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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学说史 《资本论》第4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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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中的第 41 页 · 印刷页码:23

“在只有土地所有者(landedinterest,或如他以后所说,是landedgentry和peasants)的国家内,借者的人数总是很多的,所以利息率总是高的”,(前书第330页),因为那种只供享乐的富,会渴求种种享乐品,但在当时,除了农业以外的各种生产是极有限的。只要商业发展,情形就会相反。贪利的欲望,全然支配着商人。他“不知道享乐,虽然他的财产是日日在增长①;也就因此,所以在商人中间,守财奴要比叫花子多,而在土地所有者中间,情形是恰好相反。”(前书第 333 页)

“所以,商业的增进,引起了大量的货币可以贷放,并就由此引起一个低的利息率。”(前书第334页)

“在商业上面,低的利息和低的利润,是两件互相促进的事情,它们二者原来都是由商业的扩张引起的;这种扩张,生出了富有的商人,并且使货币资本(the moneyed interest)变得重要。在商人拥有大资本时,无论他们是由仅少的金属片代表,这是由许多的金属片代表,情形都必然常常是这样:当他们对于自己的职业觉得厌倦或其子嗣不宜于经营这种商业时,这个财富的大部分,自然会去寻求一种常年的更确实的收入。供给的量,会把价格压下,并使货币贷者以更低的利息率来满足。这种考虑,使许多人,与其便宜地把货币放出去,不如仍旧让资本留在职业上,而情愿得更低的利润。从另一方面说,当商业已经实行大的扩张,并运用巨额的资本时,商人间的竞争也必定会尖锐化,那会在商业扩大的时候,把商业利润减落下来。商业上的低利润,诱使商人在收憩营业生活,转而过自在生活,不再从事商业活动时,情愿接受低的利息率。所以,研究低利息和低利润二者中何者为因,何者为果,实在是毫无用处。二者都是由扩张的商业发生,并且是互相促进的。……扩张的商业,使利息和利润二者减少,因为它会创出较大的资本来;并且,其一的压下,总会由其他的相应的下落来支持。我可以附带说一句:低的利润,如其是由工商业的发展引起的,那就会转过来,使商业更进一步发展,因为低的利润使商品便宜,把消费刺激起来,把工业增进起来。所以,利息率是国家的真正计温器。利息率低,几乎一定指示国家的繁盛。”(前书第335页,336页)

第一篇 重农主义派:其先驱和同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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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交换价值的追求,即抽象的富的追求,在这里,比使用价值的追求,是更强烈得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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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希,下面的话是值得注意的。那是由上面讲过的那个匿名著作引用下来的]:

“由以上的话,很明白,洛克先生以为,自然的利息率是由一国货币量一方面对该国居民的负债的比例,他方面对该国商业的比例,决定的;配第爵士却以为完全取决于货币量。”(前书第14页)

富有的人,“不亲自使用货币,却把它租给别人,让别人用此去赚利润,但以货币所有者的资格,取得所赚利润的一部分。但当一国人的富分归许多人所有,以致各人所有的货币,投在商业上,不够养活两家人时,货币的贷借是不常见的;因为,如果2000镑为一个人所有,这个人能够把它借出去,由此得到够维持他一家人的利息;如果那2000镑是属于10个人,这10个人不能把它借出去。由此生出的利息,是不够维持十家人的。”(前书第23页,24页)

“由政府对货币所付利息率来推断自然利息率的尝试,无疑要归于失败;经验说明了,这两种利息率相互间不保持任何的比例;真正的考虑,又告诉我们,它们决不能保持任何的比例。因为一个是以利润作它的基础,别一个却是以穷困作基础;前者有它的限界,后者却是没有。借钱来改良土地的贵族,和借钱来经营职业的商人或营业家,都有一定的限界不能超出。如果他由货币能够赚得一分,他对于货币只会支付五厘,决不会支付一分。反之,为穷困而借钱的人,却不觉得有任何限界;穷困,无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都是不顾一切训条,一切法则的。”(前书第31页,32页)

“取息是否公道的问题,不取决于他赚得到利润与否,乃取决于适当运用时能否赚到利润。”(前书第49页)

