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人文与社会译丛

维里略思考的正是这个任务。他提出了传播的因而也是时间的政治地理与技术问题：当景深被时间的深度取代时，空间就变得至关重要了。从速度来理解的时间是空间的技术危机。《速度与政治》出版后，问题便成了把握时空性。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讲，时空性是由全球范围内技术装备的部署设定的，后者主要取决于战争的需要：

在古巴危机的关键时期，[…]两个超级大国规定的战争预告期限还是十五分钟。后来俄国人把导弹装到了卡斯特罗的岛国上，险些使美国人把这个预告期限降至三十秒，这当然令人难以接受[……]。

十载后的1972年，正常警告期限已剩下区区数分钟：弹道导弹是十分钟，而进入卫星轨道的武器只有两分钟。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签署了第一份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该协议表面上是要限制对手/伙伴的武器数量，其实它更注重的是保留真正的“人控”权力，因为速度的不断提高迟早会把发动核战争的预告时间压到决定性的一分钟之内，这就剥夺了国家元首的思考与决策权，取而代之的将是纯粹的国防系统自动化。[…]由于有了战略运筹反馈装置，战争机器摇身变为战争的决策者。①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① 本雅明：《杂文》,第107页注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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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的空间》研究了所谓电子历法系统。此系统源于“这种取代以往的民间战争与地理战争的年历战和时钟战”，其中，时间性的宇宙条件(或程序)被中止了,这便是非自然日：

自从我们不仅打开门户而且也打开电视机以来，白天的概念改变了：在太阳的自然光线、烛光的摇曳光影和电灯的光照之外，又有了电子效应的非自然日。非自然日的日历只用于“沟通”信息，它与真实的时间毫无关系，于是即时显示的时间便代替了有年代有历史的时间。在终端屏幕上，时间段变成了记录的“载体表面”，从字义上或者从运动学角度来讲就是：时间构成表面。②

实时是时间的非实现。似乎只有在非真实的、长期处于历时和异时或落后于自身的状态下，时间才能真正成为实时。

实时这种时间的非实现就是非区域化③，因为时间造成了空间危机，它影响了空间结构和建筑学，于是，消除了远近差别的技术超组织结构承载了一般意义上的地质构造学。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超组织结构”已成为建筑学，所以也就不再为它增益。然而电子技术的特性是非实现，即“到达替代出发，因为一切无须出发就已到达””，时空性因而被真正地中止了。在此，真正——即没有延迟地——要到达的东西已经到达了，仿佛已经在此中的已经是多余的:倘若“某事无须出发就已抵达我们”属于信件的结构，那么它只能延迟地抵达我们，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已经过去，已经到达。与此相反，实时的电子传播会混淆视听，也就是说到达之物和到达本身在重合中相互抵消，这种现象也是感觉直观程序的悬置。这便是以“时间深度”为原则的透明度之悖论，它取消城邦中的文明性①和社会群体中的群体性。

技术与时间

① 保罗·维里略：《速度与政治》,第136页,Galilée,1977年版。

② 同上,第15页。

③“由于有了监视器和控制屏幕的界面,彼处始于此处,反之亦然”。同上,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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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又回到了感性和有限直观的问题(只有通过滞留有限性才能对此作出技术综合)以及滞留综合的工业发展问题。维里略说“汇集各种先进技术来打造综合的时空”，其言下之意并不是康德理论中的有限直观综合感知,因为这个综合与现实相对立,就像我们说合成的石头是假的、毫无价值的，因而也是不真实的一样。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不真实使真实“像驴皮那样”②缩减。于是我们应当从可能的角度考虑真实，而不是从真实考虑可能。后面我们还会看到,此问题已成为生物综合的关键。

如果我们可以断言技术本来就是综合，是作为“谁”的代具性条件和原初缺陷的原初综合,那么到来的另一个就不会那么神秘,或者说那么怪异，那么让人忐忑不安。

“实时”中的回溯性变成了普及的创造性。在这种创造性中，说、揭示、选择便是做；与此同时，结构、持续性与事后效应也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被遮蔽了，原因是存在着时间背景(它同时“发生”在所有人身上)和空间背景(媒体空间已经非区域化)的理性化。在这种(非)背景化中，什么是可能重复的经验呢？如同会自行消失的信息流，“实时”趋于减少一切重新阅读的可能性，减少能消除一切重复的重复，那么实时是否能够排除一切制造差异的重复从而独占“拙劣重复”①的鳌头呢?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①“很久以来，透明度替代了表象；从二十世纪初，传统透视法的景深已被先进技术的时间深度所取代:电影业和航空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与巴黎道路的拓宽齐头并进，鳞次栉比的奥斯曼式建筑被卢米埃尔兄弟快速转动的电影画面所替代，城建规划的废除取代了巴黎的荣军广场，屏幕骤然变成了大众媒体的广场与交叉口”，《速度与政治》，第28页；“(光电目的论的)时间深度取代了原来拓扑学意义上的景深”，第37页。

