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觉现象学（梅洛-庞蒂文集 第2卷）（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

第一章 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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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能够在明证问题上采取立场并且描述关于真理的经验。存在着一些真理，正像存在着一些知觉一样：这不是因为我们从来都能够完全地在我们面前展示任何断言的各种理由(在此只存在一些动机，我们只拥有对时间的把握，而不是对时间的占有），而是因为，在流逝的同时重新抓住自己并且把自己浓缩为一些可见的事物或一些原初明证，对于时间来说是本质性的。任何意识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知觉意识。在我在每时每刻称为我的理性或我的各种观念的东西中，如果我们能够展开其全部预设，我们就总是能找到一些还没有获得说明的经验，过去和现在提供的大量的东西，一种不仅涉及我的思想之发生，而且决定其意义的整个“积淀的历史”。①为了一种绝对的、无任何预设的明证性成为可能的，为了我的思想能够自我渗透、自我回返、达到一种纯粹的“自身对自身的同意”，就像康德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我的思想就应该不再是一个事件，它就应该是贯穿的行为；就像经院哲学所说的那样，它的形式的实在性就必须被包括在其客观的实在性中；就像马勒伯朗士所说的那样，它就应该不再是“知觉”、“感情”或与真理的“接触”，以便成为真理的纯粹“观念”和“视觉”。换言之，与其说我应该成为我自己，不如说我应该成为我自己的一个纯粹认识者，而世界必须不再围绕我而实存，以便成为我面前的纯粹客体。对于我们因为自己的各种获得和因为这一预先实存的世界而成为的，我们当然有一种中止的能力，而这足以让我们不被决定。我可以闭上眼睛，塞住耳朵，但我不能停止看，就算看到的只是眼前的黑暗，不能停止听，就算听到的只是沉默；以同样的方式，我可以把我既有的各种意见或信念放在括号里，但不管我思考什么或不管我做出何种决定，始终都是以我从前相信过或做过的东西为基础的。我们拥有一种真观念(Habemus ideam veram)，只是在我们能够把它的全部动机都主题化，即我们不再被处境化时，这种真理的检验才会是绝对知识。真实观念的实际拥有不会给予我们任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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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布伦茨威格：西方哲学中的意识的进展，第7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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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塞尔：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第221页。

为符合的思想和绝对的生产性断定一个理智的场所，它仅仅确立了意识的“目的论”，①意识将借助这一最初的工具从中锻造出一些更完美的工具，并借助后者锻造一些还要更加完美的工具，以至无穷。胡塞尔说：“只有通过一种本质直观，本质直观的本质才可以被阐明。”②对某种特殊本质的直观在我们的经验中必然先于直观的本质。思考思想的唯一方式，首先是去思考某物，因此这一思想不把它自己当作客体是最重要的。思考思想，这乃是对它采取4 一种我们首先相关于“事物”而学会的态度，这从来都不是消除思想对于它自己而言的不透明性，而仅仅是把这一不透明性转移到更高层次。意识活动中的任何停止，客体的任何固定，一个“某物”或一个观念的任何显现都假定了一个至少依据这一关系而停止自我考问的主体。这就是为什么如同笛卡尔说过的那样，如下两个方面都是正确的：某些观念带着事实上无法抗拒的某种明证性向我呈现；一旦我们不再面对着观念，这一事实就永远不会理当有价值，就不能消除怀疑的可能性。