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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戈尔德斯坦:论活动对视觉过程的依赖性,第163页及以下。
这涉及到S的病例,戈尔德斯坦在其著作论活动对视觉过程的依赖性中对这一病例和施耐德的病例进行了对照。
② 戈尔德斯坦:论视觉想象力的完全丧失对触觉识别的影响,第244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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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作,即使他的眼睛是睁开着的并且盯着门的。①在病人拥有一种通常或多或少足以指引他的各种动作的目标视知觉时,如何能够在此将病人的不能归之于各种视觉缺陷呢?难道我们没有阐明一种原发性的触觉障碍吗?很明显,一个物体如果能够引起一个动作,它必须包含在病人的运动场之中,障碍则在于运动场的缩小,从此以后被限制在那些实际可触摸到的物体那里,排除了在正常人那里围绕着它们的可能的触觉视域。缺陷归根结底与比视觉、触觉(作为被给予的性质之总和)更深层次的功能相关联,它涉及被试的生命区,即朝向世界的开口:这一开口使一些实际上不在把握之中的物体对于正常人来说仍然重要,仍然可以触摸得到地为他实存着,并构成其活动领域的一部分。按照这一假说,当病人们在整个活动期间留心自己的手和目标时,②我们不应该把这种情况看作是一个正常过程的简单放大,对视觉的这种求助只是因为虚拟触觉有了缺陷才是必要的。但是,在严格归纳的层面上,这一对触觉加以质疑的解释仍然是随意的,我们总是可以附和戈尔德斯坦而倾向于另一种解释:为了敲门,病人需要一个在触得到距离之内的目标,这是因为,有缺陷的视觉在他那里不再足以给动作提供一个坚实的背景。因此,不存在一个可以决定性地证明病人的触觉经验是否与正常人的触觉经验相同的事实,就像物理理论一样,借助某种辅助假说,戈尔德斯坦的看法总是能够被处理成与事实相一致。就像在物理学中一样,任何绝对排他性的解释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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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论活动对视觉过程的依赖性,第178-184页。
②同上书,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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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中都是不可能的。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更仔细地瞧瞧,就会看到,在心理学中,一种判决性实验的不可能性是建立在一些特殊的理由之上的,它与要认识的客体——也就是行为——的本性本身相关,并且有一些更加决定性的后果。在一些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完全被排除,也没有任何一个严格为事实所确立的理论之间,物理学仍然能够依据逼真度,选择一个能解释更多事实,而自己又没有为了解释而构设出来的辅助假说。在心理学中,我们缺乏这个标准: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为了用视觉障碍来说明不能在门前做出“敲”的动作,有必要不用任何辅助性假说。我们不仅从来没有达至一种排他性的解释(虚拟触觉的缺陷或视觉世界的缺陷),而且我们还必然要回应一些同样逼真的解释,因为“视觉表象”、“抽象动作”和“虚拟触觉”只不过是同一种中心现象的一些不同的名称。所以,心理学在这里并不处在与物理学相同的处境中,即心理学局限在各种归纳的概率中,它不能——哪怕依据逼真性——在那些从严格归纳的角度看仍然保持为不相容的假说中进行选择。为了一个哪怕仅仅概率性的归纳保持为可能的,“视觉表象”或“触知觉”就应该是抽象动作的原因,或者最终它们两者都应该是一个其他原因的结果。这三项或四项应该能够从外面获得考虑,而且我们也应该能够辨别出它们的相应的变化。但是,如果它们是不可分离的,如果它们中的每一项都预设了其他各项,那么这种失败就不是经验主义的失败或判决性实验的尝试的失败,而是心理学中的归纳方法或因果思维的失败。因此,我们到达了我们想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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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