“借钱支付的利息,是所借的钱所能生产的利润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利息常须由那种利润规定。”(前书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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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道起见,在这个利润中,有怎样大的部分应属于借者,怎样大的部分应属于贷者?其决定,只能由借者贷者两方面一般的评价。因为,在这点上面,是非曲直,是由一般的同意造成的。”(前书第49页)

“这个分割利润的法则,不适用于个个的贷者和借者,但适用于借者和贷者一般。……特别高的和特别小的利润,是熟练的和缺乏理解力的报酬,那是和贷者一般没有关系的;贷者不能因此受害也不能因此受益。就经营同种业务的诸个人说,是如此;就诸个别的业务说,也是如此。”(前书第50页,51页)

“自然利息率是由各该营业的利润决定的。”(前书第51页)

为什么英国今日利息为4厘,以前却是8厘呢?因为,英国商人以前“所得的利润,倍于他们现在所得的”。

为什么利息率在荷兰为3厘,在法国德国和葡萄牙为5厘6厘,在西印度和东印度为9厘,在土耳其为1分2厘呢?

“对于这里所说的一切情形,一般可以这样答说:这诸国的商业利润,和我国的商业利润不等,并且不等的程度有这样大,所以利息率会发生这种差异。”(前书第51页)

但利润的下落是怎样发生的呢?由于国内和国外的竞争。

“由于国外贸易的减退,或由于商业界中人相互益益把商品的价格压下,……那或是由于售卖的必要,或是由于尽可能多卖的念头。”(前书第53页)

“商业利润一般是由商人人数和商业范围的比例决定的。”(前书第55页)

在荷兰,“从事商业的人的数目,和总人口的比例最大,所以,在那里,利息率最低。”在法国,则相反的比例最大,所以利息率最高。(前第55页,56页)

“商业和商人间的比例,是由怎样决定的呢?”(前书第57页)

“由商业上的理由,自然的必然性,自由,私人权利的保护,社会的安全。”(前书第58页)

“世间没有两个国家,是以同样丰富的程度,由同量的劳动,供给同种数的生活资料。人的需要,视所居地气候是否和适而增减。所以,各国居民为满足本国人需要所须经营的商业之量,不是到处一律的。但没有什么。还比气候的寒暖,更确实地,可以决定当中差别的程度,所以我们尽可推论说,维持一定人数所必要的劳动量,在寒带是最大的,在热带是最小的;因为,和热带地方比较,在寒带地方,人类需要更多的衣着物,并且土地也需要更多的劳动去耕作。”(前书第59页)

第一篇 重农主义派:其先驱和同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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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是外国竞争的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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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商业)的必要,是荷兰的特色。……这种必要,是由该国人口过多的现象引起的。此外,那里又需有许多劳动,去筑堤,去排水。因此,经营商业,在荷兰,比在世界有人居住的任何处,都更觉得必要了。”(前书第60页)

马希比休谟还更坚决的,把利息视为只是利润的一部分;他们两个都由资本的蓄积(马希特别说到节约)及由此引起的利润的下落,来说明利息的下落。但他们两个都几乎没有说到商业利润本身的起源。

V. 杰姆士·斯杜亚爵士®

一切的经济学者,都犯这样一种错误;那就是,不把剩余价值纯粹地当作剩余价值来考察,却在利润和地租那种种特殊的形态下,去考察它。必然会由此生出的理论上的错误,我们会进一步在第三章指示出来;在那里,我们将分析,剩余价值当作利润会采取怎样的转化形态。

