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人文与社会译丛

反之，写作无非首先也是阅读。卡尔维诺在庆祝文学机器的诞生并展望它在控制领域的前景时写道：

文学创作过程一旦被拆卸和重组，文学的决定性时刻就成了阅读①。

塞尚让我们阅读自然，因为他知道只着眼于他有能力描绘的东西。只有当他能够画出来时，他的山野景象才是真实的。圣·维多利亚山的真实性正是这种可能性：

让我们阅读自然，在个人的也是传统的美学中找到我们的感受。谁看得最深远，谁能像伟大的威尼斯画家们那样淋漓尽致地表现，谁的水平就最高。

风景写生并不是复制观察的对象，而是表现自己的感受。

[…]阅读自然就是用和谐有序的色块在画布上表现自然、观看自然。于是可以从色调的细微变化来分析这些大的色块。绘画就是记录五彩缤纷的感受。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① 卡尔维诺:《文学机器》,Seuil,1993年版。

② 位于法国南部的圣维多利亚山(Sainte-Victoire)是印象派画家塞尚的钟爱之一，他的许多代表作均以此山为题材。——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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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有所感和阅读自然。

透彻的观看不仅仅是有所感，因为观看本身只是一个空想。透彻的观看是表现这些感受，就是说画家把感受记录下来，将其表现在画面上。这一切可归纳为:阅读自然、有所感和记录所感。有所感就是把感触表现出来，让人们看到。

真正的阅读是写作,或者说有写作能力的阅读;真正的观看是画出来，或者说有绘画能力的观看。

“参与性美学”把这样一种对知识的知识保留下来，“非共同体化”则将它遮蔽。然而，如果说我们一入学就通过解析来学习文学名著，或者通过阅读前人的作品来学习写作，再或是通过写下所读内容来学习阅读，那么这个道理也适用于文字之外的图像与声音:真正的模拟记录阅读机其实是容许我们通过演示，通过让人看而学习看的机器。只有在一幅接一幅地展示图像时——正如有拆有并地引用句子一样，我们才能从这个图像中看出些究竟。但我们永远不会从中看到同样的内容，因为图像显示给我们的东西是连贯的，是前后图像的过渡。

读，即看或听，就是理解时间，也是书写时间。不存在非技术性的阅读。时间是出离的，“谁”具有时间性，因为他外在于自身，也因为已经在此存在于他的“什么”中。“谁”只是他自身的过去，这个过去不在“谁”的记忆中，而是在“什么”中。这意味着他的过去不属于他，因为它尚未到来。这个尚未到来的过去通过“客观的”技术条件“传”给他，被记录在向他的不确定性敞开的载体上,并通过这些载体得以传播和延续。什么是阅读的问题因而就变成了什么是时间的问题，后一问题又意味着:技术将带给我们什么？

技术将带给我们各种发展“模式”间的纷争。这些模式包含着组织记忆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相互矛盾的可能性。换言之，记忆问题—这里我们只揭示其紧迫性—同技术问题一样，是未来的政治问题。

技术与时间

①《塞尚访谈录》,第36—37页,Macula,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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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信息与知识

存档的“盈利性”是不可计算的,因为已经在此隐藏在存档中，也就是说作为将要发生但尚未发生之事，它已包含了不确定性。知识不是信息，因为从根本上讲，所有知识首先是知识的不确实性的知识，也是“谁”的不确定性的知识。应当记录的是不确实性和不确定性，应当实现的是相关差异。

胡塞尔指的再激活就是康德所说的对—与“历史”知识相对立的——理性知识的再激活。理性知识是唯一可能的知识，它不能简单地被接受。

同理，专门学习某一哲学体系，比如学习沃尔夫体系的人，尽管所有原则、定义、证明以及整个体系的微妙之处尽在他脑中，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可以对此体系的各个部分了如指掌，但他还是只具备有关沃尔夫哲学的全部历史知识，只了解他学过的内容，只能根据这些内容作出判断。[…]他以一种奇特的理性学到了这个体系，但模仿能力并非发明能力，也就是说，在他身上知识并不是从理性中来。尽管这个知识也许客观上是理性知识，但主观上它仍然仅仅是历史知识。①

所有阅读的目的在于写作，这也意味着作为真正知识的理性知识应当由懂得它的人重新构建。但知识的(重新)构建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存在着一种原初的知识,即古希腊文的“求知(mathématique)”。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560页,PUF,194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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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知是对待事物的这样一种基本态度：我们对事物的掌握就是将它们置于我们眼前，就像它们已经给予我们而且应当给予我们一样。于是，求知便是了解事物的基本先决条件。①

