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生活世界的变革

(Be-Dingtheit)[9]，体现了人之生存的实际性。物是大地秩序的密码。

信息领域有着雅努斯头颅式的双面性。虽然它帮助我们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是它同时让我们遭受日益严重的监视和控制。谷歌将未来的联网智能家居展现为“电子管弦乐团”(elektronisches Orchester)。智能家居的居住者是“乐团指挥”。[10]但实际上，这种数字化乌托邦的作者们描述的是一间“智能牢房”。在智能家居中，我们不是自主的乐团指挥。毋宁说，我们受到各种不同的活动者，更确切地说，受到不可见的时段制定者们（Taktgeber）的指挥。我们让自己遭受全景式的目光。即便在睡眠中，有着多种感应元器的智能床具也在维持着监视。监视借由便利的形式越来越多地潜入日常生活。信息能动机减轻了我们的很多工作，它们证明自己是监视和控制我们的高效信息能动机。我们由此被囚禁在信息的领域中。

[9] [译注]Bedingtheit在德语中意为“条件、限制”，韩炳哲用连字符将前缀 be和词项Dingtheit分开后，凸显出了德语的“条件、限制”本身包含着一种物性。

[10] Eric Schmidt/Jared Cohen, Die Vernetzungder Welt. Ein Blickin unsere Zukunft,Hamburg2013，S. 48 ff.:“您的住所就是一个电子管弦乐团，而您就是乐团的指挥。用简单的手部动作和语音命令，您就能够控制房间温度、空气湿度、音乐和照明。您在透明的屏幕上浏览每日新闻，与此同时，您的自动化衣柜已经为您准备好了熨烫一新的西服套装，因为您的日程表上记录着今天有重要的预约。（……)您的中心电脑给出了一连串家务机器人今天应该完成的家务清单建议，而您同意了这些建议。（……）在您必须出门前，您还有一点时间—当然您会搭乘无人驾驶的汽车去工作。您的汽车知晓您的日程表并且知道您早上必须何时到达办公室；在它评估交通状况后，它会和您的腕表交流信息：距离您出发还有60分钟。（……）或许您在外出时还会带上一个苹果，您在汽车后座上吃着苹果，而您的汽车则搭载您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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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算法控制的世界中，人日益失去了他的行动力、他的自主性。他看到一个与自己相对立的、脱离了他的理解的世界。他遵从算法的决定但是他无法理解这些决定。算法变成了黑箱。世界迷失在神经网络的深层层面中，而人无法进入这些层面。

单单只有信息，还没有让世界变得明亮。甚至信息还会让世界变得昏暗。从某一个特定的节点开始，信息不再提供信息（informativ），而是扭曲信息(deformativ)。人们早已逾越了这个关键的节点。快速增长的信息熵，即信息的混沌，让我们陷入后真相的（postfaktisch）社会。真与假的区别被消除了。从此，信息在一种超现实的空闻中循环着，无需任何真实关联。假新闻也是信息，这些信息的影响可能要胜过事实。短期效应才是重要之事。效应取代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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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海德格尔一样，汉娜·阿伦特坚守在大地的秩序上。因此她常常回想起支点与绵延（Halt undDauer)。不仅仅是世界之物，而且包括真相，都安定着人的生活。与信息不同，真相具有存在的稳定性。绵延与持存是真相的特点。真相即实际性。它反对任何改变与操纵。由此它建构出人之生存的基础：“人们或许可以用概念的方式来定义真相，定义为人们所不能改变的事物；用隐喻的方式来说，真相就是我们立足的地基和笼罩着我们的天空。”[11]