(2)就像戈尔德斯坦认识到的那样,如果正常人的一些触觉所予与一些视觉所予的共存相当深刻地改变了前者,以至它们能够38充当抽象动作的基础,那么病人的被切断了这种视觉所予的触觉所予,就不再能够被视作与正常人的那些触觉所予是相同的。戈尔德斯坦说,触觉所予和视觉所予在正常人那里不是并置的,前者因为与后者的邻近而具有它们在耐德那里已经丧失了的“性质上的细微差异”。他补充说,这意味着研究正常人的纯粹触觉是不可能的,唯有疾病给出了一幅关于被还原到它自身的触觉经验是什么的图画。①这一结论是正确的,然而它相当于说:用于正常被试和用于病人的“触摸”一词并不具有相同的意义;“纯粹触觉”是一种并不作为构成成分进入正常经验的病理学现象;疾病在破坏视觉功能时并没有揭示出触觉的纯粹本质;疾病改变了被试的整个经验,或者如果我们愿意这样说的话,在正常被试那里,并不存在一种触觉经验和一种视觉经验,而只存在不可能在其中确定各种不同的感觉贡献之分量的整全经验。那些在精神性盲中以触觉为中介的经验与那些在正常被试那里以触觉为中介的经验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且不管前者还是后者都不配被称为“触觉”所予。在我们使“视觉”经验发生变化以便辨别属于触觉经验和视觉经验各自特有的因果关系时,触觉经验并不是一种我们可以保持其不变的分开的条件,而且行为不是这些变量的一个函项:它在这些变量的定义中已经被预设了,就像它们中的每一个已经在另一个的定义中被预设了一样。①精神性盲、触觉缺陷和运动障碍是它们借以获得理解的一种更根本的障碍的三种表达,而不是病态行为的三个构成成分;视觉表象、触觉所予和运动机能是行为统一体中的三种被分割开的现象。如果因为它们表现出一些相关变化,我们就想用其中一个来说明另一个,那么我们就是忘记了,比如说,就像小脑性共济失调症的例子所表明的,视觉表象行为已经预设了在抽象动作和指示动作中也表现出来的相同的投射能力,如此一来,我们是把需要说明的东西当作前提给出了。通过将投射能力限制在视觉或触觉或某种实际所予中(这种寓于它们所有之中),归纳思维和因果思维对我们隐瞒了这一能力,使我们无视正好是心理学维度的行为维度。在物理学中,一条定律的建立确实要求科学家构想各种事实藉之得以协调的观念,而这一并不处在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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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戈尔德斯坦:论视觉想象力的完全丧失对触觉识别的影响,第227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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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运动机能对于感觉所予的条件制约,参行为的结构第41页以及表明-只被拴住的狗不像一只自由的狗那样知觉到自己的活动的各种实验。在盖尔布和戈尔德斯坦那里,古典心理学的那些方法奇怪地与格式塔心理学的具体灵感混合在一起。古典心理学方法完全认识到了,进行知觉的被试作为一个全体进行反应的,但整体性被构想成一种混杂,并且触觉从其与视觉的共存中只是获得了一种“性质上的细微差异”,而按照格式塔心理学的精神,只有作为不可分割的环节被整合到一个感觉间的组织,这两个感觉领域才能产生联系。然而,如果说触觉所予与视觉所予构成了一个整体构形,这显然以它们自己在各自的领地中实现了一种空间构造为条件,否则的话,触觉和视觉的关联将是一种外在联想,而且触觉所予在整体构形中停留为它们被孤立地把握成的东西:这两种结果都被完形理论排除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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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如下的补充是正当的:在另外一部作品(慕尼黑第九届实验心理学大会报告“空间知觉病理障碍的心理学意义”)中,盖尔布自己指出了我们刚才所分析的研究的不足。他说,甚至不应该谈论正常人的触觉和视觉的融合,甚至不应该在对空间做出的各种反应中区分出这两种构成成分。如同纯粹的视觉经验,纯粹的触觉经验连同它的并置的空间和被表象的空间,都是分析的产物。存在着对所有感官在其中以一种“未经分化的统一体”协同作用的空间的具体使用(第76页),触觉的意义只是没被空间的主题认识恰当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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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的观念将永远不会被一个判决性实验所证实,将永远只是或然的。但是,它仍然是函项与变量关系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的观念。大气压应该是我们发明出来的,但是,它最终仍然是一个第三人称过程,是一定数量的变量的函项。如果行为是一种形式,各种“视觉内容”和各种“触觉内容”、感受性和运动性在其中仅仅作为一些不可分离的环节出现,那么它仍然不能通过因果思维获得理解,它只是对于另一种思维来说才是可以领会的,——这另一种思维接受初生状态的客体(就像它向亲历它的人显现的那样),连同它那时被笼罩在其中的意义氛围,并且寻求进入这一氛围之中,以便在各种散乱的事实和症状背后找到被试的整体存在(如果涉及一个正常人的话),找到他的根本障碍(如果涉及一个病人的话)。
