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与原子：信息时代的政治经济学

妈妈们，她的话得到了论坛成员的重视和讨论。她呼吁紧急支持的请愿，绝不是盲目顺从的。毕竟，网站bg-mamma只不过是一个空间，在这里，网络上的个人在特定主题的特定动机和兴趣的引导下，彼此建立了随意的关系。尽管论坛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很熟悉，以前也有过交流，但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存在共识，也不可能轻易达成共识。因此，这个问题在科学、实践、经济、法律、政治和伦理等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彻底的批判性审议。

科学辩论的问题是，什么是转基因生物，它们是否以及如何对个人健康和进入保加利亚人餐桌上的传统食品的自然生长的生物造成危害。参与的母亲们没有想当然地认为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她们出去咨询了各种令人印象深刻的资料来源，既有严格的科学资料，也有通俗的资料。这个问题的实际层面是围绕母亲的角色和责任制定的，她们每天都要养活家人，因此要就她们购买的食品的健康风险做出决定。参与讨论的母亲们还考虑了GMO自由化的经济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传统保加利亚农产品和做法的意义。该问题的立法和政策方面与保加利亚的欧盟成员国身份、由此产生的法律义务以及实施立法改革的程序有关。立法过程中涉及的各种可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也进行了详细的辩论。

在大约两周的时间里，一个由大约25名非专业人士组成的小组发表了700篇文章，经历了一个陡峭的学习曲线，最终得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即他们在-à-visGMO辩论中站在哪一边。他们的交流并不总是冷静、冷静、体贴和礼貌的。很多帖子里都有热度、情绪和敌意。然而，整个过程包含了基于证据、理性和对个人和公共福利的深切感受的积极和消极的仔细权衡的所有元素。不同个人观点的相遇和冲突，慢慢导致了几个意见阵营的形成，导致了“我们”和“他们”的分化，从而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一套政治立场。与会者最终认同其中一种立场，并进一步努力帮助自己的立场在辩论中胜出。在一天结束时，小组达成的共识并不完美。那些不同意意见的参与者

292 Navigating the Mediapolis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大多数人没有被说服或融入。他们干脆离开了。那些留下来的人，对他们来说，在激烈的交流中精力充沛。通过努力说服他人，他们对自己事业的价值有了高度的信念，并对GMO的未来发展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他们不能再做被动的旁观者了。他们觉得有必要做点什么来影响事态的发展。

网上讨论的下一阶段，是寻找最有效的方式，让这个团体介入立法程序，让国会和更广泛的保加利亚民众知道他们的立场。在这一点上，他们很清楚，在网上堆积论点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他们意识到，要实现他们现在明确设定的目标，即阻止拟议的立法改革，下一步合乎逻辑的步骤将是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并说服保加利亚公众，解除对GMO扩散的严格控制会带来严重的风险和难以理解的后果。一旦决定采取行动，该组织就必须提出一系列步骤，将他们的声音和立场从最初形成的网络飞地中带出来。有趣的是，作为他们“实体化”数字异议的第一步，他们集体写了一封公开信，递交给各自的机构和大众(传统)媒体。

在网上论坛共同起草了八份不同的草稿后，这封信终于完成了，并得到了大多数讨论者的批准。随着这篇代表在线参与者集体意志和立场的文本的出现，一场从个人到集体同一性、从虚拟到实际参与的奇特转变开始了。首先，这封公开信必须签名，因此决定谁是“我们”——共同签名者，就变得势在必行。这导致该组织选择给自己贴上“在bg-mamma网站上注册的家长和公民发起委员会”的标签。然后，这封信必须打印出来，并通过正式渠道，比如政府办公室和媒体机构总部，以硬拷贝的形式分发。这就需要真正的人去敲真正的门，要求他们提供正式的收据，确认他们的文件已经送达。在线论坛作为一个管理系统，分配任务并监控任务的实现。它帮助个人行动成为集体目标，集体行动由个人实施。

