能统治。(2006: 2-3)

到2005年，互联网与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Siva Vaidhyanathan所观察到的那样，“虽然曾经很明显也很容易宣布一个网络社会’的兴起，在这个社会中，个人将重新调整自己，赋予自己权力，并破坏传统的社会和文化控制方法，很明显网络数字通信不需要服务于这样的解放目的”(引用于莱西格，2006:5)。

到本文撰写之时(2014年初)，很明显，考虑到上述安全、监管和商业利益，我们将在2014年及之后的几年里看到网络空间格局的重大变化。Lessig在1999年和2006年再次强调的论点是，互联网不仅是可监管的，而且从其原始的、固有的扁平化、多节点和分布式架构(见Hui,2010:5-7)来看，它受到一种控制，这种控制似乎不仅不可想象，而且本质上是不可能的。现代性中官僚化的进程，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合理化的奇迹和恐怖，本可以教会我们其他的东西(一方面想想医疗体系和平均寿命的延长，另一方面想想不可调和的种族灭绝)。现在，莱西格的论点呼吁所有这些都要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和反击他们希望看到一个自由、开放和负责任的互联网实现创造性和建设性利益的强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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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的自由不会来自国家的缺席。那里的自由和任何地方一样，将来自某种国家。我们要建立一个自由得以繁荣的世界，不是通过从社会中消除任何自觉的控制，而是通过将社会置于一个特定的自觉控制得以存在的地方。我们像我们的开国元勋那样，把社会建立在某种宪法之上，以此来建立自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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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论文本身之前，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关于“同一性”和“代理”的主题，这些主题与我们所说的数字文化的“联系”有关。伯纳德·斯蒂格勒呼吁在紧密相连的全球化和数字化现象的背景下复兴启蒙运动，这是一个有益的提醒，既提醒我们现代性尚未完成的工程，也提醒我们现代性19世纪和20世纪技术和官僚历史的阴暗面，以及伴随新出现的数字时代的普遍影响而来的紧密交织的挑战和机遇。“未完成的现代性工程”一词引用了哈贝马斯在其《现代性哲学论述》(1987)中所做的代表性分析工作。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已经提到的《启蒙辩证法》(1947年首次出版)相呼应，哈贝马斯将他的法兰克福学派起源和他所谓的“晚期现代”(而不是后现代)交往行为的主体间性理论模型用于分析20世纪后期围绕后现代的辩论。他认为，宣布“后现代性”为时过早;现代性的工程，更确切地说，仍然是“未完成的”。哈贝马斯将康德所阐述的启蒙价值观和原则的理解视为决定性的。例如，在他1784年的一篇类似宣言的文章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什么是启蒙？”康德将个人自由、尊严和责任置于现代性的核心地位：

启蒙运动是人类从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中退出。不成熟是在没有他人指导的情况下，无法运用自己的理解力。这种无能是自己造成的，如果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解，而在于缺乏在没有他人指导的情况下运用理解的决心和勇气的话。萨佩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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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e!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解力!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座右铭。(康德，1784:58)

康德理解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的自主性原则，是绝对地建立在定言令式的先验基础之上的。开明的个人的尊严和崇高的同一性存在于其自我授权的机构中，它自己选择个人要服从的法律。正如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中所说：“意志的自主性是意志的属性，通过它，意志本身就是一种法则(独立于意志对象的任何属性)”(康德，1785:4:4040)。

哈贝马斯认为，随着个人从过去的传统和制度的权威中获得自由，自由个性也从继承的世界观的社会和文化土壤中被连根拔起，无论是神学的还是形而上学的。哈贝马斯和黑格尔以及后来对康德的接受一样，注意到康德在如此强调自由的作用的同时，加深和加剧了现代思想的二元论特征，这种二元论在笛卡尔的主体和客体的对立中表现得很明显(即认知和外延)。康德的批判认识论使认识的主体从客观的自在之物世界中解脱出来。在他的三大批判中，他区分了科学、道德和艺术的知识领域—一思想、行动和判断—一在个人和社会层面上，这种方式给任何理解现代同一性和道德行为的人带来了困难。哈贝马斯根据黑格尔对康德二元论和知识、行动和判断领域分离的批判来定义自己的立场，并与黑格尔自己的认识理论的要素保持一致(哈贝马斯声称黑格尔尚未利用这些要素)，他主张主体间性和社会性，而不是个体和先验，建构同一性。MaurizioPasserinD'entruves在介绍哈贝马斯的《现代性哲学论述》的接受情况时，将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后现代批判的分析置于如下位置：

哈贝马斯(在《现代性哲学论述》中)开始捍卫现代性未实现的规范性潜力，反对将现代性描述为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认为它已经耗尽了启蒙运动时期哲学导师的承诺和计划。这种辩护是基于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和交往理性在他早期的两卷本著作中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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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行为理论。在那部著作中，哈贝马斯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社会和文化现代化理论，能够解释现代性的成就和病态。对这一努力至关重要的是范式的转变，从意识哲学到语言哲学，从主体中心到理性和合理性的交际概念。(Passerin D'entrentreves, 1997: 1)

