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觉现象学（梅洛-庞蒂文集 第2卷）（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

因果关系一样，意识觉醒不会不开始于任何地方。必须要么放弃生理学说明、要么承认它就是全部，——要么否认意识、要么承认它就是全部；我们不能把一些动作与身体机制联系起来、把另一些与意识联系起来；身体和意识并不相互限定，它们只能是平行的。任何生理学说明都在机械生理学中被一般化，任何意识觉醒都在理智主义心理学中被一般化，而机械生理学或理智主义心理学都将行为平均化，并且消除了抽象动作和具体动作之间、指示和抓之间的分别。这一分别要获得维持，除非存在着身体成为身体的许多方式、意识成为意识的许多方式。只要身体是由在已实存来界定的，它就作为一部机器均匀地运作；只要心灵是由纯粹的为己实存来界定的，它就只能认识一些展现在它面前的客体。因此，抽象动作和具体动作的分别不能被混同于身体和意识的分别，它不属于相同的反思维度，它只能在行为的维度中找到其位置。各种病理现象使不是客体的纯粹意识的某种东西在我们眼里发生变化。就像经验主义心理学对一些内容的诊断一样，理智主义心理学对病理现象的诊断——意识的瓦解和自动行为的释放—，并没有触及根本的障碍。

就像在所有地方一样，理智主义在此的分析与其说是错误的，145不如说是抽象的。“象征功能”或“表象功能”确实是我们的各种活动的基础，但它们不是分析的最终项，它们自已也建立在某种地基之上；理智主义的错误在于将它们建立在自身之上，将它们与它们在其中获得实现的那些质料分离开来，并且在我们这里原初地认识到一种没有距离的面对世界在场，这是因为，从这一不带不透明性的意识、这一不包含多和少的意向性出发，一切将我们与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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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分离开来的东西——错误、疾病、疯癫，总之，肉身化——都被归结为单纯显象的状态。无疑理智主义没有脱离意识的质料而实现意识，比如，它明确反对在言语、行为和知觉后面引入一种作为语言、知觉和运动质料之共同的，且数量上唯一的形式的“象征意识”。卡西尔说过，不存在“一般的象征能力”，①反思的分析不是寻求在涉及知觉、语言和行动的病理现象之间建立一种“存在方面的一致”，而是寻求建立一种“意义方面的一致”。②理智主义心理学正因为确定性地超越了因果思维和实在论，所以能够看出疾病的意义或本质，并且能够认识一种不是在存在的层面上被确认，而是在真理的层面上自我证实的意识的统一性。但是，存在方面的一致和意义方面的一致之间的分别、从实存秩序向价值秩序的有意识过渡，以及使我们能够断定意义和价值为自主的那种倒转，实际上恰恰就相当于一种抽象，因为，从我们最终采取的立场来看，现象的多样性变成无关紧要和不可理解的了。如果意识被置于存在之外，它就不会受到存在的损害，诸种意识的经验的多样性—病态意识、原始意识、儿童意识、他人意识就不会获得严肃对待，其中不存在任何有待认识和理解的东西，唯一一种可理解的东西就是意识的纯粹本质。这些意识中的每一种都不会错过实现我思。在其各种谵狂、强迫症和谎言的背后，疯子知道自己在发狂、在强迫自己、在说谎，最终说来，知道他不是疯子，知道他认为自己是疯子。因此，一切都是就更好而言的，疯癫只不过是不良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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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ymbolvermügen schlechthin，卡西尔：符号形式的哲学，第三卷，第 320 页。