在重农主义派以前,剩余价值——就是利润,是在利润的姿态上的—是完全由交换,由商品在其价值以上售卖这一件事去说明的。杰姆士·斯杜亚爵士(Sir James Steuart),大体说来,也没有脱却这种愚陋的见地,也许必须视为这种见地的科学的再生产者。我说“科学的”再生产者。个个资本家由商品售价高于其价值所得到的剩余价值是新富的创造这样一种幻想,是斯杜亚所没有的。他把积极的利润和相对的利润分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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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在原稿上面(第220页),是《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系统说明的开始。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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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利润对于任何人都不会是损失;那是由劳动,勤劳,或熟练的增进发生的,并且会引起一般福利(public good)的增大或增进。……相对的利润却指示某人的损失;它指示财富在各当事人间的平衡的变动(a vibration of the balance of wealth between parties),但不包括一般财产(stock)的增加。复合的(the compound)利润是很容易理解的;它是这样一种利润,一方面是相对的,一方面是积极的。……两种利润,可以在同一职业上,不可分离的,呈现出来。”(《政治经济学原理》,《斯杜亚全集》,由其哲嗣斯杜亚将军爵士编辑的,共六册,伦敦1805年,第一卷第275页,276页)。

积极的利润是“由劳动,勤劳,或熟练的增进”发生的。至若这种利润怎样由此发生,斯杜亚没有在这里提示任何辩护的理由。他虽然加上了一句,说这种利润的结果会增大或增进“一般福利”,但这种加注,不过表示,期杜亚在这里只指示由劳动生产力发展引起的较大的使用价值量;只表示,在他手里,这种积极的利润,和资本家由交换价值增加引起的利润,是全然分开来考察。这种考察,由他的进一步的说明,完全被确认了。

他说:

“在货物的价格内,我分别了两件事;那是现实存在的彼此完全不同的;其一是商品的现实价值,其一是商品让渡时取得的利润(profitupon alienation)。”(第 244 页)

所以,商品的价格包括两个完全不同的要素:第一是它们的现实价值,第二是让渡利润,即由交换,由售卖而实现的利润。这种让渡利润,是这样发生的:即,商品的价格大于它的现实价值,或者说,商品在其价值以上售卖。在这里,一方面的利益,常常包含别方面的损失。那不会引起一般财产的增加。利润即剩余价值,是相对的,得还原为财富在各当事人中间的平衡的变动。斯杜亚自己放弃了由此去说明剩余价值的观念。不过,他还说“财富在各当事人中间的平衡的变动”。他的这种学说,虽不曾触到剩余价值本身的性质和起源,但对于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诸阶级不同诸项目(利润,利息,和地租)下的分配的考察,还是很重要的。

第一篇 重农主义派:其先驱和同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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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下面的话,可知斯杜亚是把个别资本家所得的一切利润,限为这种“相对的利润”,限为这种由让渡取得的利润。

他说,“一个商品(manufacture)的现实价值,是由该国一个劳动者平均能在一日,一周,一月内生产的该种商品的量决定的”。

其次,“是由该劳动者为满足自身需要并生产他职业上所用工具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及种种必要支出,决定的。这一点,和上面讲的一点,都用平均计算”。

第三,“是由原料的价值”。(第244页,245页)

“认识了这三个成分,生产物的价格就已经决定了。生产物的价格,不能比这三个成分的总和更小,那就是不能比它的现实价值更小。这以上的部分,便形成工业家(manufacturer)的利润。它常常与需要成比例,并且和这种比例一同变化。”

“所以,要使产业臻于繁荣,一个强烈的需要是必要的。……工业家们(the industrious),就依照他的确实的利润,来布置他的生活方法和他的支出。”(第246页)

由这样的话,很明白,工业家即个别资本家的利润,常常是“相对的利润”,常常是“让渡利润”,常常是由商品价格超过其现实价值,由其价值以上的售卖,生出的。所以,如果一切商品都依照价值售卖,那就会没有利润了。

斯杜亚有一专章,详细论述“利润怎样与生产成本相结合”(howprofits consolidate into prime cost)。(前书第三卷第 11 页)

斯杜亚一方面把货币主义重商主义的见解——商品在其价值以上的售卖,及由此发生的利润,会生产剩余价值,形成财富之积极的增加抛弃了①;他方面,他这是站在他们的见解上,认为个个资本的利润,不外是价格超过价值的剩余,是“让渡利润”,不过在他看来,这种利润只是相对的,因为一方面的利益,会为别方面的损失所抵消,其运动也不外是“财富在各当事人间的平衡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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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过,货币主义也承认,这种利润,不会在一国之内存在,而只在一国对他国的交换上成立。重商主义也还是归结到这一点:这个价值是表现在货币(金和银)上,从而,剩余价值也表现在以货币决算的为贸易差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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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关系说,斯杜亚是货币主义重商主义之合理化的表现。

