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价值学说史 《资本论》第4卷 1

生产劳动问题的研究及其结果生产劳动者是产业企业家购买的劳动者，他们的劳动会为他们的直接的购买者生产利润—使特斯杜先生推出这样的结论：就高一层的意义来说，产业资本家实际是唯一的生产劳动者。

“靠利润生活的人(产业资本家)，扶养一切别的人，只有他们会增加社会的财富，为我们创造一切享受的资料。由此，必然的结论是：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因为他们会有利地运用蓄积的劳动，所以只有他们会给活的劳动以有用的方针。”(第242页)

说“他们会给活的劳动以有用的方针”，实际不过是说：“他们雇用有用的劳动，雇用那种会生出使用价值的劳动。”但说“他们会有利地运用蓄积的劳动”如果这句话的意思，不应当再是上面讲过的意思，即他们会为产业的目的，为生产使用价值的目的，而利用那蓄积的财富不外是说，他们运用蓄积劳动的目的，是在这点，即：用它购得的活劳动，会比它里面包含的劳动更多。在上面那个引语中，特斯杜天真地把这个矛盾，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矛盾，总括起来了。因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所以资本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所以，财富的真正创造者，不是劳动的人，只是由别人的劳动取得利润的人。劳动的生产力，即是资本的生产力。

“我们的能力，是我们唯一的原始的财富：我们的劳动，生产其他各种财富，每一种受适当指挥的劳动，都是生产的。”(第243页）

依照特斯杜的意见，很明白，是产业资本家“扶养其他一切人，只有他们会增加公共财富，只有他们会创造各种享受的资料”。我们的能力，是我们的唯一的原始的财富，所以劳动力不是财富。说劳动生产其他各种财富，不过是说，他们会为自己以外的其他一切人，生产财富；劳动自身，不是财富，只有劳动的生产物是财富。说每一种受适当指挥的劳动都是生产的，不过表示每一种生产劳动，每一种为资本家提供利润的劳动，都是受适当指挥的。

特斯杜此次的见解—那无关于消费者的不同诸阶级，只有关于消费资料的不同诸种性质—全然是抄袭亚当斯密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二篇第三章终末，研究何种（不生产）支出，换言之，何种个人消费即所得的消费，是更有利益的，或是更少利益的。在那里，斯密是用这样的话，引导他的研究。

第二篇 亚当斯密和生产劳动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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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节蓄会增加资本的总量，浪费会减少它，所以刚好把所得消费掉，不侵蚀也不增大他们所有的基金的人，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一般的资本。但有几种用钱的方法，好像比别一些，更能促进一般幸福状态的增进。”

特斯杜是这样概述斯密的议论：

“消费因消费者的种类不同而极不相同，也因所消费品的种类不同而极不相同。虽然一切物都代表一定量的劳动，但它们的价值，有的固定化在更耐久的物品上，有的在更不耐久的物品上。造一个花炮，和发现并磨琢一个金刚石，可以费去同样多的劳动，从而前者可以和后者有同样多的价值。但我们把这两样东西买进来，加以使用时，前者只要过半小时就无影无踪了，后者却在百年以后，这可以对于我的后人，成为财富的一个源泉。……某些人（他指萨伊）叫做非物质生产物的东西，也是这样。一种发现，是一个永久的使用价值；一个精神的作品，一张图画，也有相当可以经久的使用价值；反之，一个跳舞会，一个音乐会，一个戏剧表演的使用价值，却很快就会过去的，消灭的。对于医生，律师，兵士，仆役，和一般叫做官吏的人的私人服务，我们可以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使用价值只在人们使用的瞬间存在着。……最不耐久的消费，就是最急速的消费，那大都会在同时间，把最多的劳动破灭，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同量的劳动破灭。和这种消费比较，每一种更缓缓进行的消费，都可以说是一种贮藏，因为这种消费会把现在的用品的一部分，留到未来的时间去消费。……每一个人都知道，如果价格相等，购买一件经穿三年的衣服，比购买一件同样的但只经穿三个月的衣服，是更经济得多的。”（前书第243页，244页)

