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与原子：信息时代的政治经济学

生产过程由于随后被转化为这种形式而受到次要影响。数字化不仅说明了当代文化进程的前沿，也说明了当代文化进程如何将未发生在这一前沿的文化生产和文化遗产纳入和转化。

数字化通常是通过表达它的符号系统来定义的。众所周知，数字形式是二进制代码中的一系列1和0。一种复杂的码，一种有多种可能刻写能指的码，用很少的符号传达了大量的信息。例如，由于英语字母表包含26个能指，仅仅铭刻一个能指就排除了25种可能性。几百个能指的代码将在每个铭文中排除几百-1种可能性。相比之下，二进制代码只排除一个其他符号，因此每个铭文传达的信息很少。然而，如果有大量的铭文，一个非常简单的代码就可以传达大量的信息。数字形式的文化产品是一个数字，也就是说，一个抽象的形式符号，像任何符号一样，在一定的代码中被理解为这样。二进制码的简洁性要求这个数字要特别长。正是这种最小的代码和非常大的存储容量的结合，在技术意义上定义了数字化。数字化形式的文本、照片等被表示为极长的二进制数，正是这些数字之间的差异表达了文化产品之间的差异。

数字是人类经验的一个基本而普遍的方面。更确切地说，人类说话的基本经验可以通过形式学科来研究，这些学科将语言的某些特征抽象出来，以便科学地确定。研究数的形式学科关注的是不同内容之间的关系，这样它们就可以集体地联系在一起。这种集体联系是用数计数的本质。雅各布·克莱因指出，对说话的反思导致了语法和逻辑的形式学科，但这也

说话的行为预设了一个词与另一个词的区别，以及一个词与另一个词的联系。它以计数为前提。因为计数就是区分一件事物与另一件事物，同时又把它联系起来。因此，说话和其中所包含的思考一直被理解为一种计算。这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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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说话时对数字有明确的认识。但是，反思和追求我们的探索性问题，我们到达了算术的形式学科，即数字及其关系的科学，这是我们所有计算的基础。(克莱因，1985:164)

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是人类语言的一个基本方面的正式知识。
数字化依赖于这一形式学科，将文化产品表达为数字。

然而，将数论应用于数字化只能产生一个技术上的定义:也就是说，对其内部结构的定义。它并没有延伸到数字在人类制造或行为中的使用，更具体地说，也没有延伸到数字化在人类文化中的作用。虽然文化产品以数字的方式表达，但它们的作用是赋予文化在人类经验中的角色某种形式。我们可以把这称为数字化的文化定义，它将与它在文化中的主要和次要角色以及这种文化从人类经验中形成有关。对于数字文化的制度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数字的形式，而是数字的形式在人类经验中的功能，以及这种形式作为文化形成和传播的基本过程的插入。

文化数字化的文化定义离不开关于数字文化制度的问题，以及它是否会因破坏理性与意义和价值的整合而引发危机的问题。

文化数字化所构成的文化形式是由将文化转化为数字形式并使其在人类经验中可用的初级和次级过程构成的。显然，在二级过程中，当一种先前存在的文化形式被翻译成数字形式一一例如扫描文本或照片，并将扫描结果插入可下载的文件中一一数字形式是另一种文化形式的表现(例如，一种文化形式本身就是一种表现)。文本或图像)在某种意义上，它既指向先前的形式，又包含了先前形式的内容。此外，它以这样一种方式指代，即该形式的内容可以通过数字形式获得，因此它不仅是一种先验形式的表征而且是一种经验形式，它本身被体验为一种文化内容。至少在二次过程的情况下，数字化既是一种文化形式的表征，也是一种文化形式本身。就文化数字化的初级过程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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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种文化内容被直接刻入数字形式一一例如在电脑上书写文字或用数码相机拍摄照片并将其插入可下载的文件中一一作为一种体验形式，它显然是一种文化内容。然而，由于铭文的数字形式，文化内容已经是“可复制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可以不受限制地生产的(因为没有原创性)，并且是可传播的，因此，它的表现方式是这样的——尽管它所指的不是先前的文化形式——数字形式指的是它本身就是的文化内容。

因此，文化的数字形式，无论是作为主要的还是次要的过程.既是一种文化内容，也是对同一文化内容的表现。数字化的数字形式，即技术定义所捕获的内部形式，当应用于表达人类经验的文化内容时，使该文化内容具有其表现形式的同一性。数字文化是通过数字化技术定义中所描述的数字形式使内容和表现形式同一性。

