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人文与社会译丛

对“被选中”内容的存储和超前的悖论也是风险的悖论:人们永远不可能知道究竟应当保留什么，因为“谁”是这个存储的未来接收者，他是不确定的。

速度悖论带来的风险或许建立在同一基础之上，但以其独特的方式。正是为了避免不确定的风险(这个风险即原初缺陷),计算和速度才带来如此多的风险。如今占上风的是对风险的某种理解，它原则上会遮掩另一个(另一种理解)，作为他人的另一个。

正如美国汽车公司(AmericanMotors)前总裁杰拉尔德·梅耶尔斯所言，在管理者所受的正统教育中，提出是否可能失败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离谱的。管理者全力以赴追求成功，只能考虑成功并为成功制定计划，而不能有“消极”的想法；他应与“胜者”为盟，强调成功而不是失败。梅耶尔斯还引用了ITT总裁、传奇性人物哈罗德·吉尼恩的名言：“目标一经确定，就无须再考虑达不到的可能。达不到目标的人不仅是不称职的管理者，而且根本就不是管理者。”①

此处被否定的是爱比米修斯原则，因为金钱作为“发展”的组成部分，已经是与风险的关系之模式—风险既是正在到来之物，也是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①参照《紧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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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控制一个过程的最佳方式是让现在隶属于(人们尚沿用的)将来。在此条件下，“将来”便被彻底地预先确定，现在也就不再向某种不确凿的、偶然的“以后”继续敞开。[……]

某人(X)于某时(t)把某物(a)交给某人(Y)。给予的条件是：Y将会于t'时把b物交给 $\mathbf { X } _ { \circ } \left[ \cdots \right]$ 只有在此交换的后项有充分保证，甚至可以认为已经实现的条件下，交换的前项才能发生。

[……]根据这种时间处理方式，事成与否取决于信息的承诺，它保证在t'时不会违背t时的承诺。

[…]时间间隔越长，发生意外的机会就越大，风险也就越大。风险的增加幅度可以用概率作计算，进而换算成金额。在此，金钱的实质似乎是以防不测的时间储存。[…]金钱不是别的，正是被储存起来的时间。所谓资本正是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①

是思维的时间还是作为时间的思维？相反，只有在“某事已发生，原因尚不明了”的情况下才能问此问题。相关差异或德勒兹的游牧原则便属于这种意义上的思维。思维也是对文字的某种理解。利奥塔认为这种思维—正如文字—不属于也截然不同于他所说的“电报”。我们对此不敢苟同:我们认为文字始终是电报，不能简单地把它与电报这种直接体现其本意的形式相对立，因为文字的本质是重复，是在相关差异中重复。思维的时间并不与技术的时间或科学技术的时间相对立，因为它是技术的时间的最高体现。这并不是以另一种时间持续方式即思维——的名义来抵制电报，也绝不是采取退避态度，认为仍可能存在着“另一种时间”，因为思维的时间与技术的时间相辅相成。没有分化的技术就没有“相关差异”，作为存储和计数技术的文字从来都是将二者并行发展。尽管文字对相关差异呈现敞开性，但总有向实时发展的趋势。技术本身非但不遮蔽文字的特性(Eigentlichkeit)，而且还将其释放出来。技术也是文字特性的条件或“场所”(site,lieu,Ort)。

技术与时间

①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今天的时间”，《非人》,第77页，Galilée,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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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的世界不能为“什么”中的“谁？”的问题找到答案，那么混乱的命运就在所难免了，就只能等着灾难性的骚乱从其薄弱环节入手来击溃体系。但这样的话，超前只能是加快世界末日的到来。

我们不是要把真正的时间与技术或“实时”的实际性相对立，更不是要把文字与电报相对立。问题的实质是价值的政治。价值问题不可能继续被实时法则中单纯计算的理解方式长期支配，时值今日，政治经济只能是记忆的政治经济。

1. 记忆与政治

如今，“谁”与“什么”的关系问题以背景解体为特征。背景解体导致了滞留有限性的全新的工业综合，它在空间上的切实性体现为非领土化，即把“谁”与他的种族决定性脱离开来；它在时间上的切实性则是实时，文字上和历史上“延迟的时间”消失了，知识的价值同时也消失了。但更广义地讲，速度引起的领土向量化也是各式各样的特有语言差异的消失，其中包括方言和居住条件的地域特性的消失、艺术的末日以及为满足技术经济强令而实施的大学“理性化”。工业上的背景解体遮蔽了相关差异，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技术共同体是否还可能存在呢?