反对斯密所谓生产劳动与不生产劳动的著作家，大多数认为消费是生产的必要刺激，所以那些靠所得来生活的工资劳动者，即不生产劳动者，在他们看来，和生产劳动者一样是生产的，因为他们会把物质消费的范围，从而把生产的范围扩大。这种看法，大体说，只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辩护。一方面那是为游惰的富者和“不生产劳动者”(他们的服务，就是由游惰的富者消费）辩护，一方面是为“强大的政府”(这种政府实行着巨大的支出)，为国债的增加，为教会和国家的俸禄，干薪等等辩护。这种不生产劳动者他们的服务，要算在游惰者的支出内—全有这个同点：他们生产“非物质品”，但要消费“物质品”，即生产劳动者的生产物。别一些经济学者，例如马尔萨斯，虽承认生产劳动者和不生产劳动者间的区别，但又对产业资本家证明，甚至在物质财富的生产上，后者也和前者一样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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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说生产与消费是同一的，说消费是一切生产的目的，或者说生产是一切消费的前提，都没有用处。

不管目的是怎样，这全部论争的基础也许是：平均说来，劳动者的消费，是等于他的生产成本，不是等于他的生产。这全部余额，是他为别人生产的；所以他的生产的这个部分，全是为别人的生产。再者，驱使劳动者去进行这种剩余生产(这就是，他们自身的生活需要以上的生产)，并利用各种手段，图使这种相对的剩余生产(与必要的生产相对而言）尽可能增进起来的产业资本家，会直接把这种剩余生产物占为已有，但当做人格化的资本，他是为生产而生产，想发财而发财。在他只是资本的机能者，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担当者的限度内，他是只关心交换价值及交换价值的增殖，而不关心于使用价值及其量的增加。他关心抽象财富的增殖，想多占有别人的劳动。他是和守财奴一样为绝对的致富行动所支配，不过他不以金银贮藏的幻想形态为满足，他是致力于资本的形成，致力于现实的生产。劳动者的剩余生产，是为别人的生产。标本资本家即产业资本家的生产，便是为生产而生产。固然，他的财富越是增大，他会越是抛弃这个意想，甚至成为浪费的，以夸示自己的富有。不过，这种享受的富，永远离不开良心的呵责，离不开经济和发财的念头。无论是怎样浪费，在本质上，他总是和守财奴一样贪吝的。西斯蒙第（Sismondi）说，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劳动者能够有益益大的享受，但这种享受，如果〔分到〕他身上，他就会失却以工资劳动者资格从事劳动的能力。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可以正确地说：产业资本家一经代表享乐的富，他一经专心于快乐的蓄积，则在某种程度以内，他会不适于他的机能。所以，他同样是剩余生产即为别人的生产的生产者。这种剩余生产发生在一方面时，对方面一定会发生剩余消费(Uberkonsumtion)。一方面发生为生产的生产，他方面会发生为消费的消费。产业资本家必须支付给收租人，国家，国债债权人，教会等等只消费所得的人。这样支付的东西，固然会绝对减少他的财富，但也会维系住他的致富冲动，维系住他的资本主义的精神。如果收租人，收息人也把他们的所得，消费在生产的劳动上，不把它消费在不生产的劳动上，目的就全然错了。他们也变成产业资本家了，不代表消费的机能了。关于这点，我们以后还会知道，一个里嘉图学徒，和一个马尔萨斯学徒，曾经发生过一次极滑稽的论争。

第二篇 亚当斯密和生产劳动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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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消费，本来是不能分离的。由这件事，我们可以推论说，因为二者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内实际是分开的，它们的统一是由它们的对立来形成，所以，如果A必须为B生产，B就必须这A消费。在个别资本家的场合，我们发觉，他为他自己，会情愿把浪费这一回事，完全叫那些和他共享所得的人去做。同样，旧的重商主义也全然立足在这种观念上：一个国家自已必须是节俭的，但必须为别的国家，生产奢侈品。一方面是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在另一方面是他人生产物的消费。重商主义的这种观念，比方说，就在巴利(Paley)博士所著的《道德哲学》（第六篇第十一章）内，表示出来了：

“一个节俭耐劳的民族，运用他的活动力，来满足一个富有而专心在奢侈上面做功夫的国家的需要。”

〔孟德斯鸠相信，如果富人不多多支出，贫民就会饿死。他是用这个理由来辩护奢侈。特斯杜是批评这种奢侈的。其次，特斯杜又反对加尼尔；他称他和孟德斯鸠为“我们的政客”，并论到他们说：

