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人文与社会译丛

1. 事件化

输入时，事件在时间上吻合于事件的输入；在实时或直播的传播中，输入的事件和对此输入的接收亦相互吻合并同时发生。模拟与数字技术把输入的(在场的)真实效果与实时或直播合并,开启了既是集体的又是个体的对时间的全新体验。如果说历史时期的出口建立在本质上延迟的时间之上，也就是说建立在叙述与被叙述的时事之间的理论上的(当然是臆想的,但这种臆想会有非常真实的效果)构成性对立之上,那么这种对时间的全新体验也许就是历史时期的出口。

新闻社对时间的制造并不是作单纯的报道，时事信息工业并不满足于记录“发生的事”，因为欲记录“发生的事”，就必须记录全部“发生的事”。然而“发生的事”之所以发生，正因为它不是也不同于全部。“发生的事”被分成不同等级之后，信息才有价值：时事信息工业把那些称得上事件的事筛选出来，至少共同制造了对具有事件水平的“发生的事”的通达。只有被“报道”了，事情才会“发生”或“来临”。至少有成千上万的事来临了但没发生，或发生了但没来临,因而对于不知姓名且不确实的接收者来说，这些事既没发生也没来临。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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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或者说值得记忆之事——的保存也一贯是它们的整理方式(选择记得住的事和保留值得回忆的事是相辅相成的):根本不存在对“已发生之事”的单纯报道。已发生的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没有完全发生。要想记住就必须遗忘、删除，在原本可能有价值的事件中选择值得保留的东西，同时也对不久定会发生的事作积极或消极意义上的超前(滞留从来都是前摄)。

随着当下(即时间)的工业生产而“发生的事”,其整体结构似乎毫无特殊之处，仍是事后难以区分事件和对事件的叙述。事实上在“事件、叙述、对事件的叙述或叙述的事件之间从来都无法定夺”(德里达)。如果我们可以说今天的“媒体”“共同制作”发生的事，从而制造其(各种)效应并使即将发生的事超前，这种局面本身并无新奇之处,因为记忆的法则就是领先于自身。于是当下的过去(即造成“我们的现状”的各种行为、决策、事实和事件)并不在发生的事之后，而“总是在其前”，尽管并不确定。

尽管如此，当记忆的条件，比如删除、选择、遗忘、滞留一前摄及超前的标准，均集中于旨在创造剩余价值的工业技术设备中时，上述局面就别具新意了:此时，以霸权方式主导记忆活动的强令是赢得时间，因为抽象的可资本化之物(金钱)说到底都不过是预支给未来的信用。从各种意义上讲，工业滞留遵循的是作为信用之源的公众兴趣的法则。不言而喻，这一法则预先确定了事件的性质，因为“演员们”为其表演的可录制性提前做好了准备，他们的行动受这个时间工业层面的制约。如此说来，媒体并不满足于“共同制作”，而是越来越多地独家制作事件。一切都颠倒过来了:这些媒体每天都在叙述生活，其口气之肯定，就像对生活的“叙述”不仅超前而且也必然先于生活即确定生活似的。

不能把事实与其人为的实际性区分开来就是不能区分事实与理论(这种区分总是事实上不可能做到，理论上难以做到)，这就构成了时间的工业制造所特有的前摄力，它与“以光速时间”运作的模拟综合和数字综合所造成的时间出离之结构有关。当记忆被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制作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不再可能区分“事件”和事件的“输入”，或者区分事件的“输入”和“接收”或读取：三个时段巧合于同一时空中，这就把它们之间的所有时间延迟和空间距离都消除了，这也消除了所有的区域性，因为区域性来源于各区域的差异性，比如不同的日历性和空间性，而导致这种差异性的又首先是区域中发生的事。虽说如此，同样的事在各地都有发生的趋势，各个区域渐渐变得雷同，也就是说趋于消失。背景解体不仅指陈述的背景，而且也指“接收”陈述的背景，于是所有的背景都将丧失殆尽。

技术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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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可能把叙述、事件、对事件的叙述和叙述的事件，或者说把事件、输入、对输入的接收真正区分开来，而只是从形式上(即理论上)区分；如果事件终归是事件的输入，且这个输入终归是其接收，同时文章在历史中—即在时间的精确记录中——离开了阅读、离开了文章之外或之前的内容就不成其为文章，那么上述情形就只能出现于延迟即事后效应中——滞留一前摄作用于事后的断层中。滞留与前摄既分化又延迟，这种分化与延迟在把握区域性可能性的同时，也在把握(有别于事实的)理论的可能性。