D'entrires认为，哈贝马斯在转向交往理性的主体间模型时，采取了介于康德和黑格尔意识哲学之间的立场，植根于个人自决的自主性，以及将同一性视为纯粹社会建构的后现代论点。哈贝马斯将后者理解为一种修辞而非完全理性的同一性模式，这与他自己的交际行为模式截然不同，交际行为模式受交际理性而非修辞说服的支配。

在哈贝马斯等修正现代主义者之后，人们可以为主体间同一性和代理的不同基础概念而争论。或者，在利奥塔、福柯、德里达和iek等后现代主义者之后，人们可以在所有试图客观地建立自主主体性和社会实践的固有缺陷的批判性分析模式中寻求一致性。在这两种情况下，二十一世纪社会环境新发展的数字虚拟化和媒体化加剧了启蒙运动社会自我理解传统中固有的持续问题。斯蒂格勒呼吁重振启蒙价值观，以适应数字化的模糊药理效应，认识到现代性的日益深化的挑战，以及它与自然、社会、以及全球化的当代社会的精神环境。

因此，数字化的药理学二价性伴随着现代性项目固有的同一性和代理问题的两极分化，这些两极分化在数字技术之前就存在，但由于它加剧了困扰现代哲学和科学世界观的固有的主体/客体二元论，而加深了这种两极分化。一方面，作为数字技术的创造者，我们通过指数技术转型的创造性和破坏性力量，积极塑造我们的集体和个人身份。另一方面，我们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侵入范围日益无处不在，正在改变人类在社会内部以及社会与明显被破坏的自然之间的同一性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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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换句话说，《数字联系:同一性、代理和政治参与》既涉及人类同一性和自决的问题，也涉及我们技术饱和的人类环境中日益增长的力量、能量、智慧和创造力。在本书中，我们使用了术语“数字联系”来表示技术的融合以及媒体和互联网的技术基础设施，技术作家凯文凯利认为有必要创造一个新的术语来表示技术领域的变革本质。在《科技需要什么》一书中，凯利解释道：

我不喜欢发明别人不使用的词语，但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已知的替代方法都无法传达所需的范围。因此，我有点不情愿地创造了一个词来指代我们周围震动的更大的、全球性的、大规模互联的技术系统。我称它为“技术元素”。技术元素超越了闪亮的硬件，包括文化、艺术、社会制度和所有类型的智力创造。它还包括软件、法律和哲学概念等无形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它包括我们发明的生成冲动，以鼓励更多的工具制造，更多的技术发明和更多的自我增强的联系。(2010:11-12)

随着从工业技术到信息技术的“计算转向”，凯利看到了我们参与技术的范围和性质的重大变化：

当我们通过几代人的技术进化来提炼这些东西时，它失去了很多硬度。我们开始看穿技术作为物质的伪装，开始把它主要看作是行动。虽然它居住在一个身体里，但它的心是更柔软的东西。1949年，第一台实用计算机背后的聪明天才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Neumann)意识到计算机教给我们的技术知识:“在不久的将来和更远的将来，技术将越来越多地从强度、实体和能量问题转向结构、组织、信息和控制问题。”技术不再是名词，它正在变成一种力量——一种推动我们前进或反对我们的重要精神。它不再是一件东西，而是一个动词。(41)

因此，我们创造的技术环境越来越多地创造了我们，获得了一种动力和一种代理，凯利认为这提出了新的问题。凯利所说的技术元素，在这本书中，我们称之为数字联系，因此是一种新的人类行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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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性，重新划定了社会与自然世界、人类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界限。“现代性未完成的工程”已经交付——并且交付——现代性的螺丝钉的一个意想不到的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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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中的文章根据其主要关注的问题，在理论、文化和政治的范畴下呈现。主要的关注绝不是排他性的:当理解为有意识地隐含和相互作用时，这些组织类别是有用的。鉴于近几十年来文化理论对政治含义和产生的问题的强烈强调，在第二部分“数字文化”的文章中，存在着明显的政治关注，尽管它们主要关注文化评论和分析。作品集的标题《数字联系:同一性、代理和政治参与》所关注的领域，讲述了数字媒体的融合，以数字化的方式，以其多媒体的性质，改变了同一性表达和行动的整体环境。数字化的这种转型效应具有智力和理论意义。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Eisenstein)在她对印刷机的发明对现代性产生的推动作用的经典研究中，阐明了一项至关重要的技术是如何使社会、政治和智力力量融合在一起的：

人们不能将印刷仅仅视为复杂因果关系中众多因素中的一个，因为通信的转变改变了因果关系本身的性质。它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因为它对普遍存在的连续性和变化模式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智力和精神生活，远没有保持原状，被十五世纪欧洲复制书籍的新工具的倍增深刻地改变了....印刷术为文字原教旨主义和现代科学奠定了基础。对于人文学术来说，它仍然不可或缺。它仍然对我们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负有责任。(1979:703-4)