“他们提出这个一般原则，说消费是生产的原因，说消费是愈大愈好。他们主张，国民经济和私人经济间的大差别，就在这里。”(前书第249页，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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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斯蒙第说：产业和科学的进步，使每一个劳动者每日所能生产的东西，比较他每日必须消费的东西为多。但同时，如果他的劳动所生产的财富，竟引得他去消费，那就会使他更不适于劳动了。(《新经济学原理》第一卷第85页)

这有下面一段话也是好的：

“贫国的人民是幸福的；富国的人民通例是贫穷的。”（前书第231页)

K. 斯托齐：精神的生产

斯托齐(Henri Storch）的《经济学教程》（巴黎1823年萨伊版）是1815年他所授于尼古拉大公的一套讲义。

加尼尔之后，实际就是斯托齐最早对斯密区分生产劳动和不生产劳动的主张，提出争辩。他的争辩，是立足在一个新的根据上。

他由直接的财货，即物质生产的成分，区分出了“内在财或文明的要素”；关于这种要素的生产法则，他是在讨论“文明的理论”时，讨论的。(前书第三卷第217页)

很明白，在人类未有内在财之前，换言之，在人类尚未发展其体力，智力，和道德力以前，是不会生产财富的。要有这种发展，必须已经有发展它们的手段，例如社会制度等等。一国越是文明，它的财富越是能够增加。

反之，一国越是不文明，它的财富就越是不能增加。（前书第一卷第136页)

对于斯密，他说：

“斯密……把一切那些不直接参加财富生产的人，排在生产劳动者之外；不过，他也只把国民的富放在眼里……”

他的错误是，他没有由财富，分别那些“非物质的价值”（第三卷第218页)。

这样，问题是真正完毕了。生产劳动与不生产劳动的区别，对于斯密所考察的事情，即物质财富的生产，尤其是对于这种生产的一定形态，即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是有决定的重要性的。在精神的生产上，好像有别一种劳动是生产的。但亚当斯密不考察这种劳动。最后，这两种生产的交互作用与内部关联，也不在他的考察范围内。并且，必需物质的生产是在它的特殊形态下被考察，这种交互作用，和内部关联的〔研究〕，〔才〕不会只引起空谈。斯密也曾说到不直接生产的劳动者，但这只因为，他们会直接参加物质财富的消费，不是因为他们会直接参加物质财富的生产。

第二篇 亚当斯密和生产劳动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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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草稿第408页和409页。末尾几段，是由第182页和183页抄录下的。——K.

斯托齐虽然有物质的分工是精神的分工的前提这样一类的创意，但在他，文明的理论云云，依然不脱陈腐的文句。情形何以一定会导致这样呢？怎样只能这样把问题提出，根本谈不到问题的解决呢？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情形。要考察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关联，最要紧的一件事，是对于物质生产，不把它当做一般的范畴，却就它的一定的历史形态去考察。比方说，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就和中世纪的生产方法，适合于不同的精神生产方法。如果对于物质生产，不就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态去考察，我们对于与这种形态相适合的精神生产的决定因素，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是决无理解可能的。不用这个方法去考察，一切都会仍旧是空谈。

这是由于“文明”这个名词。

再者，由物质生产的一定的形态，第一，会生出社会的一定的组织，第二，会生出人类对自然的一定的关系。人类的国家制度和精神见解，是由这二者决定的。所以，人类的精神生产方法，也是由这二者决定的。

最后，斯托齐所谓精神生产，是指支配阶级的各种职务，是指他们当做职业来干的特殊机能。这个阶级的存在及其机能，都只能根据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的组织，来理解。

因为斯托齐不从历史方面了解物质生产，那就是，他是把它当做物质财富一般的生产，不把它当做一定的，历史发展的，特殊的生产形态来考察，所以，他把他自己脚下的地盘抽去了；只有立在这个地盘上，支配阶级之意识的成分和一定社会内的自由的精神的生产，方才可以被了解。他不能超出一般的无意味的空论。关系并不像他当初想象的那样简单。比方说，资本主义生产，对于某一些精神的生产部门，例如美术和诗歌，就是敌对的。否则，我们就会得到十八世纪法国人那样的被勒辛（Lessing）嘲弄过的幻想了。我们在力学等等上面固然远胜过古代人，但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出一篇大史诗来呢？为什么不再有《伊利亚特》而只有《亨利亚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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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个字也可读为“feine”。——K.(原文是“freie”。——译者。)

