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人文与社会译丛

这便是纸的永恒的庸常性，也是在从《斐德罗斯篇》起总是把记载记忆看作记忆缺失、忘记了本质和“不留痕迹的沉思会逐渐消逝”的这些思维中对纸的永恒的遗忘。尽管如此，胡塞尔最终还是提出了滞留有限性的问题，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我们对“光速时间”和事件化的所有分析表明创造性比比皆是，而目在综合了滞留有限性的所有代具中一在任何微不足道的载体上，纸当然不是其中之最一都存在着行动和投入。语言是“什么”的十分特殊的个例，其创造性动力是“什么”的一般创造性的特殊化。把语言说成是“什么”的特例显然会招来非议，因为“语言不是简单的反射，而是构成性的中介”，然而这正是一般的“什么”之真相。作为自身之外的存在的时间出离结构，语言已属于“谁”与“什么”的偶合；更深入地讲，在语言的这种或那种规范之前，这个“什么”就已是所有时间性—比如通达已经在此，也是通达未来—的构成物。语言固然是已经在此的优先传播体，但依笔者之见，它仍然只是众多传播体中的一员而已。语言绝不可能削减其他传播体的多样性、独特性和特有性，同样也不能削减其自身的特性，即它的特有语言性。更重要的是，只有作为总被归入滞留有限性时代的“什么”或从“什么”出发才能通达已经在此。这在维诺格拉德和弗洛雷斯的分析中丝毫没有被触及，尽管他们在揭示“谁”与“什么”的关联上有着虽不突出却仍值得褒扬的贡献。他们这样写道：“海德格尔所言的我们的计划’使我们忘记了理解的社会涵义和计划所引起的投入。”然而由于他们忘记了计划与繁忙的差别，也由于这个差别因开启了本体差异和存在的不同时期而忽略了海德格尔理论中作为遗忘因素的原初代具性，维诺格拉德和弗洛雷斯忘记了爱比米修斯原则，即构成与“什么”的关系的遗忘。爱比米修斯原则重复它所承载的普罗米修斯原则，并由此构成那个在对经验的一遍遍重新记忆中沉思其“过失”和遗忘的“谁”。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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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灵到维诺格拉德，无论是正统还是非正统，认识模式无法想到的是“谁”与“什么”在其助产过程中形成的原初复合体、作为时间性的思维以及把滞留有限性纳入服从于技术趋势之外延原则的时间。这个演变不是遗传的，而是后生成的，也就是说创造性的：没有一种单一的解释原理能够彻底阐明生成问题，于是它便带有占卜性的预言色彩，因为对于欲在无思和思维对象中摒弃其复杂性和公共关联性的思维，难道还有别的解释吗？只有不确定原则，而且有限性的未来是不确实的。“谁”与“什么”的复合体不断变换时间化条件，如果西蒙栋所说的机器个体化的继续是把“谁”的器具能力交给“什么”来代管，那么只有在“谁”与“什么”的关系发生转化时，这个代管才可行。试想有生命的、会死去的因而也是超前的机器代具被制造出来，这在今天至少是一种可能性，对于“先于”或“制造”它们，并在其“组合环境”中继续存在的、“谁”的后生成的已经在此来说，这些机器代具将是超前的。

维诺格拉德和弗洛雷斯的批评并不是贬低马图拉纳的研究，也不能证明把这种思维方式与解释学①相提并论是徒劳的。事实恰恰相反。结构偶合的概念—尤其是弗朗西斯科·瓦雷拉所拓展的结构偶合概念—有种种理由引起我们的兴趣，首先是此概念给燧石岩层与大脑皮层提出的助产术问题，更广义地讲，给被普遍视为助产术的“谁”与“什么”之关系问题提供了要素。然而，瓦雷拉也像别人一贯做的那样，把质料、纸及其他诸多材料都忘之于脑后：

