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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本己身体的空间性和运动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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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贝纳里,前引著作,第255页。
②施耐德能听别人读或读一封他自己写的信,却不能认出是自己写的。他甚至表示,如果没有签名,我们无法知道一封信是谁写的(霍赫海默,前引著作,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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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身体
① 贝纳里,前引著作,第256页。
②在默想几个小时之后,塞尚获得的正是对充分意义上的“动机”的掌握。他说:“我们在酝酿。”然后突然说:“一切突然就变得妥妥的了。”加斯凯:塞尚,第二部分,“动机”,第81-83页。
③贝纳里,前引著作,第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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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确切意义上的智力障碍——判断障碍和含义障碍—不能够被视为最终的缺陷,它们应该被放回到同样的实存背景之中。以“数盲症”为例。②我们已经能够证明,可以对放在他面前的客体做加减乘除运算的病人却不能构想数,他的所有计算结果都是通过与他没有任何意义关联的一些仪式化的方法获得的。他一边用手指表示那些要去数、要去做加减乘除的客体,一边在心里知道了数列,并且默背它:“对于他来说,数只隶属于数列,它没有任何像固定的数量、群、确定的尺度的含义。”③对他来说,两个数中大
第三章 本己身体的空间性和运动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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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一次交谈,他只能记住其总的主题以及最后做出的决定,而不能记住他的对话者说的那些话:“根据我说那些话的理由,我知道我在交谈中说了什么;至于记住别人说了什么,要更困难一些,因为我没有任何把手让我记起他说了什么”(贝纳里,前引著作,第214页)。我们在别处看到,病人重构和推断自己在交谈时的态度,他甚至不能直接地“重述”他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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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贝纳里,前引著作,第224页。
同上书,第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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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个是数列中“后”出现的数。当人们让他算一算5+4一4时,他分两步做这一运算,没有“注意到任何特别的东西”。只有在人56们要他看到剩下的是数字5时,他才赞同剩下的是5。他不理解一个给定的数的“一半的两倍”是这个数本身。①我们因此就说他遗忘了作为范畴或图式的数吗?但是,当他的眼睛扫过那些要去数的客体(通过用手指“表示”它们中的每一个)时,尽管他常常把已经数过的和没有数过的混在一起,尽管其综合是混乱的,他显然有综合运算——这刚好就是计数——的概念。相反地,在正常被试那里,作为几乎没有真正数的意义的运动旋律的数列常常替代了数的概念。数从来不是一个其缺失让我们可以确定施耐德的心理状态的纯粹概念,它是一种包含着多和少的意识结构。真正的计数行为要求被试:他的运算(随着它们的展开而且不再占据其意识的中心)对于他来说并没有停止在那儿存在,它们构成了各种后来的运算建立于其上的基础。意识在自己背后保存着那些实现了的综合,它们仍然是可用的,它们可以被重新激活,并且因此在整个计算行为中被恢复和被超越。人们所说的纯粹的数或真正的数,只是借助于循环的构成活动对整个知觉的推进或扩展。只是在数的概念完全假定了一种展开过去以便走向未来的能力的范围内,它在施耐德那里才会受到影响。智力的这一实存基础受到的影响远远大于智力本身受到的影响,因为就像人们观察到的,②施耐德的一般智力没有受到损害:他做出的那些反应很慢,但它们从来都不是无意义的,它们是一个成熟的、思考的、对医生的实验感兴趣的人的反应。应该认识到在作为匿名功能或范畴活动的智力之下,一个作为病人的存在、他的实存能力的个人内核。施耐德仍然想形成一些政治的或宗教的观点,但他知道做这种尝试是徒劳的。