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与原子：信息时代的政治经济学

司法部长的议会秘书Kerry-Lynne D. Findlay指出，C-30号法案:

将允许加拿大批准欧洲委员会关于网络犯罪的公约。为了使加拿大批准国际条约，它必须首先使其法律符合该文书的要求。(2012年2月28日)

该法案将迫使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安装可以记录其用户互联网活动的设备，并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将用户信息移交给LEA，从而使其成为国家监控机构的一部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还需要提供对LEA的后门访问，允许远程实时访问用户的活动。政府还可以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安装执行其监视功能所需的任何设备，从而模仿国家安全局棱镜监视计划的特点。此外，第487.0195条允许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自愿向LEA提供电子邮件内容和用户的浏览习惯。简而言之，联系方式和内容之间的区别被取消了。这在法案的第33条中尤为明显，用奥威尔的话说，该条款允许部长任命一名“检查员”，该检查员可以访问任何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并获取检查员(渥太华)想要的任何信息。正如一位记者所说，“我们还不如在家里放一个网络摄像头，给部长一个实时视频的链接”(Kline,2012)。最后，立法规定保存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数据，国内违法21天，违反外国法律90天，大大少于之前讨论的国家，但考虑到政府随时获取和复制信息的能力，保存(数据保留)的要求可能是多余的。

在对该法案的预期中，民间社会组织和隐私专家反对大规模在线监控(Letter,2011年8月)，以及安大略省信息和隐私专员(Cavoukian,2011年10月)，批评之声一直在增加。笨手笨脚的公共安全部长维克·托伊斯(VicToews)是负责这项立法的部长，当他告诉一位反对党议员他可以“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站在儿童色情制作者这边”时，引发了强烈的批评。互联网和大众媒体充斥着批评(哈里森和罗德里格斯，2012)。数千名加拿大人在网上签署了请愿书，两名保守党国会议员公开批评了该法案。一项民意调查的结果可能注定了这项立法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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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加拿大人反对这项立法，其中最强烈的反对来自保守党的堡垒艾伯塔省(Grenier,2012)。该立法从未通过一读。2013年2月，司法部长RobNicholson终止了这项立法，称政府“听取了加拿大人对此的担忧”(Payton,2013)。这件事，似乎就此告一段落。然而，在2013年底，C-30法案的重要方面再次出现，附属于打击网络欺凌和保护儿童的新立法:C-13法案。这些方面包括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向联邦政府公布其拥有的元数据，以及授予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电信公司披露其拥有的加拿大人个人数据的豁免权。在撰写本文时，该法案被证明是极具争议的，尚未在议会获得通过。

结论

这篇文章只关注了四个国家，但很明显，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一个全球趋势。在对国家监控的年度回顾中，电子前沿基金会(ElectronicFrontier Foundation)做出了以下观察:

世界各地的美国都在要求越来越多的私人数据，并且得到了....现在，一些法律和提案赋予了许多州未经授权的窥探权力和几乎无限的数据收集能力。(罗德里格斯，2012)

总而言之，各州正在以有针对性和大规模的方式扩大对其人口的监控能力。

在美国，Balkin和Levinson持悲观态度，认为“完全阻止”向国家监视国家的转变“是不可能的”(2006:526)。相反，他们认为，问题在于: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监视国家?个人隐私和公民自由面临的风险能否得到缓解?问责制和透明度的措施能否防止政府行政部门权力增加所带来的危险？

人们可以说，在一个危险和威胁可能实际存在的世界里，国家需要收集信息。此外，国家需要与其他国家协同行动，以对抗这些危险和威胁。监视本身并不一定是坏事。根据Wood和Ball的说法，“监视并不是邪恶势力策划的邪恶阴谋。许多监视背后都有好的意图，或者至少是中立的意图:对安全、福利、健康、效率、速度和安全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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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因此，当越来越多的日常活动被视为风险时，危险就来了，因此“以前特殊的安全变得正常”(Wood and Ball, 2006,4)。随着监视的正常化，从将某些人视为风险的目标转变为将整个社会视为风险的来源。

阿甘本本人预见到，从对某些人的“有针对性”或有选择地监视到对整个人口的“无针对性”监视的可能性。阿甘本(2005)在解释他在2004年拒绝去美国演讲，因为这意味着他必须放弃他的生物识别信息时，认为在他的情况下，这类似于纳粹在“被占领的国家使用照片来定位和记录犹太人，从而促进他们的驱逐。”这是针对某一部分人口的一个例子。阿甘本随后提出的问题是：“当一个专制政权利用整个人口的生物特征记录时，会发生什么？”然后他指出，事实上，欧洲国家正准备从对移民的选择性生物识别监管转变为“对所有公民”的强制监管。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国家与公民的正常关系”将是一种“普遍怀疑”(阿甘本,2005)。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国家有权最终决定什么是“有效的”监视，什么不是。

