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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比米修斯的神话中,一神论所说的过失或原罪并不是人类的事,而是普罗米修斯的弟弟、泰坦神族的爱比米修斯的事,即遗忘—后来普罗米修斯又重复了这一过失。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尚未想到的②。
读罢《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一书,有人或许会这样问:上述一切是否意味着应当用速度取代上帝的无限性?如若如此,在记忆不健全的人的有限性面前,技术是否变成了滞留的无限性(当然是指上帝的记忆)?
在这段前言的开篇,我强调了速度在当前的迷失方向的经验中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我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曾断言,速度增长处于外延过程和作为一般生命分化之特征的赢得能动性过程的核心,于是速度构成了一切在场的“绝对的过去”,即这个从未在“自我意识的生命”之时间性中在场的过去。然而又不应把我在此所说的速度完全理解为速度。速度是我们对力差的经验,它本身毫无意义。一方面,“速度”表现了对各种趋势的较量所产生的潜能的体验与行为。在原初的迷失方向中,这种作为潜能的力差既是人类生存者与有机化的无机物(技术)之间的节律差,也是由分化中技术结构领先于技术构成,又反过来分化和影响生存者时所引起的相位差;另一方面,在勒鲁瓦一古兰的理论中,速度更普遍地表现了一种能动性,即互相竞争的物种间的潜力差。于是我们又应当考虑竞争物种间的(转导)关系。显而易见,这种关系必然导致能动性的整体上升,但其中的局部策略又很可能使速度减缓甚至基本停滞。然而正如停是动的一个侧面,缓速亦是速度的一个侧面。
前言
① 尼采:《道德谱系》(第二次修订),第135页,MercuredeFrance,1964年版。
② 当我读到雅克·德里达的《领先》(Minuit版)及《信仰与知识》(Seuil版)时,这段话早已写毕。那时,《技术与时间》的第二卷业已付梓,便来不及加上我对上述两文的体会了。然而需要指出,继《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之后,我在这里对过失与速度问题的拓展萌生于雅克·德里达在我论文答辩时对我的一番教诲,也得益于与理查德·比尔德沃斯(RichardBeardsworth)、霍华德·凯吉尔(Howard Caygill)及乔治·柯林斯(George Collins)的交谈。
宗教一神论问题及信仰问题贯穿当今的迷失方向。我已将这一点概述于“雷吉斯·德布莱的信仰”一文的提纲中(发表在《争鸣》第85期,Gallim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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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技术补余无论怎样领先都是有限的。作为补余,它造成了一种只能被体验为无限的偏差。然而与其说它无限,不如确切地说它无定限(不确定性原理)。但相对滞留有限性来说,它又是准无限。这便是体现在由不可还原的特性即事件构成的场所中“谁”与“什么”之转导关系的内涵。速度是已逝之物与有活力之物之间,即初级滞留与第三记忆之间较量的切实性。从速度出发来思索这个时代就是在解体为空间与时间之前、在形式与质料对立之前考虑如何把我们用怀疑的眼光看到的一般的事件化加以改造,从而探讨中断重复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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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拼写文字的时代
我认为,公开使用我们自己的理性就是知者在所有读者面前运用理性。
—康德
- 拼写、确正与照相
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的最后一章里,我们曾问道:“既然已经在此构造了时间性,也就是说构成了进入我没有经历过的过去的入口,开启了我的历史性,那么这个已经在此是否应当构造积极的实际性呢?这是积极的构造和历史的构造:其物质形式的形成在历史以内和历史以外构造历史性。”尽管海德格尔为肯定这一假设提供了要素,但他仍然排除了这一假设。