“他现在应该仅限于有很多信念,没有能力将它们表达出来。”①他从来都既不主动地唱,也不主动地吹口哨。②我们后面会看到,他在性方面从来不采取主动。他出门从来不是为了散步,而总是为了做某件事,他在路过戈尔德斯坦教授的房子时没有认出它是教授的房子,“因为他不是带着去那儿的意图出门的”。③他在做一些事先没有在一个习惯的处境中做过的动作之前,需要通过一些预备动作在他本己身体上获得一些“抓手”,同样,对他来说,和他人的交谈并不构成一个要求一些即兴回答的自身有意义的处境;他只能按照一个预先确定的筹划说话:“他不能依赖现在的灵感去找到面对交谈中的复杂处境所需的各种思想,而且不论涉及新的观点还是旧的观点,都是如此。”他的所有行为中都有某种小心谨慎、严肃认真的东西,这源于他不能玩游戏。玩游戏就是暂时置自己于一个想象的处境中,就是在改变“环境”中找到乐趣。相反,病人不可能进入一个虚构的处境中而不将它转变成真实的处境:他不能把一个谜与一个难题区别开来。⑤“在他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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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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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贝纳里,前引著作,第240页。
② 同上书,第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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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本己身体的空间性和运动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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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贝纳里,前引著作,第213页。
②霍赫海默,前引著作,第37页。
③同上书,第56页。
贝纳里,前引著作,第213页。
⑤同样,对于他来说,不存在双关语或语言游戏,因为对他来说那些词在同一次只有一种意义,现实的东西是没有可能性的视域的。同上书,第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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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处境每一时刻都是如此地狭小,以至环境的两个区域—如果它们对于他来说没有某种共同的东西的话——不能同时成为处境。”①如果人们和他交谈,他就听不到隔壁房间里另一交谈的声音;如果人们把一个盘子拿到桌子上来,他从来不会问盘子来自何处。他说人们只能在人们在那里注视的方向上看,并且仅仅看人们凝视的客体。②将来和过去对于他来说只是现在“萎缩了的”延伸。他已经丧失了“我们的按照时间矢量注视的能力”。③他不58能俯瞰自己的过去,并通过从整体走向部分毫不犹豫地恢复它:他从一个保存了它的意义并为他提供“支撑点”的片断出发来重构它。④由于他抱怨天气不好,有人就问他是否觉得冬天更好。他回答说:“我现在不能说。我暂时什么都不能说。”因此,施耐德的所有障碍都可以被归为统一的东西,然而,这不是“表象功能”的抽象的统一:他被现实的东西“束缚”,他“缺少自由”,⑥缺少由置自己于处境之中的普遍能力构成的这种具体自由。就像在知觉之下一样,我们在理智之下也会发现一种更加根本的功能,一种在所有方向上都像探照灯那样的运动矢量一—我们通过它能够把自已引向在我们这里或我们之外的无论什么东西,并且拥有一种针对这一客体的行为。⑦探照灯的比喻还不是恰当的比喻,因为它暗含着探照灯将其光照于其上的那些客体是给定的,而我们所说的中心功能在使我看到或认识那些客体之前,已经使它们更加隐秘地为我们而实存了。因此,我们更愿从其他著作中借用术语说①:意识生命——认识生命、欲望生命或知觉生命——是以“意向弧”为其基础的,这一意向弧在我们周围投射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将来、我们的人类环境、我们的物理处境、我们的意识形态处境、我们的伦理处境,或更准确地说,它使我们处在所有这些关系之中。正是这一意向弧构成了各个感官的统一,感官和理智的统一,感受性和运动性的统一。正是这一意向弧在疾病中“松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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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身体
① 霍赫海默,前引著作,第32页。
②同上书,第32、33页。
③ Unseres Hineinsehen in den Zeitvektor。同上。
④ 贝纳里,前引著作,第213页。
