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与原子：信息时代的政治经济学

现在包含在内。这对非政府组织和一些公共部门机构来说尤其成问题，其中许多机构为了省钱而使用商业软件和计算服务。美国政府的数据监控侵犯了基本的组织自主性，特别是这些组织中可能被视为安全威胁的个人的自主性。

有趣的是，恐惧作为一种工具，在丧失公民自由的情况下强迫人们自满，它不仅局限于政府层面，而且已经渗透到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因此，第一代对监控沾沾自喜的一代正在成长;他们认为个人跟踪是理所当然的。父母们哀叹自己的年轻一代消失在游戏和聊天室的虚拟空间里，那里潜伏着捕食者。为了对他们的家属施加影响，父母们采取了安全措施，比如安装家庭监控系统(包括保姆摄像头来监视他们的孩子或宠物)，通过社交媒体监控孩子的社交活动，通过SchoolZone等软件跟踪他们的学业活动，以及通过带有gps功能的手机监控孩子的身体活动。儿童(和其他社交媒体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时，无意中助长了自己的监控。毫无疑问，现在的年轻人很难从“直升机式”父母的监护下成长起来。更重要的是，鉴于社交媒体网站上发布的所有信息都被用来为营销目的对人们进行分类，这对个人自主性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这一代人被教导说，将个人数据提供给企业使用没什么好害怕的，而且，为了免受掠夺者的侵害，这种监控只是一个小小的代价。个人用自主性换取安全的危险在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模糊。与此同时，我们作为个体的集合，也在不经意间用言论自由换取安全。历史告诉我们，压制公民自由会带来可怕的民主后果;下一节将针对那些最有能力批判当前政府决策轨迹的人，探讨这一主题。

社会科学、政治话语和公共利益

监视为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消费者-公民和企业-政府实体之间的界限模糊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例子。关于立法认可的国家监视，费尔菲尔德所称的社会科学家的声音是缺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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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声疾呼，反对国家对私人空间的入侵。在加拿大，在哈珀政府的领导下，主张基于证据制定政策的反思推理的声音被扼杀了。在联邦层面，无论是在“软科学”还是“硬科学”领域，都集中力量阻止研究成果的传播。在2012年的一次国际科学家会议上，科学家和记者召集了一个名为“解开政府科学家的钳制:如何重新打开话语”的小组讨论。记者们感叹，想要及时从政府科学家那里获得信息已经变得几乎不可能了，因为现在他们必须经过层层官僚审批才能与媒体对话。正如奥哈拉所观察到的那样：“如果我们谈论的是基于事实的政策，如果我们要求人们成为批判性的思考者，如果我们要求人们参与民主进程并参与民主，那么我们有责任确保这个过程是透明的”(CBC News, 2012)。

奥哈拉的担忧并不仅限于加拿大科学家。2013年，参与与联邦政府科学家长达数十年合作的外国研究人员声称，他们被要求签署的新保密协议是不可接受的。用特拉华大学(University of Delaware)一位物理海洋学家的话来说：“我认为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政治气候变化…我觉得它威胁到我的学术自由，并可能限制我在没有政府于预的情况下及时发表数据和解释以及谈论潜在公共利益的科学问题的能力”(CBC新闻，2013)。这种对科学知识被压制的担忧，已经被其他感受到了政府新政策影响的人提出:例如，取消了一项重要的统计工具(长篇人口普查)， 并将在学校课堂和会议上做报告的图书馆员和档案管理员归类为从事“高风险”活动(Munro,2013)。

在省级层面，阿尔伯塔省政府提供了一个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的明显例子，这种改革是通过削减高等教育资金来实现的(Barkawi,2013)。在财政紧急的名义下，2012年和2013年对高等教育部门的这些戏剧性和深度削减与其说是为了钱，不如说是为了促进有利于商业化的研究。强调经济上有利可图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扼杀了学术自由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而这些研究对政府政策产生了批判性的分析。在2013年预算公布后不久，阿尔伯塔省政府向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发出了“授权函”，旨在消除教育部内部的重复和低效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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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大专院校合作办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支持经济部门竞争的新自由主义政府，正试图在思想生产方面制造垄断。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对那些促进研究商业化的学术活动的关注。再加上预算的大幅削减，2013年的预算使得高等教育机构更加依赖于行业资金。这条轨迹并没有培养出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公民，而是以知识型和受过批判性教育的民众为代价，为企业和经济的短期利益服务。

