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与原子：信息时代的政治经济学

计算机通信所固有的社会关系确实是一种网络关系，这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屏幕上出现的不同的传播媒介表明，数字传播与它经常使用和描绘的其他媒体不同，它不是一种意义上的媒介。

让我们注意到这种情况的几个方面:首先，虽然不同的媒体及其内容作为内容被描绘或呈现在屏幕上，但这是以一种将它们重新嵌入到数字传播的网络社会关系中的方式完成的。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经常提醒我们的那样(麦克卢汉，1964:60)，媒体不是简单地分离;在媒体生态中，新媒体的内容往往是旧媒体。比如，在电视上出现的是叫卖小贩、街头宣传员、话剧等。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以前的媒体变得满足(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就是被呈现的东西)，而由旧媒体构成的社会关系在新媒体中消失了。很明显，这也发生在数字传播中:下载供阅读的书籍与其他数字可能性一起出现，并在它们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化是一种类似于以前媒体的媒介，因为它的构成性社会关系将其他媒体的社会关系作为它的显性内容。

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些材料彼此并排出现的事实，允许它们以新的方式被编辑和组装。再一次，我们可以在电视使销售、宣传和娱乐进入新的关系的方式上看到一个类比。但是，数字化还有更多的含义:所有这些媒体形式一—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包括计算机形式一一都可以通过数字化相互转换，这样数字化就成了文化内容翻译的通用媒介。它将任何媒介的内容翻译成自身，从而能够以极快的速度对其进行编辑和重组，然后将新的内容重新嵌入到另一种媒介中—一要么是本身，要么是以书籍、照片等印刷形式。尽管最终的内容重新嵌入到特定的媒介中，而这种媒介的建构性社会关系适用于这种媒介，但再现性和构成性的各个方面在原则上都是通过一种普遍的翻译媒介而崩溃的。这种区别通常并不清楚，因为我们倾向于假设一一正如我们所做的那样，生活在数字媒介的主导地位之中—一重新嵌入将永远是数字形式的。尽管我们经常将书面文本打印出来，并在学术会议上像使用书面手稿一样使用它们，其方式与许多年前没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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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既是一种通用的翻译媒介，也是一种可与其他媒介相比较的特定媒介，因为当重新嵌入在数字形式内时，其特定的网络社会关系占主导地位。2数字化既是一种特定的传播媒介，又是一种传播媒介之间的翻译媒介。虽然先前的媒体在适当和可能的情况下会翻译先前的媒体，但数字化的特点在于其普遍翻译的可能性，也在于由于它显然与自身共存，因此被翻译的内容很可能在数字媒体内重新嵌入。也许我们应该保留后一种可能性，以考虑文化的数字化:不仅将所有先前的文化内容翻译成数字形式，而且将这种翻译的产品重新嵌入到数字媒体中。

数字化与文化意义

因此，我们需要隔离翻译和交流的全数字媒体的哪些方面对文化意义和价值构成问题。众所周知，数字翻译和传播的关键方面是速度。相反，我们可以说，在数字化之前，媒介之间的每一种形式的有限翻译都需要所讨论的媒介的基本延迟特征。一种文化，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暂时平衡的媒介生态，它的正式定义是媒介间翻译的速度或延迟。它实质上是由通过媒介生态传播的文化内容来定义的一一也就是说，同样是由媒介生态中传播媒介之间不可翻译的东西所构成的那些沉默来定义的。翻译的延迟设定了文化内容和创新的正式边界，而本身被传播的文化内容同时也受到构建文化无意识的内容的不可能翻译的困扰一一这在媒体生态中是不可说的，并且/或者被主流媒体推向了边缘。因此，数字文化的一个结构性特征是几乎同时的翻译/传播，这样以前分离的文化的边界就经常被逾越。这种越界意味着，数字文化的产品必须在不同的文化意义下进行解释，而不是在其生产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文化颠覆了任何既定的解释语境并以解释者建立解释语境的必要性取代了这种先前稳定的语境。3文化解释变得横向化，放弃了深度问题。综上所述，而之前的文化作品是在相对稳定的意义背景下制作和解释的，所以寻找一种适当的解释主导了文化意义，当代数字文化产生了对相关解释背景的寻找，并倾向于将任何提供的解释视为其他解释中的一种可能的解释(Poste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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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至少暂时以媒体生态所定义的这种方式来理解文化，那么数字化的两个特征就会脱颖而出:首先，翻译和传播的速度意味着媒介之间的翻译延迟越来越少，几乎为零。第二，数字化作为翻译的通用媒介，意味着不可能的翻译所产生的沉默日益减少为零。这是一个普遍观察的基础，即信息正在加速超越所有跟随它的能力，而这些信息的含义越来越难以理解。文化的数字化确实给文化带来了危机，因为如果没有延迟和沉默，文化就会趋近于一种没有稳定意义的纯粹透明。这种透明度往往是乌托邦式的赞美或反乌托邦式的指责的主题，因为它破坏了任何稳定的意义背景，但在这一点上，更重要的是要问这种透明度对当代文化意义解释的可能性有什么影响—一因为“危机”既被理解为损失，也被理解为恢复，在胡塞尔的意义上。

通过媒介间的普遍翻译，传播作为信息的形式意味着传播与知识的融合。翻译的元媒介是界定每种媒介所固有的特定知识形式的基础。这种形式的传播作为自我监控与知识汇合，成为信息的形式。

数字化是否引发了意义和价值的危机?