阿伦特以独特的方式让真相安住于大地和天空之间。真相从属于大地的秩序。真相赋予人的生活一个支点。数字化秩序结束了真相的时代，引入了后真相的信息社会。信息的后真相体制抛弃了事实的真相。具有后真相效力的信息有着流逝之物的特性(dingflüchtig)。在任何东西都不具有牢固物性(dingfest)的地方，一切支点也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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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Hannah Arendt, Wahrheit und Politik, in: dies., Zwischen Vergangenheit und Zukunft Übungen im politischen Denken I, München 2000, S.327–370, hier: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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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们认为，长时间性的（zeitintensiv）实践活动消失了。真理也具有长时间性的特性。在一条信息紧接着一条信息的地方，我们没有留给真理的时间。在后真相时代的刺激文化中，主导交流活动的是感受和情绪。从时间属性来看，感受和情绪不同于理性，它们都是相当非持续性的。它们就是以此来祛除生活的安定。信任、承诺和责任也都是长时间性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的延伸往往是超出当下而指向未来的。一切让人的生活得以安定的东西，都是长时间性的。忠诚、教养与守约同样是长时间性的实践活动。带来安定的时间建构（Zeit-Architekturen）—仪式也属于这种时间建构—之坍塌让生活变得不安定。想要安定生活，这就必然需要另一种时间策略(eine andere Zeitpolitik)。

停留也属于长时间性的实践活动。紧跟着信息的感觉则没有长远和悠缓的目光。信息让我们变得短视和急促。人们无法在信息中停留。那种在物中沉思式地停留、无目的地观看——这种观看或许是幸福的表达—都让位给了对信息的追踪。我们今天追赶着信息而无须获得知识。我们知道一切而无须认识一切。我们四处游历而无须获得经验。我们不间断地交流而无须加入一个共同体。我们保存了海量的数据而无须考察记忆。我们积攒了朋友和粉丝而无须遇见他者。信息就以这样的方式促成了一种无须持续和绵延的生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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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领域无疑具有一种解放的作用。与物的领域相比，它更有效率地将我们从劳动的辛劳中解放出来。人类文明可以被理解为将现实逐步精神化的过程。人将他的精神能力持续地传递给物，以便能让物作为人（an seiner Stelle）去劳动。主体性的精神因此转变成了客体性的精神。只有当物在自身中蕴含着一种作为精神原始形式的冲动时——这种冲动让物获得了自我行动（Selbsttätigkeit）的能力—作为机器的物才是文明的进步。在“精神哲学”中，黑格尔写道：“但是工具自身尚未具有行动；它是惰性的物(……）我还必须用它来劳动；我在我自己和外在的物性之间确立了一种诡计（dieList）：保护我自己（……）而让物自尽其用（……）但是我却获得了老茧（Schwielen）；让我变成物，这是必然的环节；冲动自身的行动还不在物那里。应当将自身的行动也放到工具当中去；让工具成为自我行动的东西。”[12]因为缺乏自我行动，工具是惰性的物，用工具来劳动的人让自己成为一种物，因为他的手获得了老茧。像物一样，他损耗着自己。虽然在自我行动的机器那里，手不再获得老茧，但是自我行动的机器并未完全将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正是机器才第一次形成了工厂和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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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随后的进步中，嵌入物当中的不仅仅是冲动，还有智能这种更高级的精神形式。人工智能将物转变为信息能动机。这里的“诡计”则是：人不仅仅让物作为人来工作，而且要让物作为人来思考。不是机械，而首先是信息能动机将手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人工智能是黑格尔的想象力所无法企及的。此外，黑格尔过于坚持劳动的理念，以至于他无法达到那种非劳动的生命形式。对黑格尔来说：精神就是劳动。精神就是手。数字化在其解放作用中给出了一种生命形式的承诺，这种生命形式与游戏无二。数字化产生了数字化的失业，而这种失业与经济发展的形势无关。

