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人文与社会译丛

似乎引发一种超出自我逻辑即超出体验的扩展。存在着一种“不具备由自我主动性产生的意向意义”的被动生成，必须“靠某种意向性赋予其活力，并靠意向性将其转化为[…]纯理论意义上的前意识和前主动的计划”。然而这只是上述困境的新的表现形式而已，因为目的论“在驳斥现象学的同时”也挽救了现象学。

从本质上讲，目的论不可能在原初明证性中被给予某个具体的主体。为了忠实其使命，目的论应当先于所有的主动构成，也应当先于所有主体的意识。[……]把意向性变为超主观的主动性——即超时间性或者说无所不在的时间性之主动性—不正是否定现象学之前的所有成果吗？①

在《欧洲科学危机》中，本质与存在层面(即欧洲本质观念)的混同，涉及到科学历史的开启与定位论题的发明问题以及先验的“我们”之问题又制造了主动性与被动性“辩证法”的所有疑难，同时也把这些疑难转移到最起始观念的生成问题上来，其原因是：要么从未有过这种启动，从未有过任何开端，也从未有过真正的欧洲(只有历史被造作的欧洲);要么并没有经验与先验的分水岭。然而，这个主题又把现象学引到有限性问题上来，于是该问题变得像“技术生成”的假设那样不可还原。《几何学起源》探讨的正是这一问题。胡塞尔使用的仍是“先验还原的方法，这种还原不再有单纯的自我意义，而是被运用于先验的共同体”②；而且这种还原无法还原的——即不属于实际性的——正是技术性，同时也是真正的传统的沉淀，二者都涉及到事后的疑难结构：

第四章时间物体和滞留有限性

① 《〈几何学起源〉导论》,第248页。

② 同上,第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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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沉淀应当能被还原，以便使我们回归到原初的基础上；然而与此同时，正因存在着沉淀和传统，这种回归才成其为可能，

仿佛现象的现象性只能在根本上与普罗米修斯原则一致的爱比米修斯原则中(作为已经在此，也是对普罗米修斯原则之重复的事后的爱比米修斯原则)自我给予，这是因为

真正的“传统性”一贯被胡塞尔定义为经验现象，比如掌握使观念的传播与继承变得越来越容易的技术。即便胡塞尔不告诉我们这个技术生成是如何实现的，我们也知道它是建立在所有构成的时间连续性之上。意义产生的任何原初时刻都需要有一种“传统”，即已在实际性中构成的存在。

所以我们必须描述观念化过程，也

必须从“生存环境的前科学素材”出发，再回到前科学状态和原初观念性的生成①。

19.技术的相关差异

德里达于1953年提出了对《几何学起源》的解读②，而到了1961年，他又提出一种截然相反的解读，从而开启了真正的德里达哲学。胡塞尔的这一著作似乎抛弃了现象学自始就想方设法保留的东西：

技术与时间

① 《〈几何学起源〉导论》,第267页。

②德里达于1990年针对这些句子声明：“我后来写道:不对,需要斟酌！”

③ 同注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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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对意向的先验分析似乎堕落为一种令人诧异的解释。这种解释内容贫乏，以近乎荒唐的方式集中了来自混乱的概率主义和前哲学的经验主义的武断的解释假设中的所有不足。③

令人诧异的是，德里达在结束其现象学研究之后，又引用了《几何学起源》中的这一段话[……]:

早期的几何学家刚开始以口述方式合作时，就自然而然地感到需要精确定义对原初的和前科学的材料的描述，于是最初的几何观念性与最初的几何“公理”的方法便应运而生。

这种解释“把我们禁锢在恰恰需要悬置’的纯经验的实际性范畴中”。这是一种技术意义上的解释，“精确定义描述”的可能性被这个生成的技术性所开启。由于胡塞尔在引用磨光技术时把一般技术纳入先验生成中，所以他在确正的演变中看到几何的观念可能性之起点，这就把事情完全颠倒了，他对此也心知肚明：

需要把历史的解释与认识理论观点的解释[………]，把认识理论范畴的起源与生成范畴的起源从原则上区分开来。然而，由于我们没有界定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历史的解释和生成的概念，主导上述区分的宗旨被彻底颠倒了。①