然而,把握此在的历史性首先是把握这一把握的可能性,即分析在什么条件下此在能将其自身的历史性纳入正题。上述可能性实现的前提是:这个历史性的此在争得它自身的历史性,并由此进入存在的历史(也是存在的遗忘)。我们将在本书中说明这个历史为何与文字的历史及公民性的历史息息相关。文字—以其字母特性且作为拼写形式的精确记录—释放了通达过去的新的可能性,因而构成了纯历史的时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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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在此积极地、历史性地构成其实际性,人类历史在历史性中的开启性与已经在此的拼写技术相伴而生。拓展这一假设需要建立补余的历史。有关补余的基本概念尚需从《论文字学》里悬而未决的问题中挖掘。
在此,我们不应首先把字母文字理解为音位学文字,这样才能重视其拼写特性。确正(orthos或orthotes)指的是什么?几何直线的笔直不曲,分秒的准确无误以及对世俗与政治权力①的记录之间有什么千丝万缕的联系呢?这种精确性的新概念对胡塞尔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马塞尔·德蒂恩内对它的重视程度也超过了构成古希腊政治公众性的新字符的音位学②。
哲学一向从音位学来理解拼写文字,因为音位学把正确(真理的严谨性,一切“精神指导”准则的正确性)植根于自身在场的音素即“谁”之中。我们则认为,这个自身在场只能来自“什么”的技术精确性效应。技术也使形式日臻完善,而形式的完善又带来了原始几何学的发明③和观念性的可能性。所谓音位学拼写文字的本质现象,与其说是对声音记载的精确性,不如说是对声音记载的精确性:问题不在声音,而在记载。同样,照片也是一种精确的记载。我们在本章中的论述看上去有些自相矛盾:先从巴尔特在《明室》中提出的照相现象学谈起,然后再折回文字的问题。这样做的原因是:照片可使我们避开“音位中心论”的诱惑,也能让我们看到与拼写文字并行的其他形式的精确记载——在此统称为记忆的确正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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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语中直线和权力都是“droit”。——译注
② 马塞尔·德蒂恩内(主编):《古希腊文字知识》,PUL,1988年版。
③ 参照胡塞尔的《几何学起源》,第210页,巴黎,PUF,196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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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照片的确凿性衔接过去与现实
探讨现代技术中所谓参照物问题的两部杰作当属本雅明的论述和巴尔特的最后一本书。①
巴尔特在《明室》中昭示的现象学目的是:
找到照相的自明性,即任何看照片之人都可见的、在他眼中有别于其他图像的东西②。
巴尔特谈到的参照对象问题揭示了“把被摄物与死亡融为一体”③的照相关系。我们可以直实地看到已逝即一去不复返之物。照片中的过去就是现在,逝去之物仍栩栩如生。照片“意味着逝者回归'到自身形象及自身形象现象的结构中”。照片的意向性是参照性,即被摄物曾经存在的确凿性。
我称之为“被摄物”的东西不是某图像或某符号所指向的不一定真实的内容,而是曾置于镜头前的、必然真实的、缺之便不成其为照片的东西。而绘画却可以在未曾眼见的情况下虚构现实。
言语一向有虚构和泛指的可能性:相反,“我绝不可能否认照片上的东西曾经存在过。这里有相互关联的双重状态:现实与过去”④。这种关联构成照片的确凿性原则。照相的意向性正是在这种对照相本质的追求中构成的,照相的意向对象是“曾经在此”。
第一章拼写文字的时代
①雅克·德里达:《心灵,发明他者》,第277页,巴黎,Galilée,1987年版。
②罗兰·巴尔特:《明室》,Le Seuil,电影手册丛书。
③《心灵,发明他者》,第291页。
④《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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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的参照物衔接过去与现实,这种衔接仅仅显现在由时间定义的谓项①中—这种效果可以保留“此时此地一缕偶然发出的闪光”②。这种由时间定义的谓项是以等同的方式重复那些只发生过一次之事的奇迹。一旦拍摄下来,这个永远消逝的特殊瞬间便会永存,同时又会无休止地回归。然而重复偶然像死而复生一样自相矛盾、不确实或先天就不可能。这里所说的瞬间应是那个一去不复返的瞬间。
与重复相同,“那一”瞬间指的是种客观性,即相机镜头的客观性。在照片的客观性中,参照对象与其记载“合而为一”,结果,风格与泛指都被排斥在外。这种(精确的)合而为一的机械关系如实地反映了那一真实的瞬间。
3.作为照片的曾经在此的衔接