对于资本的理解,他的贡献是在这一种证明上面:即,生产条件,当作一定阶级的所有,是怎样与劳动力分离开来的。他曾努力说明资本的成立过程但没有直接就它自身加以考察,虽然他曾经把这个过程,当作是大工业的条件——特别的,曾在农业上面,考察这个分离过程;并且在他看来,真正的制造工业,也就是由这种分离过程成立的。在亚当斯密的场合,这种分离过程却是当作已经完成的事情,被当作前提。

斯杜亚的书,出版于1767年伦敦;杜尔阁[《富的形成与分配之考察》]出版于1766年巴黎;亚当斯密[《国富的性质及其原因之研究》,出版于1776年伦敦。

VI. 重农主义体系的一般性质①

在资产阶级视域内分析资本,大体说,是重农主义派的功绩。这种功绩,使他们成为近代经济学的真正的始祖。第一,他们分析了资本在劳动过程内依以存在并互相代置的不同诸物质成分。他们像一切他们的后继人一样,把这种种物质的存在方法,如工具原料等等,和这种种物质成分在资本主义生产内依以表现的种种社会条件,分开来。简言之,他们只把它们当做是劳动过程的要素一般,去考察它们,不问它们的资本的社会形态;从而,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看成生产之永久的自然形态。但这一点,我们是不能责备他们的。在他们看来,生产的资本主义形态,必然会像是生产的自然形态。这一点,正是他们一种伟大的功绩,即:他们把这种形态,当做社会的生理(physiologische)形态去考察。那就是,当做由生产的自然必然性所引起,而与意志,政治等等相独立的形态去考察。这是物质的法则。重农主义派的缺点,不过是,他们把一个确定的历史的社会阶段之物质的法则,当做抽象的同样支配一切社会形态的法则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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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章的最大部分,是草稿第222页至229页的连续的说明。章末的断片的注释,散见于第234页至240页各处。——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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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主义派既然把资本在劳动过程内的物质要素分析了,又规定了资本在流通内采取的形态(固定资本,流动资本,虽然他们所给予的名称不是如此),并规定了资本流通过程和资本再生产过程间的关联。在论流通的那一章,我们会回来讨论这一点。

在这两个主要点上,亚当斯密继承了重农主义派的遗产。就这关系说,他的功绩,不过定立了若干抽象的范畴,使重农主义派分析过的差别,取得更稳固的名称。

我们讲过,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基础是:劳动力(当做劳动者所有的商品)和劳动条件(当做固定在资本形态上并独立存在于劳动力以外的商品)互相对立着。大体说来,劳动力的价值是和商品的价值一样决定的。其价值,等于再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生产上必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等于劳动者维持其劳动者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不过,在这个基础上,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增殖间,出现了一种差别。这种差别,在别种商品上面,是不存在的。因为,除了劳动力,没有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没有一种商品的使用,能够增进它自身的交换价值,或由它自身引起的交换价值。所以,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为务的近代经济学,便把这件事当做一个基础了;即,把劳动力的价值,当做某种决定的东西,当做一个已定的量——在每一个确定的场合,它也实际是这样的——来把握。所以,工资的最低限,正确的,成了重农主义学说的一个枢纽。他们虽然没有认识价值自身的性质,但他们能够把这点决定下来,是因为劳动力的价值会表现在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上,从而表现在一定诸种使用价值的总和上。他们虽不明白价值一般的性质,但在他们研究上必要的限度内,他们能够把劳动力的价值,当做一个确定的量来把握。自身就是一个可变量的劳动工资,被他们视为是一个不变量,被他们视为是完全由自然决定的,不是由历史的发展阶段决定的,那固然是他们的一个缺点,但这个缺点,不会影响他们的结论之抽象的正确性;因为不管我们假定的劳动力的价值是大是小,劳动力的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增殖间,是一样可有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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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主义派,把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由流通领域推移到直接的生产领域,并由此立下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的基础。