一台机器的决定因素是各种关系。机器的组成与其质料性——即决定机器物理实体的各个成分之属性——无关。机器的组成涉及到材料，但材料本身并不进入机器中。由此看来，图灵机器便是某种组织结构，但其设计方式和整体实现过程(电、机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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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让一米歇尔·萨兰斯基和韦罗·阿维兰热已在这一领域作出了令人鼓舞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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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似乎又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①

的确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图灵机器并不存在，因为不存在拥有无限记忆的机器。这样的机器当然与质料性无关，但这样的话，它与现实，或者说与切实性也毫无关系了。至于质料在机器的切实动力中的作用，西蒙栋已告诫我们：它完全不是无关紧要的，尤其在具体化过程中。然而我们看到，生物研究卓有成效，且上面的论述旨在说明它生机器与自生机器(即有生命的存在者)的差异，前者不具备自身转化原则，而后者是封闭的、自主的运作系统。自生机器自己制造自己，因而不必听从外来指挥，也无法被编程。用编程的眼光看这台机器，这种做法则是从外部观察时产生的(必要的)幻想。把两类机器区别开来是非常合理的，然而，这些有关机器和质料的论断固然迎合了雅各布把活细胞比作化工厂的说法，却贬低了瓦雷拉对认识的研究。

“谁”与“什么”的复合性是通过作为载体的这个“什么”而从根本上质料化的。这是无机物的也是有机化的质料性，也就是说被技术趋势所渗透。忽略这个“谁”与“什么”的复合性，在我们知道的所有“认识”科学中已司空见惯，唯一的例外是尚处于萌芽阶段的多因子系统理论②。我们将会在本书最后一章看到，此理论也混淆了意向性的涵义，更有甚者，它没能考虑到时间物体构成于其中的意向性之纵向性。

17.相关差异同一性的问题:谁编程什么？

虽然海德格尔在其晚期著作中把考察技术——这一词的涵义完全不同于“海德格尔派”和“海德格尔反对派”在“技术问题”上喋喋不休的陈词滥调——的任务交给了思维，但他似乎从未想到技术有可能带来差异或“拯救”。他总是重申他的基本论点:“技术的本质不在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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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弗朗西斯科·瓦雷拉：《自动化与知识》,第42页,Seuil,1989年版。

②还有布鲁诺·巴希蒙尚未发表的精彩论文:《伪迹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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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语言与技术语言》使技术、知识和现代技术的关系综合发展，也构成了语言信息处理这一主题。

如果说现代技术已成为可能，那是因为技术

从古希腊语刚刚诞生时起就与知识同义。[………]

技术的概念不是做而是知识。[……]然而，由于在技术中知识原则主导一切，一旦出现并发展了与其相对应的科学，技术自身便提供以特殊形式建立其知识的可能性和要求，这便是一个事件。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在西欧历史中，在所谓现代的初期，应该说作为现代的初期，这种事件只能发生一次。①

如果说光速时间的技术信息这一范例可能像控制论那样成为当代技术的知识，那是因为技术原本就是知识，这便使现代自然科学同技术结合起来，成为独一无二的事件。

结果产生了对认识的科学与技术的双重定义②，其中，一切事物都不再是一目了然的现象了。当有认识潜力的技术与科学相结合，并因此与科学一道具有实际的认识能力时，掌控与主宰的计划便得以实现，自然界就被迫在可计算的客观性(康德语)中呈现。

然而，这种具有挑衅性的强迫(herausforderndesStellen)同时也构成了现代技术的根基，它强迫自然界提供能源。

这里我们又回到《技术的问题》之主题，即作为能源储备的自然理性化的主题。然而这种说法又经不起推敲。如今固然有作为现代技术基本特征的储存，但滞留有限性的理性化比能源储备和对“自然”所施的暴力更野蛮、更具打击性和吞并性。首先——或者说原初——要有滞留，才会有储存（海德格尔显然没有忽视这一点，且将它说成是Bestand,但并未视其为滞留有限性)。囤积草秸或木柴这个始于新石器时期的储存行为只不过是记忆、蓄积和超前的特例，它引发了真正的记忆、计数技术以及从中产生了数字运算、土地丈量及最终的几何理性的电报术、精确性和一整套度量过程:如果说技术与认识相关联，而且二者能与科学相结合，那是因为认识的本质及更深层意义的知识均为滞留有限性，即电报术。我们在此不能简单地把计算与不确定性对立起来，况且“知识”就是对这种有限性的知识。

