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与原子：信息时代的政治经济学

22Introduction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第一部分数字理论

1 互联网的问题

安德鲁·芬伯格

本章的目的是肯定互联网的民主潜力。肯定是当代批判理论的语境所要求的，在当代批判理论中，互联网日益被视为民主危机的问题而非解决方案。这标志着早期乐观评估的变化，这种评估仍然激励着越来越少的评论员。但主流学术观点已经转向反对现在被认为是“炒作”的观点，即对互联网将有助于社会民主化的夸大预期。

我认真对待对互联网的批评;然而，我也注意到一些夸张的说法，这让我怀疑这些批评有时如此激烈背后的动机。

这些批评确实揭示了互联网的一些重要方面。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认识到这是一种混合现象，不太可能实现早年它所激发的民主转型的承诺。批评人士指出了其影响有限且相互矛盾的一些原因。然而，我想说的是，他们的评价是片面的。他们只关注互联网最有问题的方面，而低估了重要的成就。将互联网作为一项技术，在其形成阶段，在其实现标准配置之前进行分析，可以提供一个更全面的观点。我将表明，互联网的政治和社会矛盾反映在它的技术特征上，这些特征并没有分解成一个连贯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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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前半部分讨论了对互联网的两种重要批评，并认为它们把技术的某些方面误认为了整体。后半部分介绍了方法论上的考虑，并将该方法应用于互联网。

批判两点

从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理论的角度对互联网的批评是有价值的，我选择在这里回应克里斯蒂安·富克斯和乔迪·迪恩，他们是反炒作的有力拥护者，他们巧妙地揭穿了互联网作为一项革命性技术的神话。

富克斯对互联网进行了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将自由非物质劳动和“大众”理论与受众商品理论相结合(富克斯201o)。他认为，先进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信息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知识的生产已经成为资本再生产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声称，知识的生产力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增长。知识作为一种集体产品，本质上是社会性的，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被私人占有。就像资本主义起源时被瓜分和征用的公共土地一样，知识属于一种被先进资本瓜分和剥削的理想公地。富克斯写道，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知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存在与其(作为社会的)本质相矛盾。富克斯总结道：“随着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对公地的剥削已经成为资本积累的核心过程”(富克斯，2010:190)。

如果资本主义是一个信息社会，那么知识生产者就构成了一个被剥削阶级。他们包括许多工业和政府的工人，大学里的学生和研究人员，也包括那些“非物质劳动”对社会再生产有贡献的人，比如家政工人和许多类型的服务工人。富克斯追随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强调非物质商品的重要性。这些包括交际和情感商品以及知识(通常意义上的正式构成的信息体)。由于所有这些商品都是通过交流和分享在公地生产出来的，资本对它们的占有代表了对社会中一个日益重要的部门的“殖民化”。而且，由于知识从这些多重来源流动，工业无产阶级不再是唯一或实际上是主要的被剥削阶级。富克斯采用哈特和内格里的术语“大众”来指代这个复杂的新下层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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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问题的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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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富克斯关于新媒体争论的关键所在。公地现在包括那些个人交流并因此对知识总量做出贡献的互联网站点。用户生成内容的生产成为提供流行网络平台的公司进行盈利活动的机会，但用户的努力却得不到任何报酬。互联网的独特结构使这种新的知识生产形式成为可能，同时也支持了对生产者自由劳动的剥削。由于剥削是用工资与生产的产品价值之比来衡量的，所以这种新形式的剥削率几乎是无限的!

富克斯借鉴了达拉斯斯迈斯的受众商品理论来解释公司如何从互联网上的免费劳动力中实现利润。斯迈斯认为，在出售广告时间时，媒体公司实际上是在营销商品化的受众。斯迈斯的论点是基于他对电视的分析，电视是他写作时的主流媒体。富克斯声称，Facebook等社交网络平台的运作方式与此类似，它们积累用户，并将其作为受众出售给广告商。但现在这种剥削愈演愈烈，因为观众不再关注那些利用它的公司生产的内容，而是生产自己的内容，并免费提供给这些内容，以吸引那些被公司商品化和出售的观众。因此，互联网用户的活动“并不意味着媒介向参与性或民主制度的民主化，而是人类创造力的全面商品化”(富克斯，2010:192)。