由于文化表达的内容包含文化知识，而文化内容的表示使这些知识在共享框架中可用，因此文化的数字化既是知识也是交流。由于数字化中内容和表现的同一性，知识和同样知识的传播变得同一性。数字化的形式瓦解了知识和传播之间的区别一一已知的和利用已知的说服之间的区别，或者，从最广泛的角度来说，科学和修辞学之间的区别(Angus,2005)。文化的数字化开启了这种经典区分的崩溃，因为它在数字形式和文化内容之间建立的关系，与文化内容本身的铭文一样，建立了这种文化内容的再现性和可重复性。文化的数字化使信息与文化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具有同一性。为了理解作为数字文化中心制度的信息概念，我们必须理解它是如何将知识坍缩为信息的形式，将传播坍缩为信息的形式，从而使信息既是知识又是传播。因此，信息是文化数字化的文化定义，它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信息是否会通过破坏理性(现在以信息的形式)与意义和价值的整合而引发文化危机。对数字化制度进行回顾性调查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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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知识的当代聚合及其基于铭文的传播,同时也是自身的表现。

信息是知识的一种形式

信息是一种知识形式，因此它指的是作为知识的世界的一个方面。它对知识进行表述，或赋予知识某种形式。这种形式不同于关于世界的其他形式的知识，比如说话、写作或绘画，尽管这些其他形式可以追溯到包含信息的特征。信息形式的知识是历史上的后来者，尽管如此，它可以用来描述其他形式的知识的一些共同内容。

作为控制论电路的信息

信息中的知识形式传达了知识的两个基本方面:数量方面和关系方面。信息是一种知识，人们对它可能拥有“多”或“少”，“够”或“太多”。它是一种主要从其数量方面来理解的知识，尽管要描述这种数量需要参考“上下文”，我们通常非常笼统地说，但更确切地说，是参考该信息的关系方面。一个人有足够或太多的信息与其他信息有或多或少的接近，或相关的信息有关。信息的数量是通过其关系方面来定义的，而关系方面是通过信息系统来定义的。信息系统是由相互相关的信息组成的有组织的数组。

在这里，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一个控制性系统—一比如一个内部有加热调节器的房子一一在与其环境相关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内部组织的、自我导向的、自我纠正的系统，这样，当内部系统的组织响应外部环境时，正是它的内部组织定义了这种反应的性质。

反馈是一种控制系统的方法，通过将系统过去的运行结果重新输入系统。如果把这些结果仅仅用作对系统及其调节进行批评的数值数据，我们就得到了控制工程师的简单反馈。然而，如果从性能中反向得到的信息能够改变性能的一般方法和模式，我们就有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学习的过程。(维纳，195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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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自我调节通过内部组织的整体将这种关系路由，从而使每个内部组件与其环境保持距离。系统的每个内部组件通过整个系统的结构而不是单独对环境影响作出反应。这种内部组织，从而实现了高度的自我监控和自我纠正，是由系统的每个内部组成部分构成的，这些组成部分为其他组成部分提供信息。

拥有内部加热调节器的人住在房子里，从保持房子的温度在一个近似均匀的水平(比如在18到20摄氏度之间)中受益，并且通常不需要注意加热器何时工作，何时关闭。然而，如果这个人觉得太冷，那么这个人就有可能把自我调节传感器的温度提高几度。理想情况下，这种调节器的重置会达到一种新的平衡，让人感觉更舒服。这里需要注意两点:在这个简单的例子中，改变一个自我调节系统的调节水平，需要一个重置传感器的行动者。如果传感器可以自我重置，除了在一个预设的模型上，比如记录设备，定期重置白天和夜间的传感器温度，它可以说是一个有生命的系统，因为传感器成为了一个行动者。

这个循环组织构成了一个内稳态系统，其功能是通过确定指定它的组件是那些合成或维护它的组件来生产和维护这个完全相同的循环系统。此外，这种循环组织将一个生命系统定义为一个相互作用的单元，并且对其作为一个单元的维护至关重要;凡是不在其中的，就是它的外部，或者不存在。在循环组织中，指定它的组件是那些它以某种方式确保其合成或维护的组件，使其功能的产物与产生它们的功能组织相同，这就是活的组织。(Maturana and Varela, 1980: 9)

在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对环境刺激作出反应的过程中，例如传感器以不同的方式重置自身以监测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传感器充当了整个信息系统的监督者一一即在对环境刺激作出反应时调节整体的部分。这将是一个生物的、有生命的系统的底线，而不是物理的、一阶控制论的系统。