危机诊断的困难在于，人们必须展示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如何在当前形势下必然出现的，而不仅仅是偶然出现的，同时，通过同样的诊断，这个严重的问题是如何被克服的。危机既不是衰落，也不是上升。这是一个决定的时刻，在这个时刻，衰落的必要性和上升的可能性都建立在现象本身的基础上，以至于诊断指出了一条可能的解决方案，尽管它不能保证结果。文化危机概括了我们自己与意义和价值的斗争。出自文化对信息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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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厘清衰落的必要性和上升的可能性。这是我们结论的实体。

信息通过将知识坍缩为信息的形式，将传播坍缩为信息的形式，从而成为数字文化的中心制度，这样一来，信息既是知识，也是知识的传播。文化的数字化被建立为既是知识又是传播，这同样是文化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它的行为和监控，都以信息的形式存在。这种内容/表现、实践/理论和知识/传播之间经典区别的趋同或瓦解，澄清了数字文化制度的基础。以上各节分别考察了信息即知识和信息即传播，以澄清这种趋同的本质。

推动这一分析的问题是文化数字化对意义和价值的意义。在本章前面对作为知识的信息进行研究时，我们已经看到，作为知识的信息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突现意义如何出现在由简单片段构建而成的连续更复杂的信息集体中。这个问题的核心一—信息量如何转化为结构质量一一已经在上面提出了，尽管还没有直接解决。在本章的那一部分中，我们研究了作为交流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作为翻译媒介的信息提出了一个文化日益趋向透明的问题。既然信息消解了知识和传播知识之间的区别，那么最后，我们是时候来探讨信息的这两个方面如何应对数字化文化中的意义和价值危机了。

让我们以总结性的形式陈述信息的特征，这些特征使我们能够将信息理解为数字文化的制度:信息既是知识，也是知识的传播、内容和表现;它在一个自我监控、自我调节的网络中运行：它是文化内容翻译的通用媒介，可以界定不同传播媒介的知识边界。

我们的两个平行调查将我们引向文化数字化基本情况的两个趋同的方面:既然每一条信息都发生在一个包含无限和非常大量信息的视界中，那么在一堆信息中如何出现一个紧急结构?既然数字化翻译和传播的速度减少了传统上附加在文化翻译和传播上的延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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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为零，这意味着构成一种文化形式无意识的沉默也减少到相对的零，意义和价值如何在这样一种文化意义透明的语境中凝结？把这两种表述放在一起:意义和价值如何在纯粹存在的文化形式的无限视界内，既没有沉默，也没有无意识，由即时传播构成的，从成堆的信息的结构中浮现出来?如果不是来自决定了文化中主体位置的沉默和延迟，那么结构又从何而来？

信息的特征表明，数字化确实引发了一场文化危机:没有延迟和沉默，文化近似于一种纯粹的透明;即使信息包含突现意义的可能性，但这种意义并不是直接或自动从信息的积累中产生的。纯粹透明的危险在于缺乏意义或价值。通过涌现意义恢复意义和价值意味着一—与传统意义体系中过分夸大的“相对自然世界观”对个体意义的包容和组织不同一一涌现意义包含自下而上意义建构的可能性。

这里的线索在于观察到，在信息回路的构建中，“感觉冷”促使传感器在调节器和环境之间重新建立一种新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感觉冷”作为整个信息系统的信息，即使“感觉冷”本身被该系统留在外面，因为感知本身不是信息而是感知。信息是定量的和相关的，然而，即使对于系统中的一个节点来说，“感觉冷”的感觉也是一种状态，或者是一种感知。换句话说，作为定量和关系的渲染，使得事件状态的登记的特殊性与定量关系无关。请注意，这种“感觉冷”并不是指信息系统之外的主体，而是指信息系统内的感知节点。同样，我不会诉诸于信息时代之外的主体，而是诉诸于信息时代内的感知节点。尽管如此，我认为，在整个信息系统中，记录感知状态与定量关系计算之间的区别仍然适用。

正是这种信息系统内的登记节点，一旦被取消或忽视，就会产生数字文化的危机。同样，正是从这个登记节点中产生了不同的态度，才能够克服危机。随着延迟和沉默趋近于零，该节点作为注册站点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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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几乎完全被整个信息系统所吸收。但这种吸收永远不可能是完全的。正是在完全吸收与注册站点的奇点之间微小而持续的差异中，才发生了数字文化的危机与疗愈。这种差异是如何出现的，又如何被扩宽为文化意义?