②出自巴尔扎克的小说“驴皮记”。驴皮比喻财产等物的逐渐减少直至耗尽。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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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的创造性也通过我们前面称之为模拟的媒体运作的重合与组合而构成。电脑键盘是输入终端，当机器“实时”运转时，数据的输入与处理几乎重合，这便是所谓互动性。信用卡亦然:提款的动作(这是经密码确认的事件)在客人的账户上被自动监控和即时记录。若把此系统应用在核武器军事装备上，输入部件即雷达，输出部件则是带弹头的导弹发射口。对敌营的电脑监视是一种类似的网络，它先天就要求机器对信息反馈的速度排除所有的人为决策。这里，“以光速”完成的已不再仅仅是输入与传播，信息处理也以实时计算的形式实现②:这便是数字技术相对于模拟技术的优势，但模拟如今也整合到数字中了。所有决策，首先是集体决策,都受到此系统的影响。我们说任何政治决策都不可忽视其后果，这并不意味着只能利用这些后果，正相反，政治决策的任务就是要证明:超前的实现既不是通过纯计算，也不是完全不加计算；政治决策的任务是通过重复文字相关差异的程序悬置来找出模拟—数字的相关差异。由于滞留有限性的综合目前属军工范畴，这一任务便更加微妙了:被动综合的现状是军工活动被技术趋势所贯穿，而政治的艺术则是以和平为目标的战争艺术。

10.载体、复制、处理及存档

1934年，德国巴斯福(BASF)工业集团将首批磁化载体投入市场。这项发明可谓意义深远：它首先把直接输入但在网络传播后被删除的信息流保存下来—也带来了操纵信息的全新可能性，这便形成了模拟的存档方式。电磁技术促成了处理信息的数字机器：电脑中最主要的部件是中央记忆体，它由电流的两种磁感状态决定的“0”或“1”两种位置来运作。这种在电磁载体上书写或删除的可能性使信息能以接近光的速度被计算和处理。后来，大众的周边信息记忆体均采用了这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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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摘自吉尔·德勒兹的《差异与重复》,第36—37页,PUF,1968年版。读者将会看到,我们并不赞同德勒兹用传统方法把精确性与真实性相对立的做法。

② 然而必须申明，实时只能是无穷短地延迟的时间,其速度之快，以至于这个延迟不能被人们觉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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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收录使混合和剪接成为可能，也导致了新一代模拟技术的问世。影像录制是电视——仅作为直播与传播技术—向录制和延迟时间的回归。

现在，大部分处理机——它们通常有别于输入和接收仪器——均使用电磁技术。这些机器一方面是简单记录仪的补充，另一方面承担了真正的书写功能，因而也必然是复制机。而复制机已经是书写文字的“机器”，即在写作时自我反射，也就是说逐字逐句抄袭自己、引用自己的作家。对记忆的书写总是在作剪接，时“剪”时“接”，这也是文字处理的基本概念。

随着复制机(磁带录音机、磁带读取机、磁带录像机和微型电脑)的陆续上市，各种磁性复制载体充斥着商店的橱窗。上述载体再加上光电技术载体(光盘)就成了多媒体，它们如今已进入了图书馆，与唱片、照片和少许影片①一起构成新的收藏物。

文件处理或传播的流动性及大批量复制性都因此而达到了真正的物理极限，即绝对速度。记忆技术的历史告诉我们，它们的发展是为了增加信息内容的组合流动性、信息进入载体的流动性和载体本身的流动性，以便最终增加信息的可复制性。这就使记忆文件的流通与复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停地加快和加剧。然而从拉斯科到小报①，一切都颠倒了:公牛厅是把对“史前奥秘”的记忆定格在岩洞里②。如果说记录的场所是静止不动的，它毕竟还可用坟陵或庙堂的砖石来修建：载体已是位移的结果，然而仍需信息接收人主动走向它。信息传递的走向由于有了流动载体—从刻着图纹的物体到纸纱革、羊皮衫，最后到纸—而颠倒了：记忆文件可以从发件人“寄”向收件人，这种局面在网络问世后真正开始。路易十一统治时期创建的邮政是记忆的里程碑，其重要性可与同时代印刷的普及相提并论。但“文字的”邮政网还不是完全真正的开始，从寄件到收件仍有延迟，比如在1765年，一则消息随邮车从巴黎出发，十五天后才能到达马赛。当流通中无延迟的信息与“即时显现”的时间融为一体时，发件人与收件人的走向才真正颠倒过来。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① 光电技术能以二进制形式将图像、声音与文字同时保存在同一载体上，于是文字与模拟技术便被数字技术彻底重新整合，这便使对文字、图像和声音的实时处理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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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存档载体处于这样一个阶段：记忆变成了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其中记忆的保存和组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存档内容这个诱人的投资领域必然要考虑成本核算。载体越工业化，纹迹量就越大，存储的预算就越高。记忆只能建立在遗忘之上，删除不仅是出于经济的现实需要，而且也是为了能够记住：虽说把“阅读”的任务交给以光速运转的机器能使记忆量突飞猛进地增长，但记忆量过大又等于记忆的遗漏。下一步便是把握选择的问题：倘若删除的标准正在变成存储物严格的商业盈利性，我们可以想象“新的存档”将完全受制于经济效益这一终极目标吗？未来真是未来记忆折旧后的纯粹结果吗？问题是从整体上、从长远来看，记忆的“盈利性”对于共同体来说是以什么为基础的。整体性和长期性与主导经济的快速折旧法则相去甚远，而经济又处处受持续革新、速度和投资流动性的调节。然而真正的问题是要搞清这种“盈利性”是否可以计算。事实上，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种“分歧”:记忆储存的是不可计算的未来，它开启了某种不确实性，即开启了作为不确定性的时机。计算已经在此的存储盈利性或将滞留有限性理性化就是尝试着“确定不确定性”。