②“存在方面的一致，意义方面的一致”(Gemeinsamkeit im Sein,Gemeinsamkeit imSinn)，同上。

如果对疾病意义的分析获得的是一种象征功能，那么这一分析就把所有的疾病都视为同一的，就把失语症、失用症和失认症都归于统一了，①甚至或许不能将这些疾病与精神分裂症区别开来。②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医生和心理学家会婉拒理智主义的敦请，并由于没有更好的办法而重新回归因果说明的各种尝试，因为它们至少具有考虑到了在该疾病以及每一疾病那里存在着特别之处·的优势，而且它们由此至少给予了我们一种实际知识的幻象。现代病理学指出，从来都不存在严格的选择性障碍，但它也指出，每一障碍按照其主要损害的行为领域是有细微差别的。即使更仔细地观察，任何失语症都包含着一些辨识障碍和运用障碍，任何失用症都包含着一些语言障碍和知觉障碍，任何失认症都包含着一些语言障碍和行动障碍，各种障碍的中心仍然是在这里处于语言区域，在那里处于知觉区域，在别处处于行动区域。当我们在所有的情况中都追究象征功能时，我们确实在描述各种有别的障碍的共同结构，然而这一结构不应脱离它每次都在其中就算不是选择性地、也至少是主要地获得实现的一些质料。总之，施耐德的障碍首先不是形而上学的，因为正是一块弹片损伤了他的枕叶区；他的各种视觉缺陷很严重；我们曾经说过，将视觉缺陷当作其他缺陷的原因从而说明它们是荒谬的，但认为弹片与象征意识相关并非不那么荒谬。在他那里，精神正是由于视觉而受到了损害。只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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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比如卡西尔：符号形式的哲学，第三卷，第四章，“象征意识的病理学”。

②人们实际上构想了一种关于精神分裂症的理智主义解释，这一解释把时间的断裂和未来的丧失归结为范畴态度的瓦解。

③《行为的结构，第91页及以下。

147们还没有找到把障碍的起因、本质或意义联系在一起的办法，只要我们还没有界定疾病的既表达其一般性又表达其特殊性的具体的本质、结构，只要现象学还没有变成发生的现象学，因果思维或自然主义的各种咄咄逼人的回归就仍然是正当的。因此，我们的问题变得明确了。对于我们来说，关键不在于设想各种语言的、知觉的和运动的内容与它们所具有的形式或激活它们的象征功能之间有一种既不把形式还原为内容，也不把内容归入自主形式之下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既要理解施耐德的病怎么在所有方面都超出了其经验的各种特殊的——视觉的、触觉的和运动的—内容，又要理解它怎么只透过那些特定的视觉质料来损害象征功能。各个感官，以及更一般地说本已身体，显示了一个整体的神秘：它不用摆脱自己的此性和特殊性，就在自身之外表达了一些能够为整个一系列的思想和经验提供框架的含义。尽管施耐德的障碍就像涉及知觉一样涉及运动性和思想，但它总的来说在思想方面尤其损害了抓住各种同时发生的整体的能力，在运动性方面尤其损害了俯视动作并将它投射到外部的能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心理空间和实际空间遭到了破坏或损害，而且这些词清楚地揭示了障碍的视觉谱系。视觉障碍不是其他障碍的原因，尤其不是思维障碍的原因。但是，它更不是它们的一个简单的结果。各种视觉内容不是投射功能的原因，但是，视觉更不是精神展示它自身中的无条件能力的一个契机。各种视觉内容在思维的层次上被一种超越它们的象征力量恢复、利用和纯化，但是，这一力量正是在视觉的基础上才得以构成的。质料与形式的关系是现象学称之为一种奠基(Fundierung)关系的那种关系：象征功能就像依赖地基那样依赖视觉，这不是因为视觉是其原因，而是因为视觉是精神应该在一切希望之外加以利用的天赋：精神应该给予它一种全新的、不仅为了肉身化自己，而且也为了存在所必需的意义。形式与内容合为一体，以至后者最终呈现为前者本身的一种简单样式，而思想的那些历史准备呈现为伪装成自然的理性的狡计；但是，反过来说，直至在其理智的升华中，内容都停留为根本的偶然性，停留为认识和行动的最初确立或奠基，①停留为对存在或价值的最初领会——认识和行为永远无法穷尽价值或存在的具体丰富性，而且它们会处处更新价值或存在的自发的方法。我们必须重建的正是这一形式和内容的辩证法，或毋宁说，由于“相互作用”仍然只不过是一种与因果思维的妥协、仍然是关于一种矛盾的表述，所以，我们必须描述这一矛盾可以在其中被构想的环境，也就是说实存：事实和偶然事件的无休止的重演(由于一个在这种重演之前不会存在、没有它也不会存在的理由)。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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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想要觉察到作为“象征功能”本身之基础的东西，首先必须明白，甚至理智也不会将就理智主义。在施耐德那里，损害思维的不是他不能觉察到各种具体所予是唯一本质的一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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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翻译的是胡塞尔所喜欢的用词Stiftung。

