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人文与社会译丛

然而诺拉和孟克认为，当代技术终归是以全新的方式作用于社会发展，这便构成了技术的一般历史中前所未有的断裂:位于政治经济决策与就业、投资问题中心的信息网络被用来改变各种权力关系，从而要求一种新的信息分配方式,甚至“触及到主权问题”,这已不再仅仅是发展国营信息工业的问题了。我们必须

重视IBM的最新挑战。这家公司是昨日的机器制造商、明天的电讯管理者，它所奉行的战略使它建立和控制了信息传递网络，并由此侵吞通讯这个传统上属于国家权力的领地。缺乏适宜的政策就会导致相对于网络管理者也相对于美国各种数据库—IBM为通达这些数据库提供了方便——的双重异化。

非领土化因此变成了政治决策范畴。随之而来的是困难重重的局面，主要因为当时的政治理念建立在主权领土的概念之上。信息技术从毛细血管渗透整个社会，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各种权力(政治与经济的)、知识(理论与实践的)和记忆(所有文化、社会财产、礼仪、技能),它要求国家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各个领域制定有胆识的政策。但在下列情形中，问题变得复杂且微妙了:一是当记忆这个与国宝、国力和国民精神同级的，迄今为止归国家保护的对象不再是领土的产物而成了工业生产的材料时；二是当人们在令人不安、焦虑乃至自相矛盾的幻觉背景中感受到这一转变的必然性时①。这样一来，信息化的主要后果便是宣告了新型冲突，首先是文化冲突的时期。所以国家就不应像以往作规划那样致力于描绘与实现走向繁荣的蓝图，而是应当提出问题，或者让“文明社会”提出问题，以便找到制定具体方案而不是程序的真正可能性①:国家的同一性本身成了实质问题，这意味着迫在眉睫的是国家的前途问题，也可以说是国家与时间的关系问题。在这个新形势下，国家就需要通过大胆地摒弃传统的管理方式来营造一种非凡的能力。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①“悲观主义者强调的是风险：失业率上升、社会僵化、各种活动的庸俗化；[……]而乐观主义者认为奇迹就在眼前，因为信息学系统就等于信息，信息就等于文化，文化就等于获得自由和民主”，《社会的信息化》，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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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的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相结合，其实质既是技术革命又是文化革命。诺拉和孟克指出了四个核心问题：一是直播或实时传播的卫星网络的完善；二是各种标准、版权、主权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公私关系问题；三是记忆与语言即知识的工业化和信息商品的特性;四是与文字相比，信息系统对权力机制的影响。

1. 网络、权力与知识

“实时网络”的问世可谓大事记，它不仅把数据送往信息数字处理中心，同时也融汇了供所有人索取的模拟资料。1866年铺设了布莱斯特到纽约的第一条横跨大西洋电缆，后来，这一巨变又促成了卫星转播的实现。信息网络与卫星转播的结合构成了把各类资料及时送往世界各地的切实的可能性。

卫星“能以(与地面网络)相同的速度覆盖各大洲与各个国家”，形成全球的信息网，传播“包括声音、数据和图像的各类信息”。卫星没有赫兹线缆的“非覆盖区”，它均一或者说铲平了信息的传播空间，从而“使目前各国间的电讯分界只剩象征意义”;它突破了地面网络的极限，造成了所有领土权力机构对传播系统的失控，也开拓了交流的新空间：在此，谁拥有挣脱了国家权力的最先进的技术，谁便是主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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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未来不再是展望,而是具体方案和各国为实现其方案而具备的组织能力”,《社会的信息化》,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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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上和事实上避开国家法律的行为还表现在跨国工业集团间的标准战。对此，各国当局与其说是参与不如说是观战。法律受到了摆脱领土束缚这一不可动摇的技术事实的挑战。国家其实已丧失了对电讯的垄断，这在1998年通过的电讯非规章管理法中已被正式认可。在强行执行某种技术标准的同时，机器、处理程序及其处理数据也强加给人们。“高性能”的记忆设备即将淘汰具地区特色的旧的记忆技术结构，这便导致了国家势力与私企实力的新型关系：国家原来一向是通讯基础设施的主人，如今却不得不向国际工业巨头妥协，即便保不住国有信息工业，至少也得保住对电讯空间的控制权。但国家已不再是其领土的主宰，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它是否能保住对整个社会发展的控制。

