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hema_version: "library-reader-v1" source_type: "original_book" title: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人文与社会译丛" author: null edition: null publisher: null year: null isbn: "9787544711999" library_document_id: "c377f608-9f8d-4e82-acf0-78a48f7daa88" source_sha256: "8d7db8a28712db64061840199378140fba2b619b974ce491d407831b506261bb" pdf_physical_page_count: 306 pdf_physical_page_index_base: 0 range_start: 180 range_count: 10 html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c377f608-9f8d-4e82-acf0-78a48f7daa88?start=180&limit=10" markdown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c377f608-9f8d-4e82-acf0-78a48f7daa88.md?start=180&limit=10" previous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c377f608-9f8d-4e82-acf0-78a48f7daa88.md?start=170&limit=10" next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c377f608-9f8d-4e82-acf0-78a48f7daa88.md?start=190&limit=10" --- #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人文与社会译丛 > 页码规则：PDF_PHYSICAL_PAGE_INDEX 是从 0 开始的权威文件物理页索引；PRINTED_PAGE 是页面中识别出的印刷页码，可能为空，二者不得混用。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80 | PRINTED_PAGE=171 性是什么呢? 想象变异一向是人类学内容。所有想象变异均以偶然与本质的差异为前提,因而暴露出本质的核心,也势必将自然(phusis)与技术对立起来。在哲学的现象学时代，自然属本质范畴，因而是先验主体的物质。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从理论上用世界论题强行悬置人类可能性的人类学主体，于是本质的还原变成了先验论。然而，上述事实受到绝对的本质一人类学视域的限制。这是个想象的视域，它符合有关人类及人类地位的某种观念，也符合我们想象中有关人类的各种“可能性”、人类的起源及人类存在者(这个存在者定能在未来中证明自己的清白:若没有这个清白的可能性，任何同一性或本质的不变性都将无从谈起)的终结的某种观念。如果确实存在着某种本质嵌入，且这种嵌入又可以从充满幻想的想象中通达，那么在人类主题上变异的种种可能性以及相应的对人类本质的揭示会不会限制一切本质的可能性呢?无论如何，这不正是提出“我们就是我们自身”这一优越性的存在现象学之本意吗？ 如果说人类学、想象、可能性和先验现象学之间的关系唤起了人们最大的谨慎，那么这些词的涵义则在这种谨慎中偏移了，以至于有必要从人类学自明性被悬置的角度重新提出问题，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技术效率与工业效率占领了迄今构成人类视域最深处给予物的各个层面以及存在性分析所言的“它的世界”的所有组成部分，其目的是把它们变为可重新组合或理性交易的物体。工业投资在生命科学中异乎寻常地触到了个体的最隐私处,即他们的躯体,无论是身体还是用于生殖的部位——卓越的现象学物体。这种如此极端的例子显然不可能与“最极端的可能性”无关。那么，这种看上去新得不能再新，同时又旧得不能再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新”指的是分子生物学在其运作中悬置了它自身的公理。