技术与时间

① 指前面提到的系列报道特劳波曼事件的小报。—译注

② 拉斯科岩洞(Grotte deLascaux)位于法国南部多尔多涅省(Dordogne),因洞中的史前壁画而闻名于世。公牛厅(SalledesTaureaux)是其中一个岩洞，由于一头彪悍的公牛占据着壁画的醒目位置而得名。——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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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在信息网络数据库中的知识近来又借助于光盘载体进行传播。除了能把大量文件(这些文件不久还会配有图像与声音)储存在同一载体上之外，数字化的主要优势在于它以光速“读取”的可能性。这是把阅读功能交给程控机器而获得的立竿见影的好处之一。记忆工业的技术发展使载体的存储能力每两年就增加一倍。于是我们可以想象，将来所有形式的纹迹,无论是文字的还是影视的、电台的，都能在此条件下几乎毫无遗漏地被读取①。如果说在时间的工业制造中,所有政治时事和社会生活都发生在共同制作因而也超前的传媒载体上，那么由已经在此组成的社会生活的全部过去——即已达到事件水平的各种事件—则由于获得了全新的流动性而正在成为所有读者触手可得之物。

人们或许会以为，在此情形下记忆的盈利性问题将迎刃而解。这就大错特错了。这样想也是忘记了滞留有限性原则,那就是:无论其形式如何，滴水不漏的记忆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记忆就是遗忘②。只有上帝不会遗忘；但上帝无须记忆,因为他没有缺陷。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① 法国文学的大部分作品均可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的CYRIL服务器中读到,市场上也有这个五十万页的数据库光盘;“ThesaurusLinguaeGrecae”系统让我们读到古希腊文的全部文献(收集了十几个世纪的文字作品),拉丁文作品全集也即将问世;报刊的部分版面和电台、电视播放过的内容在此条件下已经“可读”了。

②于是就要管理遗忘。这就需要通过解决技术问题(比如用新标准复制录制的内容)——也就是经济问题，同时又是伦理、法律、政治的问题——来创建一整套有选择的进入、划分等级、调节制造当下与过去的条件的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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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共同体化

尽管柏拉图反复告诫，我们还是常常忘记拼写文字已经是记忆技术。事实上，这也正是爱比米修斯的疏忽。“我们”这些西方人和西化的人已经把这一技术变成了我们的第二属性；与此同时，出于一种狭隘的、忘记一般技术之性质的理解，我们又常常只盯住技术中可见的物质器具。

如前所述,在事件的构成性上,文字综合的特性全然不同于模拟或数字技术。不仅如此，与新的综合相反，文字综合要求文件的接收者具有读写能力。文字的读者本身就是一台机器，或者说是被“机器化”的读者：由于成年累月地将自己的记忆功能仪器化、自动化、机器化，他把自己——也是为自己——改造成了阅读机器，以使自己通达文字记载之内容。这里又涉及到身体(即大脑皮层的布罗卡氏区和其他几个区域，尤其是负责眼与手的区域)的技术。随着模拟与数字技术的发展，编码和解码的功能都交给了机器，这便是“谁”的器具性,或者说“谁”的部分器具性转移到了“什么”中。录像机“读”录像带，而电脑“读”的是磁盘。记忆不是骤然间被器具化的，而是相对于其起始器具性—也是其有限性和原初薄弱性——的位移。无论如何,这个薄弱性被转化了,并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被动地综合。在文字技术中，文件的发件人也是此文件的编码人，而文件的收件人也是其解码人；然而在模拟与数字技术中，发件人/收件人并不一定对应着编码人/解码人。