此问题后来在德里达那里变成了通常意义上的文字问题，它使德里达的思想踏上了超文字之路。然而，《几何学起源》中提出的技术问题并不局限于通常意义上的文字问题。我们必须搞清这对超文字概念，对有关纹迹和相关差异的思考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原初观念性的生成学意味着有一种“产生于时空事物世界的[……]严格的公度性””，而且

第四章时间物体和滞留有限性

① 《〈几何学起源〉导论》,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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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起源在人类活动中纯属技术性。正是“磨光技术”给予我们表面的纯粹观念，几何的点与线来自“或多或少纯粹”的点与线。同理，经验、技术和心理上的“比较”行为促生了同一性。这种超常分析的所有细节都描述了一种纯技术的生成。①

由于排除了连续性问题和作为(几何学时间构成于其中的)延迟的历史问题，源点和绝对开端的观念都被抛弃了，

事实上要想进行还原，几何的历史必须已经存在，我必须对几何已有简单的了解而不必从头开始②。

否则就必须断言：几何的观念性——即其统一性——是一个当即，一个从古希腊时期发展而来的，独一无二的大当即。但这样一来，基本上以文献为特征的科学结构在这个大当即中，在这个对当下的扩展中就变成了构成性因素，因而必须将此结构扩展到所有对时间连续性的理解中。原初更改——即在场—是从已经在此(作为磨光技术和获得一般精确性的文本化的第二记忆）发展而来的。存在着过去滞留的循环，它可以被再激活，从而进入所有的时间化。我们必须从《几何学起源》的事后和作为事后思考的起源(原初缺陷)出发，回溯性地重新考查《内在时间意识的现象学讲座》中谈到的所有遗产之结构。

具有时间特性的有限场在当下被第三种记忆扩展开来。这个第三记忆把过去向未完成任务的未来敞开，而自我范畴的“滞留有限性”像几何可能性那样扩展到“我”的先验共同体的无限性之上。同样，这个扩展以文献性即以唯一能使再激活成为可能的技术沉淀性为前提，它方面向沉淀物解构的内在可能性敞开，另一方面受其总是可能的不确实性的影响。科学和哲学的传播过程因此变成了

技术与时间

①《〈几何学起源〉导论》,第270页。

② 同上，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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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如果不等同于的话)内在时间意识的过程[……]。当下的呈现既不像断裂也不像过去的结果，而是像过去之当下的滞留，也就是说像滞留的滞留等。活意识的滞留能力已经消失，但它以习惯和沉淀的形式把过去的意义、价值和行为保留下来。①

这就导致了超前的优先地位:历史的当下“总是几乎立即指向寓于其中且总以计划的一般形式呈现的全部过去”②。这个超前就是迟到：“迟到的原初意识只能具有纯粹的超前形式”。如果意义的呈现条件存在于其重复的技术可能性中，那么直觉与意义的扩展则来自本身是技术构成的当即的扩展。文献性是原初的。言语属于“文献性”，但前提是

语言的观念性是观念物体——也是沉淀物或人们的存储物——的栖身处。但这里的原初寄存(dokumentierung)并非记录某个私有物，而是制造某个公有物，即不再属于原初物主之物⑤。

不可能有无终结的自我意识。与此同时，

在生动且短暂的明证性之后，在有限且被动的滞留消失之后，意义可以在重新记忆行为中以“等同”的形式再制造；它并没有回到虚无中①。

第四章 时间物体和滞留有限性

①《〈几何学起源〉导论》,第45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171页。

④这里的意义来自让—吕克·玛里昂的《还原与给予》一书(第10—63页)。

⑤《〈几何学起源〉导论》,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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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记忆变成了构成超大当即、历史的当即以及维持拼写的第三滞留的可能性。然而，在目的论一先验自我意识之真理—在由几何的“我”组成的共同体中—的事后实现之前，第三构成性就已存在于自我意识的内在性中：

对于其他主体来说，意义在成为相同客体的观念性之前就已相对于同一主体的其他时刻，它以这种方式构成观念性。于是，主体间性在某种程度上首先是非经验的我与我之间的关系，我目前的当下与其他真正的当下—即作为其他也作为当下的当下—之间的关系[……]