不过，斯托齐的这种强调是正确的。他反对加尼尔(最早和斯密辩驳的人)，说斯密的反对派，不过把问题弄得谬误。

“批评斯密的人，做了些什么呢？他们没有指出这种区别（非物质的价值与财富间的区别)，不过把这两种显然有别的价值，更加混同。因为他们把非物质的劳动看做是生产的，所以他们假定这种劳动也会生产财富；那就是，也会生产物质的变换价值，实际这种劳动直接只会生产非物质的价值。他们是从这个前提出发：非物质的劳动的生产物，和物质的劳动的生产物，须受相同的法则支配。究其实，它们是依照不同的原则支配的。”(前书第三卷第218页)

斯托齐如下的话，比起一切后来的抄写，是值得注意的：

“因为内在财，就一部分说，是劳务的生产物，便有人断言，它是和劳务一样不能经久，必然要在生产的时候被消费。”(第三卷第234页）“原始的财物，不但不会因使用而破坏，还会由使用而增加扩大起来，所以，它的消费就会增加它的价值”；(前书第236页）“内在财物，和财富一样是可以蓄积的，可以形成资本。为要再生产那已经用掉的内在财，人们就可以利用这种资本的。”（前书第236页）“在人们能够想到如何把非物质的劳动实行分工时，产业的劳动必须已经实行分工，它的生产物必须已经被蓄积。”(第241页）

这不外是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间的广泛的表面的关系。他的别一些主张，也是这样。譬如，他说，〔精神上〕未发达的国家，会由外国吸收精神的资本，像物质上未发达的国家，会由外国吸收物质的资本一样（第306页）；还说，非物质的劳动的分工，依存于对于这种劳动的需要，即依存于市场云云。(第246页)

第二篇 亚当斯密和生产劳动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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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他们主张，精神生产物的生产或服务的生产，一样是物质的生产。

② 那是说直接生产财富。

③斯托齐在内财中，区别为原始的和派生的。前项，他算入健康，熟练，知识，趣味；后项，他算入政府所提供的安全和仆役所促成的安乐。—K.

但以下的话，不过是重抄的命题：

“内在财的生产，虽然需要用去物质的生产物，但这种消费决不会减少国民的财富，那宁可说是一种有力的增加国富的手段，反过来，财富的生产也是增进文明的有力的手段。”（前书第517页）“这两种生产的平衡，使国家臻于富强。”(前书第521页)

照斯托齐说来，医生是生产健康(但也生产疾病)，教授和著作家是生产文化(但也生产蒙昧)，诗人，画家等等是生产趣味(但也生产无趣味)，道德家等等是生产道德，牧师是生产教化，国君的劳动是生产安全等等(第347页至350页)。但我们也能说，是疾病生产医生，是蒙昧生产教授和著作家，是无趣味生产诗人和画家，是不道德生产道德家，是迷信生产牧师，是一般的不安全生产国君。他实际是说，一切这种活动，这种劳务，都会生产一个现实的或想象的使用价值。他说这种话的态度，曾被后来的人，复述来证明他们都是斯密所说的生产劳动者，那就是，他们不直接生产他们的特别的生产物，却生产物质劳动的生产物，从而是直接生产财富的。这种胡说，在斯托齐的场合，还是没有的。这种胡说，是要这样分解的：

(1)资产阶级社会内各种不同的机能，是交互当做前提的；

(2)物质生产上的对立，使观念阶级的上层建筑成为必要；其作用或是好，或是坏，但因为是必要的，所以总是好的；

(3)一切的机能，都是为资本家服务，都是为资本家的“好处’；

(4）最高贵的精神生产，也只能〔由如下的事实〕被人承认，而在资产阶级面前得到饶恕，即：他们被表现为并且谬误地被证明是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

一个哲学家生产观念，一个诗人生产诗，一个牧师生产教化，一个教授生产讲义纲要等等。一个犯人生产犯罪。我们且更仔细地考察这最后一个生产部门和社会全部的关联罢。这样，我们会免去许多偏见。犯人不只生产犯罪，并且会生产刑法，并由此生产教授来讲授刑法，此外还必然会生产一种讲义纲要，在这种讲义纲要里面，这位教授会把他的讲义，当做“商品”，投到一般市场上来。并且，这个纲要的草稿，像那个有权威的证人罗雪尔教授(Roscher）对我们说的那样，还会给它的创作者，以私人的享受。就不说此，国富也是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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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犯人还会生产警察审判处，刑庭审判处，狱卒，法官，刑吏，陪审官等等，而这种种职业(那也是社会分工上的部类)，还会发展种种的人类精神能力，创造新的需要，和满足这种需要的新方法。单是拷问一项，已经引起最多式最多样的发明了，而在这种种工具的生产上还使用着许多可敬的手工业者。