上述情形不可能不影响到模拟一数字记忆的读与写。集体记忆被模拟化或数字化之后，文件、发件人与收件人之间的关系明显地改变了。首先是收件人不再需要接受任何有关记忆综合的特殊培训(在扫盲的年代,人们称之为教育，Bildung);相反,要想真正通达诸如行政机构、法庭、图书馆之类在历史一文字的已经在此中定向的机构，必须事先接受学校的教育。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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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模拟仪器—比如爱迪生发明的第一台留声机——同时配有“录制”(输入、编码)功能和“读取”(接收、解码)功能。随着网络的普及，这两种功能渐渐分开了：一边是输入机，另一边是接收仪，二者对应着网络的两端：一端是工业制造商，另一端是消费者。如果说持续不断的信息流能够引发记忆领域不折不扣的保护消费者主义，其原因有二：一是技术趋势导致了机器代管“会读”和“会写”，二是记忆的商品发展。没有机器代管，记忆就不可能成为商品;正因投资开发新型机器的前提是要有市场，所以没有向商品发展的记忆也就不可能让机器去代管。因为消费者只有借助于输出部件才能上网，所以要想阅读记忆的模拟或数字纹迹，读者必须拥有一台阅读机。至于书写纹迹，阅读机就是读者本人:他识文断字，掌握了从学校里学到的本领或者说确切意义上的知识，即解码，同时也是编码的技术。在文字综合中，会读也是会写，这种综合的器具性特征意味着读与写是相同的。在光速时间的技术中，“本领”变成了购买力,它远离了政治(拼写的知识一贯属于政治)而进入了经济范畴，文章的读者与作者之间那点起码的相互性—比如说他们必须拥有共同的技术(文字技术)本领——被中断了。正是在此意义上，模拟和数字技术悬置了共同体以种族形式参与的美学，并开启了非共同体化过程。

理性的知识是有关观念物体的知识—首先是几何知识，它离不开共同体化。从土地丈量过渡到几何，必须有观念性的生成。观念性不能没有经验，却又能与经验“脱节”，它可以脱离背景，在某时某地某几何学家之外进行交流。科学是在时间中(又超出当下)以积累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它可被再激活，因而具有历史性：如果不继承古今所有旧的几何论述,或者说如果不能把几何观念化运动的原初直觉“再激活”,今天的几何学家就不可能写出新的几何论述。所以说几何知识应当是几何学家们穿越时空构建的，它并不需要所有的几何学家都在场。观念的知识是无人称的、不依附于知者的知识，这也正是它能够也必须被写下来的原因。先前的几何思想欲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就必须在任何时刻、在任何几何学家面前都能重新证明，同时又丝毫不失前人思想的精髓。使之成为可能的便是拼写文字这种技术(我们可以证明，上述情形从“理念”上适用于所有知识)。文字在此不仅是构成几何知识所不可或缺的传播方式，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它也是理解即接收几何论述的可能性。文盲当然听不懂几何论述，因为几何论述中的所有术语都要求接收者有能力把握这些词的准确含义。这样的陈述即便是口头宣讲的，也只能被写下来，也只能以书面形式存在。要想接受几何论述，就必须事先用自己的记忆学会阅读—也是学会书写，就必须具备基本的技术知识，还必须先天(在后天的自相矛盾的先天中，在某种偶然的、技术的先天中或先天的偶然性中）就有能力或者可能有能力理解论述的内容(stoikh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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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再激活，它是科学繁荣的条件，其前提是胡塞尔所言的“主动”阅读几何学的已经在此。正是这种阅读的主动性酝酿出新的几何文献，并把几何学推向其观念的未来。然而这对我们意味着：当阅读不等于解码时，真正的阅读能力离不开写作能力。“理解”一段文字—即感受布朗肖所说的奇特体验—永远是能够把正在读的东西写下来。我们永远也写不完，即读不完，因为文本是无终结的，正如未来因其不确定而不确实一样。这个文本的“什么”不是可从现实中构想出来的，一切现成在手的简单存在者①，但我们也从中看到文字器具性的实在性如何把“谁”置于其“什么”的这种特殊性之中。

每个语文老师都知道，学生的阅读刚开始都不着边际，都是阅读的缺陷；只有到了试着把所读内容写出来时，他们才真正理解读过的东西。同样，如果不先弄懂别人的想法，思考之人就不可能完全明白自己在思考什么——维特根斯坦在分析“我”的哲学—语法特权时揭示的正是这一点。读者应当写，并能像别人一样重读自己的文章，这样才能知道他读的究竟是什么。正因如此，从古代的学校起，学生们就学习、比较、背诵和模仿大师的作品；也正因如此，我们才对大师的作品作“诠释”、论述、概述等。这便是高级语文课，即古希腊语、拉丁语课或法文课，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掌握拼写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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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摘自《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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