56信息时代的涌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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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要注意的是，感觉冷的人感觉冷。从系统的角度来看，感觉冷的功能是作为调节器复位的信息。感觉冷通过被设置在其他信息的关系语境中，从而成为信息，从而发挥信息的作用。但一个人可以感觉冷而不成为这样的信息。我可能只是保持寒冷，因为这不是我可以改变的房子，或者因为我买不起更多的石油或天然气。信息包含了我之前所说的“文化内容”的参考，或者在这种情况下是一种感觉寒冷的生理文化状态，但它不是物质文化内容本身的这一方面。这正是通过内部组织的强化所实现的，这样对环境的参考就会通过系统的整体而不是每个组成部分单独地做出反应。信息的形式是与一个有组织的系统内的其他信息的定量关系，而不是直接与这些关系之外的事务状态的关系。信息概念从一个自我调节的控制论系统的概念发展而来，意味着信息同时既是系统内信息的运动，又是该系统的自我监控和自我调节。实践和关于这种实践的理论在控制论信息中崩溃。知识变成了一种形式的信息，这种形式与它的交流融合在一起。

从信息到突现意义

这种将信息初步表征为定量和关系形式的知识，可以更详细地描述信息的复杂程度。这种图式阐述了数字化的文化定义，它指的是数字在其数字化系统化中通过将这种形式插入文化形成和传播的基本过程而在人类经验中发挥作用的方式。

最小的信息量是piece.a一条信息只能被定义为参照其作为信息而起作用的话题或主题的最小的信息量，也就是说，相关信息的关系总体。这种确定，如果没有

a In Love the Questions: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Enlightenment I used the term "bit" but distinguished it from its technical meaning. It now seems clearer to adopt a different terminology entirely for the cultural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information (Angus, 2009: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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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作品本身更大更复杂的信息排列。总是有不止一条信息，但一件作品的相关性取决于信息的整体，而不是它对经验世界的一个元素的参考，在这个意义上，只能被回顾性地定义为整体的一部分。这种信息的总体可以以两种形式出现:作为其他信息片段的不确定的众多，或者作为由主题组织的总体。在这里，我们大致上遇到了信息的文化问题:有大量的信息，但它不一定被组织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文化数字化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包含在如何选择和组织过多的信息片段以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的问题中。而文化上无法将这一选择和组织过程制度化的失败，确实可以被称为“文化危机”。

我们可以区分出建立在这个原始片段之上的信息片段的三个更高层次的集体。有一堆信息，这是由单个信息片段组成的无组织的、数量不定的更大的集合。这样的一堆展示了文化危机:我们有成堆的信息，却没有一件与一件或一件重叠的相关性。我们淹没在如此多的堆中，以至于一种文化组织其意义感和价值感所需要的连贯性本质上是缺乏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有足够的信息，什么时候我们有太多的信息，也不知道所收集的信息是否具有任何真正的相关性。

从几堆信息中，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形成一堆信息一一在这里，我们将走出危机的第一步。我在这里使用“束”这个词，是指一串葡萄或一束花，或者把手指捆成拳头。它首先表示一个可观的数目——至少是一堆，也许是几堆—一但更重要的是，这一堆本身具有某种可辨别的、虽然可能很弱的组织。卖花的人根据花的形状和颜色把它们束成一束;葡萄是根据茎上生长的逻辑串成束的;拳头被手指捆成一团，不能包含一个脚趾。将一堆或几堆转化为一堆，涉及到突发性组织的问题，如果充分跟进，可以将信息形式的知识组织成与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组织和持久性相关的文化知识。如果我们能够以微观逻辑的方式确定，一堆变成一堆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我们就开始着手解决信息时代文化意义的建构问题。

58信息时代的突现意义(Emergent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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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束束的信息可以被收集成一个话语。我说的语篇是指有组织地呈现一系列信息，阐述一个主题的连贯视角。“话语”一词打破了它之前的主要定量术语，强调了它所实现的内部定性组织，从而表达了文化意义，话语本身可以进入一种更广泛的话语之间的关系，以解决文化价值。

现在，我在这里所做的只是提出一个旨在帮助定义信息时代文化危机问题的术语。这些术语既不能解决问题，其至也不能断言这个问题在原则上是可以解决的。然而，它确实指出了在哪里可以寻求这样一个解决方案，以及什么将构成这样一个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如何从信息碎片的更高集体的组合中，出现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它将与早期的文化意义和价值话语相比较，这些话语不是从信息的数量和关系形式开始的?