他们极其正确的,陈述了这一个根本命题,即: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是生产的。这种劳动的生产物所包含的价值,要比这种生产物在生产过程中所消费的价值总和更大。假设原料和材料的价值为已定的,劳动力的价值等于工资,那就很明白,剩余价值只能由劳动的剩余构成;所以有这种剩余,就因为劳动者奉还给资本家的劳动量,比他在工资形态上受得的劳动量,更大。不过,在重农主义派看来,剩余价值并不是在这个形态上表现的,因为他们没有把价值一般还原为它的单纯的实体—劳动量或劳动时间。

他们关于价值性质的一般见解,当然的,必然的,决定了他们的叙述方法。在他们看来,价值不是人类活动(劳动)之一定的社会的存在方法,却是由物材构成的,那就是由土地,自然及这种物材的种种变形构成的。

劳动力的价值及其价值增殖间的差额一那就是劳动力的购买对于使用者造出的剩余价值在一切生产部门中,是最明白最无矛盾的,表现在农业,在种植生产上。劳动者逐年消费的生活资料总和,或者说,他逐年消费的物材量,要比他生产的生活资料总和更小。在工业上面,普通不是使劳动者直接再生产生活资料,生产其生活资料以上的剩余。当中的过程,要以买卖做媒介,以流通的各种行为做媒介的;要理解这当中的过程,必须先分析价值一般。这个过程,在农业上面,却直接表现在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多于劳动者所消费的使用价值的剩余上面了。所以,在农业上面,虽不分析价值一般,不明白了解价值的性质,这个过程也能被理解。而在价值被还原为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更被还原为物材一般的时候,这个过程也能被理解的。所以,在重农主义派看来,农业劳动是唯一的生产劳动,因为只有这种劳动创造剩余价值,而他们所认识的唯一剩余价值形态,就是地租。他们发觉,工业的劳动者不会增加物材;他们不过改变物材的形态。材料——即物材的量—是由农业给与他的。他虽把价值加入物材内,但这种加入,不是由他的劳动,只是由他的劳动的生产费用;只是由生活资料的总和。这种生活资料,是他在劳动当中消费掉的,等于他由农业受得的工资。因为农业劳动被视为唯一的生产劳动,所以农业劳动所由于和工业劳动区分的剩余价值形态——地租—就被视为唯一的剩余价值形态了。所以,地租本身虽只是资本利润的一分支,但真正的资本利润,在重农主义派眼里,是不存在的。在他们看来,利润只是一种较高级的工资,是由土地所有者支付的。资本家把这种利润当做所得来消费,那当然也像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一样,会加入生产的成本内。这种利润会增加原料的价值,因为它会加在工业家(资本家)所消费的消费成本(Konsumtionskosten)内;工业家生产其生产物,把原料转化为新生产物时,就要消费这些东西的。所以,在一部分重农主义者看来,例如,在老米拉坡(Mirabeau)看来,货币利息利润的别一个分支—形态上的剩余价值,便被认为是反乎自然的高利贷。反之,杜尔阁却辩护着说,货币资本家能够购买土地,那就是购买地租;这种货币资本转化为土地所有权时,他即能取得这样多的剩余价值,所以这种货币资本对于他必须创造一个相等的剩余价值。货币利息,不是新创造的价值,不是剩余价值;它不过说明了,由土地所有者获得的剩余价值,怎样要在利息的形态上,流一部分到货币资本家手里。同样,从别一个理由,它又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剩余价值有一部分要在利润形态下,归于产业资本家。因为农业劳动是唯一的生产劳动,是唯一的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所以,使农业劳动和其他各种劳动相区别的剩余价值形态,地租,就是剩余价值的一般形态了。产业利润和货币利息,只是地租分割成的不同诸项目;这些项目,会依照一定的比例,由土地所有者手里,移转到其他诸阶级手里的。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者,是刚好相反,因为他们是把产业利润当做资本占取剩余价值的根本姿态,那就是当做剩余价值之根本的一般的形态,从而,利息和地租只表现为产业利润的分支;它们是由产业资本家分配给不同诸阶级的,因为这诸阶极是剩余价值的共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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