电讯网络正在非领土化，但又只存在着电讯网络—网络以其传递内容来区分。一般说来，不论其“材料”如何，网络都是在远距离连接、同步信号，既向远方敞开又把远方拉近:通道、插口和连接使领土结构化、概念化，领土的统一性本身因而受到影响，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用途。

第三章 记忆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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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网络就没有领土，始终存在的只有网络或网络结构，领土的统一性纯属虚构。只有在自身之外，存在才具“社会性”。这里说的自身之外具有既基本又主导的含义，它意味着领土和分享领土的共同体在网络化的同时也改变了其先前的用途，只有在“非实现”时才能完成。领土在网络化，地球上只会有网络的未来。这并不是说网络化的条件一成不变，因为存在着各种类型和一般历史的过程。

网络结构物质化或客观化也是其用途的改变或非实现过程，即外延过程。网络既赋予又改变，既组织又打乱节律与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讲，一般的网络是程序性的。程序节律的传播来自别处或外部，它一面向他方敞开，一面悬置其他节律与程序；与此同时，网络结构的物质发展——即客观化或者说在非领土化中实现领土化的外延化——又顺从于技术趋势。我们可以根据输送内容将网络分门别类，今天的物质逻辑网络输送的是模拟和数字综合的记忆。语言的文字综合也曾有自己的更显而易见的网络，这便解释了为什么语言通过文字而位移，领土也随之移动了位置。网络技术的范型或许等同于记忆综合之程序形式的范型，因为它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这些程序形式的目的场所。

工业计划的基本特征是领土整治，它对应着已过时的工业发展状态。综合以实时运作，支配整体发展，且被影响所有当地时间性的电讯网络传播到各处。于是全球性问题成了非领土化整治中的领土整治。

克劳德·马蒂南指出:网络

既是把系统纳入时空的优先形式，又是把空间变成领土的组织形式，因此网络与领土相互制约。某地的现实特性与这块领土的地理、历史相关，所以是技术现实与社会现实相交联的优先场所。①

技术与时间

①《城市中的天才》,第35页，法国资料局，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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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网络是通往真正领土化的途径。“领土的统一性以及从领土发展而来的团结精神[……]主要取决于在这块领土上普及的各种网络”。实现领土化就是纳入空间，就是物质化、组织化和器具化。领土是器官的空间。网络是一种组织形式，是交联着“什么”与“谁”的社会体系与技术体系相互较量的产物。在对《存在与时间》的解读中，我们已经通过对手的论述而触到这个主题；在前一章中，我们也提到了手的退缩：失去双手的“谁”如何能与“他的”“什么”相关联呢?

开发新型网络使我们越过现有的疆界，并在将来对这些疆界彻底改造或解构，再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建构。

网络如同有组织的节律流，总在运载某种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总是程序化的，它把各种程序联成一体:网络就是综合。

记忆的文字网络的扩展产生了社会群体:当空间变为文化人公民是读者亦是作者—的共同体之空间时，它就成了政治。政治记忆需要记忆的文字技术，城邦便是文章流通的网络。如果公民不能平等地通达记忆(包括阅读和撰写记忆,即政治记忆网络的“双向终端”)，作为自治条件的公民权利平等也就无从谈起了。马卢在谈到古希腊公民性的构成时一再强调文字教育的重要地位，因为必须为新的共同体打造各种界面，这些界面便是这些“谁”。但与此同时，它们身上“谁”的性质已经改变，原因是它们已获得政治的已经在此所构成的文献技术性——即文字的“什么”的技术性——的自动性。胡塞尔从第一部《逻辑研究》起，就把这种自动性视为观念性条件。

现在和将来的记忆是否还能造就一个政治共同体呢？文字普及已历时二千五百多年，这期间，书写记忆的保留—即滞留有限性的组织—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只要一涉及选择、整理客观记忆的载体，一涉及遗忘，就会关系到知识的构成和承载知识的文明力量。如果美索不达米亚人的黏土书版没有被分门别类地放入箩筐中，就不会有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亚历山大城、弗朗索瓦一世于1537年颁布的蒙波利尔法令、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记忆国有化、十九世纪的国民义务教育、1992年成立于法国的电台电视版本备案机构均为大事记，共同体从这些事件中明白了以下三点:第一，共同体只不过是共同体的记忆;第二，这种记忆是器具性记忆,可以成为决策对象；第三，,记忆的政治终究会影响到共同体的未来。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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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记忆的工业综合以实时为特征：这会成为构成共同体的主要障碍吗？它是表现特有语言差异的唯一方式吗?