犯人会视情形如何，引起道德的印象或悲惨的印象，并为公众的道德感觉和审美的感觉的运动，提供一种“服务”。他不仅生产一个关于刑法的讲义纲要，不仅生产刑法书籍和刑法家，且这生产美术，美的文学，小说和悲剧，比方说，不仅生产弥尔讷(Müllner）的《罪》和席勒(Schiller)的《强盗》，且还生产《奥底庇亚斯》和《里嘉德三世》。犯人打破市民生活的单调平凡，使市民生活不致陷于停滞，唤起不宁静的注意和活动。没有这个，也就没有竞争的刺激了。所以，犯人会给生产力以一种刺激。犯法的事情，既然会从劳动市场，吸去一部分过剩的人口，从而减少劳动者间的竞争，在一定限度内，使工资不致落到最小限度以下，同时为防止这种犯法事件起见，又会有别一部分的人口被吸收。所以，犯人还好像是一种自然的“平衡器”，赖有他，正确的水准才得以成立，并引起一些十分“有用”的职业部门。所以，无论从哪一点说，犯人都会在生产力的发展上，发生影响。如果没有小偷，锁店怎样能够发达到今日这个地步呢？如果没有造假钞票的事情，钞票工厂又怎样能够像今日这样繁荣呢？如果商业上没有诈欺的事，显微镜怎样会用到商业上来呢？（参看巴伯基〔Babbage〕的著作）实用化学，固然要归功于可尊敬的对于生产的热心，但不一样要归功于商品伪造和发现伪造方法的努力么？犯罪的事情，固然不断引起新的方法来侵犯财产，但也不断会引起新的手段来抵制这种侵犯，并且像罢工有益于机械的发明一样，是生产的。

不说私人犯法的范围罢。没有国家的侵犯，有了国家，不是也不会有世界市场成立么？自亚当的时代以来，不是罪恶的树，同时就是知识的树么？

第二篇 亚当斯密和生产劳动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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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维尔（Mandeville）在其《蜜蜂寓言》（1708年）内，曾证明英国一切的职业方法都是生产的。那已经把这全部议论的趋势提示了。

“我们在这个世界内叫做罪恶(evil）的东西，无论是自然的还是道德上的，都是使我们成为社会生物的大原动力，是一切职业的坚固基础，生命，和支柱。我们要在这里寻找一切艺术和科学之真正的起源；罪恶灭绝的时候，社会一定会死灭并且破碎的。”

不过，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庸俗的辩护者比较起来，孟德维尔是更勇敢得多，更可敬得多的。

L.西尼耳①

西尼耳（W. Nassau Senior）傲慢地说：

“照斯密看来，希伯来的立法者也是一个不生产劳动者。”(《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法译本约翰·阿里瓦本译，巴黎1836年，第198页

这是指埃及的摩西还是摩西·孟德桑？在西尼耳先生看来，摩西应该是斯密所说的“生产劳动者”。人们是这样拘守资产阶级的固定的观念，所以他们觉得，把亚里斯多德或鸠里·恺撒这样的人叫做“不生产劳动者”，简直是侮辱他们。他们甚至觉得劳动者这个名称已经是一种侮辱。

“受委托去医治一个病孩，并使他活许多年数的医生，不会生产耐久的结果么？”(前书)

废话！如果这个孩子死了，结果是一样耐久的。并且，就令孩子的情形不会好起来，医生的服务也是一样要付钱的。照西尼耳说来，医生必须把人医好，律师必须官司打赢，兵士必须打胜仗，才能得钱了。

但他还更傲慢地说：

“起来抵抗西班牙暴君的荷兰人，和起来抵抗那更叫人害怕的暴君的英国人，只曾得到暂时的结果么？”(前书第198页)

可笑的妄谈！荷兰人和英吉利人的革命，是自已支付代价的。对于他们在革命中的劳动，没有谁支付了代价。说到生产劳动或不生产劳动，问题常常是劳动的买者和卖者。多么瞎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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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草稿第 410页至 412 页。—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