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与原子：信息时代的政治经济学

电话号码或地址和电话号码必须同时出现在“已登记的支持者”名单上，以确认支持者的同一性。如果竞选团队提交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通过了第一次检查，ALP就会自动给这个人的姓名和地址颁发一个密码，而不管2008年的名单是否与现在的地址或居住地点相符。

另外，如果某个人的名字没有出现在2008年选民名单上，除非个别竞选团队提出额外的理由，否则该名字将被标记，但不会从ALP选民名单上删除。例如，有时会因为姓名拼写错误、地址不正确或不完整、电话号码不正确或不完整而标记姓名。有问题的是，ALP没有财政或人力资源来实际跟进已标记的案件。相反，领导团队应该调查那些被标记的名字(到8月中旬，这些名字已经有数百个了)。除非竞选团队提出证据证明这些名字或地址与真人不符，否则ALP会继续给收到的名字和地址发放pin码。到9月的第一周，阿尔伯塔省的家庭最终获得了28,000多个pin码。作为这种低维护系统的正当化，政党工作人员假定，寄给原居民搬迁的家庭或错误地址的pin码只会“退还给寄件人”，而不会被其他可能不合格的选民打开和使用。

在五个竞选团队中，只有休·麦克唐纳的团队开设了一个功能齐全的竞选办公室，拥有多名全职志愿者。毫不奇怪，麦克唐纳的团队提出了最多关于选民身份的投诉，以及ALP支持者和成员的选民名单上可能不存在选民。在公众的强烈抗议中，麦克唐纳向新闻媒体报道说：“我真的不认为任何竞选活动都应该使用ssamance来获得他们的选票。”“ssamuance”一词暗指麦克唐纳的信仰，即在2011年8月19日以最终形式呈现的已登记的支持者名单，即增加支持者的截止日期，包含了死者、非阿尔伯塔省居民、非公民，甚至还有捏造的名字。

麦克唐纳的理由是，因为ALP办公室没有办法通过电话交谈手动核实名单上的名字，而且竞选团队也缺乏这样做的资源，电子投票选民名单从根本上来说是容易被滥用和伪造的。正如一位记者所说，“[霍根]

272 The Digital Democratic Deficit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预计(支持者)的确切人数……在名单上的重复和gag-name被清除之后”(Gerson,2011)。但是，由于这种“筛选”过程相当初级，ALP的电子投票实验展开时，并没有明确或系统的后续确认或拒绝合格选民的协议。(关于最终发送了多少pin码没有最终统计，也没有最终统计由于地址不完整或不正确而返回给发送方的pin码有多少)。正如一位参加所有候选人竞选团队会议的参与者所说，“这个系统意味着我可以直接从电话簿上撕下一堆页面，然后作为支持者提交给他们。”尽管霍根告诉科米肯和我，ALP办公室根本缺乏人手，也缺乏对名字进行系统调查的资源，但他还是告诉《埃德蒙顿日报》：“没有证明自己身份的人，无论是在选举名单上的地址，还是出示身份证，都不会被发送投票信息”(Gerson，2011)。

根据加拿大选举局的说法，选民身份证明是自由公正选举的关键因素之一。无法识别“数字选民”(不亲自投票的人)构成了数字投票公平性的主要障碍和预防性障碍(加拿大选举，1998年)。一种解决方案可能是引入额外的技术，如“电子签名、声纹、指纹、视网膜扫描和智能卡”，所有这些技术都是昂贵的。加拿大选举局进一步指出，鉴于需要收集大量的个人甚至生物数据，提出的每一项高科技解决方案都对选民的隐私提出了质疑。加拿大选举报告的结论是，尽管技术创新可能会降低未来数字投票机制和身份识别程序的成本，“与隐私有关的问题更具挑战性，需要不断评估加拿大人是否愿意使用这种个人识别装置”(加拿大选举，1998年)。

加拿大选举局的评估并不完全否定数字投票的可能性。批评者可以正确地指出，在今天加拿大的联邦和省级选举中，选民身份既不能保证也不能绝对。没有身份证明的人仍然可以在副选举官和投票职员面前宣誓，在这种(联邦)情况下，他们通常会得到一张选票;毕竟，没有固定住址的人(无家可归者)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选票进行投票。此外，在这个国家的很多司法管辖区，把身份证忘在家里的选民，可以通过让邻居为选民的居住地和身份做担保来获得选票

Josipa G. Petruni273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投票地点。因此，加拿大的大多数投票机制都是开放式的，以确保尽可能高的选民投票率，并确保无家可归者和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不会因为系统障碍而无法投票。