如果我们不能用各种视觉内容的缺失来说明抽象动作障碍,因此也不能用这些内容的实际在场来说明投射的功能,那么还有一种方法似乎仍然是可能的:它不是通过把症状回溯到一个本身可观察的原因,而是回溯到一个可知的理由或一个可能性的条件来重构根本的障碍,也就是说把人类主体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其每一个显示都是完全在场的意识。如果障碍不应该与内容相联系,那就应该与认识的形式相联系,如果心理学不是经验主义的和说明的,它就应该是理智主义的和反思的。完全就像命名行为一样,①指示行为假定:客体不是被身体所接近、抓住和吞没,而是与身体保持着距离,并且在病人面前形成图像。柏拉图仍然承认经验主义者用手指示的能力,但真正来说,如果这一沉默的动作所指示的东西尚未从瞬间实存、单子实存中被夺取出来,被当作先前在我这里显现的东西和同时在他人那里显现的东西的代表,即被归入一个范畴或被提升为概念的话,也是不可能的。病人之所以不再能够用手指指示我们触摸的其身体的一个点,是因为他不再是面对一个客观世界的一个主体,是因为他不再能够采取“范畴的态度”。①同样,抽象动作只要预设了目标意识、只要被这一意识所支撑、只要是为已的活动,就会受到损伤。实际上,它不是由任何实存着的客体所引起的,它显然是离心的,它在空间中勾画了一种无根据的意向:这一意向朝向本己身体,并且把它构成为客体,而不是穿透它以便透过它通达各种事物。因此,抽象动作中寄寓着一种客观化的能力,寄寓着一种“象征功能”②、一种“表象功能”、一种“投射”能力①这一能力已经在一些“事物”的构造中起作用,它把各种感性所予看作是一些代表另一些的、全部一起代表一个本质的,它给予它们一种意义,内在地赋予它们以生机,将它们整理成系统,使许多经验围绕着同一个可知的核心,使一种可以从各个不同视角识别的统一性呈现在它们那里,总之,就在于在印象流背后安排一个给予它们以根据并赋予经验材料以形式的不变者。然而,我们不能说意识有这一能力,它就是这一能力本身。只要存在着意识,并且为了存在着意识,就需要存在着意识就是关于它的意识的某一个东西,即一个意向性对象,而且,意识只有“非实在化”自身并投人到客体之中、只有整个地处在对某物……的这种参照中、只有是一种纯粹的意指行为,才能够朝向这一客体。如果一个存在是意识,那么它应该不外乎就是诸意向的组织。如果它不再能够由意指行为来界定,那么它就会回到事物的状态:事物正好是那种不能进行认识的东西,是那种对自己和世界处于一种绝对无知状态的东西,因而是那种并非真正的“自身”,也即“为已”,而是只拥有时-空个体化和在已实存的东西。①因此,意识不会包含多与少。如果病人不再作为意识而实存,他就必定作为事物而实存。要么活动是为己的活动,于是“刺激”不是其原因,而是其意向对象;要么活动被分割并散布到在己的实存之中,变成了身体中的一个其各阶段相继而来却互不相识的客观过程。具体动作的优势能够在疾病中获得说明,因为它们是古典意义上的反射。病人的手能够摸到自己身体上蚊子所在的那个部位,因为预先确立的一些神经环路调整的是反应而不是兴奋。他之所以仍然能从事职业活动,是因为这些活动依赖于一些牢固地建立起来的条件反射。尽管存在着各种心理缺陷,它们仍然能够继续存在,因为它们是一些在己的活动。具体动作与抽象动作、抓与指示的区别是生理与心理、在已存在和为已存在的区别。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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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盖尔布和戈尔德斯坦:论颜色名称遗忘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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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盖尔布和戈尔德斯坦:指示与抓住,第456-457页。
②海德。
③布曼和格林鲍姆。
①凡·沃尔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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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身体
①我们常常把做出这一区分的荣誉归于胡塞尔。实际上,这一区分在笛卡尔和康德那里已经存在。在我们看来,胡塞尔的原创性不在于提出了意向性概念,而在于对这一概念的精心设计,在于在表象的意向性之下发现了一种更加深刻的、其他人所说的实存的意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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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会看到,实际上,第一个区别与它远没有覆盖的第二个区别是不相容的。一切“生理学说明”都倾向于一般化。