哈特和奈格里提出的被剥削阶级概念的扩大及其对互联网用户的应用，回应了发达资本主义中斗争的实际碎片化。富克斯希望在统一这些斗争的主题上构建一种反霸权。它们有可能围绕抵制公地的殖民化和对大众生产的知识的剥削而汇聚在一起。无论被剥削群体的性质如何，它都有助于生产外来财富。他们联合起来，就能像早期的无产阶级那样抵抗资本主义。当然，这个理论不能把他们团结起来，但它可以指出在适当条件下可能团结起来的路线。富克斯为这一策略提出了强有力的理由。

虽然富克斯指出了互联网的重要方面，但他的论点也有弱点。正如他所表明的那样，互联网确实是新形式的生产和剥削的场所。但他的评价却令人惊讶地简化了。他似乎把互联网定义为对自由劳动力的剥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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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商品化。无论通信的内容是什么，企业从中获利这一简单事实决定了其本质。他写道，“当代互联网是一个阶级结构的空间，由企业主导，它们利用这一媒介进行资本积累和广告宣传”(2011:310)。很明显，用户活动对企业来说是有利可图的，但不那么明显的是，这是人们能说的最重要的事情。

事实上，富克斯自己似乎在后来的文章和书籍中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些文章和书籍主张他所谓的“辩证”理解，即互联网是一个阶级冲突的空间，而不仅仅是一个阶级结构的空间(2014a)。他认为，他打算在他关于互联网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采用这种辩证的观点，但在那里只关注其企业方面。然后，他反对在公司扮演重要角色的现有互联网之外，建立另一种非营利性的互联网。因此，他写道：“商业社交媒体并不构成公共领域和参与性网络...社交媒体主要是商业和世俗的空间——政治是规则的例外”(2014b: 60-61)。因此，他似乎为他在政治经济学著作中似乎持有的对互联网的广泛影响的还原解释留下了一个缺口。无论如何，富克斯的辩证解释是有用的稍后我将通过对辩证法的技术基础的分析来巩固它。

在这里讨论的文章中，富克斯忽略了资本主义生产和互联网生产之间的显著差异。这与这两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有关。当资本家把原来的公地围起来，把农民驱逐出去，从而占有了它的时候，他们就改造了土地本身，使它有了全新的用途。因此，资本主义的本质不仅是商品化，而且是资源在商品化过程中所经历的转变。在较晚的阶段，劳动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资本主义重新组织了劳动过程，产生了抽象劳动:可以量化和控制以产生利润的劳动。马克思称之为“真正的包容”。从工人在工作中所做的事情的意义上说，内容被商品形式渗透了。

应用于电视，大众传媒的受众商品理论与马克思的商品化理论在两个层面上产生共鸣，因为受众的注意力可以被包装和出售，也因为注意力所指向的内容是合理化和受控的。只有第一种情况发生在Facebook或谷歌上。的确，企业找到了将知识共享商品化的方法。但知识公地并没有像早期被资本占有的土地那样沦为资本的生产资源。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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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地的经济方面寄生于一种独立的内容，一种广泛的意义和活动，即使在强加商品形式之后仍然存在。用户为相互娱乐和启蒙而生产的内容被商品化，就像电话通话被作为公共载体运营的电话公司商品化一样。用户的对话不受电话公司或社交网站管理的劳动过程的控制。工厂劳动和互联网“劳动”之间的隐喻联系被打破了。

资本主义从许多非劳动的活动中获利，互联网上的交流只是其中之一。一个阳光明媚的海滩，会邀请那些在酒店和餐馆里花钱的游客，但这些游客在海滩上晒日光浴，却不能说他们是在为资本工作。大学为校园附近的三明治店创造了商机，但教室并不是店主免费劳动的场所。婴儿为纸尿裤制造商提供了商机，而无需为纸尿裤公司提供免费劳动力。与上述每一种情况相关联的盈利活动的偶然性，防止了它们的经济功能受到削弱。同样，用户提供的信息也不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

富克斯关于互联网的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问题是，他借鉴了早期的电视媒介理论，比如他提到的受众商品理论。他说的没错，互联网上的观众会自我组装，然后被商品化，卖给广告商。但把电视和互联网类比，忽略了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观众商品理论是在电视达到标准形态后提出的，但互联网仍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电视作为一项技术成就，具有多种功能的潜力。它本可以广泛应用于地方广播，也可以与电话结合起来进行互动。也许在这种系统上的一代技术工作将产生一种复杂而有效的教育、文化和政治启蒙媒介。但是，电视的悲惨历史记录了它被还原为观众商品理论所预设的狭隘的娱乐和新闻功能(Williams,1974)。互联网没有相应的历史，至少目前还没有。用电视类比和自由劳动理论相结合的方式来解释互联网，就排除了这项技术的未来。