如果在注册地点注册本身被认为是一种感兴趣的现象，那么吸收的速度就会减慢，从这种延迟中产生了成堆信息的结构化。这种现象可以被称为强度。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把“意义和价值”作为一个短语来讲，但传统上，“意义”会在更高层次的估值之前被考虑，而我想说的是，由于信息的划时代形式，这种关系已经发生了逆转。价值的根经验是注册站点作为兴趣和调查站点的奇点的意义，“强度”一词指的就是这个意义。这种强度可以被描述为胡塞尔要求符号系统(如数字)根植于直接直觉的残余:它不再具有胡塞尔所要求的自明性和普遍性，但确实包含了作为这些基础的“经验”时刻——尽管这里的“经验”不再是一个预设的基础，而是在符号系统中发现的一种缺失，这种缺失指出了在符号系统的每一个实际操作中始终存在的外部操作。要成为信息，一个符号系统必须有物质，而在物质中，它遇到了某种强度的奇点。登记的强度是信息电路吸收的延迟，它提供了构建构成价值的信息堆的动机，从而构成了这些信息堆成为束和话语时的意义。

这种对登记地点的奇异性的拥抱，聚焦于登记的强度，因为在登记中没有被纳入到电路中。这是一种本土化的举动(Angus，2008:13-36)。这种强度成为结构化的一种价值，为一堆信息的突现意义奠定基础。这是在注册站点，甚至是由注册站点承担的风险，这与哲学本身是共延的。4一旦节点成为一个站点或地点，而不仅仅是一个电路中的节点，由于其注册的密集奇点，价值和意义就会出现，以构建信息。这样的价值和意义形成了延迟和沉默，形成了文化的视界。建立的文化不是数字文化，而是数字化中的新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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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感谢西蒙弗雷泽大学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的Shadbolt奖学金(2012)和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委员会(资助号435-2012-0209)对撰写本章所依据的手稿的支持。

注释

媒体生态学也被称为“多伦多传播学派”，因为埃里克·哈夫洛克、哈罗德·英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都曾在多伦多工作过一段时间。在我之前的工作(安格斯，2000)中，我使用了“比较媒介理论”这个术语来强调，只有当一个人“在”该媒介之外时，也就是说，在另一种媒介中，特定媒介的特征才会变得清晰。我曾在一次采访(Ralon)中讨论过各种术语的相对有效性以及当代对“媒体生态”的近乎共识。

2对这种在当代文明中变得无处不在的翻译的普遍性的认识，是将媒介分析从仅仅是不同形式的目录转向一般文化理论的关键因素。“既然我们在电子技术中不仅扩展了我们的身体器官，而且扩展了神经系统本身，那么作为速度因素的专业和分工原则就不再适用了。当信息在中枢神经系统中以符号的速度移动时，人类面临着所有早期加速形式的过时，例如公路和铁路。出现的是一个包容意识的整体领域”(麦克卢汉，1964:103)。“渠道和信息的普遍数字化抹去了个体媒体之间的差异”(Kittler, 1999: 1)。

3这是对我之前分析过的经典引用实践的变化情况的普遍化。“在传统引语中出现的(完成)关系在这里发生了逆转。在引文中，单句引文是不完整的，因为它的完整意义取决于整个文本一一原文、新文本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完整是在引语这一边，而完整是在整个文本这一边。相比之下，一个比特的信息是完整的，因为它是单一的，封闭的，然而，它与其他比特的接近，通过互联网的无限增加，使它不完整。更大的结构现在是不完整的;较小的结构已经完成。知识变成了信息的碎片，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安格斯，2009:116)。

ACKNOWLEDG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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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哲学的开始是在一个决定性的行动中，在这个行动中，思想家的处境被作为理解人类状况的一种方式而被审问....一个人被迫冒险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建立并形成一种哲学”(安格斯，1997:10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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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负责任的机器人工自主代理的机遇与挑战

David J. Gunkel

1990年在德克萨斯大学召开的第一届网络空间会议上(就互联网而言是古代)，桑迪·斯通(SandyStone)提出了一个清晰的观点，现在回想起来，这个观点可以被认为是互联网生活的指导原则之一。“无论主体变得多么虚拟，总会有一个身体依附”(Stone,1991:111)。斯通用这段简短而深刻的评论试图指出的是，不管网上出现了什么，计算机网络和数字信息系统的用户都应该记住，在幕后或屏幕后面总是有另一个用户——另一个本质上和我们相似的人。这个“他者”可能以不同的虚拟角色、网名、个人资料或化身的形式出现，但这一切的背后总有人。

这种互联网民间智慧，让我们受益匪浅。它帮助用户驾驭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是由计算机媒介的交流而成为可能的。它还帮助执法机构追捕骗子、诈骗艺术家和网络掠夺者。而且，也许最重要的是，它帮助我们理清了在数字关系中涉及个人责任和他人权利的棘手伦理问题。但这一切都结束了。它结束了，正是因为我们不能再完全肯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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