从发表公开信开始的集体行动的进步体现，经历了包括门前集会在内的几个阶段

Maria Bakardjieva293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在议会和城市的中心地带。利用自己的社交网络，在支持者的帮助下，该组织发布了信息传单，在城市的中心地点组织了海报展览，并举办了一场露天音乐会，所有这些都旨在吸引公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一旦他们的数字声音出现在媒体城的实体空间中，传统媒体就不得不介入，到目前为止，传统媒体还不愿对GMO的辩论进行太多报道。虽然电视台和报纸的报道并不总是支持抗议活动，但一些志同道合的记者的工作使批评GMO的观点得到了充分的公众曝光。与此同时，来自bg-mamma的母亲们继续建立了一个广泛的民间社会组织联盟，不仅包括环保非政府组织，还包括农业生产者协会，甚至还有保加利亚厨师协会。这个战略上组成的统一战线的地位，是当权者不能忽视的。

不同意见具体化的进一步阶段包括带着小孩的母亲出现在政府办公室和负责立法改革的议会委员会的会议上。母亲们招募了科学家和法律专家，在委员会会议上为严格控制GMO扩散提供证据和正当化。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所有利益相关方通过不同的倡议来影响公众舆论，议会委员会拒绝了修正案，并保留了更保守的GMO监管制度。尽管现有立法和控制机制存在许多法律缺陷，但保加利亚暂时避免了向GMO的增长敞开大门。

在big-mamma与GMO的案例中，人们可以清楚地区分出已经熟悉的媒体中心的分支相互交叉和增强，类似于在save-strandja事件中观察到的情况。数字媒介的人际和小组讨论创造了引发街头抗议的势头，产生了传统媒体的报道，并导致了公众舆论的转变，最终导致了机构的反应。Strandja运动的核心是空间和实践的交织，经过一些修改，对反转基因运动的发展和成功也至关重要。在这里，不是个人的博客和网站，而是一个感兴趣的在线社区，充当了一个大锅，在这个大锅中，个人公民的声音找到了共鸣，并在权威中成长。通往传统媒体的页面和屏幕的道路再次穿过城市的街道和广场，

294 Navigating the Mediapolis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虽然没有那么多的不服从行为(堵塞交通)，而是以各种创造性和表现力的形式出现。

争取到公民行动一边的大众传播媒介的代表同样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由数字构成的集体发起的反转基因运动提供了一个视角，可以看到私人的意义、解释和立场向集体的细微转变，以及个人与集体、虚拟与具身行动之间的流动转换。媒体城的复杂网络跨越并交织着个体母亲的日常生活和私人关切，他们公开的私人在线讨论，他们最初的谦虚和逐渐响亮和更明显的声明进入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大众媒体，她们与民间社会组织的战略性互动。它使他们的关切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并为他们与政治机构的对话提供了一个平台。不仅仅是数字媒体，而是母亲们对媒体城不同股的深思熟虑的导航，打破了政治决策者原本排他性的会议室，并允许更广泛地参与转基因生物的监管。

保家卫国:facebook对峙

在我试图阐明媒体城运作的过程中，我要提到的第三个案例是围绕2012年一小群年轻专业人士发起的一系列公民行动展开的。这些行动的目标是对保加利亚森林使用监管法律的拟议修改。该组织确信这些修正案不利于保护和公众进入受欢迎的山区目的地，而且它们迎合了少数商业参与者的利益，因此开始“激活”广泛的公民圈子，以期阻止改革。该组织的主要成员称自己是滑雪爱好者和自然爱好者，他们认为监管森林利用的规则与自己利害攸关。多年来，他们一直担心，在政治家和政府的帮助下，保加利亚的旅游和滑雪行业正在形成一种有效的垄断—一少数公司。标志性的滑雪胜地正被强大的商业垄断企业接管，这些企业随后在山区进行了不合理的、破坏性的建设项目。新提出的修正案将解放这些公司的手，进一步开展这些项目，并巩固他们对这些宝贵的私人控制

Maria Bakardjieva295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公共资源。“但一个普通人能拯救整片森林吗？”这样一个人能阻止TsekoMinev(一位有影响力的银行家，在考虑中的滑雪场有商业利益)吗?”