在其发展的这个阶段，似乎与互联网最相关的类比不是电视，而是人行道这样的公共空间。社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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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上的互动主要不是劳动，而正是它看起来的那样，即社会互动。虽然生产无疑在继续，但经济却不是资本主义下的劳动经济。资本家利用了互联网，就像建筑物的所有者在繁忙的街道上租用空间，让人们互相聊天和购物一样。广告商就像商店老板，为了一个好位置而付租金。数据挖掘用户贡献通过实现有针对性的广告来提高租赁属性的价值。因此，被商品化的是有效出租的东西:网页上的空间，以及通过它获得的受众注意力。用户和他们的贡献确实被利用了，但只是在这个术语通常的常识性意义上，而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

由于互联网的经济功能，富克斯似乎经常忽视互联网的民主含义，但在线互动的人文意义尽管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却依然存在。互联网用户的贡献不能被归结为他们的经济功能，就像人行道上的对话一样。这些贡献是否具有民主价值，需要在语境中进一步分析其实际内容。

这正是乔迪·迪恩(JodiDean)在其对互联网的文化批判中所尝试的(Dean, 2005;2010)。让我们考虑一下她对盖伊·德波(Guy Debord)关于互惠传播具有大众传播所缺乏的解放潜力的主张的反驳(2010:108-13)。德波是情境主义国际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也是20世纪60年代批评经典之作《景观社会》的作者。他对先进资本主义持反乌托邦的观点，与西奥多·阿多诺和赫伯特·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立场非常相似。大致概括起来，他们认为技术官僚-资本主义精英统治着被大众传媒和消费主义所奴役的从属人口。系统需求的注入使得强制镇压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必要的，因为被操纵的个人自发地复制了系统。这种自愿服从的关系与传统形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建立在道德良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顺从回报的一种力比多依恋的基础上。

根据德波的观点，打破这种综合症需要少数持不同政见者的戏剧性示范行为，他们能够解构束缚大众的虚拟链条。他希望，来自边缘的挑衅会成为体系崩溃的催化剂。1968年的法国五月事件可以被解释为对这种方法的确认，事实上，情境主义对大众社会的批评确实在运动中发挥了鼓舞人心的作用。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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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左派的行动没有那么有效，但成功地打破了1950年代墨守成规的铁腕统治。我们今天仍然受益于这一突破。

迪安抱怨说，德波在强调先进资本主义自上而下的本质(以大众媒体为例)时，理想化了自下而上的活动破坏体系的潜力。但事实上，她认为，我们现在有了德波所梦想的大众传媒之外的自下而上的选择。它被称为互联网，它非但没有扰乱先进的资本主义，反而更有效地复制了它。互联网上的自由传播并没有像德波这样的人所预见的那样产生解放的效果，他们批评了大众媒体集中的、单向的传播结构。她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交往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这使得德波等旧理论变得过时。

迪恩认为，互联网上的大多数交流非但没有打败完全管理社会的反乌托邦愿景，反而强化了这种愿景。互联网抹去了意义与现实之间最重要的鸿沟。符号与物、幻想与事实之间的区别，对于真理与反抗两者并存的可能性至关重要。在互联网上，这种区别消失了任何特定意义的权威也随之瓦解。互联网的颠覆性特征是，用户可以轻松地将自己的话语外部化，并增加可选择的信息来源。用户不再致力于任何事情，对他或她自己来说是不真实的。不再被任何东西所说服，用户无法离开失现实感自我的茧。启蒙运动认同于自主个体的反身性，在这里使个体在体系的力量面前变得无助。这实际上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反身性，是二次思考的无底洞，它破坏了信仰和行动所必需的“象征效率”。

迪安将网络空间生活的这些方面与一种奇怪的现象联系起来这种现象是被计算机网络上的交流所解放的社会的早期先知们没有预见到的。这就是互联网用户发出的大量无用的贡献，他们既不期望也没有从他们所面对的假想公众那里得到任何有意义的回应。这确实令人费解。一开始，人们在Facebook上发消息，希望得到回复，但渐渐地，人们发现没有回复一一最终，没有回复是必要的。系统性地缺乏严肃的内容和回应，破坏了交流自由的解放意义。向虚空的网络空间发送琐碎的信息，并不是真正的互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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