知识要想被传播，必须原本就存在，已经存在。这也意味着各类知识本质上的不可传播性，仅仅接受知识是不够的。

当先验论分析变为存在性分析时，所有知识便成了有关（“孤单”的)死亡的知识的呈现方式。

存在性分析转化为文码学的解构时，就意味着几何知识成了有关死亡的知识—就像文字对知识的破坏。原初知识的不可传播性是原初缺陷的知识，它以滞留有限性或纹迹的相关差异之形式存在于所有在场之下或之外②，它是自相矛盾的传播，也是程序中自相矛盾的不确实性，因为知识就是技术。

这种“求知”的知识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知识，所以先验的想象高干理性。作为各类知识起点的总体知识是不确实的:它是有关走向终结的存在的知识，不能成为真正的知识，因为如果必死性是“知者”的“属性”，那么知者既走向又超前的死亡恰恰永远不会发生在他身上。我们不能对死亡妄加评论，正是从必死性和评论死亡的不可能性之角度，我们才无话可讲。有关死亡的知识是基础知识，而作为基础知识，它是不

技术与时间

① 海德格尔：《什么是物》,第87页，Gallimard，1971年版。

②“印迹”是不可还原的。这也意味着言语本是被动的，但这种被动性是世上所有隐喻都必然显露的被动性。这种被动性也是与过去、与任何起源的再激活都无法主宰亦无法在场唤醒的永恒的已经在此的关系。于是，无法彻底恢复原初在场的明证性把我们指向一个绝对的过去，这样我们就有权把不能以简单的在场来概括的东西称为纹迹。摘自《论文字学》,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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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传递的——这也是苏格拉底在《美诺篇》中得出美德无法传授之结论的原因。然而对于我们来说，这意味着原初知识—即原初缺陷的知识—的补余性是基础知识，因为这种补余性只能是补余知识的呈现方式。补余知识作为实际性来源于原初知识的补余性，它掩盖和遮蔽这个原初知识，又只能作为终结的非实现来实现这个原初知识。对于初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这个基础性是世界的已经在此中已有的程序性、可编程性及可预先记录性，是过去的滞留有限性的纹迹的积累。基础知识是不确实、不可编程的，它只能通过程序获得。有关死亡的知识永远是不确实的，在这种不确实性中，超前也就即刻成了可计算性和可编程性，其中基础知识只能在非实现中实现。也正因如此，不可传播的总体知识之真谛是各类知识的可传播性。总体知识的确隐匿在各类知识中，对它的体验是通过各类知识而得到的。事实上不可传播的总体知识已经是各类知识切实的传播，也是其不确实性的持续性，这种持续性出现在各类知识切实的体验、标记、见证、积累和记录中。各类知识是总体知识的已经在此的纹迹，即它的过去、它的感受性及本质上属于偶然性的有限性。

这就是说，尽管可传播性来自极端的不可传播性，它仍是知识的本质属性，因为不存在不能交流的知识。只有通过传播，知识才成其为知识，尽管，也正因为，有这样一种不可交流的知识，即时间，它或许不能传播，而只能体验，只能在分化、变异、变化中体验。于是，可传播性既是知识的本质属性又是其偶然属性。这意味着知识的可传播性正是知识本身，即传播那些总是隐退的、缺陷的、开启“谁”的未来不确定性之事物的不可传播性经验。

正因如此，总体知识便是各类知识的可变性。可变性是知识的本质属性与偶然属性的代名词：不存在不可变的知识，而且普遍知识—即尽善尽美的理性知识必然是敞开的：各类知识的传播便是它们的转化，因而也是不可传播的总体知识之持续性通过各类知识的转化。各类知识经受现实的考验，而现实在占有它们的同时又受到它们的充实。各类知识的传播与再生产的条件也是它们自身整理与生产的条件。知识的各种表型来源于其可复制性，而知识的可复制性正是它的可制造性。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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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一词涉及的是传播。如果说各类知识的传播也是它们的整理，那么传播条件的改变便是整理条件的改变：滞留有限性的工业综合就是知识的实时整理一传播体系，它取代了以往那种延迟的知识传播。各类知识的传播总是对总体知识的遮蔽，但这种遮蔽又是各类知识和相关差异的效应，即对被遮蔽的总体知识的经验。那么实时的遮蔽中是否保留着仍向总体知识的不确定性敞开的各类知识之效应呢？

存档的成本核算也是被储存、被“信息化”的各类知识的成本核算，因而要受某种价值观的左右。抢在他人之前尽快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便是信息的意义，也是信息的价值和把信息开发为商品的理由。只有在其利益不被所有人分享时，速度才有意义。速度因使部分人领先—这里指信息上领先一而造成差异。这种领先在交易所中会带来金融收益，它体现为一种能力。信息价值的持续性可长可短，从本质上取决于时间，它与知识和作品截然不同:若认为毕达哥拉斯的定律、柏拉图的对话集、牛顿的论著、歌德的诗歌和福楼拜的小说随着时间增值或贬值，就未免太荒唐了。作品赋予时间，而不是让人赢得时间。