⑤霍赫海默,前引著作,第33页。
⑥同上书,第32页。
⑦ 同上书,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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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一个病例的研究使我们能够觉察到一种新的分析(实存的分析)方式,它超越了经验主义和理智主义、说明和反思的古典的二者择一。如果意识是心理事实的集合,那么每一个障碍就应该是选择性的。如果它是一种“表象的功能”、一种纯粹的意指能力,它(以及伴随它的所有事物)就会存在或不存在,但不会在存在过之后停止存在,或成为有病的,也就是说变质。最终说来,如果它是一种投射活动(它将客体作为自己的各种行为的一些痕迹放置在自己周围,但它依赖它们以便过渡到其他的自发性行为),那么我们就能够同时理解:“内容”的任何缺陷都会对经验的整体产生影响,并且开始瓦解它;任何病理退化都会关系到整个意识;与此同时,疾病每一次都会从某个“方面”损害意识;在每一病例中,某些症状在疾病的临床观察表中都是主导性的;最后,意识是脆弱的,它自身会遭受疾病。在侵袭“视觉领域”时,疾病不会局限于破坏意识的某些内容,即“视觉表象”或本义的视觉,它还影响转义的视觉(前者只是它的范例或象征),——那种“综览”各种共时杂多的能力①、设定客体或意识到客体的方式。但是,由于这种类型的意识无论如何只是感性视觉的纯化,由于它每时每刻都在视觉场的各个维度(的确是通过赋予它们以新的意义)中图解地表示自己,因此我们可以明白这种一般功能有其各种心理的根源。意识把视觉所予自由地展开到超出于它们的本义之外,并且用它们来表达它的各种自发性的行为,就像语义的发展—它赋予直观、明证或自然之光这些术语一种越来越丰富的意义—已经充分地表明的那样。然而,反过来说,如果不参照视知觉的各种结构,那么这些术语(在历史已经赋予它们的最终意义上)中没有一个能获得理解。因此,我们不能说人能看,因为他是精神,另外也不能说人是精神,因为他能看:像一个人在看那样去看与作为精神是同义的。在意识只有让其痕迹在它之后延伸才是对于某物的意识的范围内,在必须依靠先前已经建立起来的“思想世界”去思考一个客体的范围内,在意识的核心中总是存在着一种非个人化;由此,有关外部干预的原则被给予了:意识可能是病态的,它的思想世界有可能会崩塌为碎片,——或毋宁说,由于被疾病分离出来的“内容”不作为部分出现在正常意识之中,而只是充当超越它们的一些含义的支撑者,所以我们看到意识试图在它的上层结构的基础崩塌时维持上层结构,它模仿它的习惯性的动作,却不能直观地实现它们、不能掩盖使它们丧失其完整意义的特定缺陷。心理疾病也与身体的偶性相关联,这一点原则上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获得理解;意识投射自身于一个物理世界之中并拥有一个身体,就像它投射自身于一个文化世界之中并拥有一些习惯一样:因为意识只有通过作用于一些在自然的绝对过去中或在它个别的过去中被给定的意义,它才会是意识,因为任何被亲历的形式—不论它是我们的各种习惯的形式还是我们的各种“身体功能”的形式——都趋向于某种一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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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费舍:精神分裂症的时空结构和思维障碍,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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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身体
①参行为的结构,第91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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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澄清使我们最终能够毫无歧义地把运动机能理解为原本的意向性。意识原本地不是“我思”,而是“我能”。①施耐德的运动障碍不比视觉障碍更能够被归结为一般表象功能的衰退。视觉和动作是我们和客体相关联的特殊方式,如果说一种独特的功能透过所有这些经验获得了表达,它乃是实存的动作,它没有取消内容的根本的多样性,因为它不是通过将它们全都置于一个“我思”的控制之下,而是通过把它们引向一个“世界”的感觉间的统一来连接它们的。动作不是关于动作的思想,身体空间不是被思考或被表象的空间。“每一意志动作都发生在一个环境之中,都发生在由动作本身所决定的一个背景中。……我们不是在一个空的’、与我们的各种动作没有关系的空间中,而是在一个与它们有非常确定的关系的空间中做那些动作的:真正说来,动作和背景只不过是一个独特的整体的一些人为地分开的环节。”②在伸向一个客体的手的姿势中,包含着对一个不是作为被表象的客体,而是作为这个非常确定的东西——我们向它投射自己,我们预先处在它的附近,我们纠缠着它——的客体的一种参照。①意识是通过身体的中介而朝向事物的存在。