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与原子：信息时代的政治经济学

高尼姆敦促组织成员参加的第一个活动是由另一个青年运动和其他团体和活动家组织的哈立德·赛义德的公开葬礼。我不可能说团体成员是否参加了那场被警察袭击的葬礼。然而，他们的参与似乎对Kullena Khaled Said内部的集体同一性几乎没有影响。然后，高尼姆提出了一个“属于”该组织的行动。也就是说，Kullena Khaled Said的管理员想到了这个想法，并要求那些属于该组织的人参与进来。这个想法是让会员们把他们的头像换成“匿名设计的哈立德·赛义德的横幅，以埃及国旗为背景，配上“埃及烈士”的标题。高尼姆报告说，“数千人的反应是积极的。”这是一个低风险和容易参与的行动，这在Facebook的世界里是很常见的。该行动要求Kullena Khaled Said成员通过改变他们的在线“服装”—一他们的个人资料照片，在某种程度上公开表明自己与该组织的关系。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同时表明了自己与那些杀害“埃及烈士”的人以及那些没有或尚未加入该组织的人的区别。通过在徽标中使用该运动的一个人物一一哈立德·赛义德，参与该运动的人正在加强他们作为一个与哈立德·赛义德之死有关的运动的同一性(高尼姆，2012:63,67)。

在第二次行动中，高尼姆要求成员们拍照，他们举着一个纸牌子，上面写着Kullena Khaled Said:

数百人照做了，我们开始在页面上发布他们的照片。这些图片所产生的影响比张贴在页面上的任何文字都要强烈许多倍。各种背景的男性和女性，年龄在14岁到40岁之间，现在成为了这场运动的化身。(2012: 68)

成员们再次采用了一种标识符，即他们所在群体的名称，在危险的情况下，这将他们与对手和其他人区分开来，从而加强了他们的“我们”感。在这两次行动之后，运动实际上就流动起来了。

小组组织并参与的第三个行动是沉默站，这是一个小组成员建议的线下行动。他们的想法是让成员穿上黑色t恤(另一种标识)，在亚历山大的海岸站一个小时，彼此相距五英尺，默默地表达他们“对哈立德·赛义德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不满”。这次行动的准备工作涉及到团体成员和

312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Frames in Facebook Groups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最终要求他们公开表达对政权的不同意见。甚至在行动发生之前，就有可能看到这个群体的集体同一性正在形成和增强。例如，成员们决定他们想要“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尽管我们既悲伤又愤怒，但我们仍然是非暴力的”(高尼姆，2012:70,72)。

高尼姆利用小组成员所表达的这些愿望和感受，并在一篇文章中加以强化，大胆地断言该小组是谁，不是谁，甚至给予小组成员“Facebook青年”的集体同一性:“我们不是一个组织……我们也不是一个政党………我们没有别的动机，只是想以文明的方式表达我们的意见....我发誓整个世界都会对Facebook青年感到惊叹”(2012:72)。在我对Zeeshan的采访中，他自豪地宣称他也将自己定位为Facebook青年(2013年8月14日)。

当该组织因组织“沉默站”而受到政府和国有报纸的攻击时，该组织的数字同一性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因为面对那些试图给它另一个不那么光荣的同一性的人，它阐明并捍卫了自己的身份：

你知道为什么媒体要攻击Facebook吗?因为它没有收受贿赂来发布虚假故事……而且它也不会屈服于安全压力，删除一个故事....Facebook成为我们表达观点、抱负和梦想的工具，没有任何人的压力...现在我们的信息传到了他们有偏见的报纸上…但我们的信息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是埃及青年，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关心，我们有发言权。(高尼姆，2012:74)

事件发生后，许多人批评它，认为它没有做任何改变现实的事情，而且是愚蠢的。高尼姆回应这些批评的文章，在团体成员和“他们”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线，而“他们”并不是集体采取行动的动机行动者。他写道：“很多人会想，那又怎样?你得到了什么？“……正是这些人说埃及人是懦夫，没有人会出现在沉默站上。他接着陈述了他们的收获，比如“一个强烈的信息，即我们是一个团结的埃及人团体，彼此关心……他们不是被动的。”这篇帖子以“谢谢你，脸书青年”结尾。高尼姆报告说，在沉默站之后，“团结的感觉压倒了参与者，并将摊位变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环境。”在此之前，又举行了三次“沉默之站”

Sharone Daniel:

313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群体经历了一段“看不见”的时期，这在社会运动中很常见(高尼姆，2012:80)。