信息能以几乎最快的速度被处理和制造。处理的结果无非是制造新的信息、增加可用的信息量，然后再处理这些派生的信息，依此类推。发生在我们思维范围内和统觉能力中的这一计算，其速度快得使信息无限膨胀，终将达到“我们”处理不了的地步。我们动作太慢，不再胜任信息接收人的角色；由于信息无需“我们”干预就能自行处理，我们也丧失了利用所有信息来解决问题的能力，于是，建立自动处理程序—比如股票买卖的自动操作—便势在必行了。

这种计算和交易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信息价值由“信息”理论来确定。如果从某符号的“不确实性”来确定其信息价值,那么这个价值本质上就是暂时性的，因而原则上也是可饱和的，因为符号“后天的信息性”正是其不确实性的枯竭，也是信息“事件”的事件性特征的终结。信息原则上不可重复，重复便是降低价值。这与知识相反:知识原则上一定要被重复，它绝不会在重复中贬值,而只能在重复中分化。知识的重复是相关差异的重复，它不断唤起对它的重复;但这个重复又是非相关差异的重复，因为它不断减少信息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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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能超越时间，它不是永恒或不朽的，因为作品是对不确定性的体验，是开放的，是时间。知识的时间是延迟的时间，所以注定是“实时”的，非相关差异的信息不可能产生知识的意义。思维只能是对其过去的思维，而通达这个过去的条件对于思维的形式具有决定意义。在向实时发展的趋势中，信息一创造性结构倾向于消除这个思维的过去，并使之达到信息上的饱和。信息饱和就是抑制缺陷与过失(这当然是最大的缺陷与过失),抑制爱比米修斯原则，也是抑制知识。

然而，像纹迹一样，信息仍属于相关差异。

13.速度、紧迫性及风险

超前的条件如今已完全改变了。由于新的综合被成本核算的经济强令所主导，把速度提到最高限便成了一个设施的主旨，其主要后果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紧急状态。工业超前似乎要以计算和程序的方式抹杀所有未期待的经验，也是抹杀所有的期待。这便是“当前的困境”。

不可计算本质上属于未期待之物。在此，它不仅仅是多米尼克·雅尼科①、让·拉德利尔②、帕特里克·拉伽代克所理解的不可计算。计算速度的矛盾是风险和事故的不可计算性。但存在着另一种不可计算，它不是无力超前或缺乏远见，而是时间本身，其中风险亦是机遇。工业紧迫性试图消除的正是这个风险，这便导致了如今困扰公共舆论的很难计算且略带灾难性的种种风险。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①多米尼克·雅尼科:《理性的力量》,Gallimard,1985年版。

② 让·拉德利尔：《理性的实质》,Aubier,1977年版。

③帕特里克·拉伽代克:《紧急状态》,Seuil,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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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迫性是时间的某种存在形式。当未来迫不及待地闯入当下，作为偶然的、出乎预料的事件的虽不确定却在迫近的可能性时，紧迫性便产生了，它会使人不加思考地说话或行事。从整体上看，当代技术的特征就是高速生产和管理高速生产的设施，它受制于控制这种管理的模拟与数字技术，符合一般意义上的时间性，于是实时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实时是自我遮蔽的计算时间，它使核武器领域中发射导弹的决策权理论上归计算机所有，而不归代表“我们”的国家元首掌握，因为我们动作太迟缓、不再合时宜。时事信息系统也以类似的原理运作，所以说报刊“制作”事件。此系统为达到实时而全力以赴，具有整合性却反而脆弱无比，所以极易受到严重干扰而得到适得其反的结果。紧迫性只是吉尔所说的持续革新的极端形式，它是潜在的动力也是使之削弱的因素，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但又更易突发式地出现。

适得其反的结果是由于混淆了事件、事件的输入与接收，也遮蔽了反思时间所构成的延迟：民主“在实时中”实施，而某种“相关差异”的延迟也是民主之本。这就导致了媒体的紧急状态，恐怖主义便是其主要表现形式。恐怖主义运用的完全是耸人听闻的逻辑，因为普通事件一般不会被媒体选中。也正因媒体的直播方式，恐怖主义才可能得逞。政治秀则更加隐蔽，但性质更严重，它让短期的管理—首先是对舆论的管理目标取代政治理念，因而无力解决滋生恐怖主义的长期性问题。