如前所述，阅读不仅是解码纹迹，而且也是重复纹迹，并利用这些纹迹来制作新的陈述,因为完成的阅读行为可导致写作,而所有的写作也都是重复、引用或者把预制材料重新整合。

我们不能用字母表以外的字母来遣词或者用辞典中不存在的词汇来造句，我们同样不能写一本不使用他人句子的书。然而，如果我描述的事物之间具有这样一种和谐，它们如此贴切地联在一起并前后呼应，这就说明我并没有从别人那里剽窃这些句子，也没有生搬硬套字典中的词汇。①

“因为不借助纹迹的沉思越来越少见”。模拟、数字的复制仪器如今已经普及，任何一个“谁”都会使用把文、图、声数据化的电脑周边工具。

换言之，已经在此的工业器具性正在改变。由于技术趋势给投资造成压力，最初的存储与组织记忆的模式被逐步废弃，于是出现了延迟的时间能够吸收实时力量的新局面。当工业记忆的接收仪器即消费仪器重新变为书写仪器时,实时就成了重复的力量。这种力量并未摆脱信息逻辑，而是与之合而为一，正如不可计算性与计算的结合一样。程序工业和出版业攫取了巨额资产，它们把所有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遗产都刻到光盘中。这些资产对信息领域本身意义甚微，因为它们虽然给知识带来了信息化力量，但最终目标仍在遗产范畴之内，而所有人都是这些遗产的接收者。厂家开发这些遗产的真正动机是推销新设备，这是给未来创造机会。这并不意味着精于计算的超前——即风险饱和的趋势——被置于理性中或者被“理性化”:电报是文字的法则。这意味着法则开辟了新的空间。这个法则如今表现为经济法则，这里指的是经济开辟了新的政治决策空间,也指(重新)建立了一套政治经济体系。我们不是要“走出危机”，而是要投入批判。技术通常造就形式，因而也造就判断力。当记忆的技术变为确正时，古希腊文明危机既产生了社会群体(法律,即正义的判断)又产生了逻格斯(知识,即正确的判断)。评判即决策(krinein),它来自工业的相关差异同一性。要像发明十字架那样发明决策①。

技术与时间

① 笛卡儿语,让一吕克·玛里昂在《灰色的范型》(Vrin,1975年版)一书中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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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信息程序学也是一门语法，它以新的形式组织文章结构，于是出现了像SGML、HYTIME标准那样的结构化语言，我们亦可从中找到不合语法常规的能指单位。雅克·韦尔拜提出了文本数字化所必需的用物质形式表达陈述的概念。他用此概念证明意义可产生于笔录陈述时出现的排版印刷(拼写，也是排版)的结构化，他还证明做便是说。这里的做是指在载体上安排陈述的空间位置，进而预先规范阅读的节奏和时间。这种信息载体的逻辑揭示了另一种语言逻辑，更广义地讲，揭示了它所记录的所有能指因素的逻辑，甚至包括由文本而产生的阅读方式，于是也规范了读者的行为—这种现象是随超文字而来的。在其他领域，诸如人工智能、专家系统以及微观世界、记忆组织文件包、启发式规律、推理动力等概念，都描述了具有地域色彩的语义学。这类语义学是指示性的、是与人们的行为或文化相符的文学语言和地域修辞学语言的结构化，也是对应着操作行为的逻辑句法。这类语义学带来了与波特·罗雅尔的模式相去甚远的新逻辑。这期间，语言工业制造出各种电子辞典，每部辞典都是汇总不同个案的语法书。技术趋势把各种仪器推向多媒体，这类规范整合了图像、声音、动作系列，甚至包括身体的无定向运动节律。于是，虚拟现实和远距离现身就不再仅仅是在过去的已经在此中定向的设备，而成了在遥远的、甚至不存在的空间里定向的身体代具，它们通过身体的复制和体细胞语法的建立而使其自身的远距离现身成为可能。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①十字架是个假想，教会发明了它,并使人相信它是耶稣和真理的象征;同样,评判正误的标准也是人为制定的、为众人所接受的判断,所以作者把发明十字架与发明决策等同起来。——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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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计算机辅助阅读系统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这些系统所采用的超文字技术使阅读，进而也包括写作，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新资本与新仪器的组合给已经在此带来了全新的能动性：现有遗产与信息资源提供材料，引用并组合这些材料可使新式的“光速”—另一种“延迟的时间”贯穿其中—读写产生质的飞跃。在文本的不可计算性中，信息处理的光速计算构成了不得不承受各种文本——这里泛指纹迹—之文本性的新条件。

无论如何，这涉及到工业选择系统。记忆的政策是优先发展适用于新的综合的器具性方法与文化，同时也对本质上只重视短期效益的超前所主导的标准进行调节。当今媒体中技术一军事一工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令人担忧，对媒体问题及媒体所面临危机的分析也应从此入手。这个复合体的演化拓展了几乎可以全部通达的巨大的记忆存储能力，这便是定向系统呈现的已经在此的“在场”。定向系统建立在不可被人类历史的过去估量的、客观记忆的动态载体之特性之上，它打乱了时间出离的三个决定因素间的关系。然而，最触目惊心的尚未到来，它将发生在体细胞和生殖细胞的工业投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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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生物综合，做就是说