② 参后面第三部分。当卡西尔指责康德大部分时间里分析的只是“经验的理智纯化”时(符号形式的暂学，第三卷，第14页)，当他寻求通过象征的完整倾向的概念表达质料和形式的绝对同时性时，或者，当他从自己的角度重拾黑格尔所说的精神在其现在的深处携带和捍卫其过去时，他显然提出了一个类似的目标。但是，不同的象征形式之间的各种关系仍然是含混的。有人总是会问，表达(Darstellung)功能是不是一种永恒意识向自身回归的一个环节、含义(Bedeutung)功能的影子，——或者相反，含义功能是不是构造的初“潮”的一种不可预见的扩大。卡西尔在重拾康德关于意识只能分析它所综合的东西这一说法时，明显回到了理智主义，尽管其书中包含着我们还会用到的一些现象学的、甚至实存的分析。

或者不能把它们归入一个范畴之中，相反的是，只有通过一种明确的归并，他才能将它们联系起来。我们注意到，比如病人不能理解9这样一些简单的类比：“皮毛之于猫就像羽毛之于鸟一样”，或者“光之于灯就像热之于炉一样”，或者“眼睛之于光线和颜色就像耳朵之于声音一样”。同样，他不能在其隐喻的意义上理解像“椅子的脚”或“钉子的头”之类的日常术语，尽管他知道这些词指的是物品的哪个部分。有时会出现同样文化程度的一些正常被试更加不能说明这种类比的情况，但这是因为一些相反的理由。对于正常被试来说，理解类比要比分析类比更容易，相反，只有在通过概念分析弄清楚了类比之后，病人才能理解类比。“他寻找………他可以从中——就像从一个中项中——推断出两个关系的同一性的共同的具体特征。”①比如，他思考关于眼睛和耳朵的类比，并且他显然只是在能够说“眼睛和耳朵都是感觉器官，因此，它们应该能够产生某种相似的东西”的时候，才理解这个类比。如果我们把类比描述为在协调两个给定项的一个概念下对它们的觉察，我们就将这样一个过程当作正常的了：这一过程只是病理的，并且代表着病人为了替代对类比的正常理解必定会经历的迂回的进程。“病人选择一个比较的第三项(tertium comparationis)的自由，完全对立于正常人对形象的直观规定：正常人抓住了各种概念结构中的特定的同一性，对于他来说，活的思维步骤是对称的、匹配的。他由此逮住了，类比的最主要的东西，而我们总是会问，一个被试是否仍然不能够理解，即使这一理解不是他所提供的说法和阐释充分表达的。”①因此，活的思维不在于用一个范畴来归并。范畴将一个外在干它所归并的项的含义强加给这些项。正是通过在被构造的语言中、在它所包含的各种意义关系中吸取，施耐德终于能够把作为“感觉器官”的眼睛和耳朵联系起来。在正常思维中，眼睛和耳朵是根据它们的功能的类比一下子就被抓住的；它们的关系之所以能够被固定为一个“共同的特征”并且被记录在语言中，只是因为这一关系首先是以其在视觉和触觉的独特性中的初生状态被觉察到的。也许有人会回应说，我们的批评只是针对一种将思维看作与单纯的逻辑活动相似的粗浅的理智主义，而反思的分析恰恰要回溯到述谓的基础，要在属性判断背后找到关系判断，要在作为机械活动和形式活动的归并背后找到思维借以把在谓词中获得表达的意义赋予给主词的范畴活动。这样的话，我们对范畴功能的批评就没有其他的结果，而只是在范畴的经验使用背后揭示一种先验的使用—没有这一使用，前一使用实际上是不可理解的。然而，经验的使用和先验的使用之区分与其说解决了困难，不如说掩盖了困难。批判哲学为思维的各种经验活动增加了一种先验活动，我们让它负责实现经验思维为之提供零件的全部综合。但是，当我现时地思考某物时，要确立我的思想，保证一种非时间的综合是不充分的，甚至是不必要的。应该在目前、在活的现在实现综合，否则的话，思维与它的各种先验的前提就会相分离。当我思考时，我们不能说我重新回到了我从来没有不是的永恒主体之中，因为思维的真正主体是那个实现了改变和现时恢复的主体，正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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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贝纳里：对一个精神性盲病例的智力检查的研究，第 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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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贝纳里：《对一个精神性盲病例的智力检查的研究，第263页