作为“持续革新”的技术发展也是对投资一决策者的束缚。技术可能性的不断进化会带来不可计算的后果，这些后果的累积使事态复杂化，再加上各种因素在业已全球化的整个技术体系中又相互依赖，人们对此已无暇作真正的分析，结果是发展了遵循尽快盈利的最佳可能性的商机之标准。如此看来，工业发展是盲目的。但这种盲目性又完全有助于获得最大限度的发展，因为工业的发展终究是速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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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盲目的工业发展中仍然有计算的话,那也常常是赌博式的，毫无新意地用不可计算性作赌注。机器以无法预测的方式越来越紧急、越来越确实地超速运转。多米尼克·雅尼科发现了当代科技体系内部的这个矛盾：

已降临的灾难和潜在的风险把理性与理性的效力相对峙。理性告诉我们，彻底控制理性的效力比促生它们更不易。[……]理性的效力一旦超出正常范围，就会危机四伏：包括积蓄的力量突然失控的切实风险；更微妙的是，危机也包括思维的僵化或混乱。磁针在接近地极时会拼命摆动，同样，思维[…]也会因屈服于咄咄逼人的不可计算性而试图放弃统一性、和谐性和责任感。①

这里，降低风险的计算也几乎注定要引发另一种性质和另一种不可计算的风险。

紧急状态也是某报刊在1988年5月法国总统第二轮选举前的周末所说的“不停手的重击”②,仿佛紧急状态变成了法令，而法令本来是为了遏制紧急状态的。

紧迫性是速度的悖论，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为了降低风险而快上加快；二是借着加快速度而把风险推至极限从而转移风险。

人们管理的已不再是多如牛毛的“小”风险，而是实际上越来越频繁、越常见、越普通也越极端的数量较少的“大”风险。这是技术自我能动性的矛盾、自治与能动性的矛盾、出车祸与燃油耗尽的矛盾。具有优先权的车辆和特别法规靠速度来处理法规—这个法规便是速度—本身引发的紧迫性。欲排除车祸的影响，救急者必须超速行驶。但限速不正是防止车祸影响的基本措施吗？一辆救护车和一辆警车在前往出事现场的路上违规行驶而相撞，这反映了加速的结构性趋势所引发的不足为奇的情形。同样的结构亦可见于电讯对股市的影响以及对一般记忆超前的通达中。这里的赢是相对于速度而言，更广义地讲是赢得时间，是相对于未来的领先，其中技术的结构领先使技术处于危机和持续的紧急状态之中。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① 《理性的力量》,第50页和52页。

②《解放报》对乌维阿(Ouvéa)大屠杀的报道。——原注。法属殖民地新喀里多尼亚的反殖民武装于1988年法国总统大选前袭击了当地的宪兵队，并把27名宪兵人质挟持到乌维阿溶洞中。当时，以希拉克为总理的法国政府下令镇压叛乱，交战中有19名叛党被政府军击毙。——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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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是技术的自主化与自我能动性问题，其法则只能是事故，即本质或存在——即时间——的故障(缺陷)。这是另外一种时间，赢得时间的结果反而是缺乏时间。然而我们知道，技术的自动机制从来就是“自主化”。这里指的当然不是掌控“更接近”人的技术之黄金时代的自主化，而是基于对价值时间的某种理解：经济主导一切的霸权式发展。如今已成为发展之持续动力的现代化一词当然会获得某种新意：它不是为找回和平而跨越的阶段，而是达到一种必须维持的、完全彻底且从不中断的能动状态。如果我们必须承认其中的某个阶段、需要完成的跃进、应当跨越的界限、告别一个时代且赢得另一个时代以及风险的必要性，那就不能把现代化贬低为仅仅适应新的生产条件。现代化的性质迥然不同:它是比希罗多德所描述的变化“大得多的变化”。

信息在网络中以光速流动，安装在这些网络界面上的信息处理系统也以光速运转，信息处理便是超前。在此条件下，通常的信息接收者—即有思维的“谁”—似乎因思维不够敏捷而被除名了，所以超前的过程必须自动化。为此，人们开始使用被称为“实时”的控制系统。

信用卡清楚地表明了信息实时的最终目的：把赢得时间即刻变为盈利。全球通用的一整套货币交易和兑换平准系统都遵循这个逻辑，实时是这类投机的新条件。新的综合支配当今的全球经济，后者服从于交易系统中以“毫微秒”为时间单位的波动。信息可在世界范围内即时传递，这是“时间逻辑”，也是经济的技术逻辑，不明白这一点就不可能理解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自我实现的预测”。由于宇宙程序和种族程序被悬置，背景解体的局面通过背景的均一化而使自我实现的预测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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