技术与时间

① 海德格尔:《传统语言与技术语言》,第22—23页,Lebeer-Hossmann,1990年版。

②“如今我们认为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是相互支撑’(海森堡语)。[……]技术在认识中起共同决定的作用”。同上，第24—25页。黑体系本书作者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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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调当代技术的信息特征时，海德格尔谈的正是这种电报术。“发生”在人身上最严重的事(再没有别的事会“发生”了)是语言的技术化①。如果语言能够变为信息，它先前一定已拥有这种可能性。如此说来，用电报发送语言陈述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可以把话语的多义性转换为符号的单义性，后者能“保险与快捷”地传播②。“语言的模式决定于技术”。真正的话语使人听到多种声音，而当单义、精确、可快速传播的信息语言把多种声音扭曲成单一化的声音时，便是在破坏语言。“所以诗歌原则上不能被编程”。用莫尔斯电码写出的任何内容都是对一般文字，尤其是对拼写这种精确的文字的破坏。所有这些针对信息的论述也适用于作为知识之器具中介的文字。这就提出了信息与知识的关系，知识的信息储存(即滞留有限性的储备)这些当代的实质问题。尽管海德格尔说过速度问题值得在《存在与时间》中作特别研究，但他仍未重视此问题的性质。在对“传统语言”的定义上，他的这一弱点便暴露无遗：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①“语言不是简单的交换或交流工具。然而,恰恰是这种流行的语言概念因现代技术的主导地位而得到复苏和强化，且一反常态地被推到极端。可以把语言的定义缩减为：语言就是信息”。《传统语言与技术语言》,第35页。

②“让我们设想一下只限于点与横，且点与横的次数及顺序与口语发音相关的莫尔斯电报信号[………]。这类信息的先决条件是每个信号只能有一种意义，而且每个信号组也只能表达一段单义的陈述。语言在信息中保留下来的唯一特征是文字的抽象形式，它被转译到逻辑代数公式中，其中必不可少的信号和公式的单义性使保险与快捷的交流成为可能”。同上，第37—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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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自然”语言，即未技术化的日常语言，是我们在会议标题中所说的传统语言(uberlieferte Sprache)。传统不是单纯的约定，而是保留起始物，为已经开始说的语言保留新的可能性。①

什么是“未技术化”的日常语言？这显然是对语言的粗陋之见，常常出现在被海德格尔鄙视的对传统的分析中。传统和语言只能在已经在此、实际性及技术性的视域中开启。当代技术与其说是“说”和“恰当”的反义，不如说是已经在此的或来自其滞留精确性的、不自然且暖昧的新形式。毫无疑问，土壤和血缘的种族传统不见了。在这一点上，我们赞同海德格尔的观点。我们并不否认由此产生的痛苦，也深知传统消失所带来的巨大困境，但我们仍需自问：“有必要为此惋惜吗？”

当代技术的特征正是记忆的人为保存，这种保存也是记忆的制造及运作规则的更新方式，从中产生的是规律，而不仅仅是规则：这种记忆的有限性也是它绝对的无规则性，其构成性规则作为补余并以中断的形式从某种缺陷、特有性和本质上的不规则即本质的例外中产生出来。