明证性本身可受到怀疑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作为对我不放弃对之进行说明就不能被凝结为明显“真理”的思想传统的恢复，确定性是可疑的。正是由于相同的理由，一种明证性是事实上无法抗拒的，又始终是可拒绝的；这是说一个唯一东西的两种方式：它是无法抗拒的，因为我似乎不言而喻地接受了某种经验的获得、某种思想场，而且正由于这个理由，它作为对于某种能思维的自然—我享有这种自然，我延续它，但它保持为偶然的并且被给予它自己—而言的明证性向我显现出来。只有当我停止到处寻找阐明、只有当我信任它时，一个被知觉事物、一种几何关系或一个观念的可靠性才能被获得。一旦进人到游戏中，介人到某种思想秩序中，比如说欧几里得空间或某个社会的各种实存条件中，我就会找到一些明证，但这不是一些最终的明证，因为这一空间或这个社会或许并不是唯一可能的。因此，对于确定性来说经过核实而确立自身是最重要的；存在着一种意见，它不是知识的一种暂时的、注定要被一种绝对知识取代的形式，相反地是知识的既最古老或最基础又最有意识或最成熟的形式在“最初的”和“根本的”双重意义上的原本意见。正是它使某种一般的东西在我面前涌现出来，论题思维—怀疑或证明——随后可以与之联系起来，以便肯定它或否定它。存在着意义、某种东西，而不是什么都没有，存在着一些协调一致的经验的无限系列，在这里处于其持久性中的烟灰缸、我昨天已经意识到而且我相信今天能够重新回到的真理证明了这一切。我们无论在寻求不经由现象而达到存在时，即在使存在成为必然的时，还是在割裂现象与存在时、在把现象贬低到单纯显象或单纯可能物之列时，都误解了现象的或者还有“世界”的这种明证。第一种看法是斯宾诺莎的看法。原本意见在此服从于绝对的明证，混杂了存在与虚无的“存在着某种东西”服从于“存在存在”。人们把任何涉及存在的考问都作为缺乏意义的而加以拒绝：不可能问为什么存在着某种东西而不是什么都没有、为什么是这一世界而不是另一世界，因为这一世界的外表和一个世界的实存本身只不过是必然的存在的一些结果。第二个看法把明证还原为显象：我的全部真理终究不过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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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概念经常重新出现在胡塞尔最后那些作品中。

②胡塞尔：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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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对于我以及对于像我的思想一样而形成的思想来说的明证，它们与我的心理生理构造、与这一世界的实存是相互关联的。人们可以构想其他一些根据其他规则运作的思想，以及其他一些与这一世界理由相同的可能世界。在这里，问题的提出确实是想知道，为什么存在着某种东西而不是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这一世界已经获得了实现，而答案原则上在我们的把握之外，因为我们被封闭在我们的心理生理构造之中，这是与我们的面孔形状或我们的牙齿数量之事实理由相同的一个单纯事实。这第二个看法并不像看起来那样非常不同于第一个看法：它假定了对于绝对知识和绝对存在(相对于它们，我们的那些事实的明证被认为是不相符的)的一种缄默的参照。在现象学的看法中，这一独断论和这一怀疑论同时被超越了。我们的思维和我们的明证的各种规则当然是一些事实，但与我们是不可分割的，暗含在我们可以就存在和可能物形成的任何看法之中。问题不在于通过在表面的存在之外保留另一种存在的可能性来把我们限定在各种现象之中、把意识封闭在它自已的各种状态之中，也不在于把我们的思维当作各种事实中的一个事实，而在于把存在定义为那向我们显现的东西，把意识定义为普遍事实。我思考，而这种或那种思想向我显示为真实的；我完全知道它并不是无条件真实的，而整体阐明将是一个无尽的任务；但这并不妨碍我在我思考的时候思考某种东西，而我想以之为名贬低这一真理的任何其他真理，如果它对于我来说可以被称为真理，那它就必定与我对之有经验的“真实的”思想相一致。