正如读者所看到的，库琳娜·哈立德·赛义德非常成功地培养了一种“我们”感，一种同一性。读者可能也注意到了Ashmore等人作为集体同一性指标的一些元素的存在。也许最明显的标志是行为参与，成员通过参与成百上千的群体组织的行动来表现出来。在高尼姆发布的一项调查中，7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觉得自己拥有这个页面”，“这个页面所宣传的事业是他们自己的事业”。很多会员对这个页面也有非常积极的评价。例如，一些人说库琳娜·哈立德·赛义德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显然，群体中存在强烈的集体同一性迹象(高尼姆，2012:108,80)。

当我们看《为达米尼伸张正义》时，一开始并没有从页面的帖子和评论中出现具体的同一性，我们在库琳娜·哈立德·赛义德中看到的强烈声明也不存在。在采访小组成员之前，我得出结论，这个小组没有形成任何形式的集体同一性。直到一个多月过去了，才有迹象表明，该组织或管理员同意或甚至提出了一种行为模式或目标，将他们与成千上万走上街头的印度人区分开来，页面上的帖子和评论也没有显示出任何同一性模式。从表面上看，这个组织似乎在这方面失败了。然而，在采访中，我发现了一种不可否认的低但可察觉的集体同一性存在。虽然这些受访者的回答不能被理解为代表整个群体，但有趣的是，这种感觉是存在的，尤其是考虑到他们都没有真正参加过这个群体组织的活动。

五个受访者中有三个人具备了集体同一性的最基本条件，因为他们说他们认为自己是这个群体的成员。其中两名成员对团队的评价总体上是积极的，这是集体同一性的第二个要求。第三位成员的批评则更为复杂，但三人都认为该页面提高了人们对该事件的认识，并提供了重要的更新。其中一人认为，它做得更多。此外，小组所坚持的价值观和不受欢迎的人所持有的价值观之间也有明显的区别。在对Rohan的采访中，这一点变得很明显，他说他对管理员和他所说的“男孩和女孩”感到不满，因为他们是正义的

314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Frames in Facebook Groups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因为他们“试图摧毁印度文化”，并将男性妖魔化。他不同意页面上所说的很多内容。他认为，女性不应该“违背我们的文化”，去离家“很远”的地方，天黑后还出门。相反，她们应该“举止正常”。

罗汉的言论与普里扬卡的言论形成鲜明对比，普里扬卡表示，她尊重行政长官的观点，并对印度女性面临的双重标准、不平等和压迫感到相当担忧。她还对那些“对达米尼提出愚蠢问题的人表示非常恼火，问她为什么晚上还不在家？”她和她的男孩朋友在一起做什么?(2013年8月12日对问卷的回答)。考虑到他们的不同观点，罗汉并不像普里扬卡那样强烈而自信地认为自己是达米尼正义的一部分，这并不奇怪。他在使用“我们”和“他们”来指代这个群体时，总是在切换，在表达支持制止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时，他会使用第一人称，而在反对该页面的内容时，他会使用第三人称。显然，尽管没能确定一个明确而恰当的“敌人”，但该页面确实在属于(我们)的人与不属于(他们)的人之间划清了界限。

当被问及如果团队一夜之间消失，他们会有什么感觉时，一些受访者表示，他们会感到失落或悲伤，这表明他们对团队和集体同一性的情感依恋。普里扬卡特别伤心：“我一定感到非常难过/震惊，因为它是我为达米尼而战的伙伴。即使是现在，当小组不像开始时那样活跃时，我也感到很难过”(2013年8月12日对问卷的回应)。

普里扬卡甚至通过这个小组交了几个朋友，表现出了社会嵌入性，她声称，尽管她无法亲自参加小组主办或组织的任何活动，但她“在Facebook的帮助下尽了最大努力鼓励他们”，并觉得这意味着她“在家参与”。从她的角度来看，她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即坚持自己的行为参与。考虑到上面的回答，我的假设是，如果管理员再次活跃起来，如果他或她有时间、精力和所需的专业知识，就有可能围绕一个不同的目标或目标重新动员这个页面的成员，因为集体同一性的种子很可能存在。2013年8月12日)。

Sharone Daniel:

315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集体行动框架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能动性:“能动性是指通过集体行动可以改变条件或政策的意识。集体行动框架暗示了某种集体效能感，否认了一些不受欢迎的情况的不变性。它们通过将人们定义为自身历史的潜在代理人来赋予人们权力。他们不仅认为可以做些什么，而且认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Gamson,1992:7)。

对于库琳娜·哈立德·赛义德来说，第一次沉默站是一个强大的时刻，因为那些在互联网上“相遇”并组织起来的人看到他们的工作以成千上万的年轻埃及人默默地站在一起反对压迫政权的形式蔓延到线下世界。这个创新的、非暴力的、非对抗性的想法来自于一个小组成员，而不是高尼姆本人。高尼姆把发到库琳娜·哈立德·赛义德电子邮件账户上的想法，连同活动的日期和时间，贴在了页面的墙上，并征求“所有有助于实现这个想法的建议”。他回忆道：“为了实现这个想法，我们收到了大量的电子邮件。最重要的评论是，这种努力不应该变成一场典型的政治示威...根据其中一名成员的建议，参与者被要求携带一本《古兰经》或《圣经》，以便安静地阅读。 9