这些教育和知识传播的趋势是公共领域更大重建的一部分，无论是在制度结构还是信息流方面。结构变化、新的管理实践和信息流与对个人和国家安全的高度关注相结合，产生了对国家的深刻重构。这种新的、网络化的形式实际上更难被细心的公众仔细审视，特别是因为公共和私营部门边界之间的模糊区分。最终的结果是公共领域的收缩，在公共领域中，在讨论集体政治同一性本质的过程中，各种观点都受到了质疑。

安全国家和公民消费者

政治同一性受到争议的公共领域的收缩是三种相互关联的力量的结果:制度和国家目的的戏剧性重构，通过数字化实现的同一性商品化.以及随后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区别的模糊。这些力量是由新自由主义话语的优势所推动的，这种话语对基于市场的活动和自由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通过将个人重新定义为认同商业实体并被商业实体认同的个人消费者，个人正在失去其作为地理上确定的政治共同体公民的身份。这种对个人的强调，特别是对作为消费者的个人的强调，正在这个辩论可能发生的不断收缩的领域中，产生一种越来越被截断的公共辩论。有限的辩论和有限的公共领域对民主有着严重的影响;集体同一性的表达已经从公共机构转向参与市场活动的原子聚合。

然而，虽然个人作为公民的权利和责任在减少，但他们作为消费者的权利也在减少。公民消费者产生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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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了堆积如山的数据。这些信息在组织之间被收集、保留和交换。个人同一性正在被商品化，为生产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燃料，并帮助公司在市场中定位自己。但这种原子化的同一性也会反馈到国家机器中，以发挥其作为集体安全守护者的作用。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事件，通过美国《爱国者法案》(U.S.PatriotAct)的通过，让许多美国人心甘情愿地牺牲了对个人数据的控制，以换取安全。其他州的公民也纷纷效仿，支持本州对危机的立法反应。由于数字通信的流动性，美国这一严厉立法的后果会跨越国界。对人身安全的不安全感已经蔓延到生活的许多其他领域，助长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新监控技术的倾向，从保姆式摄像头到GPS跟踪。随着机构对个人行为的审查越来越严格，个人能动性受到了限制，尤其是当越轨行为被视为对个人安全的威胁时。正如福柯所观察到的，被观察者开始认同观察者(1977:202-3)。

安全国家的崛起与福利国家的消亡同时发生。国家通过提供普遍服务和社会安全网来表达国民公民权的观念已被打了折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正在通过缩小活动规模和将服务外包给私营和非营利部门，系统地拆除行政国家的形式和功能。由于部门的模糊，集体同一性的表达正从我们的公共机构转向我们作为自主个人参与市场活动的集合。这些市场交易越来越多地通过数字媒体进行中介，这些媒体允许商业实体跟踪和监控我们的活动。我们被商品化的身份为私营部门的市场机器提供了食物，而私营部门的市场机器又为公共部门的证券化机器提供了食物。管理安全风险的追求往往需要个人放弃作为公民的重要权利。再加上公共领域的收缩，个人自主性的前景令人不寒而栗。公共领域是讨论放弃公民权利等重要政治问题的领域。问题来了，谁在监视监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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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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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字民主赤字

加拿大政党领导竞选中的数字投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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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区的春天，阿尔伯塔自由党(ALP)为即将到来的领导竞选引入了一个“注册支持者”系统，并结合了新的电子(在线和电话)投票机制。这些系统的支持者认为这是一种创新，可以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之前重振自由党。本章探讨了ALP电子投票系统的本质，因为它是在党派领导竞争的背景下被商定、制度化和运作的，其中不付费的“注册支持者”和付费的ALP成员构成了选民池。2011年引入ALP的“注册支持者”和电子投票机制是由一小群党内人士推动的，他们的明确意图是在全省范围内吸引广泛的支持基础。一年后，ALP在大选中失败，该党失去了席位，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失去了作为该省官方反对党的地位，这让这两个新制度都受到了质疑。本章回顾了围绕ALP领导竞选的高度偶然情况并反思了当数字民主工具(如电子投票)与基础广泛的政策(如“注册支持者”系统)相结合时出现的潜在(一般)问题，其明确目标是增加选民参与。使用采访和文件数据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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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我在整个2011年夏天担任ALP领导竞选联合主席时的档案和详细记录)，本章还分析了加拿大文化对一人一票原则的投票期望，选民在分散投票条件下的平等，以及投票过程本身的完整性，因为这些变量是由ALP案例研究中显示的“注册支持者”和电子投票机制相结合形成的。