假定我尝试想象一些火星人或一些天使或一种其逻辑不是我的逻辑的神圣思想，这种火星人的、天使的或神圣的思想就一定会出现在我的宇宙之中，并且不会使之爆炸。①我的思维、我的明证并不是其他事实中的一个事实，而是一个包含并制约着任何其他可能事实的价值事实。在世界是我的世界的意义上，不存在其他可能的世界，这不是因为我的世界就像斯宾诺莎相信的那样是必然的，而是因为我想要构想的任何“其他世界”都将限制它，都将遇到其边界并因此只能与它合而为一。意识，如果它不是绝对真理或绝对无蔽(a-létheia)，至少也排除任何绝对的虚假。我们的各种错误、我们的各种错觉和我们的各种问题当然是错误、错觉和问题。错误不是错误意识，它甚至排斥错误意识。我们的问题并非总是包含着回答，附和马克思说人只会提出他能够解决的那些问题，这乃是重新恢复神学的乐观主义并假设了世界的完成。只有被认识，我们的错误才会变成真理，而且在它们的公开的真理内容与它们的潜在的真理内容之间、在它们自称的含义与它们实际的含义之间，一种差异继续存在着。真实的东西就在于：不管错误还是怀疑都不会把我们与真理割裂，因为它们被一个世界视域所环绕(意识的目的论在这一视域中敦促我们为其寻找解决方案)。最后，世界的偶然性不应当被理解成存在的不足、必然存在的组织中的一条缝隙、对于合理性的一种威胁，也不应当被理解成一个需要通过发现某种更深刻的必然性来尽可能早点解决的难题。这是在世界之内的存在者状态的偶然性。相反，根本的存在论的偶然性或世界本身的偶然性就是那种一劳永逸地奠基了我们的真理观念的东西。世界就是实在，必然和可能只不过是其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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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逻辑研究，第一卷，第117页。我们有时候称为胡塞尔的理性主义的东西实际上是对作为不可转让之事实的主体性以及它将其作为实在的全体来瞄向的世界的承认。

总之，我们把一种时间厚度还给我思。之所以不存在没完没↓57了的怀疑，之所以“我在思考”，是因为我把自己投射到了一些暂时的思想之中，而且是因为我通过这个事实克服了时间的种种不连续性。因此视觉蜷缩在一个先于它并且在它之后继续存在的被看到的东西之中。我们走出困境了吗？我们已经承认视觉的确定性和被看到的事物的确定性是相互关联的；是否应该由此得出结论说，由于就像我们通过各种错觉看到的那样，被看到的事物永远不会是绝对确定的，因而视觉被带入到了不确定性之中，或者相反地，由于视觉在已地是绝对确定的，因而被看到的事物也是这样，因而我确实永远都不会搞错？第二种解决方案最终要恢复我们已经排除了的内在性。但是，如果我们采纳第一种，思维就会与它自身相分离，就只会存在一些我们依据唯名论的定义可以称为内在的、但对于我来说也与一些事物一样不透明的“意识事实”，既不再有内在性，也不再有意识，我思的经验将再一次被遗忘。当我们描述意识(它通过其身体介入到一个空间之中、通过其语言介入到一种历史之中、通过其成见介入到一种具体的思维形式之中)的时候，把它放回到一系列客观事件中(即使它涉及一些“心理”事件)和世界的因果关系中是没有问题的。那进行怀疑者在怀疑时不能怀疑自己在怀疑。怀疑(即使是普遍的)不是消灭我的思维，它只不过是一种伪虚无，我不可能摆脱存在，我的怀疑行为本身确立了一种确定性的可能性，它在那里是为我的，它使我全神贯注，我被卷入其中，我不能在我实现它的时候假装什么都不是。远离所有事物的反思至少发现自己——在它不能自认为被消灭了，不能自认为与它自己保持着距离这一意义上一被给予了它自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反思、思维是一些被简单地证明了的原始事实。正像蒙田清楚地看到的那样，我们仍然可以质疑这种完全被一些历史积淀所充满、并且充塞着它自已的存在的思想，我们可以怀疑被视为思维的确定样式和被视为对一个可疑对象的意识的怀疑本身，彻底反思的提法不是“我什么都不知道”—一种很容易被当场揭穿的矛盾提法，而是笛卡尔并没有忘记掉的“我知道什么？”我们通常说是他通过把怀疑当作一种方法、一种行为而超越了只不过是一种状态的怀疑之怀疑，并因此为意识找到了一个确定的点并恢复了确定性。然而，真正说来，笛卡尔没有在怀疑本身的确定性面前停止怀疑，仿佛怀疑的行为足以让怀疑消失并引起确定性一样，他把怀疑引向更远处。他说的不是“我疑，故我在”，而是“我思，故我在”，这意味着怀疑本身并非作为实际的怀疑是确定的，而是作为怀疑的单纯思想是确定的；既然我们接下来可以对这一思想说相同的东西，那么唯一绝对确定的、怀疑在它面前停止了的命题(因为它被怀疑所包含)就是；“我思”，或者还有“某种东西向我显现”。