[12]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Jenaer Systementwürfe III.Natur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ie des Geistes, Hamburg1987，S.189f.[译注]这里的“精神哲学”指黑格尔耶拿哲学体系草稿中的“精神哲学”部分。经译者核对原书，韩炳哲在此的引文与原书有一处不同：韩炳哲引文中的Schwielen(老茧），在原书中为Schwülen(不安、焦躁)。原书以及《黑格尔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编辑者均未给出此处Schwülen的变文或异文说明，因此可排除因黑格尔笔迹问题导致歧义的情况。依据原书用词，韩书引文的“但是我却获得了老茧”应该是“但是我却变得不安”。考虑到韩炳哲上下行文通过Schwielen来连接工具和手的论述，此处译文按韩炳哲自己的引文翻译，未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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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兰·傅拉瑟对信息主导的新世界格局总结如下：“我们不能再依托于物，在信息中我们不知道如何去依托于物了。我们变得无所依托。”[13]经历最初的怀疑后，傅拉瑟给自己描绘出了乌托邦图景式的未来。游戏飘荡式的轻松特性削弱了人们最先畏惧的那种无所依托特性。对物不感兴趣的未来人不是劳动者(创造之人，Homofaber)，而是游戏者（享乐之人，Homo ludens)。他无须辛勤地劳动就可以克服物质质料现实的各种障碍。这种由人所编写程序的设备接管了劳动。未来的人是无手的：“这种产生于我们身边并且从我们自己的内在中产生出来的新人是真正无手的。他不再处理物，因此在他身上，人们再也不能谈论行动。”[14]

[13] Vilém Flusser, Medienkultur, Frankfurt/M, 1997, S.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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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是劳动和行动的器官。与之相对，手指是选择的器官。未来的无手人只利用他的手指。这样的人进行选择而非行动。他按下按键，以便满足他的需求。他的生活不是一部强迫他去行动的戏剧，而是一场游戏。他不愿意占有任何东西，而是想要去体验和享受。

无手的人更接近于“智声”(Phono sapiens)，他在他的智能手机上划拨手指。智能手机是他的游乐场地。有一种让人心动的观点认为：未来的人只是进行游戏和享乐，即未来的人是完全“无忧的”。既包含了交往，也包含了劳动在内的生活世界逐步变得游戏化，可以将这种游戏化看作“游戏人类时代已然到来”的证据吗？我们是否应当欢迎这种进行游戏的“智声”？尼采的“末人”已经预示了“智声”：“人们还在劳动，因为劳动是一种娱乐。（……）人们在白天有其欢愉，在夜晚也有其欢愉：然而人们崇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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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Flusser, Dinge und Undinge, a. a. O., S.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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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15]

“智声”只想体验、享受和游戏，他告别了汉娜·阿伦特意义上的那种与行动联系在一起的自由。凡是行动的人，他打断现存的事物，将新的东西、全然的它物放置到世界中。在此他必须克服障碍。与之相对，游戏并不干预现实。行动是历史的动词。游戏着的未来无手人是历史终点的化身。

每一个时代都用不同的方式来定义自由。自由在古代意味着人是自由人，即不是奴隶。自由在现代内化为主体的自主性。它是行动的自由。行动的自由在今天下沉为选择和消费的自由。未来的无手人委身于一种“指尖的自由”[16]：“有无数可以使用的按键，以至于我的指尖绝无法按触全部按键。因此我获得了全然自由地去作决定’的印象。”[17]指尖的自由证明自身是一种幻象。自由选择实际上是一种消费者的拣选。未来的无手人没有真正的不同选择，因为他没有在行动。他生活在“后历史”中。他从未发现自已没有手。但是我们具有批判的能力，因为我们还有手，也就是说，我们还能行动。只有手有能力作选择，有能力达到作为行动的自由。

[15] Friedrich Nietzsche,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Ein Buch für Alle und Keinen,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15 Bänden, hrsg. von G. Colli und M. Montinari, München 1999, Band 4, S. 20.

[16] Ebd., S.87.

[17] Flusser, Dinge und Undinge, a.a.O., S.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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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满的统治就是所有人在其中只进行游戏的统治。朱文纳尔（Juvenal）[18]用“面包与角斗比赛”(panem et circenses，字面意“面包与游戏”)这句谚语来描述无法进行任何政治行动的罗马社会。免费的食物和可观的游戏让人们变得安静。基本收入和电子游戏或许就是现代版本的“面包与角斗比赛”。

[18][译注]罗马诗人，拉丁文全名为 Decimus Junius Juvenalis(出生于公元55—60年间，大约逝于公元140年)，以讽刺诗作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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