政治问题其实是工业记忆问题，即特有语言问题。

特有语言的意义就是schibboleth①,是通过身体将某种关联性铭记在语言中的标记，也就是说，把某种关联性用身体铭记在缺陷(即一神论所言的原罪)②中。在明示性和暗示性之前，存在着关联性的约定:他人的schibboleth就是我明知自己说不清的东西，也是我不能用其他方式道出的东西。在形成共同体的躯体的伤口中或原初的不适宜性中，我与他人若没有一种既是身体上的又是器具化的关联性，我便不能深入也不能开启这种关联性。所以特有语言的问题也是技术的问题。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①Schibboleth指的是可识别某人的社会、地域来源的代表性词汇;更广义地讲,是标志着某人所从属的社会、文化群体的特殊行为。后面讲的爱弗拉依密特部落的人不会发“shi”音，他们把 schibboleth说成 sibboleth,因而很容易被辨认出来。——译注

②摘自德里达:《致保罗·策兰的Schibboleth》,Galilée,1986年版。

③ 特有语言、特有语言差异和种族差异这个技术问题其实是个政治问题,德里达在《〈几何学起源〉导论》中从本源出发而作的所有分析都来源于此:“当我们欲在一种(黑格尔所言的)回忆(Erinnerung)中承担和内化对文化的记忆时，我们有[……]两种选择：一种类似于乔伊斯的尝试，[……]并找回被动性的诗意价值；[………]另一种则是胡塞尔的尝试。”——摘自德里达的《<几何学起源》导论》,第104—105页。然而,在写《<几何学起源》导论》的年代，他指的是文字，即技术和来自技术整体——即活的在场的整体——的标志与起始。技术的起始恰恰意味着特有语言的完整性。正是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似乎因循守旧地把特有语言与技术对立起来。因为技术是完整的,所以特有语言也是完整的。政治问题是特有语言问题，而且当前的政治问题正是被作为技术的政治问题而提出，今天谁会对此视而不见呢?在《致保罗·策兰的Schibboleth》一书中，此问题也是日历性的问题、已经在此的问题和位于其绝对实际性也是绝对(无休止的)必要性中的日期问题。日期具有特有语言的结构，即不自我重复又只能是重复的结构：“淹没在其可读性中的日期[………]为了更久地延续而隐匿其自身的某种特异性标记。”问题是在这个既是特有语言的沟通又是对它的否定的同时中延续。这是记忆的问题，是“原则上没有记忆投射数量限制的载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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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认为关联性是可还原的，这便是想象变异的意义所在。想象变异反映一个核心，它不承受任何本质的缺陷，或者只承受没有缺陷的本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多义性并非逻格斯的未来，逻格斯也不是特有语言。逻格斯绝对的多义性意味着它的技术性。特有语言总是被某种缺陷开启的。

让一吕克·南希写道：“从绝对意义上讲，技术’也许是常用语中最不严谨的概念之一(人们对此也就喋喋不休)。”①闲谈是“走向死亡的存在”的一种模式，加之如今谈的完全是人的死亡，其内容就更不会枯竭，这仍是谈论上帝之死和最后一个人之死的方式。这种谈论方式来自技术的最新发展所构成的、当下切实感受到的且非常可行的可能性:即人造人——既不是最后一个人又不是超人——的可能性。

人的终结问题是人的“手段”即人的发明问题，也是人的终结的可能性。最终要问的是人的技术，首先是人的发明问题。我们问这个终结：人从哪里来?“最终”应如何把握?应当怎样理解发明?

至于“人的发明”这种说法，我们已指出其引人深思的意义十分含混。“人的发明”、“最终的问讯”、“技术的问题”(什么在提问？什么被提问?),所有这些模棱两可的涵义都会把我们引向特有语言、特有语言记忆和文本的概念，它们总在“对/有关XX的XX”或“XX做出/提出的XX”之边界徘徊，正如我们在schibboleth中既可听出“si”又可听出“shi”一样;反之亦然。问题正是这个可颠倒的可能性及其效应。在这种模棱两可中,我们问这个终结:人这个发明从哪里来?变成了什么?如今怎样?此问题在双重背景下向我们提出，强加于我们。所谓双重背景，一方面是人的背景解体的技术现实,另一方面是既作为schibboleth——即特有语言—问题又作为技术问题来烦扰想象变异之保险性的“解构”。

既然技术实际上已成为“客观的”解构,那么想象变异目前的可能

技术与时间

① 让—吕克·南希：《有限的思维》,第43页,Galilée,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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