不存在任何准确地充实了我的意识并且束缚了我的自由的特殊行为、特殊经验，“不存在根除了思考能力、结束了思考能力的思想，即某种最终闭合了锁的锁闩的状态。不，绝没有什么思想对于思想来说是一种从其展开本身中诞生出来的解决方案，并且是与这种永久不一致的一种最终一致。”①没有哪种特殊的思想能够击中我们的思想的核心，没有作为其见证的另一种可能的思想，特殊的思想就是不可构想的。这并不是一种我们能够从中想象被解放的意识的不完满。如果它正好应该对此有意识，如果某种东西应该向某人显现，那么在我们全部的特殊思想背后就必然形成非存在的一个隐蔽处、一个自我。我不应该把自己归结为一系列“意识”，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应该带着它的那些充满自身的历史积淀和感性蕴含向一个永久的不在场者呈现自己。我们的处境因此如下：为了知道我们在思维，我们首先应该实际地思维。然而，这一介入并没有克服全部怀疑，我的各种思想并没有遏制我的考问能力；被视为我的历史中的一些事件的一个词、一个观念要对于我有一种意义，除非我从内部恢复这一意义。我知道我通过我拥有的这些或那些特别的思想而思考，我知道我拥有这些思想，因为我担负它们，即因为我知道我一般地思考。对一个超越项的瞄向与我自己瞄向它的视点、对被联结者的意识与对联结的意识处在一种循环关系之中。问题在于理解我怎么会是我的一般思维的构造者，要不然它就不能被任何人思考，就会不知不觉地流逝，并因此不会成其为一种思想—永远不会成为我的特殊思想中的任何一种，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完全清楚地看到它们诞生，而且我只有透过它们才能认识自己。问题在于理解主体性怎么会既是从属的又是无性、数、格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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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瓦莱里：莱奥纳多·达·芬奇方法引论(杂集)，第194页。

让我们尝试着以语言为例来理解。存在着对使用语言并且喋喋不休地发出词音的我自己的意识。我阅读第二“沉思”。这里涉及的当然是自我，但这是观念中的一个自我，它确切地说既不是我的自我，此外也不是笛卡尔的自我，而是任何进行反思的人的自我。依据词的意义和观念的联系，我得出这一结论：实际上，因为我思想，所以我存在，但这是一种凭借言语的我思，我只有透过语言的介质才能抓住我的思想和我的实存，而这一我思的真正表达应该是：“我们思，故我们在”(On pense，on est)。语言的奇迹就在于它让自己被遗忘：我通过眼睛追随纸上的一行行文字，从我被它们所意指的东西缠住的那一时刻起，我就不再看到它们了。纸、纸上的那些文字、我的眼睛和身体只是因为对某种不可见的活动必要的最低程度的编排才出现在那里。表达在被表达者面前消失了，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媒介角色会不被觉察到，这就是为什么笛卡尔没有在任何地方谈到它。笛卡尔，更不必说他的读者，在一个已经说话的宇宙中开始沉思。我们具有的超出表达而达到与它分离的、它只不过是其外衣和偶然显示的真理的这种确定性，正是通过语言被安顿在了我们这里。语言只有在给出了一个含义的时候，才作为单纯符号出现，而意识觉醒要成为完整的，应该恢复符号和含义最初得以在那里显现的表达的统一性。一名儿童在不会说话或还不会说成人语言的时候，围绕他展开的语言仪式对他还不起作用，他就像剧场里一位座位不好的观众那样在我们边上，他完全看到了我们在笑，我们在做手势，他听见了带鼻音的旋律，但对于他来说，在这些姿势之后、在这些词的后面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发生。语言在对儿童构成为处境时才对他有意义。在一部儿童读物中，有人转述了一个小男孩的失望：他带上他奶奶的眼镜，翻开她的书，相信他能够自己找到她给他讲述的那些故事。寓言以这两行话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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