当身体理解了一个动作时,也就是说,当身体将动作吸收到自己的“世界”之中时,这一动作就被习得了;移动本已身体,就是经由它而朝向各种事物,就是让它回应它们没有表象地施加给它的吸引。因此,运动机能并不是作为意识的一个女仆把身体运送到我们一开始就将其表象给自已的那个空间点。为了我们能把自己的身体移向一个物体,这个物体必须首先为我们的身体而实存,我们的身体因此必须不属于“在已”的区域。各种物体不再为失用症患者的胳膊而实存,而正是这一点使胳膊成为不能动的。各种纯粹失用症病例(在它们那里,空间知觉没有受到损伤,甚至“关于要做的姿势的理智概念”似乎也没有被扰乱,但病人却不能临摹一个三角形)①和各种作图失用症病例(在它们那里,除了不能确定一些对其身体的刺激的位置之外,被试没有显出任何的辨识障碍,但他却不能临摹一个十字标志,一个υ或一个o)②充分表明,身体有自己的世界,客体或空间能够被呈现给我们的认识,但不能呈现给我们的身体。
第三章 本己身体的空间性和运动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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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术语在胡塞尔的未刊稿中是常用的。
② 戈尔德斯坦:论活动对视觉过程的依赖性:,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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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身体
① 揭示纯粹的运动意向性并不容易:它隐藏在它协助构成的客观世界背后。失用症的故事表明了,对于实践的描述怎么会几乎总是受到表象观念的影响、并且最终变得不可能。利普曼(论脑疾患者的行动障碍)把出自行为的各种认知障碍的失用症(在这种病例中,客体不能被辨识,但行为却与客体的表象相一致)和出自某些涉及“行为的观念性准备”的障碍的失用症(忘记目标,将两个目标混淆起来,过早做动作,借助一种介人的知觉转换目标)严格地区分开来(前引著作,第20-31页)。在利普曼的被试(国务顾问)那里,观念性的过程是正常的,因为被试能够用左手做他的右手被禁止做的一切事情。另外,手没有瘫痪。“国务顾问的病例表明,在所谓的高级心理过程和运动神经冲动之间,还有另一种缺陷,这一缺陷使行动的筹划(Entwurf)不能应用于这个或那个肢体的运动性……。可以说,一个肢体的所有感觉-运动器官都是与整个生理过程脱节的(exartikuliert)”(同上书,第40-41页)。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任何动作程式在作为一种表象呈现给我们的同时,也作为一种确定的实际可能性呈现给我们的身体。病人保持了作为表象的动作程式,但它对于他的右手来说不再有意义,甚或他的右手不再有行动的领域。“他保留着在一个行动中可以传达的一切东西、一个行动提供的对于他人来说是客观的和可以知觉的一切东西。病人所缺乏的东西,即按照初步形成的筹划运用其右手的能力,是不可表达的、不能成为一个陌生意识的客体的某种东西,是一种能力(Können),而不是一种知识(Kennen)”(同上书,第47页)。但是,当利普曼想更进一步明确其分析的时候,他回到了古典的观点,并且把动作分解为表象(伴随主要目标给出各种中间目标的“动作程式”)和一个自动行为系统(它使那些合适的神经冲动对应于每一个中间目的)(同上书,第59页)。上面提到的“能力”变成了“神经物质的属性”(同上书,第47页)。人们重新回到了人们认为借助活动筹划(Bewegungsentwurf)观念已超越的意识和身体的二者择一。如果涉及的是一种简单动作,对目标及各种中间目标的表象就转变成了动作,因为表象启动了一劳永逸地获得的一些自动行为(第55页),如果涉及的是一种复杂动作,表象就唤起“对组合动作的运动觉回忆:就像动作是由各个局部行为组合而成的那样,动作的筹划是由它的各个部分或一些中间目标的表象组合而成的。我们称为动作程式的正是这种表象”(第57页)。实践被肢解为各种表象和各种自动行为。国务顾问的病例变得不可理解了,这是因为,他将不得不把他的那些障碍要么与动作的观念性准备、要么与自动活动的一种缺陷联系起来,而这是利普曼一开始就将之排除在外的。运动失用症要么被归为观念性失用症,即一种形式的失认症,要么被归为瘫痪。只有要做的动作能够被预期、而且无需借助表象被预期,我们才能让失用症成为可理解的,才能正确看待利普曼的观察;而且甚至,只有意识不是被定义为对它的各种客体的明确设定,而是更一般地被定义为对一个既实践的又理论的客体的参照、被定义为在世界之中存在,除非身体从它的角度看不是被定义为所有客体中的一个客体,而是被定义为在世界之中存在的载体,这才是可能的。只要我们用表象来定义意识,对于意识来说唯一可能的运作就是形成一些表象。在它给予自己一个“动作表象”的范围内,它将是运动的。因此,在按照意识给予它的表象、按照从意识那里获得的动作程式来模仿动作时,身体做出了动作(参考西蒂希:论失用症,第98页)。一个动作的表象通过何种神奇的运作在身体中恰恰引起了这一动作本身,这仍然有待于理解。只有我们不再区分作为在己机械的身体和作为为己存在的意识时,这一问题才能获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