综合从来是这些规则的创造性(语法的本质是创造性，所以构成规则的是不可确定的例外，同时规则又确定例外)，一旦成为记忆的工业开发，它便消除了具有种族一领土特征的特有语言的差别。结果是彻底改变了时间的效应，首先是各类思维程序的效应，因为思维从根本上具有特有语言性;更广义地讲，也改变了受新型网络影响的各类知识的效应。新型网络具有极端多态的编辑功能，构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复合体，其中每个网络都能决定其他的网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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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传统语言与技术语言》,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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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使新型网络变成了把知识、本领和教养普遍表现为信息、培训、外表及“生活方式”的网络。它一方面引起歇斯底里的纵欲，另一方面又带来难以估量的失落。一般的过渡问题作为越来越技术制度化、越来越非种族化的共同体—这里说的共同体也包括经国际组织磋商而形成的政治地理划分—之间的表达与界面问题被提出来：种族愿望是狂想、行凶、没有未来且完全受发展的驱使；而“人民”并不要求任何遗产，他们要的是生存权利，因为他们需要生存，他们只要求重新分配“发展的利益”。这个过渡、表达和界面的问题受制于信息与知识的分歧，它涉及到各类知识，也使分歧的所有个例以及各式各样的利益—比如大家熟知的红利——纠纷结构化。这种分歧受到信息交易特征的左右，也受到由此产生的与风险无关的机遇的左右。然而，因此便认为“金钱”是我们社会的罪恶就未免眼光太短浅，因为原则上使货币以易变和投机方式流通的脱离背景的资本化在解放技术趋势的发展中是必要的，信息正是因此而发展起来，并反过来影响知识及包括知识在内的各种形式的资本化或遗产化。虽然从变穷的风险这种逻辑来讲资本可能是种罪恶，虽然资本化和当今的各种投机行为使人备受折磨—少数特权人士所遭受的以精神为主的折磨和地球上几十亿人口的绝大多数所遭受的身心折磨，但资本本身并不是罪恶。诋毁货币恰恰是让这个风险逻辑负面实现，并彻底曲解应采取的决策之性质②。相反，对计算的专制和纯粹的“资本规律”听之任之又等于在思维这一政治任务面前临阵脱逃。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①还有某些电视节目承办的书籍、报纸、周刊与期刊的销售。

② 这种诋毁总在制造可诋毁之物,却不能抹杀金钱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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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评与决策领域的这种危机中，“什么”似乎比“谁”更勇于批评。“谁”在各方面都太迟缓了，于是出现了新型的技术反思模式。这里指的是对共同记忆的诠释规则,它们仅通过阐明①记忆的运作规则而转化记忆，这便是有限性的构成性的创造性的一般意义。如今这个意义受到邻近极限的速度即所谓光速时间的制约。光速时间是争取能动性的继续，也是技术趋势的实施，但又释放出一种惊人的不确定性——就像可怕的不可避免的可能性——的能量②。这种能量导致了“无所不在”、“非自然日”和对时空性的毁坏，它们影响到人体的结构，使之变得像工具那样“可拆卸”,因而必然中止身体的本性及其“所有权”，比如身体、遗体、墓地的不可侵犯性；与此同时，遗体冻存生意兴隆—远距离现身、远距离生存甚至远距离死亡(冻存活人或垂死之人正属此类)把有机体投向业已完成的非领土化之外的非地球化的可能性。于是，在这个模拟数字、生物技术的复合体中表现出记忆的印记的统一性，由此产生了大规模的、急剧发展的有限性的印记，即对陈述、信息及各类遗产物的铭记、保存、处理、转化及扩散(销售和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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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认识论的惯用词。阐明(élicitation)是把知道怎么做(knowhow)的规则变为知道做什么(knowwhat)的规则，是“单纯描述系统便能改变系统的动力。观察者在每一阶段都能通过可以改变他与系统之关系的理解来与系统发生关系”。摘自《自动化与知识》，第88页。