从第三记忆出发追溯超自我流程并克服自我流程的事实中断之可能性悬置了印象意识的法则。滞留有限性既可被视为真正的滞留有限性，又可被视为准“替换”的(没有被剔除的)滞留有限性。缺陷已变得不可或缺，它开启了没有主体的先验中断：

依波利特在谈到中断的一般意义时，提出了“没有主体的先验场”之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中“出现了主观性条件，而且主体的构成来自先验场”。可以断定，文字作为绝对恒定的、观念的对象性场所因而也作为绝对的客观性场所—构成了这样一个先验场，正是从这个先验场或其可能性出发，先验的主观性才能预示和呈现。②

技术与时间

①《〈几何学起源〉导论》,第82页。

② 同上,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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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的可能性是爱比米修斯式的重复，也是无意识或下意识开启性的普罗米修斯原则的延迟的重复。相关差异属于技术范畴。

自由处于文献和更广义的作为记录载体的“什么”给予的恢复与重复之可能性中，这就是重复爱比米修斯原则之差异的普罗米修斯原则。在此，从习惯中解脱出来就是把纹迹置于外面，置于自身之外，并把自己与纹迹一道置于自身之外，同时保留回归自身的可能性。这种重新构成——也意味着综合——的可能性对构成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在滞留有限性的工业综合时代，重新构成和由此而来的二次中断重复又处于什么状况呢?

20.程序工业的时间物体

我们的时代确实是程序工业与工业化记忆的时代，其后果是工业化记忆的产品成了流程，出现在这个流程中的是一种完全特殊的时间物体(它的流程特性与受其影响的意识流程相吻合)。

程序工业①—尤其是广播电视信息的媒体工业——制造大量的时间物体。这些时间物体的特征是被上百万，有时上千万、上亿甚至数十亿的“意识”同时收听或收看②。这种规模宏大的同时性促生了与群体意识和群体下意识相符的，形态新颖的新型事件结构。

第四章时间物体和滞留有限性

① 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过程中，法国曾提出把程序工业作为“文化例外”来处理。这种提法不无道理，但很难说此方案是否真能解决问题。我们在下一卷中还会重新讨论这个问题。

② 有人会反驳道:电讯高网(信息高速公路)将会通过让人们接收种类更加繁多的视听节目而改变这种局面。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但我们在此必须指出：一方面，世界范围的媒体系统把事件制约在主要集中于控制文字与视听信息的几家国际通讯社的工业经济内部。这种事件的结构不应受其破坏，反而会从中得到强化。显而易见，这并不排除事件的结构也会因此而向各种新的可能性敞开;另一方面，来自所谓“多媒体”的极其丰富且尚未开发的可能性本身还只是可能性而已：纯经济的逻辑很可能导致多媒体最贫乏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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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的卓越贡献在于提出了初级滞留和纵向意向性的概念。如果说他未能考虑到工业时间物体，那是因为他在意识流的构成中排除了客观综合的记忆。我们若不借助于对工业化记忆诸领域的研究，就很难对工业时代作出认真的思考。在工业记忆的各个领域中，无论涉及到“鼠标的事件”,即电脑使用者(电脑即时钟)激活中央系统的图像界面还是涉及到把非生物体的规则引入生物体——从而引入作为胡塞尔对时间的思考之出发点的活的在场—的分子测序与基因治疗所导致的新生物体的出现这一事件，序列性都与事件化相互交联。

工业时间物体以其接收的同时性和世界性趋于悬置所有的背景化。记忆的工业化使背景解体全面普及。文字的背景解体促生了越来越多的解释，拼写文字在特殊此在的已经在此中重新背景化，而已经在此在当地节律的环境中重建其特性。相反,工业时间物体使节律几乎完全离开原位,它(通过卫星电讯网络)来自一个不具名称也不具此时此地的它处:相关差异的遮蔽就是无场所的非相关差异(“无未来”意味着“任何事情都不会再发生”)。