将这种提出的涌现意义形式与早期有意义的文化整体的信息区分开来的根本区别在于，这些整体首先是作为具有部分的整体来表达的，这些部分在整体中的位置因此被确定。他们相对自然的世界观，用马克斯·谢勒的术语来说(谢勒，1980:74)，被视为一个整体，其整体性表达了意义和价值。因此，他们的问题是，如何根据文化整体来理解和评价一个涉及文化整体的独特部分的给定情境。问题的方向是，首先，这种情况应该如何与文化整体的不同部分相联系.其次，文化整体如何决定部分的意义和价值。我们的问题是逆向的虽然不是现存的逆向。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着过多的信息。任何一条信息都与不确定但数量庞大的其他信息共存。因此，每一条信息都出现在一个无限的视界中，这个视界以互联网为代表，是大量更多信息的来源。我们的问题是，在这个不确定的范围内，单个的信息片段如何能够充分地组织起来，以表达文化意义，而不落入不断积累信息的背景嗡嗡声中。

在这种组织之外，通过涌现意义的过程一一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个过程的话——将构建一个话语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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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参与文化意义和价值的建构。今天许多哀叹主体衰落和意义危机的话语，基本上都假定这种突现意义的过程是不可能的，因此当代数字化文化不可能成为我们过去谈论文化意义时那种意义上的文化。具有文化意义的当代主体将是更高层次的信息集体的一种新兴属性。

克服文化数字化所产生的意义和价值危机，就必须表明，即使在信息时代，这种能够赋予主体性和意义的突现结构在某些条件下确实是可能的。但在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谈谈知识及其传播的崩溃所带来的信息的第二个方面:信息作为传播媒介之间的翻译媒介。

作为翻译媒介的信息

在知识汇聚和信息传播之前，人们可以区分作为文化内容的知识和它的传播，或者，用古典术语来说，哲学和修辞学(安格斯，2005)。可以从其文化内容及其对社会文化形成的影响的角度来研究传播，也可以从传播媒介的角度来研究传播，传播媒介将文化内容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个地方，或从一个主体传递到另一个主体，以施加影响。如果关注传播的文化内容，传播媒介的专一性就会退避，而如果关注传播媒介，文化内容就会退避，有利于媒介构成的物质关系。由于文化数字化现象本身包含了文化内容传播的可能性一一也就是说，通过互联网和相关渠道的传播一一关注传播媒介对于提出对意义和价值的暗示问题至关重要。

传播媒介理论

一种传播媒介建立起一种关系，即在一种给定的媒介内刻写的传播的起点和终止点之间的关系;例如，说话者、作者或发送者与审计师、读者或接收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性质是由每种情况下媒介的特定特征来定义的。因此，在言语媒介的情况下，说话者和听者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种面对面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包括了外观、手势和音色等方面。作者和读者被一段不确定的距离隔开，因此不能面对面，而是通过写在纸上、莎草纸上、卷轴上或电脑屏幕上的文字来交流。外观、手势和音色都不存在，但完整的、可重复的、可携带的文本使远离周围社会关系的个人能够沉浸在文本的意义中，对其进行反思，并返回来检查它，并在以后与同一文本的其他读者(他们在相隔甚远的时间和地点阅读)进行交流。对各种传播媒介及其固有特征的研究，包括它们影响社会关系和文化中意义循环的方式，现在是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现在被称为“媒介生态学”(安格斯，2000:37-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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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文化数字化的背景下，主要关注的不是传播媒介、媒介生态之间的关系转移，而是数字化传播在媒介生态中的地位。数字媒体是否应该被视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原则上可以与其他媒体(如演讲、卷轴、书籍、广播、电视等)相媲美，或者它是否是一种影响—一也许是一种基于电子或计算机技术的外部影响—一作用于所有媒体，这往往是不明确的。后者抓住了一些真理，因为任何媒体的任何内容都可以被赋予数字形式。这就是为什么数字化给文化意义和价值带来了危机，而不仅仅是媒体生态内部的转变。但仔细观察，就能得到更精确的定义。

如果我们以当代用户的方式看待电脑屏幕，我们会依次体验到书面文本、录音、图表和插图、照片、音乐、乐谱等等。这些在以前可能都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媒介。但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体验到“数字”是屏幕上的内容。与其他电脑屏幕相连的电脑屏幕确实在用户之间建立了一种确定的横向关系。关于计算机通信所构成的“网络”关系，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热衷者经常声称，这种无等级的网络预示着一种新的民主形式，而保守派则怀疑，接触的速度和即时性是否消除了反思思考所需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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