在收到第一封电子邮件后的一个小时内，高尼姆在脸书上发起了一个名为“沿亚历山大海滨为哈立德·赛义德烈士沉默站祈祷”的活动。他在周三发布了这条建议，而沉默站活动原定于周五下午5点举行。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该组织的成员合作撰写和分发新闻稿，设计标志和横幅，邀请国内和国际媒体报道这次活动，联系哈立德·赛义德的母亲邀请她参加，甚至制作了一个视频来宣传这次活动。成员们邀请了很多人，这个团体迅速发展到超过10万人。如上所述，该事件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国有报纸开始攻击脸书，声称它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所有，许多间谍和敌人匿名使用它来给埃及年轻人洗脑。”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一周前刚刚成立的一个小组完成的，在这个小组中，主要协调者是匿名的，而且很可能是通过许多人的合作完成的，这些人彼此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亲自协调他们的行动(高尼姆，2012:70,74)。

COLLECTIVE ACTION FRAMES: AGENCY

316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Frames in Facebook Groups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高尼姆写道，虽然他觉得实际人数要低一些，但“路透社的一篇新闻报道称，有8000人参加了沉默站”。这个摊位的照片被贴在网上，世界各地的报纸都报道了这个故事。成员们表示，这个团体对他们的影响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以前从未参加过类似的活动。在高尼姆组织的一项民意调查中，64%的参与者表示“沉默站”非常有效或效果令人满意，72%的人表示他们会参加下一次活动。机构的集体行动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并得到加强。没有什么比高尼姆在“沉默站”之后的一篇帖子更能表达这种感觉了：

上周五，这个页面启动了…周二穆罕默德发送了他的建议，并宣布给大家....周五，超过10万名成员加入了该组织，数千人在开罗和亚历山大市实施了一个埃及从未有过的想法....所以我们能做任何事情吗?!

虽然该组织在代理意识上从来没有统一或一致，尽管它经历了一段缺乏行动和关注的时期，但在该组织组织的其他行动中，同样强烈的代理意识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沉默革命，当然还有1月25日的革命(高尼姆，2012:79,81,84,103)。

这种话语和焦点与我们在《为达米尼伸张正义》中看到的截然不同，在《为达米尼伸张正义》中，一种沉重的挫败感和缺乏代理的感觉悬在空中。这是因为，首先，正如你在上面关于不公正框架的章节中看到的，管理员和小组成员并没有发展出一个合适的有动机的行动者来对抗。他们没能将一群无关联青年的随机性暴力行为置于他们所处的更广泛的结构中(Gamson,1992: 33)。如果没有正确的“敌人”和目标，就很难觉得一个人可以改变任何事情，或者他所寻求改变的事情会真正产生影响。正因如此，在强奸案发生后仅仅几周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该页面的“点赞者”们就不断地发布着对强奸犯尚未被绳之以法感到沮丧和愤怒的信息。虽然有可能，但考虑到准备这类案件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尤其是一个被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学者和公民仔细审查、分析和撕裂的案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期望。此时此刻，如果有一位像高尼姆这样的管理者在场，帮助将对话转向更广泛的司法体系结构，那将是非常理想的

Sharone Daniel

317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让针对达米尼的罪行得以发生的不公正现象，并确定该组织能够带来结构性和持久变化的方式。

对于强奸犯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也有不切实际的、自私自利的期望，其中最受欢迎的一种是阉割。不幸的是，这些都得到了管理员的鼓励。例如，他/她发布了一张照片，照片上一名被指控强奸的男子被下巴下的钩子拖着穿过黎巴嫩的街道，标题是“这就是黎巴嫩官员公开对待强奸犯的做法!印度到底在搞什么鬼？分享给印度政府吧!!”显然，对于一个处理高度公开案件的民主政府来说，这种法外和非法的惩罚是不可能的。这在黎巴嫩也不是常态。一个既允许愤怒又允许理性的温和声音会更有用，因为它会庆祝这样一个事实:街头抗议确保了所有强奸犯都被立即逮捕和起诉，强奸法正在被审查，让追随者不再认为立即将强奸犯阉割并处以绞刑是他们的事，并将他们推向一个更合适的发泄愤怒的途径，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行为对减少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有影响。不幸的是，这并没有发生，这个页面也从“这次……”这样的评论转移了。将会有变化!重大变化!，“我也想加入这个……”并为这个女孩做SMTHNG……”，以及“人民抗议的力量……”应该继续……只有这样，才会有人为“让达米尼失望”而道歉，并抱怨和叹气说什么都不会改变(为达米尼伸张正义，2012年12月20日发布，原文拼写错误)。