记忆一旦变成信息理论中严格定义的“信息”，且变成价值与其传播的时空有关的商品，就出现了记忆的工业化。于是，原有的各种记忆和所有的已经在此都能被“再输入”并成为“原材料”，所有的知识都可以变为信息。信息“离不开其组织形式”,所以掌握其组织形式就等于掌握了信息。信息的组织形式决定了通达信息的条件，也决定了选择信息的条件，于是对组织形式的选择便是对信息内容的选择。如果说记忆在信息系统的最初阶段主要还是国有和私营管理范畴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冲突就会蔓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蔓延到像言语和知识这样的“文化模式”的各个部分。

为制定加工整理集体记忆的条件而生的明争暗斗，其结果很难预见。面对这个充满未知数的未来，重要的不是预测信息网络的后果，而是把信息社会化[……]。信息网络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文化的主要工具，比如关系着个体也具有社会功能的言语，作为延续集体记忆及平等对待或歧视某些社会群体之工具的知识。①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①《社会的信息化》,第112—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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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现代条件》一书中，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大量引用和评述了上述观点。问题在于知识的全新属性，它使知识模式进入了相对于持续了至少二十五个世纪的旧模式而言的突变阶段，言语的新型存在模式使之成为可能。这种模式始终受到技术科学的关注，无论在本质上还是在进化中都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交流的技术载体。这便导致了“知识相对于知者’的外移”，尤其令人瞩目的结果是：

知识已成为并继续成为可出售的产品，而且目前是将来也是为了在下一轮生产中获得价值的消费品—两种情形都是在交易。知识不再是其自身的目标，它丧失了自己的“使用价值”。[…]

知识的信息商品形式是生产力所必须的。知识已经是也终将是世界范围内权力争夺的主要内容，或许是最重要的内容。鉴于列强们过去曾为抢占领土、控制原材料与廉价劳动力的支配权及开发权而战乱不断，可以想象，他们将来还会为控制信息而再动干戈。①

这是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尽管二者均为全部时间化的构成物，它们体现着两种不同的与时间的关系。

1. 信息与文字

知识的信息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作为记录、读取、传播技术的信息系统正是某种意义上的文字：

当苏美尔人把最早的象形文字刻在蜡板上时，也许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经历人类的决定性突变，即文字的问世。

技术与时间

①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第14—15页，Minuit,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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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文字后来改变了世界。今天的信息系统或许预告了类似的现象。信息与文字惊人地相似：二者均为记忆的延伸，都是信息体系的繁衍与突变，也都可能改变权威的模式—我们还可以津津乐道地列出更多的相似性。但对于经历了这场变革的人来说，其严峻性是难以描述的，除非是用法布里斯看滑铁卢的眼光来审视。①

构想这样一场变革可能会触及极限。而严格说来，我们又不可能对这一变革之意义作完全的预测。雅克·德里达旗帜鲜明地把爱比米修斯原则的结构和《论文字学》之结论——亦是该书的宗旨——的结构归入言语控制论演变的背景中。正是从这个背景出发，“解构”才成为可能和必要。我们在诺拉和孟克的报告中亦可看到同样的担忧：一边是技术的领先，一边是思维相对于其器具性已经在此的落后，令人不安的正是二者之间的落差。已经在此的器具性对思维是隐蔽的，也是思维的构成性遗忘，但又总让思维有理由认为

缺少的是方法本身：如果说从长远来看信息系统可以引发语言与知识的决定性突变，那么它也会导致思维、概念和推理的改变，而这些改变又将逐步摧毁辨别思维、概念和推理的工具。

把拼写文字与信息并列分析，我们可见二者共有的确正特性。如果说拼写文字的确正性造成了相关差异的效果(其中，知识作为“本体差异”的历史时期而构成)，确正性又是“谁”的不确定性的给予者，那么信息的确正性给人的第一印象为何却是在掩盖这一不确定性，进而改变知识的性质，使一切评判都受制于经济强令这种霸权呢？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①法布里斯(Fabrice)是斯汤达的小说《帕尔玛的修道院》中的主人公。由于他是拿破仑的疯狂崇拜者，在看滑铁卢时，他的目光中充满了崇敬。这里指由于偏爱某种东西而夸大其意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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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首先体现在书写的信息化,起初涉及的是“意义’最贫乏的文字”，但后来通过数字扩展设备极大地改变了个体与知识及言语的关系，其改变之幅度与电子计算器所引发的进化不相上下。

十五年前，没人能想到这种价格低廉的计算器会风靡全世界，普及到每个人，首先是每个学生。今天的问题不是要搞清人的计算能力是否会退化，而是要搞清它何时会消失。①

这只是“把知识从知者’外移”的一个例子，此外还有数据库、专家系统、人工智能、拼写自动修改、计算机辅助阅读/书写/翻译/构思/制作/决策系统等等，为在思维的已经在此中定向作辅助的例子不胜枚举。信息系统是有关言语的技术，亦是言语的技术化。过去曾决定了哲学与诡辩术之关系的有关技术与言语之关系的老问题现在又以新的方式被提出。这个最经典的问题曾使我们提出代具性的构成性，它摒弃了对逻格斯和技术的传统划分，文字和信息被一视同仁了。作为记忆的技术、作为可能对社会和文化有同等影响的因素，文字与信息面临着同类问题，这些问题比它们自身要古老得多。