这门科学的科学性寓于弗朗索瓦·雅各布于1970年（克里克、沃森发现DNA结构的十七年之后)提出的“(遗传)程序不受经验影响”①之公理中。分子生物学如今是技术与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切实性，即基因工程的切实可能性。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171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81 | PRINTED_PAGE=172 1978年，韦尔内、史密斯和纳坦斯发现了能像机械手做手术那样精确切割DNA的限制性内切酶。这样一种发现之所以可能，显然是因为上述公理保证了分子生物学的科学性;然而这个公理同时又从事实上，进而从理论上——至少从生物科学法规的角度来看——被悬置了，因为生物科学本应把真实生物的一切都实证性地阐述清楚。 从分子生物学能够借助于手的干预而操纵生殖细胞以来，通过生物图谱的绘制，程序开始受经验的影响了，生命法则本身在此过程中确确实实地被悬置。这里有种客观的中断，事实上是由世界主题操纵的中断；同时，世界主题在此中断中变得不可还原了，即不再可能在想象变异和先验的还原中被悬置，也不再可能被简单地放在括号中并附属于纯粹的现象学研究，因为它直接影响了原型想象本身。其实这就导致了这种“客观悬置”，而我们尚置身于作为后进化理论雏形的“世界主题”之中。有趣的是从一个艺术家的视角来比较这些问题。这位艺术家认为可以通过添加第三只手来放大其身体，他毫不迟疑地写道： 重要的不再是男女的交媾，而是人与机器的交欢。身体已被弃置了。② 如果我们继续承认雅各布的公理是最具综合性的论断，那么分子生物学的技术切实性则使摆脱进化法则成为可能。更确切地说，已成为基因工程的分子生物学的切实性使摆脱进化法则看似可能，因为我们也可以断定：实际上分子生物学首先表明，“进化原则”至少从人的发明即技术的发明起就被悬置了;我们也可以说：当这个悬置获得全新的切实性时，我们就不能再对它视而不见了。 技术与时间 ①弗朗索瓦·雅各布：《生物的逻辑》,第11页,Gallimard,1970年版。 ② 斯特拉瑞克:“代具、机器人和远距离存在：革命之后的策略”,《莱昂纳多》,第24期(卷5),第591—595页。 172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82 | PRINTED_PAGE=173 雅各布认为环境对生殖细胞并无驯化作用，因为生殖细胞与体细胞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此机理也适用于技术环境吗？至少从南方古猿起，我们完全有理由对此理论表示怀疑，因为实际上四百万年前我们似乎就已摆脱了生物法则。这个“摆脱”并非一步到位，我们仍在不断地“摆脱”。无论如何，我们如今似乎是在一个入口、一个门槛前正准备起跳的时刻:确切地说，是基因工程强加给我们的一个跳跃。 如果说想象变异可使本质稳步地同一化，在人的本质这一点上它却行不通了。马文·明斯基让我们实践这样一种想象变异，其后果像基因工程展现给我们的结果那样层出不穷①。他让我们想象人体可以撤换，这种想象与另一种想象变异的可能性发生冲突。这里说的另一种想象变异关系到人的本质，它认为身体本身便是基本属性，所以实际上是不可撤换的。此处提出的正是场所的问题②。 当我们说有可能远距离现身时,其场所是什么?明斯基上述论述的前项提出虚拟现实描述的是大脑与其它器官间的运作。他先验地把二者分开:一个大脑可以指挥另一个或任意一个身体，于是就不再有真正的身体了。 虚拟现实的各种代具都是由“显像银幕眼镜”和“数据库手套”组成的。眼镜中呈现的虚拟空间要么根本不存在，而只是从其整体物理特征上模拟出来;要么存在于别处，但在眼镜与手套使用者的真实所在地被虚拟复制出来。比如说使用者可以遥控一个机器人,我们称其为远距离现身，使用者看到的也就是实际置身于这个空间的机器人所“看到”的。数据库手套与机器人的手同步，使用者的任何动作实际上只能由机器人来完成，但使用者能感到所有这些动作的效果。以指挥机器人用活络扳手拧紧螺丝为例,手套的使用者会感到、会在其虚拟空间中看到扳子的重量和螺丝钉的阻力。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①马文·明斯基：“科学、艺术和心理学的下一次融合”，《艺术通讯》,1991年9月。 ②“如果我把某场所归为己有,这个场所便也是我身体所处的场所”。摘自胡塞尔：《论构成的现象学研究》,第61页(黑体系胡塞尔本人加注),PUF,1982年版。 