艾伯塔省政治的变革之风

2011年2月1日，星期二，阿尔伯塔自由党(ALP)领袖大卫·斯万与自由党党团成员会面，讨论该党的未来。卡尔加里全球新闻报道了斯万正在考虑辞职之后，他们举行了这次会议。斯万在卡尔加里山景选区担任了一年半的立法议会议员在戴夫·泰勒离开后，他观察到自由党从9个当选的MLA减少到8个(在一个有83个MLA的立法机构中)。他在公开批评斯万的领导风格后加入了新生的阿尔伯塔党。斯万还主持了另外两个MLAS的分裂准竞选活动，DarshanKang(卡尔加里-麦科尔)和KentHehr(卡尔加里-布法罗)，他们公开宣布有兴趣采取类似的行动(Wingrove,2011)。《全球新闻》曾报道称，ALP的支持率已跌至自由党在全省25%至30%的口语化基准之下—一该党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一直达到这个基准。在与立法团队协商一个半小时后，斯万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他辞去党领袖一职的计划。在他的辞职演讲中，斯万说：“现在是新领导人和新一代阿尔伯塔人带领我们党走向未来的正确时机...我辞职的决定代表了一个更新我们党的机会”(Kleiss,201b)。

2008年，斯万击败了戴夫·泰勒(Dave Taylor)和莫·埃尔萨利(MoElsalhy)的竞争对手，成为ALP的领导人。当时，加拿大邮政向党员发放了纸质选票，并要求他们邮寄已标记的选票进行计票。虽然2008年ALP的党魁竞选在为付费党员提供去中心化投票方面具有创新性，但它并没有寻求以任何激进的方式扩大党的基础;它没有寻求向ALP成员引入数字媒体技术或社交媒体活动;它也没有打算通过吸引年轻一代潜在的新选民来重振该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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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在斯万辞职几天后，新当选的阿尔伯塔自由党主席埃里克·安特曼声称，“现在是新领导人和新一代阿尔伯塔人带领我们党走向未来的合适时机”(Wingrove,2011)。安特曼指出，他自己被任命为32岁的党主席，以及当时29岁的执行董事科里·霍根(CoreyHogan)的任命，“显示了我们党的无畏精神，愿意承担一些风险，推出挑战现状的人和想法”(Wingrove,2011)。安特曼的言论是在一个社会学背景下出现的，在这个背景下，加利亚选民最近选择了一个精力充沛的弱势候选人，38岁的NaheedNenshi，在2010年10月的市政选举中担任他们的市长。

内因的竞选活动在党派工作人员和记者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2011年2月2日，也就是斯旺辞职的第二天，《埃德蒙顿日报》记者凯伦·克莱斯引用皇家山大学政治学家大卫·塔拉斯的话说，阿尔伯塔省的“内因时刻”将延续到省级选举(克莱斯，2001)。塔拉斯说：“40年后，人们有一种需要改变的感觉，”他补充说：“有了新一代，这是一个不同的阿尔伯塔，它更年轻，更国际化，更多元文化....。现在是新的变化气候，面对新的阿尔伯塔省....,各党派必须进行改革我们将经历这些惊厥....我认为这是健康的”(克莱斯，2001)。不那么乐观的是，塔拉斯还警告说，青年领导的政治革命不会很容易：“这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阿尔伯塔的政治僵局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省选举)可能会形成一个联盟。一切都不确定。”但在同一篇新闻文章中，莱斯布里奇大学政治学家彼得·麦考密克(PeterMcCormick)被引述说，“每一代人都会以一种非常戏剧性的方式重置一次阿尔伯塔的政治体系，这可能就是它。”麦考密克将他的原始预言与该省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未来联系起来：“我们听到年轻一代的冷漠，缺乏选民投票率。好吧，你不能为他们大声播放同一首歌，你必须改变曲调....这是一种完整的政治风格和一整套关于如何做事的假设…我预测这将是保守党和自由党的青年运动”(克莱斯，2011)。

麦考密克推测，阿尔伯塔省的政治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由一群“青年”领导，他们将通过改变省政治的“风格”和对“如何做事”的假设来“改变省政治的调子”。这一推测在地方和全国性报纸的社论版上得到了呼应。到开始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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