除了无法实现不切实际的目标或庆祝已经完成的目标而感到沮丧之外，该页面也未能利用活动来帮助成员看到他们在线微行动的结果。在运动早期，为达米尼伸张正义组织了两场由其他团体和个人发起的抗议活动。人们将在圣诞节前的几天聚集在印度门要求正义。但为达米尼伸张正义组织的成员并没有被要求穿戴或携带任何可能表明他们属于该组织的东西。由于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抗议，为达米尼伸张正义的成员不太可能有机会与其他页面成员见面和交谈，这样做，看到有可能离开互联网，走上街头要求和得到结果。

318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Frames in Facebook Groups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当这个页面最终真的组织了一场抗议活动，要求人们穿黑色衣服来表明自己的身份时，距离强奸案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成员们已经感到沮丧和没有动力，这个页面也失去了很大的动力。据另一位受访者迪内什(Dinesh)称，在250多名回复者和7万多名页面“赞”者中，只有大约10人参加了这次活动(2013年7月20日)。这次活动很可能产生了一些影响;然而，Facebook上并没有发布这次活动的最新消息，迪内什也没有提到这次聚会的任何结果。

然而，总的来说，由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共同努力参与集体行动，也没有目标对手，该组织似乎既没有目标，也没有达到目标的手段。这些因素将成为构建代理的主要障碍。

此外

在结束这篇文章之前，我想指出两个不适合集体行动框架的因素，但在考虑微观行动主义的影响时，它们是相关的。首先，不管他们在动员和行动上有多么成功，为达米尼伸张正义和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都履行了向该网页的关注者提供案件重要更新的职能。第二尽管“为达米尼伸张正义”未能将焦点集中在一个有动机的演员身上，该组织可以动员起来反对这个演员，但该网站只是不时地宣称，达米尼被强奸是没有借口的，该网站在成千上万的粉丝面前表明了反对指责受害者和羞辱受害者的立场。

结语

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有别于为达米尼伸张正义，并促成其成功参与集体行动的三个因素是，该组织有能力建立三个集体行动框架:不公正、代理和同一性。当谈到不公正的框架时，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能够引导埃及年轻人对“敌人”的强烈道德义愤，这种“敌人”足够具体，让人觉得它可以被击败或至少受到攻击，也足够抽象，让人觉得可以进行长期的结构变革。该团体还利用创造性的集体行动和一定的象征元素来发展集体同一性，并建立了强烈的归属感

Sharone Daniel

319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通过成功地将埃及青年聚集在一起抗议，培养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的感觉。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位积极参与、目标明确的领导者和团体管理者的帮助下实现的。不幸的是，为达米尼伸张正义似乎在这三个领域都失败了，尽管对该组织成员的初步采访表明，集体同一性的种子可能已经在该组织内部生长，尽管它无法提出一个合适的目标，也无法围绕这个目标组织起来。

在试图理解为什么一个群体成功而另一个群体失败时，还有更多的因素必须考虑。集体行动框架的构建只是其中之一。然而，我希望这篇文章将有助于正在进行的理解和消除数字行动主义的过程，并为数字和其他活动家提供一个如何明智地利用社交媒体和在线工具来促进社会变革的例子。

参考文献

320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Frames in Facebook Groups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后记

拉斐尔·福沙伊

政治理论家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Laclau)在1994年出版的论文集《政治身份的形成》(The Making ofPolitical Identities)的导言中，概括了他所认为的20世纪末、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和柏林墙倒塌之后的政治形势。拉克劳认为，主导二战后政治格局的政治意识形态冲突的后果，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主义的新兴时代，给政治身份的划分留下了一定的空白。拉克劳在数字媒体转型和政治、社会和个人日常经验与实践的重新语境化的新兴时代的尖端写作。二十年后，我们正深入到冷战后全球格局的去语境化中，其地图主要围绕着经济、国家和跨国霸权重新绘制。拉克劳反思了围绕政治同一性问题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与我们在本卷导言中提到的哈贝马斯对千禧年之交的现代性的晚期现代和后现代解释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分析相一致。关于哈贝马斯倾向于称之为晚期而非后现代性的政治身份形成方式的变化，拉克劳指出：

如果行动者在社会结构中总是有一个已经确定的位置，那么从激进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同一性问题就不会出现，或者至多被视为人们发现或认识自己的同一性，而不是构建它。因此，社会错位的问题就会被看作是社会的问题

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