② 这个记忆工业的复合体也支撑着对分子或器官的供求,而这些分子或器官又成为(1)合理利用动植物遗产，特别是热带动植物遗产，从而产生南北遗产之崭新关系的农业生物技术的原材料(摘自M.A.赫尔密特，《外交世界》,1992年4月);(2)通过捐献、变卖、“回收”和更换标准零件而对身体施行的预防或修复性手术的原材料。某些器官，尤其是儿童器官的长期缺乏或者说供不应求造成了从南到北的器官倒卖，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技术犯罪地下网络(引自M.皮内罗，“儿童器官的摘除与倒卖”，《外交世界》)。如果此处没有像模拟、数字技术那样由输入器官所作的真正的信息铭记，而仅有通过捐献、索取、变卖或捕获以及外科手术或基因工程而作的器官提取和摘除，那就确实有保存、处理、移植之后重新进入生命循环和对整块记忆的移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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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调动各类记忆并使它们相互联系，并在这些记忆之间进行移植、转移、表达和再植。由载体、网络、程序和界面构成的种类繁多的器具则采集、处理和传播各式各样的一般记忆。对录像或电影、唱片、存档的照片、书写并保存于纸上的文件的存储构成了数据库。这些数据库与各个物种的分子序列一样，可以转移到计算机载体上。信息处理程序对记忆数据的处理方式作出规范，以便从中得出新的数据。不论这些新数据的形式如何，它们都可被其他记忆再处理。信息处理程序负责安排信息流程，并通过确正的规范来记录记忆的运作方式。正如言语因其自身具有器具性才可能被器具化，亦如对语言构成因素的阐述会改变这种器具性的切实性乃至改变整个语言，对记忆的任何阐明性规范都能回溯性地揭示其普遍的运作方式，并因此而改变这种运作方式：描述从来不是纯粹的描述，而总是对描述对象的铭记和更改。具有反思功能的记忆在无穷尽的器具助产术中自视与反思，而这些自视又难免会影响记忆本身。不付代价、不作努力就不可能通达滞留有限性。

电视节目(或电视节目表)与信息档案操作程序虽然看似迥异，却都是信息处理程序。对电影、报纸、畅销书、新光盘的简介或说明均属同类性质。记忆处理程序是记忆的理解与制作方式，具有或多或少的普遍性。它所遵循的逻辑很难立刻找到可比性，但这些逻辑无论异同都必须符合经济规律。由于它们在庞大的技术复合体中相互交织，我们更有必要抓住经济规律之特征。程序概念应扩展到诸如教学大纲、政治纲领、工作计划的各类活动中，它适用于以最复杂的形式来规范节奏、重复和习惯的各种活动。

工业化、理性化的记忆生产过程似乎是自动的，就像一条代具自动生产线在运作，它超越了国家、种族和伦理的疆界与屏障，是个体记忆望尘莫及的。虽然“媒体危机”、操纵、控制欲、战略、掩盖以及毫无远见的政治计算每天都在滋生索然无味的国际舆论，但施加控制、影响舆论和操纵意识形态的幕后力量已威望大损：程序化带来的后果似乎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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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难以控制，仿佛在预测与监控的庞大体系中酝酿着不可预见的事物，仿佛程序化只能是疯狂的程序化。

提出问题便是探求，即彻底探求、深入发掘、刻苦钻研、追寻本质，最终揭开真相。通过抓住问题之本而揭开真相便是提问的效应，或者说时间的效应①。

皮埃尔·诺拉也会使用“时间的效应”一词。这个问题如今成了一切事物的问题：

当我们针对我们的时间提问时，无论是在时间内还是通过时间提问，我们自始就感到不可能停留在某个个别问题上。目前，全部问题即一切事物的问题②，

对有限性的印记就是问题，而问题又是恐慌：

在掌控、真理和权力的世界中，整体问题便是空间深处的恐慌问题。③

舆论的疯狂是作为计算的掌控、作为控制的计算和作为程序化的控制的背面、副本或重复：

我们可以在“各类”报刊而不是在某种特定的报刊中读到的舆论——即没有载体的舆论——更接近于问题的恐慌特征。舆论用不决定也不明说的话来解决问题或作出决策。舆论是专制的，因为无人能强加于它，无人能对它作出回应。[…]

① 莫里斯·布朗肖：《未完成的采访》,第12页,Gallimard,1969年版。

② 同上,第19页。

③ 同上，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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