如果抓的动作或具体动作是由皮肤上的每个部位和那些把手引向它的运动肌之间的实际连接所保证的,那么我们就看不出来,为什么控制同样的肌肉来做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的活动的同一个神经环路却不能确保指示动作和抓的动作。在叮咬皮肤的蚊子和医生放到相同地方的小木尺之间物理的差别不足以说明抓的动作是可能的、指示动作是不可能的。只有在我们考虑这两种“刺激”的情感价值或其生物学意义的情况下,它们才能够真正被区分开来;只有在我们把指示和抓视为与客体相关联的两种方式、在世存在的两种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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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盖尔布和戈尔德斯坦有时倾向于在这一意义上解释这些现象。为了超越自动行为和意识之间的古典的二者择一,他们比任何人做的都要多。但是,他们从未给予他们的分析总是把他们引向的,我们称为实存的这一在心理和生理之间、在为己和在已之间的第三项以名称。因此,他们最早期的那些工作常常落入身体和意识的古典二分之中:“抓的动作远远要比指示行为更直接地由机体与围绕机体的场域的关系所决定……;重要的不在于随着意识而展开的那些关系,而在于那些直接的反应……,我们以一种更加具有生命力的——用生物学的术语来说,原始的——方式与它们打交道”(指示与抓住,第159页)。“抓的行为对那些关系到行为的实施的有意识构成成分的各种变化、对同时统握的各种缺陷(在精神性盲中)、对被知觉空间的逐渐变化(在小脑性共济失调症中)、对各种感受性障碍(在某些皮质损伤中)仍然是完全不敏感的,因为它不是在这一客观的领域中展开的。只要那些周围兴奋仍然足以准确地指引它,它就能够被保留”(同上书,第460页)。盖尔布和戈尔德斯坦确实怀疑定位反射活动的存在(亨利),但只是就人们想把它们看作是天生的而言。他们坚持“一种不包含任何空间意识的自动定位”的观念,“因为它甚至发生在睡眠中”(由此被理解成绝对无意识)。在婴儿那里,它确实是基于整个身体对一些触觉刺激物的整体反应而“习得”的一—但这一习得被构想为在正常成人那里将被外部兴奋所“唤醒”、并引导他走向那些合适的出路的“运动觉残余”的积累(论视觉想象力的完全丧失对融觉识别的影响,第167-206页)。施耐德之所以能够正确地进行那些为其职业所必需的活动,是因为它们全都是习惯性的,不要求任何的空间意识(同上书,第221-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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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情况下,这两种反应才会停止彼此相混。但是,一旦我们把活的身体还原为客体状态,这正好就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即使我们只是一次承认它是第三人称过程的所在地,我们就不再能够在行为中为意识留下任何地盘。各种姿势以及各种动作既然利用的是相同的器官-客体,相同的神经-客体,就应该被展示在无内在的过程的平面之上,被塞进“生理条件”的没有空隙的组织之中。当从事其职业的病人将手伸向放在桌子上的一件工具时,他难道没有完全就像做一个抽象的伸展动作所必需的那样移动其胳膊的各个部分吗?一个成天在做的姿势难道不包含一系列的肌肉收缩和神经支配吗?因此,不可能划定生理学说明的界限。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划定意识的界限。如果我们把指示的姿势与意识相关联,如果刺激甚至有一次可以为了变成反应的意向对象而停止成为反应的原因,那么我们就不能构想刺激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作为纯粹原因起作用,也不能构想动作永远可以是盲目的。因为,如果在其中有起点意识和终点意识的“抽象”动作是可能的,那么在我们生活的每一时刻,我们确实一定会知道我们身体在何处,而不用像寻找我
144们不在时被移走的一个物品那样寻找它;因此,甚至各种“自动”的动作也一定会向意识显现,也就是说,在我们身体中从来都没有在己的动作。如果整个客观空间只是为理智意识而存在的,那么我们甚至在抓的动作中都一定会重新找到范畴态度。①就像生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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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倾向于将抓与身体、将指示与范畴态度联系起来的戈尔德斯坦(我们从前面的注释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被迫重新回到这一“说明”上来。他说,抓的行为可以“按照指令获得执行,而且病人想去抓。为了去抓,不需要意识到他伸手所及的那个空间点,但他仍然感觉到了一种空间定位……”(指示与抓住,第461页)。如同在正常人那里一样,抓的行为“仍然要求一种范畴的、有意识的态度”(同上书,第4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