当一位年轻的滑雪者决定开始写博客，观察该国森林管理和利用实践的发展时，他问了自己这些问题。他是一名律师，他结合了知识、激情和坚韧，对有关森林的立法措施和商业发展进行了分析性评论。随着时间的推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博客和他的立场在主要参与者中变得“知名”，并帮助他结识了生态组织的活动家。正如他所描述的那样，这促成了他自己逐渐“被激活”的过程。“激活”的概念是本案的核心。它捕捉到了一种动态，通过这种动态，一个关注对他/她个人来说很重要的公共问题的私人个体走出了主观的、被淹没的“次活跃分子”(Bakardjieva,2009)的运作模式并出现在媒体城的表象空间中，即使在开始时是微不足道的。

其他幻灭的滑雪者和滑雪板爱好者，比如这位律师兼博主，寻找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某一特定公司的主导地位及其政治权力的优惠待遇的反对。他们组织了一项名为“骑4维托沙”(Ride4Vitosha)的倡议，让年轻人在靠近保加利亚首都的维托沙山上骑着滑雪板和滑雪板，以表明他们决心反对让选定的公司垄断对这座山的开发的幕后交易。在vimeo.com (http://vimeo.com/34606144)上发布了一段讲述这一问题和描述这一事件的短视频，几天内就获得了4000多次观看。一些媒体报道了这一事件。更重要的是，“骑4维托沙”成为一个Facebook个人资料，把对这项事业感兴趣的人聚集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案展开的时候，Facebook已经是一个受到许多保加利亚人，尤其是年轻人青睐的知名平台。事实证明.它是媒体城结构的一个重要补充，因为它代表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朋友和家人的社交网络之间的私人互动，以Facebook群组和页面的形式出现在公共思想问题和活动中。因此，只需点击几下就可以将一个人支持或拥护的公民问题拉入个人认识的人的私人视野，反之亦然，就可以找到与以前不知名的支持公民运动的其他人的个人联系。

296 Navigating the Mediapolis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在本案核心群体的经历中，在咖啡馆和俱乐部面对面的会面，冬季运动爱好者的聚集地，也是一个重要的通道点。然后，这些会议可以以数字方式记录下来，从而在Facebook等平台和网页上永久保存下来。因此，围绕着这些特定的行动者和他们所倡导的问题，媒体城的多样性结构变得更加丰富和加强。一个封闭的Facebook小组和一系列google.doc文档允许他们在内部进行讨论和组织。随后，一个精心设计的Facebook页面成为了他们传播信息、凝聚支持者的交流平台和替代媒介。

然而，对这个团体来说，真正的挑战是完成我所说的“媒体城的三螺旋”，通过编织由传统大众媒体组成的链条，它提供了进入广大公众关注领域的唯一直接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将他们的信息传递给主流媒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该组织所批评的企业参与者与媒体组织之间存在交叉的商业利益。年轻人必须非常有创造性地制定一项战略，其中包含了一系列旨在吸引主流的形式。他们的努力可以被看作是三个主要方向。这位年轻律师的博客阐述了这个问题的社会和法律意义，阐明和寻找来源就是这种做法的典范。它通过Facebook页面进一步扩展，收集和解释有关森林、森林保护和管理的信息。

通过在这些平台上的熟练表演，这个现在被命名为“为了维托沙”的团体，成功地将自己定位为库尔德里(2010)所说的“来源演员”，即作为记者和官员的来源的演员，因此能够对问题的框架施加概念上的影响。除此之外，正如成员们所指出的那样，该团体的在线出版物起到了将法律问题翻译成“人类语言”的作用，使其能够被更广泛的人群所接受和相关。第二种可区分的策略是附和和纠缠。该组织不知疲倦地煽动精心策划的行动，以艺术和有趣的方式吸引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庆祝由于受到攻击的垄断造成的障碍而从未开始的滑雪季节的结束;给政府和市政代表寄明信片;以维托沙山的名字来装饰一条中心街道，上面挂满了“已售出”的标志，还有许多其他的标志。第三，他们成为了一场实质性街头抗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这场抗议吸引了数千人，并封锁了一条