正如爱森斯坦所阐明的那样，“交流的转变改变了因果关系本身的本质。”这是本文集试图强调的前提。出版媒介的根本性变化对社会环境具有变革性影响，因为它们创造了新的出版条件和手段表达思想与交流，社会聚集与互动，政治争论与参与。

18导言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在第一节“理论”中，著名的技术哲学家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在《有问题的互联网》(the Internet In Question)一书中，以一种平衡的方式对网络的整体含义进行了详细分析。芬伯格一直是互联网研究的先驱，他对技术与社会关系的长期思考为读者提供了对网络乌托邦和反乌托邦极端的公正裁决。在第二章“信息时代的涌现意义”(Emergent Meaning In theInformation Age)中，伊恩·安格斯(Ian Angus)将他长期以来对传播本质的研究带到了胡塞尔式现象学的解读上，即数字媒体如何改变了我们对作为社区基本条件的语言的理解。在第三章“负责任的机器:人工自主代理的机遇和挑战”中，技术哲学家大卫·i·冈克尔(DavidJ.Gunkel)探讨了数字化软件和硬件的伦理含义。数字编码的一个显着因素是它具有新一层认知技术复杂性的能力:从自己的过程中学习并根据生成的数据进行调整的能力。能够充当“自主代理”的机器意味着什么?如果它们能够对自身和环境做出反应，能够根据反馈做出调整，那么这种反应是不是一种责任，如果是这样，它们是否也享有与人类社会中负责任的角色相关的权利?克尔提出了一些关于数字代理的权利和责任的伦理性质的必要和挑衅的问题。在第四章中，计算机系统专家Daryl坎贝尔询问了开源软件运动的哲学含义。他的文章是整卷书所要解决的问题的一个具体实例:数字化对通信和协调行动的形式(如软件编程的发明和阐述)有什么影响顺序?坎贝尔在评价这一运动的主要特征时，将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的思想引入“事件”的本质。

第二部分探讨了数字文化中的代表性问题。在第五章，“Hacktivist (Pre)Occupations:自我监视、参与和公共空间， 99CarolynGuertin是数字叙事的先驱专家，她对最近的跨界反思性艺术项目进行了启发性的概述，这些项目对无处不在的监控进行了批判性的评论，这种监控已经成为数字监控公共、商业和企业空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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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六章，“主体的机构和解释，双重自我和间隔自我，”马克·麦卡琴(MarkMcCutcheon)探讨了数字媒体对其用户进行质询的方式，呼吁后殖民理论来阐明由于数字媒体的普遍存在和参与而产生的主体性殖民化所产生的矛盾主体性或质疑的混合形式。在第七章“转型中的网络大学”中，鲍勃·汉克以约克大学(加拿大)为例研究了数字网络对大学的影响，以及数字化在学术生活中产生的制度性紧张关系。网络作为一种出版媒介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它促进了写作的集约化，这是它使出版和辩论成为可能的结果。在第八章“编织网络”中:莱斯利·林德巴勒(LeslieLindballe)探讨了批评话语分析与书面语言受到影响的方式的相关性，无论是公开的还是微妙的方式，都是通过互联网多媒体网络环境中被称为博客圈的语言重构。在第九章中，在暗示性的“paramortal，还是与互动的数字死者共舞”中，已故罗马人Onufrijchuk认为，当前流行文化对亡灵半衰期的关注是一种模糊的虚拟超越的症状，这种超越是由我们每个人都在创造的丰富的多媒体数据流提供的，我们将把它留在我们身后，在我们的“尾迹”中(正如Onufrijchuk教授自己在他最近去世时所做的那样，永恒的记忆)。

互联网的互动性、多媒体和即时性使社会集会、知识传播和政治参与的新形式成为可能。从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到维基解密(Wikileaks)，再到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泄密事件，数字环境明显改变了政治同一性和机构的动态，既赋予了权力，也削弱了权力。在第三部分“数字政治”中，PeterJ.Smith(第十章，“比较视角下国家监控的兴起”)和Karen Wall和Lorna Stefanick(第十一章，“数字时代的民主和同一性”)探讨了在政治和一般公共领域中前所未有的监控类型和水平。数字化监控的范围，无论是政治的、商业的还是军事的，都完全重新定义了以前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提出了深刻的法律和政治挑战和复杂性。Josipa G. petruniki(第十二章，“数字民主赤字:加拿大政党领导竞选中的数字投票分析”)对数字投票技术的复杂性和困境进行了细致的案例研究，而Maria Bakardjieva(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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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在媒体城’中导航:数字媒体和民主参与的新兴实践”)和Sharone Daniel(第14章，“Facebook群组中集体行动框架的构建”)研究了社交媒体促成的社会和政治行动与合作的新形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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