将其生命气息传递给了非时间的幽灵。因此，我们应该明白时间思维是如何依据它自身而建立的，是如何实现它自己的综合的。正常被试之所以一下子就能明白眼晴和视觉的关系与耳朵和听觉的关系是一样的，是因为眼睛和耳朵是作为进入同一个世界的手段一下子被给予他的，是因为他拥有一个唯一的世界的前述谓的明证，以致诸“感官”的等值及其类比可以依据各种事物获得读解，而且可能在被构想出来之前就被亲历到了。康德式的主体设定了一个世界，但为了能够断定一个真理，实际的主体必须首先拥有一个世界或在世界之中存在，也就是说，在自己周围带有一个含义系统(它的各种对应、各种关系和各种参与不需要阐明就能够被利用)。当我在自己的房子里走动的时候，我不用任何推论就一下子1 知道，走向卫生间意味着要从卧室旁边经过，瞧见窗户意味着壁炉在我的左边；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知觉都通过与成百上千的潜在坐标的关联而获得定位。当我与一位非常熟悉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说的每一句话和我所说的每一句话，在其对于所有人来说的含义之外，还包含有对于他的性格和我的性格的主要方面的许多参照，用不着我们回忆起以前的交谈。这些提供了我的经验的次要意义的获得的世界，本身是从一个奠定其首要意义的原初世界之中切割出来的。同样，存在着一个“思想世界”，也就是说，存在着我们的心智活动的一种积淀，它使我们能够信任我们既有的概念和判断，就像信任那些就在那里并且完全被给出的事物那样，用不着我们每时每刻重新对它们进行综合。就这样，可能存在着一种对于我们而言的带有其突出区域和模糊区域的心智全景，存在着一副关于像探究、发现和确定之类的理智问题和理智处境的外貌。但是，“积淀”一词不会把我们引入歧途：这种浓缩的知识不是处在我们意识深处的一堆惰性的东西。我的房间对于我来说不是一系列严格联想的形象，只有我“手上”或“脚上”仍然有它的各种主要的距离和方向，只有我的身体向它发出大量的意向之线，它才能作为熟悉的领域在我周围继续存在。同样，我那些获得的思想也不是一种绝对的获得，它们每时每刻都从我现在的思想中吸收营养，它们把一种意义提供给我，但我把它还给它们。实际上，我们的可以支配的获得每时每刻都在表达我们的在场意识的能量。有时，比如在疲倦的情形中，这种能量变弱了，于是我的思想“世界”变得贫乏，其至只剩下一两种萦绕在心头的观念；有时则相反，我沉入自己的全部思想之中，大家在我面前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引发一些问题、一些观念，都会重新集合和重新组织心智全景，而且都会以清晰的外貌呈现。因此，获得要真正成为获得，除非它在一种新的思维活动中被恢复；一种思想要成为处境化的，除非它本身安干自己的处境。意识的本质就在于给予自己一个或一些世界，也就是说，使它自己的思想就像一些事物那样在它自己面前存在，而且它通过不可分地向自己勾勒这些景致和离开它们来证明自己的活力。带着它的积淀和自发性的双重因素的世界的结构处于意识的中心，正是由于对“世界”的拉平，我们能够同时理解施耐德的各种智力障碍、知觉障碍和活动障碍，而不用把一些归结为另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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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觉的古典分析①区分了感性所予和它们从知性行为中获得的含义。从这一视点看，知觉障碍只可能是一些感觉缺陷或一些识别障碍。然而，施耐德的病例相反地表明了涉及感受性与含义的汇合、并且揭示了两者的实存条件的一些缺陷。如果人们向病人出示一支设法让笔夹无法被看见的钢笔，那么认识会有如下几个阶段，病人说：“它是黑色的、蓝色的、浅色的。它上面有一个白斑，它是长的。它有一根棍子一样的形状。它也许是一个无论什么样的工具。它发亮。它有光泽。它也可能是一个有色玻璃制品。”我们在这时把钢笔移近一些，并把笔夹朝向病人。他接着会说：“它应该是一支铅笔或钢笔。(他摸摸自己的上衣口袋。)它被插在这里，它用来记某种东西。”①很显然，通过为实际被看到的东西提供一些可能的含义，语言在认识的每一阶段都起了作用，而且依循语言的各种联系，认识从“长的”进展到“呈棍子形状”、从“棍子”进展到“工具”、从“工具”进展到“记某种东西的工具”，并且最后进展到“钢笔”。各种感性所予局限于暗示这些含义，就像一个事实向物理学家暗示一个假说那样；病人像科学家那样通过各种事实的印证间接证实并明确表达假说，他盲目地走向协调全部事实的那一假说。这一进程通过对比来突出正常知觉的自发方法、突出这种类别的含义生活(它使客体的具体本质直接就是清楚的，并且甚至让客体的“感性属性”只通过它显现出来)。正是这种熟悉性、这种与客体的联系在这里被中断了。在正常人那里，客体是“会说话的”和有含义的，颜色的搭配一开始就“想说”某种东西，而在病人那里，含义必须由一种真正的解释行为从别处带来。