Maria Bakardjieva297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在议会投票通过有争议的修正案的当天，市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这种对中心外观空间的果断接管和对城市生活正常进程的破坏，就像前面讨论的案例一样，导致警察以及与他们一起参与的大众媒体。

一个民粹主义政府，当时正因其司法和法律改革的失败和违规行为而在欧盟委员会的严厉审查下汗流浃背，最终被迫直接解决这个问题。总理邀请抗议者的代表进行了一系列讨论，最终，在公众压力下，有关森林的法律修改被总统否决。

结论

虽然这里叙述的案例为乐观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我认为最不可能的是将它们作为公民成功的秘诀，进而作为新媒体增强民主的保证。相反，我认为这些案例给我们的教训是，新媒体只是公民行动者所处的充满机遇和制约的复杂领域中的众多要素之一。为了使这些媒体成为有效民主参与的工具，我们需要以一种超越既定模式、超越公共领域规则手册、也超越个性化和私有化数字公民身份的安全舒适实践的方式来对待它们。新媒体提供的机会在于，它们有能力将这些截然不同的领域和运作模式连接、穿越和交织到媒体城的结构中。在数字化的媒体城中，公民的可见性从未得到保证，但它可以通过跨越孤立的社会和组织领域的智能和开放的导航创造性地实现。在内容和话语形式方面，新媒体在社会语言和认知框架之间提供了不同层次的翻译。博主和Facebook群组参与者的写作用普通公民的日常白话表达复杂的法律、经济和政治问题。网站和论坛讨论不断产生并详细阐述街头抗议中所携带的标语和口号。所有这些媒体加在一起，重新构建了报纸文章和电视节目中提出的论点。

此外，除了关注能见度的斗争(Silverstone,2007)和声音的重要性(库尔德里,2010b)，一个全面的概念

298Navigating the Mediapolis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Mediapolis需要包括可听性问题。媒体城中的公民行动，如果从来没有取得任何成就，也不过是一场社会事件、表演和自我感觉良好的自我放纵。效能可以有许多维度和各自的衡量标准，但其中的核心是吸引更广泛的公众的注意力，迫使政治和行政机构对公民的要求做出回应。上述案例研究中出现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问题。谁是引导新媒体技术和表现形式的公民和团体，足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和回应?哪些新媒体被证明是适当和有效的手段来解决哪些(以及谁的)问题?从这三个案例产生的证据来看，公民倡议的成功似乎可以归因于数字媒体的支持与中上阶层城市专业人士的教育和文化资本(不仅仅是技术熟练程度)的结合，这些专业人士将数字媒体投入到工作中。这一观察结果证实了文献中已经出现的一种怀疑:即，通过数字平台和类型生成内容和创造性表达的天赋远非平均分配，并使某些阶层的用户和公民比其他人更有优势(Hargittai和Walejko, 2008;Brake,2014)。数字鸿沟可能正在消退，但可见性鸿沟仍然存在，尽管它们的配置发生了变化。

对于政治和行政机构而言，他们面临的困境是，面对公民的要求，要么保持沉默和僵化，要么相反，屈服于条件反射式的反应，而没有充分考虑数字媒体传播的声音和可见的关注实际上有多广泛的共享和代表性。然而，另一个挑战是需要区分真正的公民倡议和被操纵的公民倡议，因为在数字化生产可见性的时代，强大的参与者之间正在进行设计自己的“公民声音”和形象的竞赛。

总而言之，当媒体城的全部动态被揭示出来时，数字媒体的民主化质量，只是其组成部分之一，既不能被忽视，也不能兴高采烈地庆祝。看来，民主参与仍像以往一样充满争议。获得民主取决于新调解技术和新装备的公民代理人的结合，这些公民代理人可能比过去的政治和公民精英更聪明，数量也更多，但他们在一个充满机遇和制约的转变领域面临着自己的挑战。在一个数字增强的媒体城市中，这种对包容性和可听性的新颖追求的规则和人物才刚刚开始出现。

Maria Bakardjieva299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参考文献

300Navigating the Mediapolis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Maria Bakardjieva301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