173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83 | PRINTED_PAGE=174 如果我身体的属性是其不可撤换性，且只有在此意义上它才是我的,那就成了自我格的问题。真实身体的不在场又给“自我格”、自我性和特有语言留下了什么可能性呢?或者说“自我格”、自我性和特有语言的可能性不正是寓于远距离现身和虚拟现实的可能性中并与之有绝对关联吗？ 明斯基认为，虚拟现实和远距离现身只是突出了精神的模式结构和大脑的组织形式。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够也必须准备好通过我们头颅内部的某种工业设备来继续开发人类的工具。与基因操作相似，这里的技术化已不再是外延，而是通过肌体重组而实现的内化。现将明斯基对变异的整段论述摘录如下： 试想某人在几十年后购买一片直通大脑的纳米界面。医生将一根极细的针刺入他头部一个充满脑浆的小腔，随后把一台小型、可动、薄膜状的高性能电脑注入脑内。然后，这根被遥控的细线慢慢展开，发送出数百万顶端配有探头的微纤维来监控脑内状态。植入的电脑在颅内耐心地巡游，运用人工智能的高技术来识别大脑活动结构所代表的意向。此人刚想动手指，植入物就立刻把此信息传送给虚拟现实电脑：“我的主人想动手指。”那时我们就不再需要二十世纪这种笨拙的“数据库手套”了。 然而这个几乎是心灵感应的体系仍不够直接。首先，他为何要动手指？一定是要完成某项明确的任务，比如启动开关、打结或爱抚他的女友。于是动手指并非真正目的，而只是为达到另一目的的手段。他其实是想弹一个乐符、打一封信或爱抚那个女友。既然如此，为何不让植入的电脑更直接地，或许在此人弄清自已的动机之前就达到目的呢？这便给我们提出了协调性和同一性的种种怪问题。我们赋予界面的能力越来越多，于是精神与机器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谁是界面？是与什么的界面？主与仆之间的界限在哪里？然后，我们甚至还可以希冀这项技术导致大脑的扩充。我们为何要把自己局限在进化带给我们的性状之内——为什么要满足于仅有两只手臂呢?[……] 技术与时间 174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84 | PRINTED_PAGE=175 如此说来，我们可以着手探索人的其他局限，试着通过扩充和添加功能来增强我们的生物能力。① 暂且不论上述所有问题是否涉及到当今已真正施行的器官移植，人们甚至不想搞清这一切是不是严肃的问题:把严肃与异想天开、空想与现实相对立是不可取的，这一点在此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明显。真正严肃的问题是:这个空想是可能的。因为从这个像本质一人类学那样因其空想的技术一人类学性质而变得难以想象的视域出发，从这个几十年来主导着美国军工研究的科幻出发，有关人类本质的想象变异活动显然变得问题重重了，因为从中产生的只能是纯粹的可能性，而不是别的不变量。对此，任何其他“核心”都无法抵御，且这种可能性不会仅仅是这样一个“核心”，也就不再完全是人类的可能性。 问题不再是搞清明斯基的话是否属实。正如我们无权排斥基因工程或器官移植的假想，我们也无权排斥他的假想，因为二者均为假想的可能性,何况这个假想在基因工程上已有了切实性。如果我们把符合自然规律的事物称为真实，那么基因工程便是不真实，因为它已不再是自然规律。切实性不再是真正的真实，因为世界论题已被世界论题悬置起来。如果把可能性看作对现实的参照，那么这个假想的能量已不再简单地指向可能性范畴，而是在本质上与“什么”的技术性部分相连，因而也就没有被包括在海德格尔对可能性的分析中。但在杰佛逊起草和签署的美国独立宣言的创造性中，这种能量对我们并不陌生。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① 马文·明斯基：《艺术通讯》。 175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85 | PRINTED_PAGE=176 如果说独立是被这个陈述证实或制造的，我们并不能决定——这正是全部意义之所在—发表这样一份宣言的力量和冲击力[…]。美国人民是否实际上已获得解放而且不过是从这份宣言中得到证实？还是说他们刚刚由于这份宣言的签署而获得自由？[]若想达到预期的效果，就需要创造性结构与证实性结构之间的含混不清和不可判断性。这种含混和不可判断也是维护权力的基本手腕—有人说这是虚伪、暖昧、难以定夺或虚构，我甚至认为所有签署的意义都因此受到影响。