相应地，在正常人那里，主体的各种意向被直接反映在知觉场中，极化它：要么给它标上它们的印记，要么最终毫不费力地让一种含义波在它那里产生出来。在病人那里，知觉场已经失去了这种可塑性。当人们要求他用与一个给定的三角形相等的四个三角形来构成一个四方形时，他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人们用四个三角形只能构成两个四方形。人们坚持让他看到一个四方形有两条对角线、总是能够被分成四个三角形。他回答说：“确实如此，但这是因为四方形的各个部分必然是相互契合的。当我们把一个四方形分成四部分时，如果我们将这些部分正确地再合在一起，必定会形成一个四方形。”①因此，他知道四方形或三角形是什么，他——至少在医生做了说明之后——甚至没有忘记这两种含义的关系，而且他明白任何四方形都可以分为三角形；但他却不能由此得出，所有的三角形(等腰三角形)都能用来构成一个四倍面积的四方形，因为这一四方形的构成要求那些给定的三角形以不同的方式被组合起来，要求那些感性所予成为一个想象的意义的例证。总的来说，世界不再向他暗示任何含义，相应地，他自己提出的那些含义也不再具体化在给定的世界中。我们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世界对他来说不再有外貌。②正是这一点让我们明白了他的绘画的种种特点。施耐德从来不按照模特作画(nachzeichnen，临摹)，知觉不直接延伸为动作。他用左手触摸客体，认出某些特征(一个角、一条直线)，表达他的发现，最后在没有模特的情况下勾画出一个相应于语言表达的图形。①被知觉者被表达为动作要经由语言的各种明确的含义，正常被试则通过知觉进入到客体之中，并且同化客体的结构，而客体透过他的身体直接调整他的各种动作。主体和客体的这一对话，即主体对分散在客体中的意义和客体对主体的一些意向的这一恢复(这就是面部知觉)，在主体周围准备了一个向他谈论他自己的世界，并且把他的各种思想安置在世界之中。假如在施耐德那里这一功能受损了，我们可以预见，对各种人类事件的知觉和对他人的知觉尤其表现出缺陷，因为它们都预设了外部在内部中和内部通过外部的相同的恢复。实际上，如果我们向病人讲述一个故事，就会看到，他不是把它领会为伴有其强拍、弱拍、节奏或特有进程的富有旋律的一个整体，他只记住它是应当被一个接一个地记录下来的一系列事实。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在叙事中安排一些停顿，并利用这些停顿用一句话概括刚才向他讲的主要的东西时，他才能理解它。当轮到他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永远不会是按照人们向他叙述的那样(nacherzählen，复述)：他不做任何强调，他只是随着他对故事的讲述才能理解故事的进展，因此，叙事好像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被重构出来的。在正常被试那里存在着叙事的本质，它无需任何明确的分析就在叙事的进展中显示出来，而且它随后会引导叙事的重复。对于他来说，故事是某种可以由其风格获得认识的人类事件；被试在此能够“理解”，是因为他有能力在其直接经验之外，体验到叙事所表现的那些事件。总的来说，唯有直接被给予的东西对病人才是在场的。由于他没有直接体验到他人思想，他人的思想就永远不会对他是在场的。①对于他来说，他人的言语是一些必须逐一辨识的符号，而不像在正常人那里那样，是他能够生活在其中的一种意义的透明外壳。就像各种事件一样，这些言语对病人来说不是某一重述或投射的动机，而仅仅是一种有条理的解释的契机。就像客体一样，他人不会向他“说”任何东西，无疑向他呈现的幻觉所缺乏的不是可以通过分析得到的这一理智含义，而是可以通过共存得到的这一原初含义。

第三章 本己身体的空间性和运动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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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把关于知觉的一种更准确的研究留给第二部分，我们在这里只谈它对于阐明施耐德的根本障碍和运动障碍来说所必要的方面。就像我们寻求表明的那样，如果本己身体的知觉和经验相互蕴含，这些提前和重复就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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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身体

①霍赫海默：对语言精神性盲的分析，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