然而，至少从ALP案例研究的结果来看，数字投票似乎确实带来了更多潜在的滥用网站。由于缺乏严格、系统的选民身份识别程序，未来政策制定者需要在党派和大选层面对这一问题给予更多关注。

投票和投票决定

加拿大各地普遍的“现行投票程序”是选民“在没有协助的情况下亲自到投票站投票”(加拿大选举，1998年)。“没有帮助”这个词是至关重要的。在加拿大联邦和省级选举中，残疾人和需要帮助阅读或理解选票上材料的人可以使用“助手”:在宣誓遵守该人的意愿，帮助他们投票或代表他们投票后，在私人屏幕后帮助该人投票的家庭成员或朋友。这些案例通常只占投票总数的一小部分。数字投票就不是这样了。

因为目前没有数据可以证明有多少ALP选民，例如，被要求要求朋友，伴侣，孩子，邻居或ALP成员“帮助”或“协助”在线或电话投票，我在这里依赖定性，在我自己的选民网络中的生活经历，作为更详细地叙述和描述问题的一种手段。

在我的家里，有两个人——我和母亲——获得了ALPpin码，使我们能够投票。虽然我母亲确实使用互联网，而且她确实具备一定的计算机技能(她可以打开Word文档，用英文写一封基本的信，保存为PDF格式，然后打印出来;她可以打开Skype和她海外的孩子聊天;她可以登录Facebook，给家人上传的照片留言;她可以在线查看各种奖励计划和奖励账户中的积分等)，但在浏览新的、令人困惑的或不熟悉的网站时，她仍然面临着技术上的挑战。我的工作假设是，像我母亲这样的人，即使在阿尔伯塔这个高度互联的环境中，也不是例外。有像她这样的阿尔伯塔人，她那一代(母语是英语的人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SL]的人)，对他们来说，互联网只是偶尔的玩具，而不是日常工作或休闲的工具。因此，浏览新网站有时需要引入新技能，当网站存在是为了执行特殊或不定期的任务，如投票。

274 The Digital Democratic Deficit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在ALP网络投票的情况下，该网站在设计和目的上都不熟悉。在我母亲(和我自己)看来，候选人名字在投票屏幕上的位置似乎奇怪地偏离了中心，文字太小，不戴老花镜(或困难)就看不清，最终确定或确认选票的过程也不能立即清楚。简而言之，我必须坐在她身边，引导她进入合适的URL，指示和解释网站上出现的内容，帮助她将鼠标移动到奇怪位置的复选框上，并阅读解释选民需要做什么才能进入优先候选人选择的文本。最后，我还得指导她点击“提交”并关闭浏览器。

ALP的电子投票机制假定整个过程对所有成员和支持者来说都是无缝的、没有问题的。但对于没有完全融入当代数字文化的人来说，有效或成功的数字投票需要“协助”。以我母亲为例，因为需要我的“协助”，所以我知道她是如何投票的。如果我是有害的，我可以在投票的时候左右她的投票，或者我可以直接投票给她，因为我可以接触到她的选票，她也信任我的数字技能。我不需要在投票主任或党内成员甚至我的另一个家庭成员面前宣誓，宣布和确认我不会在帮助我母亲投票的过程中操纵她的选票，所以如果我想操纵我母亲，就不会有社会的谴责或压力。对于有听力障碍的人或不讲英语的人来说，在ALP案例研究中使用的电话投票也会造成类似的障碍，需要类似的协助模式。电话系统是由英语的数字化声音操作的，与纸质选票相比，这些因素可能会使音频选票难以理解。总而言之，当投票机制是数字化的，因此不熟悉时，“没有帮助”投票以确保个人投票的隐私是困难的，而且往往是不确定的。

ALP案例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困难，使得我们有理由对网络或电话投票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并非每个公民或选民都是数字文化中同样熟练的参与者。

结论

ALP的“注册支持者”制度旨在通过允许所有阿尔伯塔人(18岁及以上)在该党领导人竞选中投票来壮大该党。从理论上讲，这一举措将自由党潜在选民的网络扩大到超过50万

Josipa G. Petruni275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在阿尔伯塔2008年选民名单中引用的200万合格选民。此外，该党的数字投票机制应该允许一个相对低成本的投票系统，该系统易于访问，本质上是分散的，并向所有潜在的阿尔伯塔人开放(通过互联网或电话连接)。