滞留有限性需要一种像能够确立差异、等级和先后顺序的标准那样的规则。这种规则也适用于记忆和领土:只有走过的领土才算领土，只有重新回忆的记忆才算记忆;在领土中需要定向，在记忆的已经在此中同样需要定向。地图虽然对应着领土，是领土的完全对等的复制物，却不能与领土“点对点”地完全吻合，“这种范围过大的地图(或许)没有多大用处”①,因为它没有给定向带来更多的方便。同样，记忆要想成为值得记忆之事，就必须减少可记忆之事;欲在记忆的已经在此中定向，就必须遗忘(已经在此)。不会遗忘的记忆就像费奈斯①的记忆那样不能走出当下，不能让当下通过，不能记住当下，甚至不能通达当下，因为它是非记忆,也是非思维。费奈斯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①J.L.博尔赫斯：“严谨科学博物馆”,《作者及其他作品》，第198页,Gallimard，196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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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多少思考能力。思考即忘记差异，即概括与抽象。在费奈斯的超负荷的世界里，只存在着细节，几乎是过细的细节。②

滞留有限性的“什么”的代具状态使它通达相关差异，滞留有限性根据这个相关差异来确立差异和等级，也使领土的地图和对事件记忆的特性得到简化和差异化,从而使之达到事件水平。选择标准是“什么”在不同时期产生的相关差异的后果。后面探讨胡塞尔对时间物体的分析时，我们还会回到这个第三记忆的问题上来。被现场直播的时事是刚刚发生的过去，它让当下通过，从而构成已经在此。所以凯诺说电视“是冻结在历史中的时事”。

8.“实时”、事件与历史

巴尔特谈到过一张“反映贩卖奴隶”的照片。那是他从一本画册上剪下来的,后来遗失了，也就没有给我们展示。同时他还提到威廉·卡斯比的肖像，说他“生来是奴隶”。

技术与时间

① J.L.博尔赫斯：“费奈斯或记忆”，《小说》,第109页，Gallimard,1965年版。

② 费奈斯是J.L.博尔赫斯的小说“费奈斯或记忆”的主人公。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但他的记忆又过于细微甚至繁杂，比如每块石头、每只鸟、每片树叶都有自己的名字，于是他的记忆又是不切实的。——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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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是过去的事，也不完全有归纳性，这张照片仍然证明了奴隶制的存在[……]。它并非从历史取证，而是像做实验那样重新排列证据的顺序。①

他又对这张反映贩卖奴隶的照片作了如下补充：

这种事确实发生过。问题不在于精确与否，而在于是否属实。历史学家不再是中介人，奴隶制没有中介也存在，事实不需借助任何方式便可成立。

照相对(过去的)时间的经验是从对过去的直观中得到的某种证明之经验。我们虽然没有经历过这个过去，但也无须通过归纳来通达它。尽管要借助于记录载体，我们仍可从直观上即刻通达过去。对这个过去的某种证明存在于历史研究之前，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历史学家作中介我们也能描述奴隶制。然而，照相对过去的经验又迫使我们用另一种方法来思考历史—既是历史(Geschichte)又是人类历史②。《明室》揭示了如下事实:由于过去与事实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关系，照相与历史从此分道扬镳。这种关系可能会中止文字在通达过去中的公证性、证实性及真实性上的历史特权。然而这里指的不是为历史科学提供证据的新型管理制度，而是一种对时间的全新体验方式。“我绝不能否认照片里的东西存在过。这里包涵着真实与过去这两种相关的涵义”。奴录制这一事实被照片作为事件而确立，但“这种确凿性是任何文字都无法提供的”③。这里说的确立指的是通过整体重现的被摄物而做的确认。巴尔特把这种确凿性称为“照相的证实能力。它胜过照相的再现能力”。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①《明室》,第125页。

②“对历史的叙述与真正的历史行为及历史事件同时出现”，黑格尔：《历史中的理性》。

③《明室》,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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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这些图像、这种所谓实事的再现是经过筛选、可修改、可转换的，因为它们可以通过无法核实的剪接方式、技巧或特技而被拼凑在一起。既然如此，我们怎能相信其真实性呢？历史学家当然不会以这类文献为依据。