① “如果说独立”——但这里说的又是哪种独立呢？—“是被证实或制造的”，那么在分子生物学与技术学悖论中，我们也不能“决定发表这样一份宣言的力量和冲击力，这正是全部意义之所在”。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在做的时候尚能够说，那么生物技术行动不仅“创造性地”制造陈述，而且也“创造性地”制造生物体，同时这个创造性也带来一种与众不同的证实性——即证实某种可能性——如果我们可以说实验科学在要求对实验行为之描述的严谨性时也要求它自身纯粹的证实性，那么这里也指仅仅通过引入确认物来证实某种创造性。这便是生物记忆的生物综合结构，它与代表模拟或数字的事件化的事物性质相同:在此，生物事件的性质其实已被彻底打乱了。 技术与时间 ①雅克·德里达：《自传》,第20—21页，Galilée,1984年版。 176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86 | PRINTED_PAGE=177 而且是被回溯性地打乱的:证实可能性是什么呢？可能性应当位于其实现之前吗？我们需要回溯性地证实以前就有可能性吗？更广义地讲，这又成了现代科学—即技术科学，或者说成为技术的科学，成为科学的技术—中事件结构的问题。此问题贯穿着科学、哲学、人种学、政治学，也贯穿于媒体中。这是虚构的问题，它或许意味着今后要从这个问题出发来考量真理的可能性。 如果说“虚构’是现象学及所有探寻本质的科学所不可或缺的成分”①,而且由此造成了想象的至尊地位,那么作为发明(inventio)能力的、其“结果”使想象变异活动变得不可能的想象究竟是什么呢? 想象变异进入了危机，因为虚构是其负面操作者:我从想象和虚构的可能性出发来变换它，然后又回到抵触我的虚构之物。它不具真实性，而是作为恒定性、作为“各种变异一贯吻合”的本质。然而虚构与现实的划分——它以本体论土壤的稳定性为前提——在此变成科幻现实的“现实”而被悬置，其结果也是本质的缺失或缺陷；更确切地说，既是作为本质的缺陷又是作为缺陷的本质。存留于“人类”本质中的各种变异，其唯一的一贯吻合便是“技术”本质，即虚构和(存在的)缺陷。《逻辑研究》第三卷证明存在着附属性物体，与之对应的是从想象变异中获得的本质的关联，《经验与判断》将它们视为嵌入。技术性的本质附属于人类的本质吗?或者说此问题难道不悬置本质的本质吗?技术的本质看上去不正像分子生物学公理那样，为了自己而把本质范畴悬置在其切实性之中吗?这个绝对的非本质，这个否定式的“本质”并非虚构的消极性，而是一种积极的虚构性。人的本质目标所带有的意向性通过把人的本质问题之相关性悬置在其技术切实性中而得到充实—这便是充实的问题。 如果说影响签署的结构也影响虚构的技术创造性，那么由全部标记构成的schibboleth、由schibboleth划分的界限、相关差异中的起始、起源及断裂的疑难——即原本可能性的涌现——亦影响着虚拟的技术创造性。如前所述，如果说文字学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① 胡塞尔:《现象学基本概念》,第227页,Gallimard,1950年版。 177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87 | PRINTED_PAGE=178 不应作为人文科学的一员，(那是）因为它首先提出的真正问题是人的命名问题①； 如果说“意向性意识”在人类之前找到其可能性的起源只不过是“显现真正的文码”，那么确定这种文码之显现条件的问题其实是技术的问题,也是schibboleth的问题,因为技术就是特有语言。这也意味着“真正的”问题并非最深奥的问题。 从遗传到非遗传的过渡是第一在场的疑难，也是过去第一时间出离的疑难，正如继续一个从未在场的，呈现一个不继续任何过去在场的在场——即不在场的在场—的过去。这便是被动综合的问题②。这个疑难使人奇怪地联想到杰佛逊的签署这一虚构行为。这是“属性”外延的悖论，因为这些属性在其外延之前并不存在。 相关差异既存在于人类学断裂之前也存在于其后，但存在于断裂之后的相关差异已不同于断裂之前的相关差异。“如同”意味着人或动物间既无差异又有差异的可能的理解。爱弗拉依密特人和杰夫塔的军队听不出schibboleth的异与同:他们共用这个词(否则他们的差异就无从说起)，同时又因这个词的发音而相互有别③,这便是他们的“如同”。 技术与时间 ① 《论文字学》,第124页。 ② 同上,第97—98页。 ③ 这是《旧约》中的一个故事:杰夫塔率其军队挫败了某部落的入侵后，爱弗拉依密特人气势汹汹地前来指责他没有让自己参战从而共享胜利，并扬言要烧毁杰夫塔的村庄以示报复。