相机运用两类互补的技术:一类是镜头的光学系统与快门的机械时控系统;另一类是被摄物在其中成像的化学载体。分光图谱是光敏胶片上化学反应后的显像,是两类技术的界面,也是拍摄者与观赏者目光的界面。
分光图谱只能事后迟到地显现:物体被拍摄的瞬间与这个客观地定格在分光图谱上的瞬间给观赏者的感受之间的关系是这个作为拍摄瞬间不可思议的重复的瞬间之延迟关系,是“被摄物的化学显影(我延迟地接受它的光线)”③。照相的曾经在此正是建构在这种延迟中,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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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说的不是语言学或逻辑学的谓项(prédication),而是指定义不同时间的界面。照片这个界面连接着我们看照片的现在与照片中的过去。—译注
① 本雅明:“照相的小故事”,《杂文·第一卷》,第153页,Gonthier-Denoël,1971年版。
③《明室》,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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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到了科学发展(银盐光敏性的发现)使人能捕捉以不同方式照亮的物体所发出的光线并将其直接洗印在胶片上之时,这个曾经在此才成为可能。
“直接”即不拖延,即化学反应时间加权光速时间—二者的关系构成钟表般精确的曝光时间或快门速度。
照片的字面意义是被摄物的光线发射。从一个真实的、曾经存在的身体里发出的辐射触动了此处的我。光线传播时间的长短并不重要,逝者的照片像星星迟到的光线一样触动我,一种脐带般的联系将被摄物的身体与我的目光相接:光线虽然无法触及,在此却是一种肉体的介质,是我与被摄人共有的皮肤。①
从前的东西通过其直接辐射(其发光性)确实触到了这个表面,这个表面又被我的目光所触及。②
看照片其实是重新看,迟到是其根本特征。过去就像曾经存在的现在那样毫无保留、毫厘不爽地再现,然而它只不过是某种精神或幽灵的残余。照片对我来说是现在过去时,尽管这个过去可能不是我的过去,可能是我未曾经历的过去。被摄取的光线像发自无限遥远过去的、闪烁在夜空中的星光,它衔接我的现在与我不曾感知却像时间性母体那般熟悉的过去。光线是时间长夜中温馨的滋养层,它孕育了在我的当下获得新生的一瞬。这种可能性来自物体曝光瞬间与构成这幅照片的摄取瞬间在时间上的同一性——对快门时间与银盐化学反应时间的调整使过去的一瞬倒流在我们当下的目光中,只是迟到了而已。这种时间上的倒流即时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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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室》,第126页。
② 同上,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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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的基础是曝光。曝光时间的长短并不重要,即便是百万分之一秒[……],它仍旧是曝光,因为曝光在此不是被摄物的状态,也不是摄影者的技术,而是阅读的“意向”:看照片时,我的目光中不可避免地加入了我对把一个真实事物静置于我眼前的、如此短暂的曝光瞬间的思索。我从现在这张照片的静止状态追溯到过去的拍摄,正是拍摄时的那个停顿构成了曝光。①
按下快门的瞬间与物体被拍摄的瞬间相吻合。衔接过去与现实的可能性正是基于这两个瞬间的吻合,其中观赏者的当下又与分光图谱的显现相吻合。然而这种衔接又是从一去不复返的过去中抓回真实事物,就像我们抓住“星星发出的延迟的光线”:看照片时,过去是在场的(这正是“真实”之意:与其说是存在,不如说是对时间的定义),但这个在场只能延迟地呈现。看照片只能是重新看,它不仅是再见,而且是永别。
- 历史与自爱
分光图谱不仅是显现照片的载体,而且也是现象本身可我们恰恰不能将二者区分开来。分光图谱意味着分光、死而复生、场景和反射。巴尔特借照相的自爱问题提出了人类历史的主题。照片的分光图谱应是置于观看、幻象及表面的历史尽头的一面镜子,观赏者投影于其中,人类历史本身也将像镜子一样破碎在其中。