上面是马克·费罗的论述。但他马上又补充道：

没人想过，他对文献(历史学家的书面文献)的选择、整理以及他的论证过程也是剪接、技巧和特技①。

以照片或影片文献的确凿性不足或者说用来辨别这种确正图像之真伪的程序不健全为借口，历史科学倾向于排斥上述两种文献，认为书面文献是更可靠、更能被“历史研究”掌控的记忆。而费罗不承认书面文献更具可靠性和掌控性，他坚决主张用模拟方式(不仅仅以文字形式)追溯历史。

巴尔特与马克·费罗的观点看似相近，其实有别，因为巴尔特认为照相排挤了历史、历史学方法和历史学的必要性。照相似乎有一种破坏全部遗产的、极端的确凿性，应当将其另当别论。

皮埃尔·诺拉则沿着另一条思路旗帜鲜明地反对用图像和当今一整套编码与传输系统来左右历史研究—即大众媒体从此对历史的垄断。这种变化的缘由是现代事件:它是十九世纪末随着新闻界对德雷福斯事件大张旗鼓的宣传而产生的新现象。德雷福斯事件

占据了所有报刊的版面，同时也给了报刊全部回报。[…]报刊电台和图片本应相对独立地报道事件，结果它们不仅非但如此，而且索性变成了事件存在的条件。①

技术与时间

①马克·费罗：“论电影”，《创造历史·卷三》,第319页，Gallimard,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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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类事件之所以可能，正因为存在着某些媒体。首先对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件畸形且可怕的事：

在传统体系中，事件属于(历史学家的)职能特权，历史学家赋予事件地位和价值：没有历史学家的批准，任何事件都无法进入历史。而从现在起，事件尚未整理—远在时间产生效应之前(黑体系本书作者加注)——就自动呈现在历史学家面前了。这种事件来自外部，承载着资料的全部分量。

在“传统体系”中，历史学家“制造”(取该词的法律意义)事件，但在事后。对于事件本身来说，叙述它具有倒叙性，只有在通过叙述而被输入之后，它才成为历史，构成事件。这种倒叙性构成于某种延迟之中。这种延迟的叙述一旦消失，历史——无论从历史学角度还是从时间性角度——即刻就会被短路：

这种没有历史学家的事件是大众情感投入的结果，也是他们参与公众生活的唯一且独特的方式。

如果说某个“我们”的事件是被历史学家记录下来的某种行为，那么这个事件似乎就脱离“我们”而存在，或者说是不“为我们”而发生的事件，因为历史学家(包括作为作家、评论家或历史哲学家的历史学家)一贯是这样做的：他让“我们”回首观望并逆时而动，他以真实—历史学家的直实—的方式构成“我们”，也就是说在事后延迟的时间中回首观望我们。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①皮埃尔·诺拉：“事件的回复”,《创造历史·卷一》,第288页，Gallimard,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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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面已经看到，“我们”和“为我们”被混杂和遮蔽，这是因为事后的概念被消除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当下“被我们”“作为已经具有历史’意义”的当下而经历着，它发生在“我们”身上时已经被“生产”、制造、构建、运作或撰写(正如巴尔特谈到照相的实在性时说的那样，被摄下的过去的曾经在此似乎已被确立)。如此说来，正因“我们这个时代的当下”已成为“历史”，它也许就不再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了，因为时间的效应被遮蔽、混杂或短路了。

模拟与数字的传媒导致了“即时报道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飞跃”，这种可能性首先来自传播速度：

人类登上月球是现代事件的楷模，它自然离不开Telstar对现场直播的转播。「……]现代事件的特征可归为如下几点：第一，当即且当众展开；第二，报道者一—观众或观众一报道者必不可少；第三，发生时即被看到，且这种“窥视现象”使时事具有相对历史而言的特殊性，同时又散发出历史的气息①。

输入的真实效果已经与实时传播合而为一，所以事件、事件的输入和对此输入的传播构成唯一的也是同一的时刻、时间事实和无处不在的时间物体。时间物体开启了全然不同的“时间效应”。这种通过真实效果来呈现过去—首先包括这个“刚刚过去的”即初级记忆的过去—的方式变成了对当下的实时或(由“解说员”“解说”的)直播的制造，其确凿性是“任何文字都不能给予我的”。如果说时间的效应是感觉的不确凿性和某种延迟的结果,那么“这一切还能给出什么样的不确凿性，即什么样的谁?’或我们?’呢?”