正是这种将整个人口视为潜在威胁的飞跃，以及收集和存储有关人口数据的愿望，在国家政策和行动中变得越来越明显。很明显，这就是美国的情况，尽管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政府也表达了类似的意图。一个有希望的迹象是，随着9/11事件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公民越来越意识到政府正在做或试图做的事情的范围，各州将越来越难以巩固基于恐怖的永久紧急状态，而这种状态在控制人口方面非常有用。人们可以看到一些抵制的迹象。2013年7月，美国首次对政府的国内间谍基础设施提出严重的立法挑战，即一项旨在为秘密收集美国人电话记录提供资金的法案，以217票对205票的微弱优势被否决。在此之前，这样的法案是不可能在国会进行投票的。在其他地方，国民身份证被证明太不受欢迎，英国政府无法维持，最终被废除。后来，当它确实引入了与布莱尔政府大致相同的立法时，保守党领导的联合政府遇到了一群冷静的(如果不是敌意的话)听众。在这里，少数派政府很重要，因为他们可以阻止侵入性监控措施的进展。例如，在加拿大，一系列少数派政府推迟了监控立法的推进。那时的保守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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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多数席位后，恐怖和犯罪的威胁和风险不再对公众舆论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甚至儿童色情的幽灵也无法说服他们，冒着隐私和公民自由的风险是值得的。

在这个时候，加拿大也已经形成了组织和利用互联网作为抵抗手段的历史。围绕新版权法的旷日持久的斗争表明，加拿大人对数字问题、互联网和隐私的关注。他们确实表达了自己的意见。面对大多数加拿大人的反对，尤其是他们在阿尔伯塔省更为自由主义、反大政府的大本营，保守党不得不退却。

然而，现在就认为加拿大或英国的保守党和澳大利亚的工党已经放弃推进扩大国家监控还为时过早。如果从C-13号法案来看，加拿大的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如果阿甘本是正确的一一异常状态已经正常化一—那么这就是我们应该期待的。监控技术的力量可能太过诱人，无法放任不管，国际压力也太过强大，无法抗拒。另一场关于安全的道德恐慌，可能会为通过一度不可想象的巩固监控国家的立法提供机会。即使事实并非如此，各州也已经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在监控问题上回避法律的意愿。在立法上，而不是大规模的措施，政府可能会试图通过行政法规来推进，通过将立法分成单独的部分，以长远的目标，或者通过大规模的综合立法，在其他有争议的措施中迷失了监视措施。显然，对于那些珍视隐私、公民自由和民主的人来说，警惕将是他们的代名词。

注意事项

例如，NSA的另一个项目X-Keyscore(棱镜计划的补充)允许官员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搜索元数据和普通用户在网络上的几乎所有行为的内容，包括检查他或她访问的所有网站的内容、发送和接收的电子邮件以及浏览器搜索。这些搜索可以实时进行。NSA还收集了数百万德国人的电话、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和聊天记录的大量元数据(Poitras等人，2013年a)，不加选择地窃听和存储数百万巴西人的电子邮件(格林沃尔德，2013年b)。并对欧洲机构和外交官进行电子监视(Poitras等人，2013年b)。“元数据”是电话或互联网通信的“信封”。对于电话来说，这可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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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时长、通话号码以及通话时间。对于一封电子邮件，它会包括发件人、收件人、时间，但不包括主题或内容。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可以包括位置信息”(格林沃尔德2013c)。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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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数字时代的民主与同一性

Lorna Stefanick和Karen Wall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速度简直令人震惊。东西方政治集团之间的整齐划分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轰然倒塌，全球一体化和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崛起正在重新配置全球经济关系。然而，与信息通信技术(信息通信技术)对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相比，这些巨大的变化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特别是，信息通信技术极大地改变了商业的性质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具体而言，信息通信技术通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留下的数字足迹，将我们的消费者身份注入市场机器和安全状态。与此同时，在以市场和安全为导向的国家中，公民越来越无法配置自己的政治身份。

这一章考察了公共领域的收缩，在公共领域中，政治同一性是有争议的，并通过在地理上确定的社区内的谈判而产生。与此同时，我们的身份正被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进行商业交易，新自由主义话语扼杀了我们作为公民的同一性。它强调市场的首要地位，在经济上提升了个人的作用，同时淡化了作为公民的个人与国家之间联系的重要性。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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