历史由什么样的镜子构成?什么是观看的历史?其中有哪些阶段?第一面镜子是什么样的?在照片中自视的目光会是怎样?我们可以通过自身形象,通过借助于诸如绘画、歌唱、吟诵、文字、照片、电影、录像、电视、数字及模拟数字图像这类形象技术的反射而建立的影像来深入研究上述问题,并找出鉴别和区分这些目光之“主体”的方式。照片带来了一种新的鉴别一区分方式,也是另一种对死亡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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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室》,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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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仪器的出现是镜子阶段的器具具体化,对此阶段的超越本质上总是延迟的。自身在这些仪器中(重新)自视,而这些仪器“为我们”,“以其自身也为其自身”而建立自身。我在照片中自视是在去远(Entfernung)与绵延(Erstreckung)中(重)见自己。去远与绵延产生了此处与彼处、过去与将来之差异,并使时间过程和自身临近成为可能,否则我就绝不会看到自己。这个总是延迟的反射使我在此一在我的照片中—看到死亡。镜头拍下的照片主体是扭曲的,即被目的化和物化了的,它形同幽魂。在被摄主体从照片中重见自己的那种典型经验中,在拍摄的事后,死亡迟到地,或者说太晚地显现了。
正是在刘易斯·佩恩的肖像前,照相的时间的出离特性被淡化了:
1865年,年轻的刘易斯·佩恩因企图刺杀美国国务卿休沃德而被判绞刑。亚里山大·伽德纳在囚室中为他摄了影。照片很美,小伙子也很英俊,这是照片的内容(studium);但视点(punctum)①却是:他就要死了。照片给了我两个信息:绞刑即将执行,绞刑已经执行。这个涉及到死亡的过去将来时令我不寒而栗。照片一边给我呈现曝光时那个绝对的过去(不定过去时),一边又告诉我将要来临的死亡,刺痛我的正是发现了二者的等同。我在我母亲儿时的照片前自语:“她后来死了。”我就像温尼科特的一个精神病患者那样,为一个已经发生的不幸而心悸。无论照片中的人物是否已辞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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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尔特在《明室》中对这两个拉丁语词汇作了解释:studium指照片中可分析的内容,比如文化、背景、热情、兴趣、投入、意图等,我们将其译为照片的内容;punctum原意为刺伤、小伤口、斑点等,这里指照片中不经意地引人注目的,难以言状地给人触动、刺激或伤害的细节,我们将其译为视点。——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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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照片都是这种不幸。①
所有的照片都是这种不幸,所有的自爱都属于死亡学。然而照相中的自爱又与众不同:它开启了另一种与终结的关系和另一种时间。
照片中的延迟在我与我的终结之间建立起一种独特的关系,并使我异乎寻常地时间化:照相中走向终结的存在是独一无二的。
5.可见的时钟、延迟的镜子和客观的忧伤
相机是可见的,更恰当地说是可重见的时钟,它拍出的图像也是一面面镜子。这些载体是我的意象(imago)②的界面与表面,是延迟地辐射的分光图谱和延迟的镜子。
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论,钟表(即“什么”,度量时间的技术仪器)将我们指向它处(指向“谁”和终结)。然而这里的技术仪器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其中构成了现象,即时间。更贴切地说,没有偶然性就没有时间性。时间构成于技术性中,或者作为技术性而构成,而技术性又是本质上的偶然性。读巴尔特的书让我们领悟到通达已经在此的技术条件为何能够决定超前的可能性。技术(tekhné)给予了时间。正是在与上述分析相近的意义上,我们在后面把音位学文字理解为拼写技术,只是又根据音位学文字的技术特性而作了调整。
照片中透着一种交织着时间与技术的客观的忧伤,观看的历史也一贯如此——这些观看只能形成于折射时空的仪器与技术的表面,因为相关差异既是时间的又是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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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室》,第148页。
②瑞士心理学家容格(C.G.Jung)发明的词汇,指父母留在幼儿潜意识中的、日后影响其行为和理解的表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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