文字使记忆精确地形式化。正因如此，它引发了已经在此的转化，进而也引发了超前的条件、各个社会与其自身发展的关系、言语(言语一旦被写下来，便不再是同样的言语了)、知识(知识一旦被记录，便毋庸置疑地变成了积累)及权力(社会一旦被书面化，便萌生了最具“权利平等”和公众权力意义的政治)的转化。文字的科学是语法，所以会产生规则。这些规则亦是记忆的规则，在记忆之前就一直是其运作条件，但仅仅因为被明示和“外移”而具有截然不同的调节功能，且变成了语言的全新的共时性和历时性。作为语法规则的形式化的文字有着本质的创造性。然而信息系统也应被理解为把已经在此形式化的技术和由此而来的制定记忆规则的技术。信息系统制造文码和新程序，把原先总是晦涩不清的规则明朗化，它开启了语法的—从这个角度上看，也是相关差异的—新纪元。

技术与时间

①《社会的信息化》,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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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文字相反，“信息化”的知识直接服务于权力。权力不能再被视为政治权力，而应被看作经济实力，这便是利奥塔所言的“后现代性”：

社会的文化模式也建立在其记忆之上。控制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控制各阶层的权力。通达日积月累的信息之源将引发种种根本的突变，改变获取知识的模式，从而影响社会结构。

信息网络改变了存档的规模与性质。资料输入电脑需要在组织上煞费苦心，既要考虑技术局限，又要考虑财政需求。各种数据库的建立迫使人们按至今难以规定的范围快速重整各种知识，促成这个突变是这些数据库的开发商，所有预测都认为它会发生在美国。因此，日后风行的将是源于美国文化模式的标准。

于是，信息的取舍与传播标准的制定便是为了创造剩余价值,需要记录下来的信息之价值也应当是可计算的。然而,如果说信息的价值与信息传播到终点所耗的时间有关,也就是说取决于它的速度,那么作为相关差异的知识似乎恰恰与对其价值的计算及其时间性经验毫不相干。于是就出现了冲突或疑难，利奥塔称之为争议，知识性质的改变只是其征兆之一。

有了这种背景和“价值观”，因领土统一性而享有历史统一性的文化遗产便不会“代代”相传，速度的切实性仿佛成了真正的空间与时间的非实现。没有人比海德格尔更好且更早地认识到这种命运及其严峻性，也没有人比德里达更好且更早地重申这种命运的绝对必然性。在其决定性的偏差中，这种必然性与正常状态彻底决裂：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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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最危险的形式中，未来才能被超前。它全然不同于墨守成规的正常状态，因而只能显示或呈现为畸形物。①

1. 模拟一数字仪器

哈瓦斯(Havas)于1834年创建了开发信息的工业设施:历史上首家通讯社，并很快开始使用电报网。

由于信息本质上是商品，它把时间与价值联系起来，这便决定了记忆的工业时代所特有的时间性。时事新闻网络是使记忆的商品生产全球化、日常化和持续化的庞大设施之基本因素。法国地方电台和法国新闻台的数字服务器中心给全球联网的交易所提供信息，也给各智囊团的电脑中枢提供信息。数字服务器以光速运转，因为时事新闻与信息均为商品，其价值高低依时间而定。

这种大规模传播要求工业化集中管理各种生产手段，因为只有在播放给上百万的接收者时，每个电视影像的成本才能收回。于是，仅有几家电视时事影像通讯社向全世界所有电视台提供播放内容，对可构成事件化的事件的选择便集中在极少数记忆原材料制造商（通讯社)手中。

随之而来的是当下对选择与传播——以光速传播——全球化的工业制造。某事只有在“被报道”后才能达到事件水平，才能切实发生。尽管时间永远不会彻底降低到这种纯粹的人为性，它至少总是被媒体共同制造的。“报道范围”所遵循的选择标准是以创造剩余价值为终极目标。这种作为持续流的记忆一边被制造一边被删除，因为“一则信息驱逐另一则信息”，信息的原则就是被大部分人很快地遗忘。今晨卖五法郎的报纸，明天便一文不值，因为一则信息的价值与其传播时间相关联:越不为人所知就越是信息。所以各新闻社都竭尽全力缩短传播与处理的时间。