技术与时间

①《创造历史·卷一》,第295页。Telstar是“作为大西洋两岸电视节目直接交换中转站”的第一颗通讯卫星。这段话是海德格尔对此举的感触，摘自“传统语言与技术语言”，第19—20页，Lebeer-Hossmann,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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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历史事件的“传统方式”是“书写历史”,它是记忆文字的相关差异同一性对时间所作的程序限制,因其文字输入“事件”之方式而带有独特的、不可避免的事后效果。文字的规则(例外自有其例外的特性)是:事件发生在输入之前，而输入又发生在接收或阅读之前。这便设定了对过去，也就是当下(时间)的呈现方式，如同对原初缺陷和对只能在事后构成的事件之“叙述”与接收相对于事件的延迟的回溯性。“叙述”的时间永远落后于被叙述之事，引用总是重新引用。自始便有事后特征的重新引用必然是重复，所以保罗·利科认为“历史总是被重新讲述”①。在“传统方式”中，

事件被输出、传播、接收，因而叙述就是把事件从已消逝的某处转移到正被削弱的另一处②。

事件以其自身的内涵划定其传播空间。事件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多地由当事人来决定。[]由于中介从此被短路，出现了混乱的局面。在使人眼花缭乱的种种意义中，人们盲然不知所从了③。

值得一提的是，某些书面文件因摆脱了“事件”、“输入”和“接收”的非重合原则而与众不同，合同、宣言等均属此类。然而，这类文件的创造性在于它们相对于规则的特殊性，即违反事件、事件的输入和对这一输入的接收之间的非重合原则，这种特殊性也决定了这类文件的权威性。公证契约就是这样一种重合:签约既是事实又是这一事实的输入，签约人的在场是他们在输入的同时对此输入的接收。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① 在此我们不介入历史科学这一重要问题。它不属于叙述范畴,波米安为阐述它而提出了编年学、年代表及编年哲学(chronosophie)的概念。

②《创造历史·卷一》,第297页，黑体系本书作者加注。

③ 同上,第300页。这个主题也曾是本雅明的思路,或者说其思路的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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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照相机一样，所有的模拟和数字仪器都需要有时钟般或电子般准确的机制，这便是“什么”的机械技术性。这种准确性迅速抓住事件的轮廓，并将其定格在即时中，结果是时间物体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而且每天都被遍及各种日报的创造性所制造，并引发了一场真正的时间大战。如此制造的事件本质上带有感情色彩，也就是说总倾向于被当作非正统新闻，前面谈到的特劳波曼事件便是一例，原因是报刊一贯追求感官刺激。公共记忆反映轰动性事件，而且这种轰动性又趋于消除事后与延迟，因为它们标志着所有非反射的反射性。某种感官记忆似乎在强加给人们，它将遮蔽、删除思维印记，乃至使之变得不再可能。

令人担忧的是诺拉和孟克预见到的文化冲突时期，它基于事件的感情，也就是激情。这种激情只不过是在时空无法实现时才以十分奇特的方式产生的，它属于那个已经世界化的“我们”，正经历着已超出文化范围的种种冲突。

1. 实时与政治

“实时”推销政治。如今的政治家越来越是舆论的管理者，而政治的成分越来越少。社会生活以及各党派行动纲领的制定与实施都通过民意调查而服从实时的评判。经过市场调研，用于民意调查的技术即“舆论度量”仪被开发出来，其目的是通过定量了解民意现状来掌握公众兴趣，然后反过来对民意的发展动向做“及时”、直接和“理智”的干预。实时信息系统把这些资料汇集起来并加以传播，再以百分比的形式公布原始资料，以接收人公开反应的形式(比如政治家本人、他们“私下的话”以及为表示收到原始资料构成的“信息”而做出的举动和姿态)反映这些资料所产生的结果。这便结束了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纲领，即根据集体思想与集体行动而作出周密的、从长计议的选择，取而代之的是宣传战的目标与策略。当记忆的工业综合使“议会名存实亡”时，政治的首要关注便是实时了解公众兴趣，这已成为一切活动的准则。受到威胁的是民主的相关差异。不存在直接的民主，民主都是间接的，否则就成了一张藏着妖魔的漫画。在此形势下，各政党纷纷要求举行全民公投而否认国民议会的代表性，理由是从媒体报道的真实现场效果看，国民议会中有太多的议员缺席。这种态度的成因有二：要么滥用媒体的即时效果，要么在思考即超越媒体即时效果的政治任务面前临阵脱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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