我们在第三章看到，直播的时事是即刻的过去，它使当下过渡，从而构成一个已经在此。如果说在时间物体的当即中，初级滞留的选择标准在滞留有限性的工业综合中事先被变成第二记忆的、先前的时间化所影响，那么这种选择性就会被第三滞留的即刻性短路。由于模拟与数字综合特有的时间出离之形态，第三滞留与初级滞留和第二滞留相吻合，所以凯诺说电视“是冷冻在历史中的时事”。既然发生之事通过图像意识即刻发生了，那么如何在时事这个时间物体中切实区分初级记忆(即“刚刚过去”之事)与图像意识呢?对这种时事的体验就是时间物体，也必然是图像意识，而当下则趋于不再仅仅表现为时间物体(听广播、看电视)。

当下是图像意识,因为它是世界的表象，是操纵和“导演”“直接”剪接的对象,也是把(我没体验过,但被同样没体验过它们的“解说员”“解说”的)事件搬上银幕的“导演”“制作”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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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又不是图像意识,因为它是“我们”的意识的集体当下,其中，这个“刚刚过去之事”——也就是这个即刻变成过去的即刻过渡——已作为已经在此并以已经在此的全部力量而真实地构成了。它一方面构成我虽未体验过但又在某种程度上作为补余而被体验过的我的已经在此，另一方面也构成“我们这些人”的但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我们”的已经在此。如果说初级记忆与第三记忆之间的区分还有可能成立甚至不可或缺(并非对立)的话,那么这种区分在此却变的完全流于形式且内容空洞了。

前一章谈到事件化——作为所有发生之事的时间物体演变——遮蔽时间的相关差异时，我们本可以借用利科评述重新勾画时间形态的不可能性时所持的论点①。然而利科揭示的胡塞尔无法理解“宇宙关联物”②的事实又敦促我们去分析技术关联物，它们勾画并不停地(重新)勾画宇宙形态；在我们所说的二次中断重复的第二击过程中，它们也是重新勾画或需要被重新勾画的主体。

这个第二击的概念就是特有文本，即记忆流程，它的构成一贯来自其滞留有限性所强加的重新构成性。

特有文本尝试着思考场所、场所的(重新)构建和真正的生成问题，即事件的时间发生中空间性的开启问题。这种尝试“发生”在被我们描述为背景解体的“上下文”中。我们在本书中试图提出有关迷失方向的——我们认为是当代“特有”的，但也是从起源缺陷以来就已预示的—生成学和系谱学因素。我们在第三章的结尾处询问:共同体(在共同体的缺陷和缺陷的共同体中)的(重新)构建是否可能？如何在背景解体中成为可能？

第四章时间物体和滞留有限性

①《时间与叙事·第三卷》,第259—265页。

② 同上,第154—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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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文本的这个尝试欲通过有活力、有动力的方式，即通过重温胡塞尔、伯格森和海德格尔的理论来深究此问题，同时作出新的努力来体会我们读胡塞尔的著作时提出的问题，那就是:本质在哪里？

胡塞尔通过我们前面评论过的图表来勾画时间物体的流程意识。

伯格森则运用锥形体来描绘感知与记忆的关联性。

时间物体是流程中的漩涡，即螺旋式漩涡。

所有“意识”本身都具有时间性，因而都是漩涡式的，形成事件的漩涡呈现在“意识”的涡流中。这正是特有文本的结构，因为此结构是产生漩涡的涡流。然而它本身又被卷入已经在此的涡流中，被以代具方式承载和综合：更广义地说，这个涡流不应被称为“主体间性”，而应借用西蒙栋后来教给我们的术语:相间个体化(transindividuation)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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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个词是本书作者创造的，它衍生于西蒙栋的相间个体(transindividus)一词，意为个体与个体之间在参与集体行为时的个体化过程，所以也可称之为预个体(pré-individus)或共同个体(co-individus)。本书作者认为，相间个体化是个既稳定又不断变化的结构：个体在参与集体活动的同时，又有可能发展自己的个性，因而既有个体的同一性又有群体、社会、国家和种族的认同。然而，这种相间个体化如今受到程序工业化的严重冲击。这便回到了本书的主题:技术是人的属性，但又有将人类推向消亡的趋势。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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