技术与时间

① 《论文字学》,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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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新社每天都从数以千计的日常事件中挑选出一部分，用文字电讯形式寄给客户。从现场记者到决定电讯稿取舍的日报编辑要经过中央指挥台，电讯在那里被分门别类并标上紧急系数，其选择的标准是商业性的。这是一台制造现成思想或“现成版面”①的机器。信息应当是“新鲜的”②,正因如此,报社的理想便是杜绝传播中的任何耽搁。“挑战者”宇宙飞船爆炸事故的现场直播对里根当局来说是个极其惨痛的事件。他们“赌定”发射的成功，因而安排了这场超大型直播。八名宇航员在此举中殉难这一事件本身并不太异乎寻常，然而这个被地球上绝大多数人经历的死亡——在其发生之时或者说几乎同时——却是一场政治灾难和一出触目惊心的悲剧。这里，事件的事件性离不开媒体，因为媒体至少“共同制造”了这个事件。同样，要想搞清1987年股市崩盘的缘由，就必须正视如下事实：顷刻间传遍全球的不仅是金融信息，而且也有随信息而来的各种推测。正因为这些推测是在仓促间作出的，也只能很快地被阅读和理解，才引发了完全非理性的后果。

1863年5月1日,法国军队开进墨西哥城,但这个消息耗时六周才传到巴黎。对整个帝国，尤其是对拿破仑三世来说，此事件举足轻重，但当时并未产生预期的重要性，原因是事件发生的三十多天以后，新闻已不再是新闻，而成了多少带些传奇色彩的故事。一般说来，那时的美洲在欧洲的普通百姓眼里还是遥不可及，生活着野蛮人的神秘国度。只有到了大东公司(Great-Eastern)于1866年铺设第一条横跨大西洋的缆线时，欧洲才切实发现了这块大陆和它的交易所。在此之前，这块新大陆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还只是梦境而已。那么“旧大陆”从那时就开始没落了吗？欧洲的辉煌是否建立在传播的本质延迟之上呢?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① 现成版面是哈瓦斯发明的兜售随时可发表的文章的方法。

②“劳莱尔?”/“嗯?”“你把报纸放到哪儿了?”/“它应该在的地方[……]”/“什么？”/“冰箱里[……]”/“你为什么把它放在冰箱里？”/“为了有新鲜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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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劳波曼事件(1869年)最能让我们了解新闻和(更广义的)信息的本质特征。从庞坦(Pantin)森林中发现的八具被害人尸体入手，记者给他的读者们讲述了一段当时只有在连载小说中才能读到的“真实且正在发生的(耸人听闻的)故事”①。连续四个月内,即从案发到凶手伏法，整个案子由稽查方、司法部门和大众读物的小报报社共同审理，这使小报的发行量从三十五万份激增到六十万份。新消息的刺激性是销售信息的最佳手段,这便是所有新闻都在追求刺激的缘由(刺激性包含着差异性)。

信息的真谛是光速时间②。它首先指信息以光速传播，即没有延迟的传播，模拟与数字的确正性使之成为可能。而文字的确正性却带有本质的延迟，即所谓事件或事件的输入与对此事件的接收或读取之间的延迟。然而，成形于模拟或数字技术中的事件一旦被输入和处理，便被纳入光速时间。通达工业记忆的网络载体需要有入口和出口,亦被称为界面或终端。最早的模拟仪器和后来的数字仪器并不以出入网络为主要功能。相机和留声机均为模拟的输入工具，但并不负责远程传递输入的内容。然而照相技术的进步很快促生了图像传真与电影，电影又最终导致了影像的远程直播，而电报与留声机原理的交融则创造了电话以及后来的无线电直播。光速网络把传递时间降至几近于零，从而消除了事件的输入与接收间的延迟，而模拟或数字的输入工具所消除的是事件的发生与输入间的延迟，因为“我从眼下这张照片的静态可追溯到从前的拍摄，照片正是那一瞬间的停滞”。照片中弥漫着自爱与死亡学的灾难，类似于我们看刘易斯·佩恩的照片时的情形。追溯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拍摄(输入)的瞬间与被摄事物发生的瞬间相吻合，这就使我们能够衔接过去与构成照相意向对象的事实。这也意味着不可能事后补照某一事件，于是就产生了巴尔特所说的“确凿性”和“照片的证实功能”。(在场的)真实效果是所有模拟技术共有的，它开启了与过去—不能再被简单地定义为历史的过去——的集成关系。

技术与时间

①迈克尔·B.帕尔默：《从小报到大新闻社》，第30页，Aubier-Montaigne,1984年版。

② 在蓬皮杜中心举办的以“未来的记忆”为题的展览(1987年)中,我们已探讨过这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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