事实是爱弗拉依密特人在杰夫塔求救时按兵不动，而在他打了胜仗后才来寻衅。后来杰夫塔的军队击溃了爱弗拉依密特部落,战败者想蒙混出逃时,把守关口的士兵让他们说schibboleth,所有爱弗拉依密特人都把这一词说成“sibboleth”而被识别出来并被杀戮。——译注 178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88 | PRINTED_PAGE=179 他们听不出，因为他们做不到也说不出。如果他们听到了、做到了，他们本可以和平共处，即相互理解。但不再有需要听懂的东西了，因为特有语言已不复存在。人与动物之间也是如此:相关差异既是他们的同一性又是他们的差异性，但一方永远说不出另一方的相关差异。这种对双方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相关差异，我们可以在对动物的怜悯中感觉到，却又从来说不出，就像我们不能直呼上帝之名一样。但如果某种新的断裂果真像技术新生的schibboleth那样被预告和说出来的话，那么这里涉及的也是人的命名问题。有一种不容置疑又难以形容的过渡，正如总是有待思考或说出的东西。 当生命意味着把生物体纳入非生物体或者把非生物体纳入生物体时，当生命通过、来自或寓于逝去之物—即与死亡的某种关系—而成为空间化、时间化、差异化或延迟时，我们面临的便是生命的时间性特征问题。这种交联和分界便是技术。“分界从来不是自然形成的”，所有的分界都是技术的。所有的分界便是所有的精神和所有的特有语言。这个断裂——即技术——是精神、特有语言和分界的总和，它始终是确定人类范围的属性。人性从来都要通过某种特有语言来表达，且来自普遍的但又总有区域性，被某一优先场所或地域的人所理解的特有语言性。人的命名问题反复出现在德里达的论著中，在“海德格尔之手”一文中则更为明显。与《论精神》相仿，文中谈的是动物、技术和问题，它们揭示了 在人性(与动物性相对)和人类问题上不可忽视的联系，可以说酷似名与“物”间的联系。人的名称与它所从属的语言的名词一样问题重重。当我们说Menschheit,Humanitas,Humantität,mankind等词或Geschlecht,Menschengeschlecht时，我们指的是什么？我们说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179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89 | PRINTED_PAGE=180 的是同一回事吗？① 在这些不同语言的想象中变换“人”的本质或缺陷时，我们的目标在哪里？什么在聚合、在抵制？世上什么东西在以此方式抵制中断？这个难以改变之物是schibboleth，它在开启世界——即精神——的同时，也留下了人类的烙印。但这条界线并不明确：如果说“石头没有世界(weltlos),[…]动物有贫乏的世界(weltarm)”②,那么贫乏是何意？“[……]如果说动物有贫乏的世界，那么它仍旧拥有一部分世界，因而就拥有一些精神，也就有别于没有世界的石头”。然而海德格尔认为：“动物的世界”并不是“某种程度上的人类世界”，因为 只有按其存在意义存在的存在者，或者说只有生存着的、总是曾在的且在曾在的某种持续模式中生存的存在者才能被感动。感动在认识论中以当前化为前提，就是说此在能在当前化过程中被带回它作为曾在的本身。问题在于仅仅有生命之物的感官刺激与触动应该怎样从认识论上界定，再者，动物的存在一般说来是如何且在何处由某种“时间”构建的。③ 德里达在《论精神》中评论一段类似的文字④时抨击道： 这种分析[……]仍旨在通过它假意回避的途径—比如欠缺或剥夺的意义—来重新引入人的尺度。这是人类中心论，至少它指的是被此在质疑的“我们”。这种分析不能作为分析而出现，而只能从非动物界、从“我们”的观点出发来获得一些意义。① 技术与时间 ①“海德格尔之手”,《心灵,发明他者》,第419页,Galilée,1987年版。 ②雅克·德里达:《论精神》,第76页,Galilée,1987年版。 ③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德文版第346页，第68节。 ④《海德格尔全集》,第276页,第29—30段。 180 下一段：[继续读取](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c377f608-9f8d-4e82-acf0-78a48f7daa88.md?start=190&limi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