在为期四个月的领导竞选活动结束时，约有28,000名“支持者”和成员报名投票，其中不到三分之一(共8,640名选民)实际投票(Bennett, 2011;Kleiss,2011a)。这次竞选确实导致ALP领导人竞选的选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不那么乐观的是，该党在这场竞选中付出的代价，比该党历史上任何一次领袖竞选都要多(无论是相对还是绝对)。与假定的3万美元价格相距甚远的是，2011年ALP领导层注册支持者和电子投票系统的成本超过了10万美元。

然而，也许更重要的是，在2011年9月10日(领导选举日)到2012年4月23日(阿尔伯塔省大选)之间的七个月里，该党的支持率非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事实上，它的支持率下降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当当时的总理艾莉森·雷德福(AlisonRedford)撤销令状时，该党很难用宣布参选的自由党候选人填补许多选区。ALP争先恐后地招募和安置受薪的ALP或立法工作人员来填补空缺的选区席位，包括甘顿(ALP的运营官员)作为费尔米伦-劳埃德明斯特的候选人，乔纳森·赫卡贝(ALP在立法议会的参谋长)作为埃德蒙顿-曼宁的候选人，和艾米·麦克贝恩(ALP的媒体联络官)作为麦克默里堡-伍德布法罗的候选人。最后，ALP领袖拉杰·谢尔曼(Raj Sherman)在2012年4月7日才宣布了完整的候选人名单—一在为期四周的竞选活动进行了近两周之后(Wingrove, 2012)。

总而言之，ALP的“注册支持者”和数字投票实验表明，未能产生互动的社区支持。预言中的新一代阿尔伯塔选民将拥有坚定的自由党同一性，但这并没有成为现实。相反，2012年4月的选举日给该党带来了破坏性的结果，使其当选的人力减少了一半。ALP从2008年的9个席位下降到2012年的5个席位，延续了2004年以来的消极趋势，当时它在议会中拥有16个席位，而不是通过选民的“更新”来扭转这一趋势。ALP失去了作为官方反对党的地位和资金，在全省范围内，它的民众支持率大幅下降，从2008年的26%下降到2012年的10%。

276 The Digital Democratic Deficit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虽然在2011年9月的党魁竞选中投票的支持者和党员人数已经超过了8000人，但到2012年4月，ALP自己的党员基础已经下降到不到3000人，与进步保守党的4万多名付费党员相比，它仍然相形见绌。斯旺、安特曼和霍根曾声称，阿尔伯塔自由党的“新一代”选民将被其创新的投票制度所吸引，但这并没有成为现实。相比之下，该党宪法中以一人一票原则和保证投票匿名的民主原则被深刻削弱。

数字投票远非灵丹妙药，与依赖数字登记系统进行外联的基础广泛的投票系统相结合，需要更严格的审查、规划、财政投资、以及中立的监督，以确保ALP案例研究中出现的差距和障碍不会无意中取消或阻止选民长期参与加拿大选举(党派或公众)。

注意事项

1请注意，上面提供的对新闻来源和媒体修辞的回顾并不全面。进一步回顾与新民主党在联邦选举中“青年”驱动的激增相关的新闻话语也是相关的，因为这些文化建构进一步支持了ALP内部以青年为导向、以数字技术为动力、以社交媒体为驱动的“更新”议程。

2.为了充分披露，我还要补充一点，2011年12月，在ALP领袖竞选结束四个月后，议员Raj Sherman被成员和支持者选举为ALP领袖，我在埃德蒙顿-金条赢得了ALP候选人的提名。在2012年4月23日的该省大选中，我输给了进步保守党候选人大卫·多沃德。

2011年，麦克艾弗寻求并赢得了卡尔加里-海斯进步保守党候选人的提名，并于2012年当选为阿尔伯塔省议会议员。

参考资料

Josipa G. Petruni277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278 The Digital Democratic Deficit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Josipa G. Petruni279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3

数字媒体和新兴的民主参与实践

Maria Bakardjieva

互联网与民主的关系催生了一批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学作品，从互联网诞生之初一直延伸到现在。为这些文献注入活力的讨论，大多围绕着评估互联网对民主的“影响”展开。这种影响被描述为积极的(通过获取信息和辩论以及低成本参与来增强和激活民主)或消极的(懒人行动主义、点击行动主义、回声室、不文明)。关于特定的公民和政治组织如何利用基于互联网的媒体来推进其目标和参与民主进程的更具体的问题也被提出和回答。本章对文献中最近的一个趋势有所贡献:它试图让讨论超越“影响”思维的束缚，并在特定情况下审视互联网(以及由其催生的众多新传播媒体)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同时考虑到互联网形成的复杂社会和政治坏境。关十互联网和新媒体在当代民主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变成了一个问题

浏览媒体城

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